新聞：勞動節來說勞動權益

【明報專訊】2017-04-30

香港人大多都有一個身分叫「打工仔」，身為勞動人民的你，對自己的權益了解多少？

明天是勞動節，連一向公眾假期沒假放的速遞員、保安、記者、地盤工人，也難得休息一天，因為這是幾經爭取而來的「勞工假」。

同樣是廣大勞動人民一員，為什麼有人一年放十七天銀行假，有人只得十二天勞工假，農曆年初四要「年初四咁嘅樣」上班？

研究勞工政策、法例多年的方約恆說，「勞工假」與「銀行假」的分別，要「回帶」到百多年前。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政府訂立公眾假期，其實主要目的只是方便商業運作，告訴人們政府、銀行、法庭休息，就算要據合約付款，銀行在公眾假期都不會辦理。」到了近百年後的一九六一年，港英政府才立法確立六天有薪假期，是為「勞工假」之始。

方約恆是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背後的男人」，擔任其議員助理逾二十年，回歸前後在立法會（立法局）打過許多勞工政策的仗，記者們尊稱他「方公」，因他有如「活字典」，熟悉政策來龍去脈。適逢勞動節，今次就由這位撐打工仔多年的打工仔，為大家上一課勞動人民權益「雞精班」。

1. 接近半數打工仔放銀行假

若你放的是日曆上紅色的「銀行假」，恭喜你，你是全港打工仔中不足一半的幸運兒。據統計處二零一一年調查，全港二百七十五萬僱員只有49.5%放公眾假期，30.9%放勞工假，其餘無法計算假期，如散工。放勞工假的，有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還有運輸、建造業、保安及清潔等。

這個分別，源於香港於一八七五年制定《假期條例》，列明九天公眾假期，但僅限政府、銀行等機構，名副其實是「銀行假」，直到近百年後的一九六一年，政府才立法為「工業僱傭」確立六天有薪假期，是為「勞工假」之始。

不過，「勞工假」最初真的只限體力勞動的「勞工」。「工業僱傭是指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不論薪金多少。若不是體力勞動，就只有月薪七百元以下的人受惠。」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許多人跟當年還在穿膠花的李嘉誠一樣，「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在工廠工作，工時長，休息少。有了「勞工假」，陳寶珠飾演的「工廠妹」過年才可以回家吃團年飯。「為什麼是六天？是跟從國際勞工公約。」

「勞工假」與「銀行假」相差多日，民間一直有不滿聲音。「政府曾諮詢勞工及僱主團體，希望增加勞工假，僱主當然反對，最後於一九八三年政府立法將勞工假增至十一天，算是先踏出一步。」

至於現在勞工假有十二天，大家明天可以放假慶祝勞動節，則要多得前立法局議員劉千石。「一九九六年回歸前，劉千石在立法局入了一條私人法案，提議將勞動節變成勞工假，最後獲通過。」這條法案是少數順利「過渡」九七回歸的法案，於是今天我們才有多一天勞工假。但值得注意的是，據去年瑞銀的調查，香港打工仔平均只有17.2日有薪年假，較全球平均的23日少。同樣是打工仔的方約恆笑說：「在歐洲，有薪年假有四星期」。

2. 時薪7元的清潔工

身為打工仔，大家可否在十秒內講得出，現時最低工資是多少？明天除了是勞動節，也是最低工資每兩年一度的調整日，由時薪32.5元加至34.5元。這兩元連買個雞尾包也不夠，卻是清潔工執幾斤紙皮才能額外換到的血汗錢，背後是向「廿蚊張」等大商家爭取多年的成果，單是立法，都用了足足十年。

方約恆說，早於一九九九年，李卓人已在立法會動議設立最低工資，但到二零一零年才立法通過，阻力不僅來自商界，更是因為當時經濟低迷。「回歸後有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沙士，失業率高企，九七後頭七、八年的焦點都去了如何保住飯碗。」此外，也跟政黨在議會內的合作有關，「當時連立法會內的民主派都不大支持，開頭民主黨也有保留。」

「後來成功立法，是因為問題真的太嚴重。」方約恆苦笑道。九十年代，政府及大型機構推行外判制，每兩、三年

便重新招標，「每次都將工資壓低，低到好可憐。」直至二零一零年的一篇報章報道，成為推動立法的轉捩點。「當年社聯找到一位露宿者做訪問，是食環的外判清潔工，時薪只有七元。」這位嚴伯伯由「三判」聘用，在旺角山東街公廁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日薪一百元，買了飯吃一天的工資就沒了，只能在公廁打地鋪，飯也在公廁吃。政府帶頭剝削，嚴伯伯的故事見報當天，社會嘩然，造成重大輿論壓力。

政府是最大的僱主。方約恆說，二零零零年，曾蔭權最後一年做財政預算案（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時，曾由劉千石拉線，李卓人答應首次對財政預算案投贊成票，換取曾在財政預算案的外判指引中加入計分細節，改善外判職員待遇。至二零一一年，《最低工資條例》正式實施，定於時薪28元，每兩年檢討，至今天加至34.5元，剛好夠吃一個飯盒。

3. 全民無退保 活到老 做到老？

常常收到強積金報表，都會痛心又蝕了錢。「六十後」的方約恆記得，早在八十年代末，他在大學搞學生會的年代，已在討論「中央公積金」，參考當年新加坡的做法，由政府營運供款基金，小巿民不用承擔投資風險。

那麼，今天的強積金是怎麼來的？最近大家討論要取消「對冲」，為什麼可以跟遣散費「對冲」，即遣散費可以由僱主的供款中扣除？方約恆說，背後是歷史原因，也是政府對商界的妥協。

「七十年代，遣散費跟退休金一樣，都是離職後即時的收入保障，功能上有重疊，因此當年政府為得到商界支持，說強積金可以與遣散費對冲。」方約恆笑說：「在此我要為工聯會平反，他們當年與勞工界都是反對的。」只是當年港督彭定康知道，若於一九九五年後由民主派佔多數的「新九組」上場，必無法立法，故在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前，匆忙送交立法局通過框架，成為二○○○年實施至今的強積金。不過，方約恆估計政府也希望取消對冲，因若投資有方，強積金理應不斷滾存增加，「若我們這代人的強積金少了一截，將來的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要花更多公帑」。

走過港鐵站，總看到保險公司「溫馨提示」大家要及早籌謀，才有望安享晚年。但外國有評論指出，現今的經濟結構下，「退休」也許是富人的專利。「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長命，若預計一百萬用十年，卻『不好彩』有二三十年命，怎麼辦？所以我們支持全民退保，為大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現時強積金有個制度性缺陷，只與職業掛鈎，那主婦怎麼辦？而且全民退保不用由巿民承擔投資風險，不用擔心金融海嘯。」

4. 合約工時 剝削合理化

瑞銀去年調查全球七十一個城市，香港人（被迫）「榮膺」全球最勤力的打工仔，每周平均工作50.11小時，拋離第二名的孟買約7小時（43.78小時）。

其實全球逾百個國家已實施標準工時，包括台灣、日本、南韓及新加坡，南韓及台灣的標準工時更只有四十小時。不過，方約恆坦言，要在香港推行不易，「許多工人本身人工已好低，想工作久一點多點收入。」行內稱為「賣血」。而且與商界「講數」，也是一大困難。「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實施最低工資，僱主每年只是多付數十億元，但若有了標準工時，就算加班不額外計加班費（premium，例如加班工資為平常的1.5倍），也要二百多億元。」

最近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未有提出標準工時立法，卻提出由僱主與僱員商議「合約工時」，方約恆批評是將加班「合理化」：「老闆可以跟你說合約工時是一周工作六十小時，若沒工作做就早點回家，其實沒有保障。」

5. 議會抗爭空間收窄

方約恆在八十年代搞學生會時已關注工運，專注勞工問題多年，聽他娓娓道來今天各種打工仔權益的來龍去脈，原來與經濟環境、議會結構、商界息息相關。例如一九六七年，工聯會及多個工會等左派組織引發六七暴動，翌年港英政府就成立《僱傭條例》改善工人權利，例如規定不可欠薪、要簽合約等，而政府亦引入條文，限制工會的發展，例如不可將會費用於政治用途。

九五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政治改革，增加立法局的「民主成分」，新增九個功能界別，即「新九組」，最後有多位泛民議員晉身立法局，打開了議會的議價空間。「當年多位議員甚至列出一份清單，與政府直接講數，通過了許多法案，例如將花紅列為工資，改善疾病津貼等。」回歸後雖有部分法案能「順利過渡」，但議員提出法案的權利被「剝牙」，封殺了議會抗爭的路。「根據基本法，任何與公共開支、政府運作、政治制度的法案都要由行長官同意才能提，而且回歸後民主派的議席不足三分之一，就算能提出都不夠票。還有分組點票，功能組別怎會通過？」

例如九七前方約恆隻身到英國請教法律專家，寫成《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工會可以代打工仔與僱主集體談判，而僱主必須參與，由李卓人在立法局提出並成功通過，可惜未能「過渡」至回歸後。回歸後李卓人曾於立法會提出，「但因有可能要由法庭裁判（紛爭），被當年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裁定與公共開支有關而不成功」。方約恆苦笑：「現在議會基本上沒什麼能做，唯有走民間路線。」

文﹕ 黃熙麗

圖﹕楊柏賢、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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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打工仔幫打工仔發聲

【明報專訊】2017-04-30

你出門上班。今天穿的恤衫，鈕扣由印尼工廠女工Siti縫上；路上把裝麵包的膠袋丟進垃圾桶，半小時前，清潔工人陳伯剛把垃圾桶清空；快到站，巴士車長阿偉見到有人按鐘，在你公司前的街口停站；回到公司，你換上制服接電話，「我叫Johnny，有咩可以幫到你？」

儘管互不相識，我們每天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條互相連繫的無形的線，叫「工作」。雖有薪水，但每天工作朝八朝三；因電腦擺位有問題，肌肉勞損至拿不起筷子，卻要收大信封；懷孕後老闆給你換上爛椅，着你搬貨逼你辭職，這些都不是「份糧包埋」。

以上都是「惟工新聞」報道過的真人真事，但成員Gilbert苦笑，許多打工仔看到，都不以為然說「我仲慘啦」。「我們都是工人，互相在大家的血汗中生存，若大家的待遇都不合理，為何不能一起爭取更好？」另一成員阿飛說。

網媒惟工新聞專注勞工消息，「勞工」由白領到藍領都有，正如其網頁簡介：「只要你無法靠投機取巧安穩度日，只要你手停口停，你就是我們的一分子。」各人每月拿出十份一薪水，出錢出力，只想以公民報道讓打工仔互相看見。

五湖四海 公餘時間寫稿做圖

據今年四月統計，全港約有三百九十五萬名「打工仔」。若「工人」不限藍領「工人」，而是「工作的人」，由清潔工人、醫生，到《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中新垣結衣飾演的主婦，我們大部分人其實都是「工人」。

「惟工新聞」成員也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有學生，有人曾在傳媒工作，有人來自法律界，有人在大學做研究，也有基層工人。Glibert笑言，核心成員每周開會，人數僅一枱麻將，他們也是打工仔，只能在公餘時間盡力維持每天有稿刊出。「有成員在辦公室工作，有時趁老闆不在或不用忙，偷偷用電腦做圖，但如果老闆突然有工作交代，便做不到。」

他們加入各有原因，阿飛在二零一三年碼頭工潮時跟工人聊了好多日，其後到工人組織實習，看到鎂光燈外深耕細作的重要。Gilbert則說，工潮時與朋友留意到「碼頭的辛酸」專頁，友人笑言「黎智英講民主多年，真的有人信，我們講工人可能都得？」他們的報道由打工仔不合理待遇，到國際勞工甚至敘利亞戰火消息都有，出錢出力，只為有把持平的聲音，屬於所有工人。

補位掃盲 呈現媒體隱沒的工人

「搜尋新聞報道，出現工人兩字通常沒好事。一是工運；或是法庭新聞，非禮打架強姦，接下來就是工傷。這些都將工人他者化，無論是在法庭當成是加害的兇徒將他奇觀化，或是工傷受害者，我們都是要憐憫他們，不會覺得那個是自己。」

Gilbert讀社會科學，大學時不時探望工人，「我們那年代不是媒體主導，是好直接的，所以我看到工人自己鮮活的力量。」因此惟工強調工人其他面向。「例如標準工時計算器，實用而扣連到生活。你不用在好慘的一刻才覺得自己是工人，我們有生活版，就算你住劏房都煮到得體的食物，可以DIY扮靚。在投票日子，是否可以站在你的社會位置決定投票？我們上年就做了立法會政黨投票紀錄。」

訪問前一天，惟工以二千字報道工友被僱主懷疑「假工傷」的調查。翻查新聞，因調查規模不大，僅兩三份報章以數百字報道。阿飛說，「補位」是惟工重要角色。「我們好幾篇都是回應主流媒體報錯的，如假難民掃盲帖（去年獲網絡公民獎），或HIT（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出公關稿，叫小花（年輕女性）駕重型機械，聲稱好容易，其實是抹殺了工友工傷問題。駕龍門架的工友勞損至尾龍骨退化，坐下都痛，你寫這些怎對得住工友？」早前救生員工潮，大台以偷拍片段稱救生員偷懶，救生員工會主動聯絡惟工澄清報道。

工人故事

每個故事都看到工人的獨特性，他們不分藍領白領，有九十後送貨小哥「五金佬」，也有朝八朝三的會計師「奈津」，希望「讓打工仔互相看見」。「有年輕藍領會覺得白領女性好歧視他們這些滿身臭汗的工人，但不要以為白領不會有工傷或職業病。」

生哥

五十二歲的生哥每次在馬會當值，都要接聽無數投注電話，電腦鍵盤擺位「不順手」，「你以為是小事，但日積月累，拇指的肌肉整塊萎縮。」生哥曾於辦公室突然全身僵硬送院，驗出患頸椎間盤移位，翌年不獲馬會續約。有如電影《我不低頭》的情節，他到勞工處求助，職員不准他把表格拿回家填，但生哥連筷子也拿不起來，遑論執筆寫字？失去生計還要每月花二千元求診，生哥因而患上抑鬱，要看精神科。

桂瑩

剛當媽媽的桂瑩本來當接待員，「老闆知道她大肚後，在同事面前暗示她偷東西，知道她已作過小產，還要她搬重物，想她自動離職。」桂瑩懷孕前曾因表現優異獲發獎金，但懷孕後老闆突然要她跑數，又稱她弄丟貨品而出警告信，桂瑩強撐到孩子出生，但放完產假回公司便收大信封，因此患產後抑鬱。「她說，就算最後追討不成，有人出聲都好。」

錦瑛

「廿蚊張」張宇人反對設侍產假，更質疑有人會變性換取三天假期。但事實是，連貨真價實的媽媽，要放產假都不易。錦瑛任職文員，上司知道她懷孕後說：「呢個timing真係唔好，公司好有難處。」她在幾個月前曾意外流產，而且剛懷孕不久，卻發現椅子被換，一坐上就有螺絲掉下來，直到第二顆螺絲鬆脫，終忍不住辭職。

文軍

「好多我們訪問過的工友，結果也是去了精神科，因為壓力真的好大。」地盤工人文軍工作時摔斷腳，連穿褲子也做不到，僱主賠了一個月薪金後失蹤。「孩子一個讀小學，一個還未讀幼稚園，老婆要照顧仔女，還要照顧他，自己又找不到工作，不是靠食穀種，便是向親戚借，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他還拄着拐杖追討賠償，又被人（保險公司）偷拍，最後也要去看精神科。」阿飛說，工友們最傷心是家人也反對他們繼續爭取，「你快醫好去上班啦，追不到㗎啦。」

阿嬸阿婆罷工 爭同工同酬

也許正如碼頭工潮，人多勢眾，總比單打獨鬥有效。阿飛採訪過最深刻的報道，是由一班「大媽」發起的「迷你工潮」。

今年初，威爾斯親王醫院百多名外判清潔工，不滿多年剝削及同工不同酬，發起罷工。「講起罷工，你不會想起她們，她們是阿嬸、阿婆，甚至是講廣東話講不正的婦女，但她們好勁，行動比工會更快。」她們由招聘廣告留意到新入職的同工薪酬較高，「我問了十位工友，她們都是聽朋友講，覺得不合理，便罷工囉！罷工了，工會才趕到現場幫手。」百多人罷工，兩天後爭取成功。

「人們常說，唔得嘅，搞什麼活動去改變社會，都要由知識分子做，他們多點資源嘛。每次有人這樣說，我就拿這事跟他們講，你真的不要當人家傻，你才是無知那個。」阿飛笑說。

惟工的網頁，收視最高的是講各行情况的「惟工百業」。其中一篇飲食業的訪問，來自她在雨傘運動佔領區認識的工友，寫了兩三篇與傘運有關的訪問後，建立信任，主動提出想講行業的問題。「工友主動講他的行業有何問題，這是最理想的。作為局外人我們好多事不知道，一個訪問中，講的事情是我想知的，還是他想講的？或者是，工人覺得自己的問題不值得拿上枱面講，令好多問題看不見。例如覺得工資低是因為我蠢，或被老闆欺壓是因為我不好彩，但忽略了好多時候，是結構性問題造成他的處境。」阿飛嘆道：「但這些都要工友自己才講到，除非我花好多時間去研究，但大家不會有這些時間，這是記者的限制。」

沒有金主但自主

以公餘時間採訪的公民記者，除了時間，還有許多限制。由二零一三年剛成立，到現在慢慢累積到工友、勞工團體信任，才建立到新聞網絡，「我們一開始的採訪都是出賣朋友，現在會收到團體的採訪通知。」惟工成員以「十分一」薪水作網站經費，並津貼一位半職「員工」，「那津貼少得我們不敢說是薪水。」Gilbert笑說。

不過，沒有金主也是優勢。「對我們來說是自主，對工友來說是信心，就是我們不會為誰寫假的東西，我們是為你的權益而寫。」他們日後或會如台灣公民媒體苦勞網般眾籌，但當務之急是招募人手採訪，「希望有更多有心朋友加入。」

台灣的苦勞網較多講工運，但在土壤不同的香港，惟工希望做到「遲來的勞工意識普及教育」。「當你要去索償或投訴，好多人都不知道程序，希望以製圖讓初階朋友入手。奧地利的中學課程已有勞工法教育，香港好多人讀書為搵食，但你問到這些（勞工權益）就hang機，我們自小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要知道。」

工人命運互相扣連

「若在制度中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也未清楚，怎行到下一步？我們好多時候是自己顧自己，常說：做得唔開心你咪唔好做囉。香港人最大的武器是轉工，將問題個人化，你好難想到可以連結彼此。我們希望做到，大家會覺得命運是互相扣連的。」

藝術家程展緯有個「擬人法：唸草名」的活動，請大家到油街實現的草地尋找不同野草，學習其名字，「回到生活，總有一個你懂名字的細小生命在身邊。」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統計，今年首三個月，已有十二名工友殉職，有說最近頻頻出事的港珠澳大橋，業內叫「奈何橋」。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說，「草地」是個粗疏的詞，其實內有很多名字。

我們都是「工作的人」。

惟工新聞網站：wknews.org

文﹕黃熙麗

圖﹕鍾林枝、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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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有校而不學 無牌才讀書

【明報專訊】2017-04-30

得悉民間學院被教育局警告，最初的反應是：「唔係呀嘛？」進一步知曉「當局」的「理由」，後續的情緒是：「有冇搞錯，講呢啲？」民間學院之被警告，在於其「無牌」，也就是沒有根據教育條例註冊為「學校」，「學校」所謂者：「一間院校、組織或機構，其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多於20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多於8人提供幼兒、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教育條例》第3（1） 條） 

向8人或以上「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據說只要課程帶有「學術成分」，就必須註冊。這樣定義下的「學校」，在香港，大概總有一間「喺左近」，而且恐怕是「無牌」的居多。

「學校」教人學習嗎？

以人數多少來界定「學校」，頗有點莫名其妙；就算採用另一準則：「提供」有「學術成分」的「教育課程」，也很難判斷參與其中的人是否在學習。倘不，這些為8人或以上「提供課程」的「院校、組織或機構」，大抵只能稱作「教育課程提供者」，而非鼓勵並促進學習的「學」校。

香港絕不缺乏教育課程提供者，包括我們數以百計的中小「學校」，以至數以十計的專上院校。然而，長期逗留於這些課程提供機構的師生和行政人員，究竟用了多大比例的時間於學習之上，恐怕負責監管巡查「學校」的教育當局，心中也不一定有數。

John Holt寫於上世紀中的經典How Children Fail所描述的「學校」情狀，似乎仍未過時。他觀察到，孩子們在「學校」的主要活動並非學習，而是希望投入最少的努力，盡量減少不快，以完成或應付老師交付的功課（"For children, the central business of school is not learning…… it is getting these daily tasks done, or at least out of the way, with a minimum of effort and unpleasantness." p.38） ；結果是孩子們只學到極小部分「學校」教授的東西，當中僅有極小部分學到的會被記住，最後只有極小部分被記住的知識會應用於生活中（"……very little of what is taught in school is learned, very little of what is learned is remembered, and very little of what is remembered is used" p.232） 。 

再談談我相對熟悉的本地大學。儘管教學是大學學者的主要任務，但也許除了教育學系之外，其他學科的教授很少系統地檢討、分析和書寫其教學經驗，也沒有太多時間關心課程、考評、教學法等問題。而在「國際化」排名大潮下掙扎的大學教師，面對「出版或滾蛋」（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亦愈來愈不願意花時間照顧及促導學生學習。如果教授（teaching）的目標是讓學習發生（to let learn），而「學習」則指「當重要之物走近時，我們需要盡力回應」（"To learn means to make everything we do answer to whatever essentials address themselves to us at the given moment." Heidegger 1976） ，那麽當學生、課程、考評、教學法（對教學來說的「重要之物」）來到教師與行政人員面前，被稱或自稱為「大學」的機構，有鼓勵及提供空間及資源，讓教師與行政人員認真地回應這些關乎學習的「重要之物」嗎？

求「大」還是求「學」？

近年上課，常打趣問同學，如果願意自稱為「學生」，是否代表「學習」是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返大學主要是為了「學習」？收到的答案往往並不那麼確定。這不確定答案所反映的，恐怕是大專院校的體制和運作邏輯，愈來愈不鼓勵學生／教師以開放的心靈，認真回應事物／學生的「走近」。

大學師生面對的體制局限，除了「出版或滾蛋」的排名比併、追逐認可等競爭遊戲外，還包括其他多層次的學習阻礙。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學語言。因「國際化」之名，大部分本地學生的第一語言——廣東話——在大學已幾無立足之地。除了限定必須採用英語授課的語文政策外，不斷引入內地學生和國際交換生，亦進一步封殺了部分師生過去的「英語課程中文教學」的彈性策略。在大部分時地都使用粵語的社會環境，被迫以不太流利的第二語言學習，對不少本地學生、尤其是文社商科的學生來說，等同加設了一道打擊自信、減弱動機的學習障礙。

另一些體制問題，包括課程設計、時間表編排、選科錯配、以至各種並不是為以促進學習而引進的考評及功課。大學設置的必修科愈多，意味着因材施教的學習彈性愈小；上課、考試、學年進度等以行政考慮為優先的僵化時間表安排，也減少了學習者因應自身的狀况而選擇學習軌道及速度的可能性；而由於課程要求與時間表缺乏彈性，因此學生選科時也像選擇主修一樣，充斥着各種策略盤算，往往並不以學習興趣為優先考慮；與此同時，他們真正想學習科目的學額，卻可能早被策略選科者佔滿。面對一班興趣、動機、能力參差，上課目標各異的同學，也增加了教師促進不同學生學習（to let learn）的困難。最後，以量度最終學術表現而設的考評及功課，不僅無助校正學習的方向，更往往因其外加的壓力，成為了學生想以最少精力及盡量減少不快而應付過去的負擔。

當香港的大學獲政府認可，成為「有牌學校」，能頒發學位，學生考進大學，也很容易傾向求取一紙畢業證書，愈來愈偏離「為興趣或解決問題而學習」的軌道。因為要保證學位的「質量」，大學也不斷引入各式各樣對學習的規管及限制，主要針對的，是學生的最終「表現」，以向外界發放有助「大學認證」的信息，例如引入英語或普通話等語文離校試、「服務研習」或「國際聯繫」，又或展示各種師生獲得的資助或獎項。換句話說，評核並非為了改善學習。為了取得學位，學生也被迫調校學習過程，以滿足或跟循這些規管及限制，也就是把心力用於應付由上而下的考試和功課，為順應學校的規定而上堂、溫書、參與服務、發展「多元智能」，離自主學習愈來愈遠。

離校而學

在DSE、TSA、求學只是求分數等框框下「領牌」的中小「學校」，於「國際化」、「世界排名」等遊戲規則下尋求認可的大專院校，源自學生興趣和為解決問題而衍生的學習，變得愈來愈稀有。獨立自主的學習，往往在這些「學校」體制和規劃設計的課程之外才會發生，例如雨傘運動時的「罷課不罷學」，又例如各類專注於民間共學的計劃。

當教育當局在意的是註冊與否及人數多寡，而非學習是否正在發生，那它大概只是在做「當局」，而非辦「教育」。真正在意學習的機構，大抵是不會太在乎是否「有牌」，又或是把焦點置於人數多寡。缺乏官方的認可，或是無權領發學位證書，又或是與升讀大學的課程脫鈎，自然難以確保收生人數，但也避免了偏離促進學生學習的目標。只要我們的社會仍存在源自興趣和為解決問題而衍生的學習需求，相信民間辦學仍然會遍地開花。

文﹕許寶強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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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溫婉靚媽遇上擧牌辣媽

【明報專訊】2017-04-30

看罷陳美齡的兩本著作《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及《40個教育提案：把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我覺得陳美齡對自己的育兒法及教育的某些理念很清晰。當中，跟我的信念有不少共通點：

●相信孩子的能力和興趣各有不同，所以學習的內容、步伐和方法也可以不一樣。

●學習歷程中必須給予孩子更多空間與探索的機會，好讓他擁有自理、自學及解難的能力。過分着重評核及分數成績，只會給孩子帶來無盡的壓力。

●相比起教科書，優質的故事讀物及體驗學習，會為孩子帶來數之不盡的正面效益。

●非常着重教育的多元出路及選擇。

當我這個辣媽面對陳美齡這位靚媽，我的調子及步伐隨即不經意地慢下來，反而她肉緊地說：「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有病的！不可以這樣，不是真正的教育！」究竟對她來說，教育是什麼？

一談教育

「教育就是教小朋友去夢想，讓他們看到多樣化的機會。在過程中，大人給予他們工具及勇氣，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沒有成功或失敗的追求，追夢的過程，就是最高的獎勵。小朋友應該享受童年，學習的時候是充滿喜悅，每一次學到新事物，就像腦內有火花爆出來、放煙花——『嘩﹗好high！我又去學第二樣事物！』學到了又『好high！又去學第二樣。』學習應該是很興奮的。」

這與目前香港孩子痛苦的學習經歷，截然不同。當談到孩子們的壓力爆煲及輕生事件時，她表現得非常惱怒。

再談輕生

「我很心痛，可能孩子他們自己覺得已經失去了所有權利，發覺自己可以做的、唯一自由的就是去放棄。如果我們去教小朋友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去放棄，是否教錯了？人生如何去尋找快樂？其中一個就是問有沒有意義。當然教育制度不是唯一導致輕生的原因，但這個制度就是令孩子問：『為什麼我要讀書？為什麼要考試？為什麼我是band 3？』我們都不喜歡吧！將心比心，我們會不憤怒嗎？小朋友沒有辦法而已。」

陳美齡書中，對現在的教育制度指出5項不足：窒礙社會流動、側重評核、資源分配不公、專上教育入學試不公、教育商品化。訪談中，她多次狠批現今制度留強汰弱的不妥。

三談考試

「從小開始選，好像選綠豆，哪粒屬於大、哪粒是中，哪些不要，要選到最漂亮為止，目的就是這樣。現在的教育太重視考試，口裏說不重視，但其實到處都有考試，而且與升學掛鈎。所以有責任感的家長、老師，就變成真的要操練孩子。孩子因為考試，不想讓母親失望都會逼自己。自己操不夠，還要付錢出去操。那些老師會更落力操，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操到盡。但問題是，不是成績好的孩子就是最強，我們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人，不是考試考得最好的幾個，他們在其他方面很優秀已經夠。我們不是再要培養一班精英公務員。香港的經濟90%都是服務行業，而服務的都是人，我們一定要訓練出頭腦靈活、有遠見，和不被時代淘汰的香港人，成為一種不可被機械代替的人。」

陳美齡堅信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建立一個支持、培育及欣賞孩子的教育制度，給予他們足夠的選擇，全面構思階段性地協助他們成長」。那麼，制度上可以作什麼改變？她的「檢討派位組別」提案跟中大侯傑泰教授的建議不謀而合。

四談分等升學

「Banding不是好事。很多研究表明，你將小朋友分到band 2、band 3，他們就會根據被分配到的等級而表現。有些小朋友是遲熟的，小學時未用心讀書，還在玩，去到中學突然開花、很優秀，但他已被你『打烙印』。不可以這麼早的，要給予他們多點機會，要多點時間去觀察他們。校網亦可以放大，不用分太細，香港、九龍、新界便可。還有，DSE有兩個作用，一個是畢業，一個是考大學。分開吧！夾在一起便無路走，沒有路可選擇。DSE如果要保留，就只是其中一個可以選擇的大學入學考試。你不想考大學的，你可以不考DSE，而有另一個累積學分的，只有合格/不合格的畢業試，那麼高中課程便可度身訂做了。」

那麼大膽的提議，家長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接受嗎？

五談家長

「不會反對。我覺得香港家長雖然看上去是自私，但是他們是被教成的，是這個制度逼到他們自私。想孩子成龍成鳳，我自己都會。但因為制度是這樣，覺得無第二條路，家長才會用這個方法逼孩子。我們自己不自覺地都是這個教育制度的成果，訓練到自己都只跟着規則走。家長很無奈，要爭取band 1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要用盡人事、積蓄、自己的時間、老公的時間、阿爺阿嫲的時間、孩子的時間，他們覺得是責任來的。但如果制度改變，很快我們就會見到很多喜悅、快樂。他們一樣會用盡力去幫孩子，希望他們成龍，但方法會很不同。每個家庭都要坐下來談談，看清楚自己的孩子，用不同學習的方法，培養孩子不同的興趣，壓力也會減少很多，可以將快樂帶回去學習的過程。」

我相信家長是多面向的，這麼大的改動建議，必然引起很大的討論。除了家長，更大的障礙就是香港政府，尤其是教育局這隻大笨象。政府有這份勇氣嗎？

六談政府

「應該有，只要有好的領導。現在他們不是無心改，其實經常在改。但他們不夠遠見，好像哪裏見痛就貼塊膠布，但傷口會爆、會擴散，會繼續壞下去，應該要做手術、縫好它，要食藥。教育局內有優秀的人，但大家都在細細的框裏思考，都未有想到其他的路。我們有很多資源，政府水浸，所以一定做到的，只要我們有好的方針，好的領導人，我敢寫包單，很多家長會幫助，很多司長會贊同。而教育局呢？如果他們有好的方針便會做得到。」

對於政府的回應，我沒有陳美齡那麼樂觀。就是一個小小的TSA教育議題，5年多來的爭論還未解決。可陳美齡未等我提及，就先提出多方面的建議。當然我更喜歡她在書中的結案陳詞：「如果大家都認為過度評估是不必要的，那麼這個考試便應取消。」

七談TSA

「所有事情都是實行的問題，很容易解決的，明年就可以立刻解決到。TSA是想知道水準合不合適，不需要每個小朋友都做，做調查就可以了，突擊考，隨機考，你喜歡考就考，學校喜歡考就考。」

但願TSA議題真的明年便可解決。除了過多評核外，對於孩子尤其是在小學階段的語文學習，我也很有意見。我自己曾是英文老師，深感香港孩子的英語學習路異常艱辛。孩子覺得英文沉悶，除了老師的教學法外，更重要的是材料。自己多年來游走社區及學校，推介優質的英文故事書，鼓勵老師及家長多與孩子共讀故事。這樣無痛學英語，想不到與陳美齡對香港英文教科書的批評不謀而合。

八談教科書

「我贊成不要readers（讀本），還要改革教科書。香港英文教科書的程度很低。那些英文又不是寫得特別美麗，這樣的文章我也寫到，但你不可能寫得比經典兒童文學好。還有，很多文章的主要信息差到不得了。」

沒辦法，香港的教科書就是為考試而寫的。相反，陳美齡對中文教科書有較高的評價。

「我看的中文教科書，覺得水準很高。第一篇文是講『春天到了，小花很慌張，找不到春天』，然後最後一句，『小花不知道，原來它自己就是春天。』我佩服貼地，教這樣的情懷。但文章長到可以放來當梯用，攀上去拿書。教科書，尤其是低年級用的，是要很短而教到很多東西，因為現在普通知識根本不用全放在教科書，上網都可以找到，這是一個方向。教科書應該很細本，這是教學家最大的功課。我覺得，教科書的篇排不夠小心，去到初中、高中甚至有錯。」

香港的教科書是要經教育局審批才可出版，這個把關者要好好檢討一下了。不過，就算有多好的教材，如果孩子感受不到老師的教學熱誠及關愛，他也不會感到上學的美妙。陳美齡很清楚老師不是知識的提供者，而是學習的推手。所以對於老師的工作現况，她大表不悅。

九談教師

「即使制度是這樣，還有很多很有熱誠的老師。當老師的是有份使命感，希望鍛煉到一班很有理想、很開心、很想貢獻社會、很積極的好人。但香港老師的教擔很重，他們的工作量要用荒謬來形容。他能否實現理想？可能做下去，他會感到迷惘。對老師而言，這不是好的工作環境。尤其是合約教師，連明年會否續約也不知道，如何可用心教書？別人看顧兩三個孩子已經很辛苦了，他要看40個、30個，每一個都心痛？慢慢他會麻木的。課擔輕一點，聘請更多老師，而且給予機會讓他們進修，他們才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所以制度應讓老師更加有熱誠、更加有能量，在工作裏找到理想、快樂和滿足感。」

十談少數族裔

我是教育大同的中堅分子，今年參與了一項賽馬會資助的「感．創．做」課程，在一所小學嘗試實踐。近距離的接觸，讓我更清晰體會到在融合制度下，不同學習需要的孩子，新來港學童及少數族裔孩子的學習困難，老師們的無助更不在話下。對於此困局，陳美齡似乎沒有多提及。

「我故意沒着墨在此。對於融合教育，我提議加設課後班，希望在特別照顧下，可能追到進度。對於少數族裔小朋友，我提議規定國際學校提供免費學額給他們，因為我們提供了土地給那些團體辦學，這是他們對香港的報答。少數族裔朋友要融入香港社會，他們便需要努力。他們現在是被迫學中文，為了達至平等待遇，必須讓他們有選擇，只會用英文為社會貢獻，還是學識中文，加入我們的社會。」

最後談局長責

我同意教育資源應更公平分配。但看來，陳美齡在融合教育這方面要有更多更深的認識才行。訪問過後突然出現有關陳美齡會否成為下任教育局長的熱烈討論。是否有真實的邀請，我不作考量。反正陳美齡最後的一個提案，就是「建立形成共識的平台」。她認為教師、家長、學生與政府合作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教育局作任何決定前，必須聽取所有意見，各方一起達成共識。要做到這，我們當然需要一位出色的領導者——教育局長。

其實香港社會現在已有不同的組織對教育制度有不少的提議，甚至實踐。陳美齡願意在香港社會中擔當一個角色，整合社會各方的力量嗎？

「我沒有想過自己有這個力量，我自己一個人做不到，因為我沒有這種組織力，大家一起做可以考慮，亦要看緣分。我做了約20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出發點當然是愛，心痛，和想幫助小朋友。做下去的時候，我發覺一定要影響到政策，否則幫到的有限。我在日本的經驗就是這樣，日本已經有很多法例，包括有關婦女和小孩。我們的工作與政府很密切，做的是游說工作，將他們的政策改變，將我們的專家帶入政府，影響政府。所以一方面我們在實地做很多工作，另一方面我們是政策倡導者。通過這樣的訓練，加上我讀教育，才寫了這本政策建議書，希望引起輿論。」

「引起輿論」，對！現在需要的不是一言堂，而是多方的理性討論與合作。陳美齡的提案有些很爆炸性，有人說她頗離地。我覺得沒大問題，作為燃引，讓各界跳出思考框框，齊來協助推動改革，也是件好事。

後記——家長聲音大一點

可能自己一向以來比較關注基礎教育問題，所以在這次訪談，較小篇幅提及中學及專上教育。跟陳美齡討論及分享的感覺很舒暢，可能因為大家都是媽媽，大家都是因着自己的孩子及為其他孩子工作的過程中有深刻的感受，這是一種媽媽之間的共鳴。

陳美齡對孩子的愛，對於香港的關懷，無庸置疑。她多次重複：「有很多方法可以成龍成鳳，萬人萬道；考不成一個試，不就是失敗者。」

她真願意用她的精力與時間在改善香港教育的話，我認為她第一件事要做的，便是到教育現場，進入班房，與更多的孩子、家長、老師、校長，以及有心的學者去作更深入的了解。雖然為了寫這本書她已用了6個月的時間，向不同的人士請教，但畢竟她對於香港的教育認識仍不夠全面。無論是當教育局長或者社會的教育政策倡議者，我最慶幸的是她有一顆對孩子無比的愛心。所謂教育有心人，這是最基本的條件。為孩子謀幸福，陳美齡必然明白要虛心聆聽與學習。教育要做到真正的有選擇，漫漫長路。

不過，陳美齡一句：「家長聲音大一點的時候，能促進他們（教育局）改得快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家長並不是要添香港亂子，更沒必要把教育問題變成政治議題。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廣闊的胸襟，討論的大前提是以孩子的幸福、健康和快樂為依歸的話，這個共識的平台指日可待。

■答：陳美齡，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歌唱家、作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使、香港浸會大學特別教授。育有3個進了史丹福大學的兒子。從自身培育孩子的經驗創造「Agnes式教育法」，剛提出40個教育提案，期望把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

■問：何美儀，英國約克大學碩士，曾任中學及大專英文老師、社區親子共讀推手、教育大同核心成員、家長聯盟發言人。育有3個兒子，細仔完成小六後gap year一年進行優學體驗學習，現已重歸校園讀中一。一直關注TSA對孩子的壓力，近年不斷進出立法會，搞街站，爭取孩子回歸愉快學習。

文﹕何美儀

圖﹕出版社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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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非合法化

【明報專訊】2017-04-30

高等法院前日裁定，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司法覆核勝訴，其同性配偶可享一般公務員配偶福利。平機會主席陳章明昨表示，不認為今次法庭裁決等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社會仍需就同性婚姻議題繼續討論，並相信今次裁決是一先例。

指性小眾欠保障促諮詢立法

陳章明昨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今次高等法院的裁決，反映現時本港法例框架未能足夠保障性小眾。他說，法庭裁決與同性結婚的公務員可享有已婚公務員的福利，認為裁決具指引性，但不認為法庭變相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因為法庭並未有就本港的《婚姻條例》，以及今次裁決是否有考慮婚姻的因素在內等，法庭都未有很仔細解說。
他說，法庭已清晰指出同性婚姻議題在本港仍屬於一個起步，認為社會仍需要繼續討論，平機會亦認同同性婚姻議題是無可避免。他指出，平機會去年已向政府提交一份法律改革報告，盼政府嚴肅處理，跟進性小眾的基本個人權益，並促請政府盡快就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展開全面諮詢。

入境主任勝訴 政府研上訴否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於2014年在新西蘭與其同性配偶合法結婚，但公務員事務局和稅務局拒絕承認同性婚姻為有效婚姻，令其配偶不能享有已婚公務員福利及配偶合併報稅的福利，梁鎮罡之後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高院日前宣判指，政府拒絕承認公務員同性婚姻配偶享有公務員福利，是歧視申請人的性傾向，裁定梁鎮罡配偶享有公務員福利的覆核勝訴，但合併報稅的覆核則敗訴。

政務司長張建宗昨被問及政府會否就案件上訴，他表示公務員事務局會仔細研究判辭，並諮詢律政司意見再作適當跟進。

劉進圖：功利、自由、美德，孰主正義？

【明報專訊】2016-05-03

2008年秋天爆發的金融海嘯，令美國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瀕臨倒閉，該年美國家庭總財富流失了11兆美元，相當於德日英三國一年生產毛額的總和。布殊總統向國會申請7000億美元拯救大銀行與保險公司，理由是這些公司破產會拖累整個金融制度崩潰，等於說這些企業已「大到不能倒」。國會極不情願地撥款後不久，受援助的保險巨子AIG集團便爆出花紅醜聞，領了政府1730億美元的AIG居然要拿1.65億美元出來，發花紅給狂賭致禍的金融產品部門主管，花紅過百萬的員工多達73位，這則新聞掀起一場抗議風潮。

抗議者質疑，為什麼要拿公帑獎勵貪婪豪賭的金融主管？金融機構回答說，花紅是合約規定的，合約是雙方事前自願簽訂的，社會應該尊重合法的契約，否則會破壞法治精神和商業自由，長遠來說得不償失。

抗議者再質疑，為什麼要拿公帑獎勵失敗闖禍的金融主管？金融機構回答說，金融海嘯是不可抗力，是整個市場出亂子，並非個別金融機構的失誤造成，金融主管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無法扭轉局面，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

抗議者仍質疑，如果說失敗並非金融主管的責任，那麼為何牛市時金融機構光是坐着也成功賺錢，功勞都歸給他們，向他們發天價花紅？2007年美國大企業行政總裁的薪酬是一般勞工的344倍，他們值嗎？1980年時總裁薪酬只是員工的42倍啊。2004至06年間，美國總裁平均年薪1330萬美元，歐洲總裁是660萬美元，日本150萬美元，美國的總裁憑什麼拿巨額薪酬和花紅？

花紅問題引發的正義之辯，到了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手上，就是講解法哲學中衡量正義三大進路的上佳例子，這三大進路是功利、自由、美德。桑德爾這門正義課，每年有過千學生修讀，2009年哈佛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上課實况剪輯成12小時的電視節目，在公共電視頻道播出，打破了哈佛校史和美國電視史的紀錄。

快樂痛苦可以量化？

功利主義學派的開山祖師是英國道德哲學家兼司法改革者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邊沁的正義原則建基於社群全體的最大幸福之上，他認為人都喜歡快樂討厭痛苦，政府在立法與施政上只要把政策對人的好處相加，再扣除所有代價，倘若比其他做法為社群帶來較大幸福，便是正義和值得支持的。這套最大福祉論，直到今天還常常出現在政治和經濟的各種辯論場合。

福特車廠在七十年代生產了一款名為Pinto的小型汽車，這車的尾部若遭撞擊，油箱容易爆炸，五百多人因此被燒死，更多人嚴重燒傷。有被燒傷者控告福特，在訴訟中揭發原來福特老早知道油箱有風險，為油箱加設安全裝置的成本是每部車11美元，公司高層做過成本效益分析，認為不改正會造成180人死亡、180人燒傷，人命損失每人20萬元，燒傷每人67,000元，加上車輛價值，全面改裝的整體利益是4950萬美元，但替1250萬輛Pinto改油箱要花1億3750萬美元，結論是不值得做。

煙草業巨頭菲利普莫里斯也擅長應用邊沁的功利學說。捷克政府在2000年醞釀增加煙草稅，希望藉此紓緩吸煙造成的疾病推高醫療成本。菲利普莫里斯為了阻止加稅，委託外人製作了一份國民吸煙對政府財政預算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政府從國民吸煙獲得的利益大於損失，因為煙民活着時雖造成較高醫療花費，但煙民比較早死，幫政府節省大筆醫療、退保、住房費用。《波士頓環球報》評論說：「吸煙會害人性命，這一點煙商過去是否認，現在則拿來炫耀。」反吸煙團體在報上刊登廣告，圖像是停屍間某遺體的一隻腳，腳趾掛着1275美元的價錢牌，代表每名吸煙致死的捷克國民替政府省下的錢。

汽車和煙草的例子顯示，有一些價值是絕對的，不能夠為了社群整體福祉而犧牲，否則少數人的信仰和尊嚴很容易被打壓，古代羅馬政權把基督徒丟進獅子坑，讓羅馬公民享受刺激娛樂，現代強國用酷刑訊問嫌疑恐怖分子，試圖找出恐怖組織的主腦和巢穴，都是邊沁功利主義與基本人權有衝突的實例。其次，功利主義假設所有快樂和痛苦可以量化為同一度量衡單位，進行加減運算和比較，如果是這樣的話，閱讀淫褻刊物與莎士比亞名著的快樂應無高低之別，為什麼政府要禁止四級電影卻推廣文學名著？

功利主義既有這許多局限和疑問，不足以建構現代社會的正義觀，自由主義就乘時而起。以《論自由》聞名後世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主張，只要不傷害或妨礙他人，人人皆有為所欲為的自由，政府不可以為了保護人民免受自己傷害而立法干涉，亦不可將多數人的信仰或價值強加於全民。按照這主張，自由至上者認為，立法強制司機或乘客佩戴安全帶是不應該的，禁止國民以自殺結束生命或與同性伴侶結婚也是不對的，甚至立法向富人徵重稅來接濟窮人也是侵犯自由，我身我命歸我有，我有權選擇賣血賣腎賣子宮。

功利主義+人性化包裝=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在現代美國有不少流派，桑德爾認為，穆勒其實還是功利學派門生，他只不過用較為人性化的包裝，令邊沁的功利論易於為世人接受，其立論基礎還是社群利益長遠最大化。到了海耶克、佛利民、諾齊克，自由主義便遍地開花。共和黨在經濟領域崇尚低稅率、盡量少干預市場，但在宗教民生等議題上，則沿襲保守傳統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主張公立學校可教聖經。民主黨則剛好相反，在宗教民生等事務上採納自由主義，但經濟上則主張多徵稅來重新分配財富，縮減貧富差距。

自由主義的理想很打動人，但現實應用上經常碰到困難，因為人類社會充滿不平等和壓迫，假維護自由之名而漠視弱勢社群的不幸，豈能符合正義？所謂自由市場，自願交易，到底有多少是平等互惠，有多少是為勢所迫？

面對這些質疑，自由學大師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如彗星劃破夜空，提出了睿智的答案。羅爾斯的思路是，假設大眾聚集起來寫一份社會契約，作為政府和議會的規範，以及公民集體生活的準則，但前提是每個人先要放下自己的階級、性別、種族、膚色、政治見解、宗教信仰、經濟收入、教育程度、健康狀况、家庭狀况等，假設自己躲在一道「無知之幕」後，回到人人平等的初始狀况，單憑理性做選擇，這樣集體協商出來的社會契約就會符合正義，就能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取得平衡。

羅爾斯認為，這種集體理性協商不會選出功利主義，大家都會想：「搞不好我會淪為受壓迫的少數。」大家也不會選出全然放任的自由至上主義，市場中賺多少就放口袋多少的原則沒有辦法讓大家接受，大家會想：「我可能成為蓋茨，也可能無家可歸，還是別選一個讓我潦倒無助的制度。」羅爾斯相信，這個思考進路可以達致人人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它也能帶來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意思是不必收入平均，不必達到均富，但要努力達致機會平等，容許差異只限於讓社會最底層往上進取。

羅爾斯不認同才能至上，就算是天才球員，其成就和財富也受惠於成長環境及幸運等因素，但他也不同意壓抑天賦以強求平等，例如要求飛毛腿穿鉛鞋，向球員徵稅來扶助弱勢社群就可以了，只要稅率不過重令球員失去動力，容許天才球員享有較大財富，但同時讓非天才球員享有公平的受訓和比賽機會，是符合自由和平等的公義原則。

比起康德的個體理性論，羅爾斯的集體理性論似乎更上一層樓，成功回答了大部分對自由主義的質疑。然而，桑德爾卻拒絕拜倒自由主義門下，他和一批八十年代冒起的哲學家如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1929年生）、泰勒（Charles Taylor）等選擇「復古」，從古希臘哲人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汲取養分，提倡人除了與生俱來的自然責任（如尊重他人基本權利），以及自願承擔的契約責任（如上班工作、照顧子女、服公職），還有源於所屬族群的集體歷史和共同榮辱的特殊責任（如愛國、犧牲、表揚美德、為上代的戰爭或蓄奴行為道歉等）。

桑德爾指出，阿里士多德政治哲學的核心有兩大概念，一是正義要問目的，在決定誰有什麼權利之前，要先把該種社會機制之目的（telos：又譯為宗旨或本質）搞清楚；二是正義有榮譽性，要問某一功能之目的為何，至少有部分一定要問它所獎勵的美德是什麼。

以同性婚姻為例，自由主義者試圖就同性婚姻在道德上的價值保持中立，單純從尊重個人自由選擇及消除不平等出發，但這樣的理由並不足夠，否則一夫多妻也可締結合法婚姻，或者政府放棄官方認可婚約，把異性結合與同性結合一概交由民間機構註冊，便可避過同性伴侶要求政府承認其婚姻地位。美國麻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瑪格麗特．馬歇爾在2003年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里程碑判詞中，揚棄了自由主義對道德議題假裝不沾邊的傳統，直面婚姻註冊制度的目的，她認為這制度主要不是為了鼓勵生育傳宗接代，因為許多夫婦都無力生育或不打算生育，社會設立婚姻制度是為了認可及維護一對一的長久忠貞愛情關係，同性婚姻因此符合制度的宗旨。

桑德爾認為，人們不一定認同馬歇爾的裁決，但這判詞突顯了法律及道德上的正義考量，無法脫離目的與價值的判斷。再以墮胎為例，贊成者普遍以女性有權支配自己身體作理由，但反對者最有力的論據是胚胎也是人，墮胎等同殺人，贊成墮胎的人如果不直接回應胚胎算不算人、成長到哪個階段才算是人，左閃右避或堅持中立，其道德立論便無法自圓其說。

以美德作判斷 建構正義支柱

同樣道理，應否頒表揚犧牲的紫心勳章予在戰爭中受到純精神創傷的軍人，應否容許傷殘高爾夫球手坐小電車往返每個球洞，應否容許被徵召的士兵聘請槍手代上戰場，應否容許大學以較低門檻取錄少數族裔學生，乃至應否要求某國現任領袖為數十至數百年前祖父輩的殘暴罪行道歉，這些富爭議性的公共課題，都涉及對相關制度的基本目的和要表揚的美德作具體判斷，自由主義假不同人有不同選擇之名，試圖把一切道德價值與宗教信念從公共辯論中剔除，在桑德爾看來，既不切實際，亦殊不可取。「美德」（又稱為共善）的討論，可以彌補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足，成為建構正義社會的另一支柱。

桑德爾最喜愛的總統競選宣言，是羅伯．甘迺迪1968年3月在堪薩斯大學的演講：「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八千億美元。這個數值卻包括了空氣污染、香煙廣告、奔走運送公路車禍傷患的救護車。家戶防賊還有監獄關賊的特殊門鎖都在這個數值裏。紅木森林遭到的大舉砍伐、城鄉胡亂擴張所造成的自然奇觀耗損也在這個數值裏。汽油彈、核彈頭、對抗街頭暴動的警用裝甲車也在數值裏。還算進了為了賣玩具而宣揚暴力的兒童電視節目。然而，國民生產總值卻不把兒童的健康、他們受的教育好壞、他們玩耍的喜悅歡笑算進來。也不算進詩的優美、婚姻的品質、公共辯論的知識水平、公職人員的操守。它也不測量我們的風趣或勇氣，不算進智慧或學習，不算進慈悲心或愛國心。總之，除了能增添人生意義的，不然它都算進去了。它可以透露美國的一切，只是說不出美國人為什麼感到自豪。」今天我們看這演辭，把美國換成中國或香港，不也照樣適用嗎？

文：劉進圖

圖：冼偉強

編輯：王翠麗

feature@mingpao.com

萬家輝：人生成就靠關係？

信報 2016-04-27




追求人生成就是很多現代人的生活目標， 當你有機會逛逛書局時，必定會發現有一個叫「心靈勵志」的區域，書架上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有關自我增值的書目。曾經有調查指出，於美國有關自我增值的消費，每年大概有100億美元，以美國約有3.2億人口計算，每人每年就投放30美元於自我增值上，數目驚人。

很多朋友都很希望透過自我增值，來獲得更大的成就。提升學歷、改善時間管理、參加正向思考課程、擴闊社交等等，都成為了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而父母們則要子女參加大量課外活動、安排他們進入名校學府、練習琴棋書畫中西外語，希望他們長大後有所成就。其實這些東西真的與成就有關嗎？以下我將會介紹的經典研究，應該可以為大家帶出一些啟示。

為了探討影響人生成就的因素，哈佛大學於1938年開展了跨時代的格蘭特研究（The Grant Study）。這個經典的研究總共進行了75年，先後由４代的學者繼承。研究於1939至2012年間追蹤了268名身心健康的白人哈佛大學男學生，收集他們從少年到老年的心理及生理數據，從而探尋影響人生成就的關鍵。結果發現年輕時的「男子氣概」、智商、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高低、社交能力、性格等等的因素，都與成年後的收入及成就無關。反而參加者有否「溫暖關係」，對其收入及成就有很大的影響。在「溫暖關係」上得分最高的58人，平均年薪是24.3萬美元（190萬港元）；而得分最低的31人，平均年薪不足10.2萬美元（80萬港元）。與母親關係溫暖者，一年平均多掙8.7萬美元，跟兄弟姐妹相親相愛者，一年平均多掙5.1萬美元。至於晚年的身體健康及生活質素，亦與溫暖關係的高低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人生成就及幸福都不能由物質或外在因素所達致的。與其耗盡心思換取自己或子女的名成利就，倒不如好好建築親密及溫暖的關係，從中感受最真摰的愛與關懷，這可能是人生最大成就與幸福。

作者為臨床心理學博士

2013年W案勝訴 變性人可合法結婚

【明報專訊】2017-04-29


本港過往亦有多宗涉及性小眾的訴訟獲判勝訴，如2013年變性人W就其在港結婚權利的司法覆核得直，終院頒令政府須檢討婚姻條例。當局曾於2014年10月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但在建制及泛民一同反對下大比數遭否決。惟受制於終院頒令期限，自2014年7月17日起，凡情況與W一樣，即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士，均可與另一異性結婚。政府曾表示，條例草案被否決，並不影響該類人士根據終院命令所享的結婚權利。

性別承認小組 料上半年發表諮詢文件

另一方面，政府成立以律政司任主席的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 以研究全面保障變性人士所需的法例和相關行政措施。律政司昨表示，研究範圍包括性別承認及性別承認後的相關議題，小組正審視應否設立一套性別承認制度及相關配套，由於工作「相當複雜」，亦涉及多個國家的不同法律安排，需時比原先估計較多。

律政司又表示，小組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前會先作公眾諮詢，冀於今年上半年發表有關性別承認問題的諮詢文件。

05年同志勝訴 9年後同性肛交合法年齡降

至於另一宗牽涉同性肛交合法年齡的訴訟，高院早於2005年裁定入稟的男同性戀者勝訴，認為政府將同性肛交合法年齡定為21歲，而男女合法性交年齡定為16歲，帶有性別歧視成分。但《刑事罪行條例》中多項針對16歲至21歲以下男性進行同性肛交屬違法的條文一直未有修改，直到2013年律政司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修訂條文，並於翌年正式將同性肛交合法年齡由21歲改至16歲。

※　婚姻

公僕同性伴侶 裁享配偶福利

【明報專訊】2017-04-29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2014年與同性伴侶在新西蘭註冊結婚，回港後向公務員事務局更新其婚姻狀况遭拒，其同性伴侶未能享有公務員配偶福利及津貼，兩人亦未能以配偶身分合併評稅。梁鎮罡為此提司法覆核，高院昨裁定局方的決定歧視，認為同性伴侶應享福利及津貼，裁決於9月1日生效。高院的裁決意味同志公務員日後在海外與伴侶註冊結婚後，可為同性配偶向港府申請相關福利。至於申請人指稅務局拒絕合併評稅，則被裁定敗訴。

梁鎮罡稱鼓舞 局方﹕研究判辭
申請人梁鎮罡透過律師發出書面回應稱，對法庭認同同性婚姻配偶可享福利感鼓舞，又指當初興訟並非要求特別待遇，而是希望能獲公平和有尊嚴對待，認為今次裁決糾正了政策根源的不公。他又希望政府能全面檢討消除性取向歧視，使巿民毋須再為類似的事情尋求司法覆核，而須承受壓力和時間的煎熬。

梁鎮罡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對裁決「贏咗一半」感高興，除第一時間致電伴侶外，亦向一直支持的父母報喜，但他坦言「未敢鬆懈」，準備迎接政府的上訴（詳見另稿）。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回覆稱，將聯同律政司詳細研究判辭，再作出適當跟進。

法官周家明於判辭指出，公務員事務局以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婚姻，不符合本港法例的「一男一女」婚姻標準為由，拒絕批出相關褔利。惟周官指出，基於申請人的性取向，他根本無法達至異性婚姻，故認為局方的決定是間接歧視其性取向。

局方稱護婚姻 官指未釐清癥結

對局方指向同性伴侶發放福利及津貼，會「走後門」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有違既有的婚姻規例，故局方決定拒絕是為了不破壞本港婚姻體制。周官質疑，局方的說法根本未能釐清問題癥結、即同性伴侶是否應該因性傾向而令待遇有所差別。周官指出，本港法例確不認可同性婚姻為合法，但看不到局方向在外國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發放福利是違法，更強調在法律上並非不容許局方間接認同在外國合法註冊的同性伴侶，這亦沒有本質上的錯誤。

局方在審訊時指出，希望透過拒絕向同性伴侶發放福利及津貼，以保護本港的傳統家庭制度及婚姻制度，周官反駁稱即使給予同性伴侶福利，亦不會削弱本港婚姻制度。
合併評稅覆核裁敗訴

另外，申請人指稅務局拒絕合併評稅。周官指《稅務條例》列明「婚姻」為一夫一妻，故稅局的解讀正確，又透露雖然局方不接納申請人與伴侶聯名報稅，但經過計算後，並不影響兩人該年度的稅額。

周官裁定公務員事務局基於申請人的性傾向，而拒絕向其伴侶發福利及津貼的決定屬歧視，判處有關申索勝訴，由於合併評稅申索敗訴，申請人僅獲六成訟費。

雙方須商具體命令 9．1生效
此外，申請人與公務員事務局須商討法庭應該頒下什麼具體命令，周官下令本案裁決於今年9月1日才生效，給予時間公務員事務局考慮作何措施或向法庭提出其他申請。

【案件編號：HCAL2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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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17-04-29

公務員及紀律部隊團體均表示，如最終政府須修訂公務員配偶的相關政策，亦表示歡迎。申請人梁鎮罡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判決將保障同志公務員配偶的福利及津貼，解決其實際問題之餘，「亦是對往後的平權路意義重大」，他直言未因「與同志配偶合併評稅」敗訴氣餒，明白「要一步一步來」，將與律師團隊研究上訴可能。

梁鎮罡於2002年加入入境處任職入境事務主任，翌年晉升為高級入境事務主任，他與英籍伴侶Scott Paul Adams2014年4月於新西蘭取得結婚證書。

「想盡辦法才覆核」 盼當局檢視整體政策

梁鎮罡又指出，曾花一年時間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之後向申訴專員公署及平機會投訴後，「想盡辦法下才用上司法覆核」，他希望當局會趁此機會檢視政府整體政策，「不希望未來再有人像我要走投無路去司法覆核」。
據悉，入境處內部對今次裁決「迴響很大」，有人形容梁鎮罡「好勇敢」，亦有人認為今次裁決將顛覆政府部門對「公務員配偶」的定義：「那麼在外地合法進行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婚姻的公務員配偶，是否也有福利？」

同志人數不多 梁籌庭料公務員接受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表示，如法庭最終裁決是保障具同性婚姻的公務員配偶福利，政府亦應持開放態度修訂相關政策，「國際大都會的政府不應歧視」。

梁籌庭又估計，近20萬名公務員中，具同志背景的人數不足200，現時公務員配偶所享的福利又「微乎其微」（見表），相信公務員均可接受放寬予同性婚姻人士。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劉玉輝亦表示，如將來有關政策修訂，紀總亦會以人員福祉為依歸，為其爭取公平合理的公務員福利。

聞哭鬧惱怒 拳打搖晃 誤殺3月大兒子

【明報專訊】2017-04-28

年輕主婦前年報警指不足3個月大的兒子突然無呼吸，男嬰經搶救後不治。母親警誡下稱受不了兒子哭聲「情不自禁」虐打兒子，有時會「掌摑佢塊面，搣佢塊面，揼佢落牀」。陪審團早前裁定主婦誤殺罪成，昨被判囚8年。法官慨嘆處理此類案件的判刑往往感到困難，因為無論什麼懲罰都不可能令死者死而復生。

聞判後平靜

於本案保釋期間再誕一女、其後更一度涉虐兒的主婦梁笑芳（31歲），早前被陪審團裁定於前年8月25日非法殺死當時只有2個多月大的男嬰李汶軒。梁昨聞判後表現平靜，只以紙巾抹鼻。

辯方指被告是意外懷孕誕下汶軒，她對於自己的行為已深感後悔，事件對她是一生不能磨滅的痛苦。辯方又形容本案是悲劇，被告向感化官表示有不愉快的童年，讀書時又遭人欺凌。惟法官指不認為被告的童年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只是一般家庭都會發生的姊妹爭執。

三姊：被告每周最少搖打兒子2次

法官杜麗冰早前為被告索取臨牀心理學家報告，杜官引述報告指出，被告向心理醫生透露當汶軒在哭鬧，她便會感到惱怒，但聲稱只打過汶軒1至2次。惟其三姊向心理醫生指出，被告每周最少拳打及搖晃汶軒1至2次，被告亦曾透露「唔鍾意」汶軒。報告亦指被告智力比一般人低，但她懂得分辨對錯，及明白自己的行為會帶來什麼後果。心理醫生認為被告不了解自己的情緒問題，亦沒有尋求專業協助；從其行為可判斷，被告患有適應障礙及抑鬱，建議被告接受治療。

杜官指出任何人成為父母後，都有保護自己子女的道德及法律責任；法庭就此類案件判刑時往往感到困難，因為無論什麼懲罰都不可能令汶軒死而復生。杜官引述案例指法庭必須保護脆弱、容易受傷的生命，父母的角色乃應是保護及培育子女，故當有初生嬰兒死於父母手上時，會更容易引起社會關注。
官指非一時衝動

杜官認為本案沒有特別求情因素，而被告沒有案底對於本案而言亦沒有太大意義，這只代表她過去沒有對他人使用暴力。杜官不認同辯方所指被告的行為是一時衝動，因為被告是一而再襲擊兒子。另外，被告於事發當日發現汶軒全身抽搐後兩小時才報警求助，杜官質疑若然被告當日盡快報警，汶軒的生命有可能被救回。

【案件編號：HCCC256/16】

亂倫罪源自宗教罪 同性無血緣不適用

【明報專訊】2017-04-28

根據法例，任何男子及16歲或以上女子與異性血緣近親性交，即構成亂倫罪。有法律學者指出，近親性交在中世紀的英國屬宗教罪行，時至今天被該國法律歸類為性犯罪。此外，根據法例，亂倫控罪只針對與異性近親的性行為，但不包括與同性近親或無血緣關係親屬之間的性行為。
成年女自願 學者料父女同罪責

案中父親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47條的男子亂倫罪，而女兒則觸犯第48條的涉及16歲以上女子的亂倫罪，兩罪最高可處監禁14年，但本案在區院審理，判刑上限為監禁7年。據悉，律政司考慮到女兒成年後自願與父親性交，決定起訴女兒，在同類案件中屬罕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本案案情特殊，兩人都已成年，父親沒有強迫女兒性交，所以兩人在定罪上應無差別。

張達明表示，在中世紀時期的英國，亂倫罪由宗教法庭審判，後來才正式確立屬於刑事罪行。根據英國《2003年性罪行法令》，任何人與具血緣關係的近親、養父母及養子養女進行性行為均屬犯法。他指出，近親性交罪在英國亦有爭議，現時支持定罪的理由包括亂倫破壞家庭關係，以及近親生子對下一代造成健康問題。

大狀﹕父子母女性交暫無例涵蓋

另外，亂倫控罪只針對與異性近親的性行為，但不包括與同性近親或無血緣關係親屬之間的性行為。本身是大律師的法政匯思成員石書銘表示，若父親和成年兒子進行性行為，又或母親與成年女兒進行性行為，目前看不到有任何本港法例可以涵蓋，石指出，這可能是一個漏洞，但需否就此修例，則有待社會討論。

中醫與成年女兒同認亂倫罪

【明報專訊】2017-04-28

中醫師與18歲成年親女於6年間發生性行為並拍下片段，直至前年兒子回家發現父親赤身露體，胞姊則在洗澡，再發現載有父親與胞姊性交片段的記憶卡。父女昨在高院承認兩項亂倫罪，辯方指兩人的關係不涉金錢，只是「twisted love」（扭曲的愛）。法官下令父女還押候判，其間索取背景、精神及心理報告。

任職中醫師的首被告（59歲）有一次非禮案底，他與無業的次被告（26歲）為父女關係。兩人被指於2009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間，以及於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性交，次被告在案發前已成年，事後搬出獨居。
子發現性交片段揭發

控方案情指出，首被告於2014年離婚後，與女兒（次被告）及兒子同住，至2015年8月，當時仍是中學生的兒子回家後發現父親赤身露體，而胞姊正在洗澡，他覺得事件不尋常；其後在父親的眼鏡盒找到載有6段父親與胞姊性交片段的記憶卡，他向教師及駐校社工揭發事件後報案，同年11月父女被拘捕。

父稱獲女擁吻安慰 繼而性交

父親向警方承認，有一次他感到不開心，女兒以擁吻方式安慰他，兩人性交，自此他們繼續發生性行為。

父親表示，雖然過程中沒戴安全套，但他沒有在女兒體內射精；女兒向警方稱，她首次性交對象是父親，當時已成年，她又說，每次性交後都會感到快樂、滿足及有睡意。

代表涉案父親的大律師指出，該父親被捕後已經即時認罪，案發時父女兩人關係非常好，以至於產生「扭曲的愛」，他們的性關係不涉及金錢利益。代表女兒的大律師則形容，今次事件屬悲劇。

法官拒絕次被告保釋申請，兩人還押至5月29日判刑。

【案件編號：DCCC4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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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人造子宮孕育早產羊 望3年內人類測試

【明報專訊】2017-04-27

美國科學家研發出一款膠袋狀人造子宮，以早產羊作測試，結果牠們能在人造子宮生活了4周之久並繼續發育，且能存活下來，是首次成功用動物作同類測試。這款人造子宮可望3年內在人類身上測試，研究員希望它能大大提高極度早產嬰的存活率，以及減低併發症風險。

生物膠袋注人工羊水

這項測試由費城兒童醫院胎兒外科醫生弗萊克（Alan Flake）領導，報告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發表。研究員製造出一個模擬子宮內環境的生物膠袋，內裏注滿了人工合成的羊水，臍帶透過管子連接膠袋外一個供氧裝置，它可帶走二氧化碳並將氧氣注入流經管子的血。整個血液循環系統沒設有機器驅動的泵，全靠羔羊胎兒的心臟泵血，以減少外在儀器對心臟影響。

研究人員以6隻早產羊作實驗，牠們的發育程度相當於22至24周的人類嬰兒，讓牠們浸在人造子宮內生長28天。結果發現，這些小羊能如常呼吸、吞嚥、眨眼、長出羊毛，神經功能及器官發展正常。實驗完結後，部分小羊被人道毁滅，好讓牠們的器官用作研究，另一些則繼續飼養，弗萊克稱牠們各方面都發展正常，其中一隻已有1歲大。

毋須機器泵血 減影響心臟

研究員正與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溝通，希望3年內能作人類臨牀測試，協助極早產嬰順利發育。以目前的醫學水平而言，大多數情况下，22至23周大的早產嬰是醫生能救活的極限，這類嬰兒的器官大多沒發育完全，存活率只有五成，即使能活下來，九成機會有嚴重及長期身體毛病。不少早產嬰因肺和心臟不夠強壯抵受插管，在救治時受創傷。

弗萊克承認，母親的子宮對最早期胎兒發展的地位，是沒有科技能夠代替的。

（法新社/衛報）

韋惠英：誰要為「高分低能」、「無創意」的下一代負上責任？

【明報專訊】2015-12-01

年輕人被批評「高分低能」，意指公開考試成績是高材生，但到了職場，上司卻發現他們閱讀、理解文件能力未如人意，寫報告、建議書、信能力弱。這些都令政府、商家、家長、教師頭痛不已，問題出在哪裏？

有學者指出這和香港學生過早操練應試技巧有關。為什麼這樣說？

要求提高 不操練能寫得好嗎？

什麼是應試技巧呢？例如做語文的閱讀理解的試題，正確的教學方法是學生先全文看一遍，找出每段的主旨，再看問題才作答。但是考公開試時，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答題，教師就要教學生應試技巧找答案。例如，2007年小三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英文卷讀寫部分考卷共14頁，學生需在25分鐘內完成4個閱讀部分，共25條題目，和一篇約30字的引導寫作；2014年考卷增至19頁，25分鐘內完成4個部分，共26條題目，和一篇根據3格圖片寫的約30字作文。老師反映除了頁數、字數多了外，評分標準也提高了，因為學生按要求寫30字是不會得到高分的。明顯地，對小三學生的基本能力要求是提高了，題型雖然重複，但不操練，小三學生能寫得多、快、好嗎？難怪從沒有人能確切地指出什麼是小三學生的基本能力。實質是水漲船高。

學生在短時間內要完成大量考題，就要熟習題型、找出問題的關鍵字，例如題目有「為什麼、什麼時候、數目字」等字眼，學生就在文中找出與此等字眼有關的字詞、句，在文中迅速找到答案，透過「排除」的方法，快而準地找出多項選擇題的答案等應試技巧。學生答對，學校的教學表現就達標了。

表現達標 不一定反映語文基礎

可是，學校教學表現即使達標，也不一定反映學生語文基礎打好了。考評局首次進行的追蹤比較顯示，2004年的小三生升至小六，小六生升至中三時的TSA成績均見退步。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學校以應試技巧訓練作為常規學習，不是訓練語文基本能力的方法，更談不上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培育兒童透過閱讀，終身自學、自娛的教育目標。

小學是基礎教育，是培育兒童讀寫能力、興趣和習慣的重要階段。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在量度小四學生的閱讀表現時，同時列出「閱讀興趣」、「閱讀動機」、「閱讀能力的信心」和「對閱讀課堂的投入」4項指標。2011年，港生排名全球第一，但上述4項指標，港生成績均接近榜尾。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成績優異。研究報告的解釋是：香港學生在閱讀方面成績持續表現優秀，相信是受惠於課程改革所推動的「從閱讀中學習」，促進教師適當運用閱讀策略及閱讀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

然而有學界中人指出是TSA試的題型參考PIRLS帶來的「效果」。看看以下的數字，也不由得人不作這樣的聯想。2001年PIRLS成績港生居第14位，2006年上升至第2位。短短5年間，由第14位上升至第2位（香港教育統籌局在2004年推出TSA）。港生經過多年TSA的應試策略操練，旗開得勝並不意外，2011年PIRLS香港學生排名全球第一，台灣學生排名第九，中國沒有參加。

就有關問題，筆者請教國立台東大學教育學系的陳淑麗教授。她表示在台灣，教師只會在學生要應付篩選式公開考試時，如考高中、大學，才會訓練學生應試技巧。小學是基礎教育，不會作這樣的教學安排。難怪PIRLS的成績，港生凌駕台生之上。

筆者請一位畢業於中區著名英中、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閱讀一篇文章，然後和她討論文章主旨。她支吾其詞，明顯她的閱讀理解能力、撮要能力都弱。不知這是否與文章後面沒有提問、沒有關鍵字的幫忙有關。一個剛從外國回來的年輕教師說：他到了美國才知道什麼是學習，在香港讀了10多年書都是混沌一片。

社會要付什麼代價？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創新科技中心副主任梁國權先生表示：「創新要從小培養……相對於內地學生，我們是人不行，教育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們的考試文化就是遏制住創意文化。」（2015年11月15日《明報》）。

香港學生在國際試排名高，卻「高分低能」、「無創意」，誰要負上最大的責任？社會要付出什麼的代價？

PIRLS成績頭10名，沒有操練文化的歐美國家，如俄國、芬蘭、北愛爾蘭、美國、丹麥、克羅地亞、愛爾蘭，兒童不用操練、狂補習，有空間發掘天賦、培養興趣、發展潛能，享受快樂的童年。這些國家的經驗是否值得我們反思？借鏡？

作者是青田教育基金會教學顧問

新聞：港人lQ最高

【明報專訊】2016-10-07

香港人出名勤力之外，在外國人眼中，IQ亦稱得上十分之高超。今年中，有外媒選出今年全球十大最有智慧國家或地區。香港，因港人平均智商（IQ）為107，加上教育制度及其他因素，被評為第一名。媒體報道「港人IQ爆棚」、「港人IQ全球最高」，不少港人與有榮焉，但有網民指，「港人IQ全球最高，點解住咗香港幾十年又唔係好覺？」

多數人看重IQ測驗結果，把它跟天賦能力和潛力畫上等號，IQ測驗其實是考你什麼？能否反映一個人的智慧？香港人IQ最高，等於全球最聰明？

2003年英國《泰晤士報》報道，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進行一項國際智商比較研究，從不同資料中分析50個國家及地區人民的平均IQ，香港以107分排第一，其次為韓國、日本及新加坡。榜首四強都在亞洲，有指是因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精於算術；但研究也指，以智力測驗比較不同國籍人士的IQ具爭議性。

到今年中，再有媒體報道全球首十個最有智慧國家或地區，香港名列首位，報道引述港人智商測試平均評分最高，達107分，其次為韓國（106分）、日本（105分）、台灣（104分）及新加坡（103分）。

港人智商高，其實代表什麼？數值又是否可信？

■IQ（智商 ），Intelligence Quotient

標準智力測驗的分數，中位數是100分。

■智力測驗

測什麼？

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牀心理學家鮑偉豪說，智力測驗測試範疇都與學習能力相關。內容一般包括：解難能力、圖像推理、語言邏輯、記憶力、知識。

不同的智力測驗，涵蓋的範疇也有分別，香港的成人智力測試，目前最權威的是《香港韋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

誰要做？

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以及認知功能退化或腦部曾受傷害的成人。

鮑偉豪不建議家長隨便帶小朋友做智力測驗，「有些家長對小朋友抱有期望，但測驗結果未如理想，影響親子關係」。

■IQ相差一兩分，有無分別？

鮑偉豪解畫﹕「報道指，香港人智商達107分。比韓國高1分、比日本高2分，在智力評估角度而言，高一兩分並沒有分別，不能證明香港人的智力比韓國、日本人高，因為智力測驗有15分的標準誤差。此外，到目前為止未有研究證明，數值差距輕微，智力上有分別。在統計學上，差距15分或以上才稱得上有顯著差異。」

現實中，大多數香港人智力評級是多少？

他說﹕「在香港，測試成人IQ的智力測驗，目前最權威的是《香港韋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外國也有使用韋氏測驗，但外國測試不能套用於香港；同理，香港的智力測驗也不適用於美國人身上。打個比喻，問題問『香港的十元紙幣是什麼顏色？』，香港人容易答出正確答案，這不能反映他知識豐富，但同一條問題問美國人而能答出是紫色，反映他涉獵較多。智力測驗的題目廣泛，由淺至深，如果IQ高的人，可以答對所有問題。此外，評定一個人的IQ多少，需要設立一個常模（norm）。常模是指在一特定區域，一群人在測驗中獲得的普遍水平，是用來比較的標準數值，例如，在同一個智力測驗中，絕大部分香港人答對5條，5條就是參照標準，第二個地區或國家的人答對4條，4條就是參照標準，所以不同的智力測驗在不同地方進行，量度的準則也不同。說一個香港人有多聰明，是跟其他香港人作比較，而不是跟全世界的人作比較。」

■IQ是衡量智力的指標，智力是什麼？

鮑偉豪表示﹕「可以理解為認知能力，不同的智力測驗，涵蓋的範疇也有分別，韋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可反映四項能力指數，包括言語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如果一個人解難能力強，語言能力好，反應快，知識豐富，智商也會較高。」

世界著名發展和認知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認為，智力測驗忽略了其他類型的智力，認為智力不是一種能力，而是多種能力，除了數學推理、語言文字、視覺空間的智力，還有音樂旋律、自然博物（了解自然環境並與之和諧相處的能力 ）、身體運動、人際關係、自我內省的智力。哈佛心理學博士Daniel Goleman亦提出了情緒智力。

■IQ高代表什麼？

IQ高，學習能力相對較高，但不代表一定有智慧，因為智力發展講求整體平衡。

鮑偉豪解畫﹕「IQ高不代表做事特別成功或掙錢較多，它們之間沒有直接關係。因為一個人成功與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例如人際關係的處理、情緒管理、抗逆力等。IQ只是一個指數，實際上每個人的表現要看個別測驗結果。心理學家判斷一個人的智力，不會看一個總體數值，而是從測驗的不同範疇中，分辨一些細節的強弱。」

哈佛心理學博士Daniel Goleman曾綜合前人的研究，發現一個人在職場上的成功程度，智商的影響力只佔20％。

■IQ能否訓練出來？

鮑偉豪解畫﹕「IQ受基因及其他因素影響，某程度上是穩定的，不會因為訓練多而顯著提升。好比身高，如果基因可令你長至6呎高，真實身高需視乎後天攝取的營養、運動量等，就算有助增高也只會在一定範圍內。如果缺乏營養，會阻礙你長高。」

要幫助兒童發展智力，他建議﹕「小朋友要有良好教育，但並非要贏在起跑線、催谷兒童，而是適當的教育。此外，心理健康、適當運動、吸收足夠營養，擁有健康體魄亦重要。智力並非靠做一堆IQ題訓練出來。」

■IQ高的人EQ較低？

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EQ），影響我們如何管理自己的行為、社交手腕，以及作出個人決定。Goleman推出的《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曾提到，EQ包含五項要素﹕1、體察自我情緒；2、管控自我情緒；3、洞察他人情緒；4、人際關係的和諧能力；5、自我激勵。

有些人認為，IQ高的人多數EQ低，有沒有根據？

鮑偉豪解畫﹕「沒有根據。這說法突顯IQ及EQ並非對等，也不一定有必然關係。有些行業，例如醫生普遍IQ高，但不能說醫生的EQ低。」

■話你知

「天才學會」 雲集IQ高超人士

Sally likes 225 but not 224; she likes 900 but not 800; she likes 144 but not 145. Which does she like - 1600 or 1700?

這不是考英文文法的問題，而是Mensa的練習題（註﹕答案在本版底）。Mensa是雲集各地天才的高智商學會，1946年於英國牛津成立。律師Roland Berrill和律師兼科學家Lancelot Ware有天忽發奇想，編製一些高難度試題測試IQ，受到廣泛追捧，兩人於是成立學會，號召高智商者加入。

學會成立目的為提高人類智慧，以造福人群，並讓高智商會員彼此交流。所有成員必須通過智力測驗，成績要在前列2％以上才能加入。現時會員超過12萬人，遍及全球百多個國家。

上網挑戰Mensa難題

Mensa丹麥分會製作了網上測試以供參考，40分鐘回答39條題目，130分或以上是Mensa會員水平（註﹕測試分數不代表真正的IQ）。

網上測試：www.iqtest.dk/main.swf

Mensa國際亦有一些IQ練習。

網址：www.mensa.org/workout.php

「Mensa For Kids」網站，內有書籍推介，不同類型的學習計劃等。

網址：www.mensaforkids.org

■知識加油站

邊個IQ最高？

誰擁有全球最高IQ？IQ有幾高？澳洲哲學博士Jason Betts創建的「The World Genius Directory」全球天才名冊，記錄了世界各地高IQ人士之資料，名冊中，IQ最低那位也達130；IQ達198封為全球最聰明的，是希臘精神科醫生Evangelos Katsioulis。

網址﹕psiq.org/home.html

■答案

「話你知」﹕1600，Sally likes perfect squares

■今期專家：鮑偉豪博士（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牀心理學家）

文：李佩雯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eature@mingpao.com

大學生自殺情況惹人關注

【明報專訊】2017-04-24

衛生部（現為國家衛計委）曾有調查數據顯示，自殺在中國人死因中居第5位，但在15歲至35歲年齡段的青年中則列為死因首位。其中又以大學生自殺情况最引人關注，今年以來已發生多宗大學生自殺事件，1月11日，山東大學一名女生在出租屋上吊自殺；2月27日，廣西大學一名研究生燒炭自殺死亡；3月4日，渭南職業技術學院農學院一名大二學生在宿舍上吊身亡；4月11日，廈門華廈學院大二女生因捲入裸貸而自殺；4月20日，一名20歲女大學生疑與網友發生關係後跳樓。西南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吳明霞稱，自殺除心理疾病和突發事件壓力外，也與天氣、季節有關，每年5月和11月都是自殺高發期。

（法制日報）

愛爾蘭國民議會 倡墮胎限制鬆綁

【明報專訊】2017-04-24

愛爾蘭早前就討論墮胎議題，成立由市民組成的國民議會，並由最高法院法官擔任主席。國民議會上周六（22日）投票通過支持修改憲法第8修正案有關嬰兒跟母親一樣擁有同等生命權利的內容，為墮胎限制鬆綁。

由99名市民組成的國民議會舉行投票，出席者僅91人。他們周六以87%對13%，通過建議政府應修改憲法有關生命權利的條文。主持議會的法官將於今年6月底前完成有關報告，再交由國會議員傳閱及討論。

天主教國家愛爾蘭擁有全世界最嚴格的墮胎法令，直到2014才撤銷全面禁止墮胎的規定，容許婦女性命受威脅時墮胎。

（BBC/愛爾蘭廣播電視）

李子樂：大學男女失衡 非升中派位之禍

【明報專訊】2016-07-10

近年升中派位報道，男生比女生較少獲派首志願學校，情况備受關注。其實自2002年以來升中派位機制採用男女生混合成一隊的模式，坊間對此一直有不少批評，指混合派位對男生不利，第一組別中學收生變得女多男少，第三組別中學的情况則相反，繼而引發骨牌效應，令男生在學業上節節敗退，最終造成今天大學男女生比例失衡問題。聽到不少人（包括教育工作者）對此深信不疑，但一直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不多，究竟男女混合派位是否真的對大學男女比例造成衝擊？

大學新生長期女多男少

我以網上公開統計資料做了簡單分析（圖）。圖中紅線顯示過去20年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新生的男女實際人數比例，0%表示男女比例各半，負數則為女多男少。很明顯，升大學女多男少並非只是近幾年的現象。跟前幾年男女分開派位的學生相比，2009年混合派位下的一代學生入大學，男女失衡沒有出現惡化。其後2010、2011年男生甚至稍有「回勇」之勢，可惜2012年及後（即首屆文憑試學生升大學之年），男生又跌入「谷底」。

再看藍線：比較入大學的男女人數分別佔整體公開試日校考生人數的比率（2012年前指高級程度會考；2012及2013年包括高考及文憑試；2014年為文憑試），以集中看看日校男女生之間的競爭。同樣地，所有年份均顯示負值，即在日校考生中，男生升大學的比例「穩定地」低於女生。

若以分開「男跟男爭，女跟女爭」的角度去看男女生升大學比例，那情况又如何呢？綠線顯示了以「分兩隊」競爭的方式比較男女升大學的比例差距。以2007年為例，成功升讀大一的男生佔高考日校男考生58%，升讀大一的女生則佔高考日校女考生52%，即男比女高出6百分點。依此計算方法看，2012年前，其實男比女面對較少同性之間的競爭。也就是說，女生成功考大學的人數雖然較多，但與此同時亦面對更多同性的競爭對手。從同性競爭角度看，可以說男生到了考大學的階段時似乎反而「佔優」。但2012年開始，即新高中下的男生考大學，就連這樣的「優勢」也失去了。

總而言之，從實際數字看，把升大學的男女失衡歸咎於派位改制的說法，難以成立。至於何以1995至2000年間相關比例開始出現失衡並急速加劇，原因未明，或許關乎到八九十年代大學學額大增，讓更多成績達標的女生成功入讀大學（至2000年代情况稍為穩定下來），又或與其他因素如所謂女生課程增加、女性整體社會地位提升下女生潛能解放等等有關。另外，從近年趨勢看，在新高中實施後，男女升大學的比例失衡反而更為明顯。雖則這裏可能涉及新舊學制之間的區別，例如舊制下升中至升大學之間的階段，特別在會考時已淘汰了較多成績落後的男生，以致到考大學時，已是女多男少（2007至2011年間高考考生的男女差距為5%左右）。惟兩個問題也非本文所旨。

事實上， 由小學升中學、到大學之間的教育過程中，牽涉繁多因果機制導致今天的「男孩危機」（全球許多地方也共同面對）。我並不否定混合派位下，中學男生處於弱勢。但也需要知道，問題比想像中複雜得多。草率地把問題都扯到派位政策上，只會窒礙我們找出問題癥結及可行對策。

分隊派位不可取

當年平機會有關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調查報告出爐，曾引起社會及學界廣泛爭論。學者曾榮光1999年曾在報章以〈體系性不平等與積極性歧視〉為題撰文，反對男女混合派位，其論點尤為重要，值得進一步商榷。文章有力地說明本地學童學能表現（不論就發展領域或速度而言）出現顯著男女差異，並且指出「體系性的不均等」（男女升中成績差異），源自升中評核機制存在重語文輕數學等方面的性別能力偏向，而為此「就有必要改而採用『以組別之間為對象的均等』原則」。然而，文章沒有解釋何以面對體系性的不均等，便有必要改用以組別均等的原則去處理，而我認為這一點才是爭論的關鍵。

單憑男女成績差異情况，便採納分隊派位模式，那我們又能不能以同一原則處理升高中考試、公開試等持續穩定的成績差異，如按性別調整分數、分隊升學？况且男女之間各方面發展，其實相似性多於不同；同性之間的差距更大。別忘記除了男女分別之外，還有更多有關社會與人口特徵組別區分學生成績，例如年齡、社經地位、種族等。面對各種體系性的不均等，難道又有必要通通改用組別均等的原則分開處理升學？

更重要的是，既然問題出於升中評核機制以至整個小學課程發展、學校配套等等的偏向上，為何要糾正的不是教育問題本身而是其果？現今社會普遍為人接受的教育理念是以個人均等原則為基礎，每個人也可以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因素通過公平競爭獲得教育擢升。女生在現有機制下具有所謂先天的學業優勢，例如比男生在閱讀及寫作上花更多時間、多主動投入學業活動等，同時也是個人努力與付出，她們因此取得好成績，最合理不過（不少男生也能付出一樣而獲得好成績）。若只在階段性關口（升中派位）分隊設限，原則上是雙重標準。

正視男孩危機問題

現存有相當多的研究證據已指出，男女先天分別（包括腦部發展）並沒想像中那麼大，學能、社交能力、情緒控制等發展反而受後天及體制性的社會環境因素影響更大，而且男女學能差距在不同地方、文化亦有所不同。要着手處理「男孩危機」，不但需要針對課程發展、學與教策略、評核機制等方面檢討與改善，同時亦需要家庭、學校、社區等全方位配合，從小做起。

當然實踐起來將困難重重，但絕不能知難而求其次，「開倒車」回到分隊派位模式。對付「男孩危機」其實跟過往兩性平權發展相符；平權從來不應為某單一組別的發展機會加設障礙。與其執迷於消極歧視女生的政策，何不以積極歧視的態度去思考如何提升男生能力發展較弱的地方，並予以支援。

文：李子樂

美術：黃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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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上生收入續跌 與高中畢業無異

【明報專訊】2016-08-05

大學聯招下周一放榜，各中學畢業生將要選擇前路。有研究發現，愈來愈多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大專畢業生從事低技術職位，他們的收入中位數更在20年間下跌17.4%，自2010年起跌至與高中畢業生水平無異。有學者認為，社會競爭激烈，令大專生就業困難。

任職低技術勞工者增八成

議政團體新世紀論壇根據政府統計處1995至2015年，共20年間大專學歷者收入數據分析，發現從事低技術職位，即文員、銷售人員等的大專學歷勞工，由1995年的73,200人升至2015年的130,800人，升幅達78.7%，所佔比例亦由31%升至44.5%，增13.5個百分點，反映愈來愈多大專學歷者向下流動，做低技術工作。

收入中位數跌17.4%

收入方面，大專學歷勞工收入中位數由1995年的20,463元跌至2015年的16,898元，跌幅達17.4%，而第10百分位數收入及第90百分位數收入亦在20年間分別跌2.8%。比較大專學歷與高中學歷的勞工收入中位數，大專學歷勞工在1995年較高中學歷收入高19%，但差距每年收窄，至2010年起，兩者收入中位數更無異。

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鄧咏駿認為，大專學歷勞工的收入跌幅超乎想像，情况令人擔心。他又說社會轉型令工種愈來愈窄，加上大專學歷者大多希望從事高技術行業，令他們「高不成低不就」。他又認為政府在2000年推出副學士課程，只延遲了青年畢業時間，無助向上流動。鄧提醒學生升學時，要考慮大專畢業後會否繼續升學，以爭取向上流機會，否則「既浪費金錢，又浪費時間」。

學者：遇好工不妨邊做邊兼讀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座教授李子建表示，明白現時社會和家庭都期望學生有更高學歷，但升學時要考慮自己的需要和興趣，將來收入亦非唯一的考慮因素，切忌「為讀書而讀書」。他又說現時社會競爭激烈，大專生找到心儀工作有一定困難，建議高中學歷者若找到一份有發揮機會的工作，可考慮先就業，或報讀職訓局的兼讀課程，亦不失為一條出路。

梁美芬：大學生應品學兼備

【明報文章】2017-04-13

港大聖約翰學院和李國賢堂連番爆出學生集體性欺凌事件，據報道，涉事學生是牙科系、化學系及教育系的同學。昔日的香港最高級學府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令人難以置信。

港大兩宗性欺凌事件發生後，其中一宗的當事人目前為止仍沒有勇氣站出來指證施暴者的身分或承認受到欺凌，更加反映了大學校園文化的劣質化以及大學生之間有如「童黨」受虐都不敢說出來指證。事件令筆者不禁想起數年前有一位女學生，本是性格開朗的乖乖女，但在參加迎新營（O Camp）後卻黯然自殺身亡，引起社會轟動；同樣在2014年中的城大亦曾經有一名品學皆優、領袖才能非常出眾的同學自殺身亡。可以斷定，這些事件的發生與學習壓力幾乎無關，因為這些學生的成績皆非常優秀，師長們均認為是因朋輩壓力而造成的悲劇。

近幾年屢屢能聽到香港的一些大學O Camp不堪入耳的荒唐事，不少更涉及猥瑣、色情以及猥褻新生。當年中大校園內曾經舉行「性別文化節」，其間有某些學系竟鼓勵新生貿然觸摸他人的私隱部位，以弘揚性文化之名，實際上是宣揚淫穢思想。再有早幾年某位打民主之名、就讀中大的女生亦曾經「自爆」說做過舞女，說是為了「體驗生活」。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看到今天香港各大學O Camp頻頻發生荒唐的性欺凌事件的趨勢並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有同學更指這種性欺凌行為是宿舍的傳統。校方實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譬如在一些藝術學院的畢業禮上經常能看到一些畢業生頻頻作出無禮荒唐的舉動，侮辱台上的嘉賓，完全沒有文明可言。

面對這樣的情况，大學的管理層卻噤若寒蟬，採取鴕鳥政策。這一切都不禁讓市民懷疑，究竟多年來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撥款難道就只為培養一群「高學歷、低品格」的學生嗎？教育局、考評局一味迷信考試的同時，卻忽略了社會大眾對大學生的期望：就是除了對知識的追求外，更應着重品格的培養。面對如此聳人聽聞的性欺凌事件，有港大學生組織卻輕描淡寫的說這些並沒有什麼大不了。香港人都應該深思，曾經香港人人都夢寐以求的最高學府，經過這些駭人聽聞的性欺凌事件，到底為香港培養出什麼人才？

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張惠侶：教育冇選擇 我哋都唔順氣！

【明報專訊】2016-03-29

吳克儉局長對社會一有事就歸咎於教育制度，他「好唔順氣」，原因是他看見很多學校都做得很好。

學校做得好與壞，由誰來說？就如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一樣，設計者覺得好，但用家覺得爛，用家也好唔順氣。

設計者唔順氣，仍可選擇「改良」方法；用家唔順氣，用自己的方法「改良」，就被視作不聽話、冒犯權威的少數搞事分子。

其實吳局長若繼續以一個closed mindset掌管一個任務為廣開民智的部門，認為教育制度只等同學校制度的話，他會繼續唔順氣，因為無論一間學校做得再好，也一定會有讀得不順心、被忽略的學生。他們在校不如意、在家不開心，父母自然有壓力、有投訴。

我早兩天才跟一名band 1中五生傾了好幾個小時。她說從來不愛讀書，因為一看中英文字就不能應付，學校沒有朋友，她並不開心，連自己要做的一份功課，自己定的題目，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要揀那個題目，也不知道要如何寫報告，父母只道不理解她為何趕不上。她說其實自己喜愛藝術。我希望她能勇敢向父母提出，否則，她可能會繼續默默承受下去，不知為何而學。

早前，教育工作者戚本盛撰文，問「普及教育必須限定在6至15歲嗎？」他說學校教育既是一種權利，那就應「修訂入學令，引入選擇機制，將上學體現為自由而不是強制，還原為權利而不是責任」。我們贊成不過。

公平的教育 每人各取所需

教育制度應該百花齊放，才能應付各式孩子所需。公平的教育不是說同一個年齡應學同樣同量的知識；公平的教育，是每個人能各取所需。教育是要發展每個人的天賦，所以從來不應該是一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服務。今年已是2016年，但局方仍以1970年代引入強迫教育的思維搞教育，香港何堪還能稱作「創意之都」？

全港有120多萬大中小幼學生，就算少如0.1％渴求主流以外的教育，也有千多人。有能力的家長選擇在家自學、休學年。有人或會覺得這對其他學生不公平；可是，這些選擇跳出主流的父母在其中的付出，作為納稅人但又沒有政府的絲毫教育資助，一力扛上教育自己孩子的責任，這話又該怎說？况且，這些孩子若留在學校也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即最適切的教育待遇。

政府辦普及教育，「普及」的目標是達到了，但「教育」的目的，卻在打着「全人教育、終身學習」的旗號下，實質的步入考試主導、向標準化邁進的地步。無論吳局長探訪過的那些學校辦得再好，也要在考好試、入大學的社會文化大洪流裏掙扎。試問吳局長到訪學校的幾個小時，能讓他看到學生深宵趕功課，每天將學校工作帶回家再跟父母角力的場面嗎？

所以教育實在需要有選擇。在主流層面，在TSA爭持不下的情况下，若給予家長選擇權，那全港學校相信都仍會參與考試，但不想參加的家長則可opt-out，有路走。想考的家長有得考，不想考的有得揀，自然不會「唔順氣」，教育局亦不用大費周章。

同樣，因各種原因不想在主流受教育的學生，教育局及學校應支持其家長作在家自學或休學的決定。現在，教育局口頭上是因為認為學校是最好的學習場所，而不鼓勵在家自學，很明顯，這又是從設計者的觀點講話。

缺乏選擇的香港教育制度已直接影響外國在港的投資。加拿大商會2011年一項調查指，缺乏國際學校學位直接影響會員的業務，因為他們請不到人願意來港，這亦直接影響香港作為亞洲區樞紐的吸引力。

對於本地人來說，缺乏選擇即代表要到外國留學。而這亦代表了一大批有資源、有理想的香港人向外流。

教育不是鬥氣。站出來的家長只是為孩子的需要說話。教育局應予以尊重，一起討論放寬繃緊了的教育制度。

作者是教育大同主席

張帝莊：品德教育 何必曰利

【明報專訊】2016-05-10

自己是一個着重品德教育的家長，不過，關於品德教育，我首先想指出大部分人其實並不相信品德教育。

做正直事反被話「笨」

許多人口裏說自己着重品德教育，但骨子裏並不如此。我親眼目睹許多孩子做了正直的事，家長的反應是﹕「你幹嘛這麼笨！」「你就不懂變通嗎？」他們心裏都想為孩子好，因為他們確實相信，一個人正直就等於「將來要乞食」。所以一到了關鍵時刻，言談之間，總是會流露他們真正的價值觀，就是寧願孩子將來做一個不正直的人，也不要做一個吃虧的人。他們寧願孩子懂得「走精面」而平步青雲，而不希望孩子「老老實實」而一事無成。我看見許多家長，發現自己孩子能欺負和欺騙別的孩子時，口裏免不了吐出兩句觸不到痛處的責罵，但語調同時充滿了沾沾自喜和掩飾不了的自負。

如果給家長選擇，你想孩子做一個口甜舌滑、騙得別人團團轉的成功推銷員，還是一個經常因正直而被騙得焦頭爛額的笨人？有人說，最好又聰明又正直，既不會被人騙也不去騙人。但是，如果二擇其一呢？許多人心裏其實寧願孩子狡猾一點而不要正直一點。

「寧願孩子狡猾」一派的家長之中，有些人的底線是不要犯法被捕（只要保證不被捕就萬事俱可），有些人的底線是不要欺騙父母（欺騙其他不相干的人則無妨）。「寧願孩子正直」一派的家長之中，有些人的底線是不要得罪別人，有些人的底線是不能犧牲自己。一個孩子長大後，為了一個公義社會而拋頭顱灑熱血，變成政治犯，成為階下囚，幾十年大好青春斷送監獄，「寧願正直」的家長真的有人願意看到這種情形嗎？

剛才我說自己是個着重品德教育的家長，其實我只是自覺相對其他人，較傾向如此罷了。我的底線是，不要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公義。具體例子如﹕不要因為怕被朋友排斥而加入對某個同學的欺凌；不要為了討好某一個人而有意無意間說出許多傷害另一個人的話；不要為了一個較高的試卷分數而隱瞞老師一時之間看不到的錯處。諸如此類。

沒好處 但能成勇敢正直的人

這樣做，對孩子有什麼好處？

如果孩子問我，我只能說，這樣做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但是，這樣做，你是一個勇敢而正直的人，不這樣做，你只是一個得到了好處的人。

作者簡介：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採訪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卻認為自己的家更值得探索。現為全職爸爸，兼全職寫字人。有時是悠閒的半職寫字人和忙碌的半職爸爸

如何死得好好哋

【明報專訊】2016-10-02

考試可操練試題，表演可綵排，唯獨死亡無法排練，而人人終須一死。我們自小就上興趣班學琴棋書畫，卻從沒學過如何面對死亡，不論是自己的，還是身邊人的。

那麼，如何死得好？

早前我們報道過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受政府委託，審視香港的臨終照顧，院方剛完成電話調查，訪問了一千零六十七名三十歲以上香港巿民，橫跨不同年齡、學歷，了解大家想「怎麼死」。研究發現，當生命走到盡頭，我們不願痛苦地「賴活」，而是希望安適、有尊嚴地「好死」。

可是，生死之間，除非是猝然而逝，那道「順其自然」的界線大部分時候並不乾脆。病人和家人要怎樣準備？醫生又要如何支援配合？

生死那條界

一個資深醫生，也是家人的取捨

「我感受很深，是有位婆婆『通波仔』後因醫療事故過身，原來婆婆已九十九歲。老人家去到什麼情况下還要通波仔？當然要看身體情况。」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醫療體系、政策及管理學部臨床專業顧問雷兆輝說。

「醫生，是醫人『生』，好多時是盡力讓病人有希望，有時沒希望，都想病人試。不過，到了某一步，我們都要回頭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雷兆輝是資深醫生，曾任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風險管理及質素保證總監。但他也是別人的至親，最近送別了幾個親人，其中一個患腦退化，「神志清楚，只是吃不到東西，沒理由不幫他，於是插了胃喉」。至親在家休養，後來病情惡化，呼吸困難。「他沒投訴，但看着他不舒服，我的心也不安。若他有天離開，我會接受。我們不會突然明天不餵食，只是若到了一個地步，不插人工呼吸就不能生存，我好清楚，that's the end of the end。人工呼吸維持多三數天是否值得？像高校長（高錕），現在情况還可，只是有時發燒。我們不會不理會，也會照用抗生素，但若病情更差要插喉，他們都好清楚不會這樣做，視乎家人點畫這條線。」患腦退化症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已簽署AD（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若日後昏迷，不願勉強維生，而是自然去世。

不過，饒是見盡生死如雷醫生，要與家人畫這條線，也不容易。「兄弟姐妹未必個個看法一樣，要決定何時停止嘗試？有時說好了情况怎樣要怎樣做，最後關頭又突然改變主意。」

不是人人都有親人是醫生，而且不少病人由得悉惡耗到離世，僅得半年至數星期，倉皇中如何決定要不要插喉、用呼吸機，何時開始紓緩治療？「所以醫護人員要做多一點。」雷醫生希望加強醫生培訓，醫生日後可提供中立的建議及分析，助病人及家人做決定。

醫生 要懂得講「死」

雷兆輝試過在醫院聽到病人家屬的對話，說醫生問她要不要切除父親的腿，讓他感受很深，「其實醫生應解釋是血液循環不好，切了可阻止惡化，不切，幾星期就要離開……我們好多時候將責任給了家人，不懂幫病人分析好處壞處，幫他們決定。」。

「見過有老人家吃不到東西，是否要插胃喉或在肚中開洞？若由病人自己提出，叫子女簽（AD）接受紓緩治療，其實好辛苦。有兒子簽完，到父親去世才感到後悔。現在我們是不懂得講給家人知，其實這情况下，做多做少都不會影響結局。賽馬會撥款，就是要訓練醫生懂得與病人對話。」

「我常說，求婚前也先要談情說愛。講這些（臨終照顧）也是。一個人有病時，醫生已可漸進式講，初期可做什麼，後期可試什麼。最難是何時將希望適當地調低，若知道只是假希望，就如實讓家人知道。最後一段路，有人是六個月，一年，有時不容易估；癌症大致準確，但心肺衰竭等不易估計。」

除了專業醫護意見，他說，要讓紓緩治療及在家去世成為可行選擇，還需不少支援。「在自己家中牀上安詳離開是好事。但好多人未深思在家過世的情况，病人可能呼吸困難，有些人會抽氣好久，在醫院的好處，是有藥物紓緩。我可以請私家護士，但是否人人有能力、資源？第一家中要有地方，第二要有醫護照顧，像台灣就會送氧氣上門，此外，也要考慮有否親人陪伴，有否醫生肯上門看病人。」

一個人死 一個家庭的事

要好死，除了照顧身體，照顧情緒同樣重要。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陳麗雲教授說，一般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有臨牀抑鬱及憂慮要看精神科醫生，末期病者達六成，而末期病者的家人達七成，甚至有病人去世後，家人自殺身亡。因此，她負責的賽馬會安寧頌計劃，就為家人提供情緒支援，鼓勵他們一同與病人討論病情，訂下ACP（預立醫療自主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

其中一個個案，是確診患鼻咽癌、六十六歲的練先生。他確診時已是晚期，但化療無效，而且腫瘤已生到腦幹旁，若繼續嘗試下一步的電療，或會失去視、聽力及活動能力，經社工輔導，一家人決定不做電療，改做紓緩治療。「他鍾意影相及聽音樂，詳細考慮後決定不做電療，反而影好多靚相，同家人去旅行玩，出席女兒的婚禮。」最後一家人把握時間相處，練先生在最後數天才入院，安詳離世。

她認為，要做到「好死」，家人要一起計劃，而醫院並不適合末期病人。「醫院是急救的，末期病人應去療養院。若香港有上門護理，加強社區服務，家人就有時間在一起。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病人一入醫院，情况就走下坡，不能動，肌肉就會萎縮，不能活動自如，就要用尿片。香港每年四萬多人死，如何令這些長者死亡時，不是活在恐懼中？一個人離世，是一個家庭的事。」

觀念改變 談死不再忌諱

大家會想「怎麼死？」據調查發現，原來，近九成巿民若確診患絕症，會選擇紓緩治療，而捨以痛苦的急性治療（如插喉）延長生命，而且愈年長，愈傾向選擇紓緩治療。此外，出乎意料，有三成巿民希望在家去世，而不想死在家的，主要不是怕影響樓價，而是怕麻煩家人（見圖表第三部分）。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曾於二零零九年就AD立法諮詢，惟二零一二年食衞局表示談論臨終照顧及死亡仍是部分人的忌諱，市民普遍對AD不完全熟悉，未再推動立法。不過，今次調查或反映社會觀念已變。雖然逾八成巿民從未聽過AD，對「善終」認識不多，惟當巿民了解何謂AD後，七成人認同應在確診絕症後設立AD，若AD具法律效力，更有逾六成人會訂立AD。其實，近九成巿民同意醫護人員應直言自己的病情及臨終照顧計劃，顯示大家對死亡已非想像般忌諱。

「最後半年」 港人進出三次醫院

《經濟學人》早前發表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八十個地方的善終質素，香港排第二十二，落後於英國、新加坡及台灣，原因之一正是紓緩治療不足。

雷醫生說：「五福臨門的第五『福』，是壽終正寢。」香港人，值得死得好一點。

排行第二十二的實况到底是如何的？現行任何居於家中或社署旗下安老院的重病者，遇有「冬瓜豆腐」，身邊人會打999召救護車。一旦送院前身亡，便將被送到公眾殮房剖屍進行刑事調查。不然的話，進到急症室便會接受心肺復蘇（也許會按裂胸骨）、喉管餵飼、靜脈注射等頗痛苦的急性治療。折騰半天，待情况穩定送上醫院病房。有研究指出，因安老院缺乏醫療支援，長者常因肺炎、發燒、進食不足等併發症進出醫院，香港人去世前半年平均要入院三次，約住院二十八日。換言之，這循環要發生三次，你才走完最後一程。而且臨終一刻，家人也許受限於探病時間未能相伴，剩你獨自在嘈吵擠迫的病房嚥下最後一口氣。

試行計劃 直入療養醫院

有見及此，醫管局新界東聯網於二零一二年試行「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先導計劃」，由醫生與病人及家人制訂ACP。當長者情况轉差，院舍會聯絡專責護士評估病情，直接入住沙田醫院，不用經急症室。一般晚期病人的住院日數跟其他內科病人差不多，平均約十四天。沙田醫院是療養醫院，探病時間彈性，並提供個人化照顧，病人可帶喜愛的物品及播放心愛的音樂。晚期病人繞過急症室直接入院的比率，於去年已達七成。

■小知識

Advance Directive 預設醫療指示

在有人見證下訂立的醫療指示，如病危時要否施行心肺復蘇；無法進食，要否插喉；不能呼吸，要否用呼吸機等。讓病人保留自主權，日後就算不省人事，家人和醫生都了解其意願。在英國、台灣等地具法律效力，香港則未有立法。

Advance Care Planning 預立醫療自主計劃

比預設醫療指示範圍更廣，包括照顧計劃，如住院或在家進行紓緩治療、由誰照顧、甚至臨終要穿什麼衣服等安排。

Palliative care 紓緩治療

以藥物、物理治療等減輕末期病人的痛楚及不適，着重病人的舒適及心理需要，而非以延長壽命為首要目標。

文﹕黃熙麗

圖﹕李紹昌、受訪者提供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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