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戰後英仇恨罪行增
根據政府周四發出的新聞稿，「更準確的」極端主義新定義是宣揚或推動基於暴力、仇恨或不寬容的意識形態，而其目的是（1）否定他人基本權利及自由；或（2）破壞、推翻或取代英國自由議會民主和民主權利的制度；或（3）故意為他人營造有利環境以達到（1）和（2）的結果。
地方發展、房屋及社區大臣高文浩向國會公布新定義時表示，「（去年）10月7日襲擊發生後，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顯然愈見普遍，對我們公民和民主的安全構成真正的風險」。他指這是極右及伊朗極端分子所為，試圖將穆斯林跟社會其他人分隔，在穆斯林社區內製造分裂。
團體質疑損言論宗教示威自由
高文浩點名5個將受評估是否符合新定義的團體，包括因反對美國在2001年911襲擊後發動反恐戰而冒起的社運組織Cage。該組織表示會研究法律等方式挑戰政府決定。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及約克大主教葛德萊周二率先發表聯合聲明，指新定義不僅無意中威脅言論自由，亦威脅宗教崇拜及和平抗議的權利，可能不符比例地針對已受愈來愈大程度仇恨和傷害的穆斯林社區。
（BBC/CNN/紐約時報）
每逢新年，我們都會為親友送上祝福。無論在家貼揮春，或是派利市，互道祝福語，都是一種祝福的方式。世界各地的新年習俗不盡相同，有人互贈禮物，有人互潑清水或顏料，但為親朋送上祝福、一起期盼美好生活的心意，都是一樣的。
除了節慶時分，若是生活上遇到艱困險阻，我們也會給親友送上祝福。儘管有些祝福的方式，自己未必認同，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我覺得也應該欣然接受。
兩年前，我曾在跑步時摔倒骨折，要住院1星期。太太不但要照顧臥牀的我，還按傳統給我買了一枚玉墜，祈願我不再受傷。雖然我覺得堂堂男子佩戴玉器，總是有點別扭，但不想拂逆太太的心意，也感謝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所以一直貼身戴着那枚玉墜。
同事也很關心我的傷勢，我住院期間，經常前來探望，其中一名同事更給我求來一道平安符。說實話，我認為符咒只是一張字條，不相信它真箇有什麼神奇的法力，但我仍把平安符藏在公事包裏。早前收拾文件的時候，平安符從公事包裏掉了下來，我拾起細看一會，心裏仍因同事的關懷而感到溫暖。
善意批評 可視作另類祝福
跟過年習俗一樣，送上祝福的方式五花八門，視乎個人的處境、喜好與心思，沒有高下之分。貴重稀有的禮物，固然難得；然而所謂「物輕情意重」，一張問候卡，或者親手摺的紙鶴、幸運星之類，也能傳達祝福，同樣值得珍惜。
猶記得跟學生聊天時，曾有同學向我吐苦水，說因收到「不稱心」的禮物而不高興。我回答說：畢竟是人家一番心意，即使不稱心，也不用過分介懷。事實上，對方若是無心，根本不必送禮。送禮這個舉動，本身就是一種表達祝福的方式，反映了送禮者對雙方情誼的重視。要是真的覺得用不上，或者不想留着禮物，總可以捐贈出去，也不用覺得憤懣。無論如何，只要人家願意送上祝福，我們也應該心存感激才是。
同樣道理，一些善意的批評，某程度上也可以視作一種另類祝福。因為對方若是漠不關心，根本就不會提出批評。批評者應是希望事情可以變好，我們可以改善和進步。當然，我們要懂得分辨善意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而這絕對是知易行難，亦是我們要修習一輩子的功課。
適逢新春佳節，我們接受親友的祝福之餘，也別忘記禮尚往來，並向有需要的人送上暖意。踏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繼續抱持感恩的心，一起建設充滿溫暖和人情味的社會。
文：劉澤星（港大醫學院院長）
（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專欄「澤星寄語」，分享醫人醫事，隔周刊出）
春季是四季交替、天人相應、生生不息的天道秩序之原點。「山川良是舊，歲月又更新」，「一片彩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時序更新，春回大地，生機勃發，又是一年美好的歲月，怎不令人心情愉悅、喜氣融融？「春在千門萬戶中」——詩句說的是歲序，但意蘊所指更是歲序更新中的人。
維護政治秩序與實現個人自由 並行不悖
秩序與人，從來都是公共生活中所必須考慮、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人，作為社群（community）的成員，需要以制度作為基礎的良好秩序，方能得到有保障的安寧與公平，這是個人與家庭安居樂業的起碼條件。但好的秩序和制度，也需要人的支持、依賴人來運行、因人心所向而鞏固且堅實。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以制度釐定秩序，是良政善治、百業興旺的基礎與前提。
以國家治理制度為具象化的政治秩序，為着保障所有人的平等尊嚴及自由發展這兩大根本目的而得以存續；人，也依靠政治秩序所提供的安定環境作為前提條件，成就自己，貢獻社會，以此獲得更好的人生意義，最大限度實現個體生命價值。政治秩序的維護與個人自由的實現，兩者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政治秩序呼應作為秩序主體的人的訴求與需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也為實現政治秩序中所體現出的共同價值，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註2）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秩序與人互為前提、互相成就，兩者關係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良政善治，有賴於全社會對秩序與人之間正向促進關係的正確認知。舉例而言：自由而不受干預的營商環境，固然對於企業經營者的發展至關重要；但企業家也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公共秩序，來保障財產安全、維護合同履行、實現分配公平與保護弱勢群體權益。
又如，在公共空間裏，每個個人都追求屬於自身的表達自由；惟在法律的界線內維繫所有人共有的表達權利，則需要強而有力的秩序，來保障公共言論的負責性和合法度，從而確保公共領域中每個利益攸關方的權利都得到尊重。在人類社會中，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個人自由的追求，離不開政治秩序所維護與提供的整體安全環境。
政治秩序 以人的體驗為依歸
但另一方面，人是構成並支撐政治秩序的基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抽象的政治理念或許宏大，惟政治秩序所產生的治理效能，歸根結柢，仍須落實到具體而微的人的體驗中去，落實到千門萬戶從秩序中所能感受到的安全與幸福。正如「春在千門萬戶中」，政治秩序的最終評價標準，亦應是千家萬戶、每個個人的生活體驗。尤其是，在21世紀的今天，公權力已承擔起更廣泛、更博大、更通透、影響力更為深遠的職能。這更要求在設計、運行、維護和優化政治秩序的全過程中，以人的體驗為最終依歸。
公權力對整體安全環境的維護，應當以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尊嚴與合法權利為最終目的，以改進千家萬戶的生活體驗為終極追求。看不到尊重個人價值的重要性，把人的存在「工具化」，人類社群整體的發展與安全，也就失去了人文意義。同樣，看不到人類社群對於共同秩序、集體安全和均等發展的客觀需求，只強調不擇手段、最大程度地追求個體自由，不但損害秩序與社群整體的長遠利益，最終也會導致個人價值和個人自由無法得到應有保障。
寅畏天命 知人安民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講求寅畏天命、知人安民，就是要令公權力成為公共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有益的平衡器、結合點與協調人，不斷促成秩序與人相互調適、相互成就。唯有上下相應、群己相容的管治秩序，方能為千家萬戶帶來安全感、幸福感，讓社會中的每個個體免除後顧之憂，令人人得以在公共秩序的保障下，自信地追求幸福、守護家人。
尊重與維護人的尊嚴，重視並促進人的價值的實現——這是秩序與人互相成就的主要推動力。人是政治中最寶貴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所在。中華民族所崇尚的政治秩序，以寅畏天命、知人安民為行動原則，這包括尊重人的價值、重視民心向背、追求公平正義、講求天人合一等。在中國傳統而言，歸根結柢，寅畏天命與知人安民，是政治哲學的一體之兩面——天命即人心，其間並無二致。正所謂「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秩序與人在終極文化意義上的契合，決定民本觀念在中華民族維持良善管治秩序的過程中，必然發揮居於主導地位的重要作用。在中華民族政治理想中，人民生活在秩序中；而秩序又因不同時代民眾的參與，而得以存續和演進。維繫兩者互相成就的紐帶，就是貫穿於君子、庶民、家國與天下之間，以教化為核心、以心性為指南的文化理念與倫理要求。這正如唐代陳黯寫道的那樣：「夫華夷者，辨在乎心……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秩序與人 合二為一
儒家「亞聖」孟子特別強調秩序與人之間的這種天然的良性互動關係。他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當天道、治道與民意達到高度一致的時候，便是「內聖外王」境界的真正實現。
在儒家政治理想中，秩序不應成為外在的約束，而應是國家與人民、公與私、群體與個體之間，自然而然的文化契合與文化共生。秩序與人，憑藉這樣的契合而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合二為一，並與天道所彰顯的秩序互相呼應，源遠流長，蔚為大觀。我想，這，亦或許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秩序觀的要義所在吧？
註1：晚清易學家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學》中解釋說：「乾元者，乾之元氣也，於時配春，故曰資始。」
註2：「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是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1961年就職演說中的一句話。
作者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精準扶貧並不對焦
施政報告提到精準扶貧，政府識別了3個群組，即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和長者住戶，但香港還有其他貧窮人口，例如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少數族裔、新移民、露宿者等，這些扶貧對象似乎被忽略了。另外，精準措施也缺乏說服力，例如政府會推出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為劏房住戶提供額外生活空間，但這除了提供生活空間外，如何達至扶貧的效果，甚至有脫貧結果？
另外，政府會動員關愛隊探訪或接觸獨老和雙老家庭，因應其需要提供援助。當然，社區更多人關懷社區長者是好事，但探訪後如何提升長者的生活條件？具體支援服務如何配合、機制如何？扶老不是探了就是做了。
特區政府套用內地精準扶貧的標籤，但缺乏內地對扶貧工作的決心。國家在扶貧工作上有具體目標及時間表，但我們看不見特區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有清晰的目標及時間表。
照顧者未受充分照顧
施政報告提到如何改善照顧者支援服務不多，比較實在的是擴展暫託服務，讓照顧者短暫休息或處理私務。但照顧者除了緊急支援外，還需要經濟支援、社區支援、職場支援。
照顧者面對的照顧工作是一年365日、一星期7日、每天24小時全天候。不少照顧者到了心力交瘁，容易釀成家庭慘劇，所以政府首先要有效地去識別那些高危家庭，包括以老護老、以老護殘、精神病患者家庭、長期病患者家庭等，以個案經理模式跟進高危家庭，避免不幸事件發生。
另外，一直以來我們都要求政府成立以照顧者為本的地區支援中心，以識別高危照顧者，提供輔導服務、朋輩互助、照顧知識技巧培訓、公眾教育等。可惜施政報告並沒有社福界的多年建議。
殘疾人士服務供求失衡
殘疾人士服務長期以來都面對嚴重供求失衡的問題。殘疾人士輪候宿舍要等10多年、殘疾人士就業機會不多、特殊學校學生畢業就等於失業、庇護工場的工作要與時並進等——施政報告只是輕輕帶過這些長期問題。
在增建殘疾人士院舍方面，施政報告只提到會鼓勵發展商在其項目中興建和營運殘疾人士院舍，而鼓勵並不夠積極，相當被動，政府也不能說明未來5年、10年將會增建多少宿位。現時政府得到更多土地去興建公屋，即是政府有更多可用土地建公共設施，絕對有條件去興建更多殘疾人士院舍，政府有什麼具體計劃呢？
至於殘疾人士就業，政府未能做到以身作則。近年政府聘用殘疾人士佔比約為1.5%，我們要求是2%以上，從而影響其他公營機構、大型企業等都能增聘更多殘疾人士，建立一個共融社會。
特首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以結果為目標」，意思是政府需要落實相關措施，取得預期的結果，以解決民生憂患，但細看今年的施政報告的福利措施，交的功課很少，基層市民並沒有明顯提升生活條件，沒有得到更多的幸福感覺。政府在福利服務上，要多走一步。
作者是新思維主席、立法會議員
國家的界線，人的身分從來都是很含糊又複雜。想更深入審視阿聯酋的文化，需要以整個阿拉伯語系及文化作為整體去看待。由歷史及地緣政治帶來的生活衝擊，以及被迫流散外地等痛苦經歷，成了阿拉伯藝術家創作的養分。近日的以巴衝突激烈，二戰之後，錫安主義（Zionism）興起，長年流散外地的猶太人帶着二戰時傷痛，希望建立一個專屬猶太人的國度。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於1948年立國。原居當地的逾70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加上兩族長年的衝突，很多巴人都選擇離開。從此，他們成了世上其中一個最大的難民種族。巴勒斯坦約八成為穆斯林，當讀起阿拉伯藝術時，會發現巴人被逼遷的歷史已烙印在阿拉伯民族的集體意識中。
在哈拉比差不多40歲的時候，她更為意識到自己的原有身分，於是在往後的日子時常到訪不同阿拉伯國家。當年的貝魯特是阿拉伯的藝術及時尚中心，她於70年代末前往當地與多名叱咤阿拉伯藝壇的藝術家見面，如約旦巴裔藝術家莫娜‧沙烏地（Mona Saudi, 1945-2022）等。回到美國之後，因經常為巴勒斯坦議題發聲，最終丟失了耶魯大學的教席。她沒有因此氣餒，不遺餘力地支持阿拉伯藝術家。90年代開始創作一系列名為「巴勒斯坦的橄欖樹」（Olives of Palestine）的畫作，以回應以色列將多棵巴勒斯坦的千年老樹連根拔起，用作品喚起社會對巴勒斯坦權益的關注。展覽亦展出回應了加西姆村屠殺事件（Kafr Qasem Massacre）的作品，藝術家用繪畫想像了受害人當時的無力感及恐懼。哈拉比60多年的藝術生涯跨越文化及國界，刻劃了巴人的生存及生活危機，亦反映了藝術家即使流散在外，亦能透過創作去連結本源。
（圖片鳴謝藝術家提供）
文：鄧芷茵（游走阿布扎比與香港兩地的策展人專注當代藝術及文化研究）
編輯：謝秋瑜
設計：賴雋旼
[開眼 大都會文藝誌]
唐子良（Joseph Tong）是近來於大中華區和韓國受追捧的駐柏林藝術家。他將在3月於中環大館Ora-Ora畫廊空間展出一批首次亮相的新作，展覽以Ex Materia - The Primacy of Being為題，與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同期舉行。
國際群展刺激靈感
每年3月香港藝壇都很熱鬧，有連串精彩的藝術活動。今年隨着防疫限制放寬，本港和外國的交流逐漸恢復，藝壇預料會有更多藝術愛好者、商人和作品登陸本港。選擇在這時候「出招」，相信唐子良必定信心十足。最近記者和他做訪問，發現他的Ex Materia系列殊不簡單，內含深奧的宗教哲理思想。
唐子良在去年參加了一個國際群展，一鳴驚人。「2022年最難忘的藝術成就，是受邀請參加一個中國和巴西新藝術的群展。展覽為新文化聯繫和創意提供一個對話平台，讓中國和巴西的當代藝術匯聚。」對藝術家來說，豐富的遊歷和人生經驗都是刺激創作的燃料。中國著名藝術家吳冠中和張大千也曾出國遊歷，引爆創作靈感，自此繪下不少重磅作品。
「那個展覽為期1年，在巴西不同地方展出，包括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展出不但豐富了唐子良的見識，也提升了他在藝壇的江湖地位。「我有機會與其他著名和新興的中國藝術家一起參展，是次在拉丁美洲展出的經驗，也為我提供機會，在新興多元文化中展示我的創意。」
2022年，他將不少心思放在一個名為Ex Materia的系列上，自言是其中一個最喜歡的創作系列，「在2021年開始構思，探討宗教、神話和哲學主題。2022年我進一步擴展這系列的作品」。他解釋，這批作品建構出動態的視覺敘事，靈感來自他在自然世界中發現的「對稱之美」。「我把作品透過多個面板呈現，形成獨特的、鏡像的構圖結構，圖案千變萬化。」他說面板可排列成多種配置，產生不同敘事和視覺效果，作品生命因而能夠不斷延續下去。
近看遠觀變化多端
記者細心觀察其作品，發現有很大的解讀空間。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從基督教的角度切入，可能會看到上帝創世的景象，世界萬物逐步形成；如果從佛教角度切入，可能會看到世界的無常和變化；如果有科學背景，則可能看見超聲波或電腦掃描的畫面。作品的用色層次豐富，微細的漸變令圖案畫面格外立體，靠近和離遠觀看都有不同效果。當眼球不斷在作品之中游走，還可能產生動態的錯覺。記者覺得他的創作是由意念和宗教哲學出發，把內心的景象用畫筆繪畫下來，並非以技巧和理論作切入。面板的自由排列構思更是高明，令意象不斷演化下去、生生不息。
唐子良也「預測」自己在今年的大計和發展方向。「2023年將會是激動人心的一年！恰逢3月香港舉辦巴塞爾藝術展，我會在香港舉辦首場個展，這絕對是一種回家的感覺，我期待在展會上展示新作！」Ora-Ora的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梁徐錦熹說，第一次欣賞唐子良的作品時，就已希望跟對方合作：「他強烈的求知慾，強大的藝術魄力和豐富的美學想像力，令我們一拍即合。」
儼如動態視覺編年史
唐子良將會在今次展覽中，展示他的Ex Materia和Ex Materia（Transfiguration）系列中的一批新作。受到原始神學和原始神話的啟發，系列作品有如一部動態的視覺編年史，描繪出類似地貌的圖像，以鏡像構圖方法組織起來，形成萬花筒般的圖案和系統。這批作品可說是利用神秘、原始和世俗的混合表達方式，通過精心創作的直覺表達。他以往的作品也很出色，例如Atlas Obscura（The Dictaean Cave）（2019）系列研究洞穴主題，這主題同樣在哲學、神話和神學中普遍存在。他使用超自然領域的敘事，引用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到的〈地穴寓言〉，反思信仰與知識的本質，旨在詮釋人類的感知、意識形態、幻覺、觀點、無知和感官表象。
唐子良：Ex Materia - The Primacy of Being
文：呂一心
編輯：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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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夢與中國夢
按照牛津字典解釋，美國夢是指每一個美國人的憧憬，即可以在平等機會下通過個人努力、決心與主動，去得到成功與財富。這背後有一個包括自由、平等、民主、社會公義、經濟機會和個人發展等的價值系統，而美國夢就是個體實現了這些價值。
中國老百姓過去只求生活溫飽與平安、免於戰亂和自然災害，而士大夫和以後的知識分子理想都是圍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理想與家國情懷總是交織一起。改革開放的30多年，向上和橫向的社會流動機會無限，無數老百姓通過個人努力、才能、時機、政策和社會（特別是官員）關係，就有可能實現個人理想，發展事業，創辦民營企業，脫貧致富，或在黨政系統晉升而為國為民貢獻等等，可說是中國夢在國民中廣泛實現的黃金時代。
現時中國政府提倡的中國夢目標，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既是強國夢和強軍夢，也是老百姓的「幸福夢」（註1），甚而擴展至重建世界秩序的天下主義夢。
帝國與天下
「帝國」一詞原本指由君主或皇帝統治的強大國家，但在現代國際政治則廣義地形容對遼闊地區有權力和影響力，並建立及推廣一個體系的強盛國家。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哲學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在《帝國》（Empire）一書提出：帝國是全球化下的新政治秩序，沒有邊界和限制，基本上不同於以前歐洲列強通過殖民控制和資本擴張的帝國主義，而是「非中心」和「非擴張領土」的（decentered and deterritorializing）；帝國不是征服型的國家，但會不間斷地擴張去包容全世界；它致力於和平，雖然會沐浴在鮮血中（dedicated to peace, though bathed in blood）。
海內外學者在討論中國富強起來的時候，有時會形容它將發展成為與「天下」並列的「帝國」、「文明帝國」、「現代民族帝國」或「世界帝國」（註2）。這主要是指中國在亞洲以至世界的影響力，而不是說中國將會採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侵佔、剝削、欺壓和控制等手段。在現代國際政治的廣泛含義下，中國如果實現中國夢的上述目標，永不稱霸，並以天下主義的胸懷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會成為一個新型帝國，與美國超級帝國霸權對峙和競爭。
帝國對峙的三方面
一、西方文明與非西方多元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所描述的文明衝突，是指文明集團（由核心國家、成員國、鄰國中文化近似的少數族裔，及鄰國中其他文化的民族構成）之間的衝突。中國周邊一些國家雖在歷史上曾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現時又與中國有密切經貿關係，但並不視中國為首，更因領域之爭而有摩擦，因此中國並未能建立由一眾成員組成的儒家文明集團。
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世界已形成西方文明集團，惟集團內各成員國有不同文化背景與各自的政治經濟考慮，對中國的政策並非鐵板一塊。另方面，非西方國家紛紛崛起，要求修改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及改革現有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中國在這方面最為積極勇猛，及具備足夠實力去推動改變，符合了非西方國家的需要，得到它們廣泛響應。因此，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包括各民族國家和各種文明的非西方多元文明集團正在形成，並與西方文明集團產生矛盾、摩擦和衝突；但非西方集團較鬆散，不少成員國對美國的政策也有各自考慮。兩個集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多數國家傾向一個多極而和平的世界，而非一個因美國要維護其霸權而可能導向戰爭的單極世界。故此世界實質上是在多極對單極的拉扯角力之中，維持不穩定和多變化的均衡態勢。
二、中美力量對比
中國不少人認為美國正在衰落，中國將會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這亦是一些西方人士和學者的意見或擔憂（註3）。當然，西方主宰世界的時代正在終結，但美國綜合國力與內在生命力仍甚為強大，包括在不少尖端和高新科技領域仍然領先及不斷前進；美元建構的世界經濟體系不容易被替代；美國與其盟友在亞太區的軍事佈局和實力正在加強；學術自由和創新文化，令西方的科技、思想和文化發展充滿活力等等。即使我們相信每個帝國有一個為期200年上下的生命周期模式（註4），但美國由二戰以來建立的帝國霸權至今還不夠100年，若衰落也只會是一個漫長過程。
中國的繼續發展，當然也有強大的生命力，惟亦面對不少巨大挑戰，包括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可能持續、人口紅利已經失去及人口負增長已經出現、3年來疫情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打擊、美國與其盟友全面打壓中國等等。中國在未來二三十年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增長，可能只會縮短與美國的差距，但這亦足以跟美國周旋對壘，及起着很大牽制作用。近月來，在中國突然放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後，美國一些分析家開始認為不應高估（但也不要低估）中國實力，並相信美國仍具備多個長期優勢，還是會再次迅猛反超前（註5）。
三、中美戰爭的可能性
Graham Allison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時指出，過去500年，有16次新崛起的強權挑戰舊強權的事例，當中只有4次和平結束（舊強權被迫讓位，或是新舊強權和平共處），其他的12次都是訴諸戰爭而兩敗俱傷（註6）。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在其新著（註7）警告說：美中關係正面臨惡化至衝突的嚴重風險。
中美一旦發生戰爭，對全世界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去年10月美國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表示：未來10年是中美競爭決定性的階段，而美國雖然要與中國激烈競爭，但亦要負責任地管控競爭，並採取各項可以避免非意圖的中美軍事升級。這將會是西方世界愈來愈多政要和智庫學者逐步形成的共識。
中國當然更不想打仗，但涉及領土主權和國家統一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紅色底線；但美英澳日的四國聯盟，對台灣的軍事與政治支持又不斷升級。在人類歷史上，持續的地緣政治衝突、軍事對壘升級、領土主權爭執、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加上美國極力阻遏中國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是有可能引致戰爭爆發。
未來10年，「中美終需一戰」的幽靈將徘徊在地球上空，可能令中國夢和美國夢都變成「中國噩夢」與「美國噩夢」，甚至「世界噩夢」。只能希望在全世界（包括中美）愛好和平的人民強烈呼聲及要求下，中美政府能夠理性和智慧地管控好競爭，成為新舊強權和平共處的新歷史案例。更希望台灣未來的新政府能回到「九二共識」，或與中國大陸政府建立新的和平共識，以便讓兩岸政府與人民在將來可以和平妥善地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結語
中國古語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戒急用忍、為而不爭、不爭善勝、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式現代化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下去，不要因過去40年的巨大成就而冲昏頭腦，更不應着眼於取代美國而成為「中國第一」，並低估美國善於「反彈」（rebound）和反超前的強大國力與文化體系。美中兩大帝國的共存、對峙與競爭，將會是一個長期過程，而地球面對的各種可持續發展問題，愈來愈急需全人類去協力解決；期望美中兩國能增加合作，共同維護地球家園與全人類和平，盡大國的責任與義務。正如亨廷頓所說：在一個多元文明的多極世界維持和平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共通性條款」，即所有文明的人民應尋找並試圖擴大與其他文明的人民所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做法。
註1：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州視察軍隊時解釋說，中國夢是強國夢，首先是強軍夢；另外於2022年8月在遼寧考察時說「小康夢、強國夢、中國夢，歸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夢」
註2：見趙汀陽、許紀霖、王賡武、強世功等學者著作
註3：例如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在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推測，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並將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
註4：Ray Dalio,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註5：Joseph S. Nye, Jr.〈「中國高點」已出現?〉，2023年1月10日《信報》
註6：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註7：Kevin Rudd, 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
（「何為中國？何為香港？」系列 四之四）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馮可強]
所以也難怪，這兩三年，隨着COVID-19疫情開始後，網上的antiwork（反工作）運動愈來愈受歡迎，而且更得到美國媒體廣泛關注，走上主流。原本運動不過是在Reddit上的一個話題討論區（subreddit），話題都是圍繞無良僱主如何不人道地壓榨打工仔。
Antiwork運動在美國特別多人響應，大概全因美國的服務行業出名低人工沒保障。這運動讓大家重新反思資本社會的本質及工作的意義。當然，美國不止低收入的工難頂，科技界亦出名做死人，尤其為遊戲界寫程式、為荷李活做動畫特效的就特別差，在工作環境到工作量上都被詬病；近年已有很多負面新聞，更有人因此輕生。最近Elon Musk入主Twitter而爆出連串有關打工的新聞，就讓antiwork有更多關注，為有關「打工」的電視劇Severance製造出完美的切入點。
由Ben Stiller及Aoife McArdle執導的Severance上年在Apple TV+推出，大受好評，贏得世界各地劇評人封為2022年的最佳劇集。香港譯名譯得到位，名為《生活割離術》，因為故事的重點就是探討我們可否將「工作中的自己」與「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切割分離且共存。
腦部「割離手術」 讓員工投入工作
故事講述主角Mark是路曼工業的員工，每日到公司工作，踏進辦公室後，他就會自動忘記自己的「真正身分」，變成「工作中的自己」，只會專注投入地為公司工作。這個忘記過程是「割離手術」的後果——路曼工業為了讓員工專注工作及保護公司的知識財產，所以向員工推出腦部「割離手術」，在腦袋裏創造另一個自己，讓員工一返到公司就變身為「工作中的自己」，投入工作，忘記私事。
劇集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這個既具哲學但又易投入的話題。一提起工作不快，安慰話離不開：「不過一份工啫！唔好咁上心啦！」不過，當你的工作佔據你生活過半以上的時間時，要不受它影響，又談何容易？「割離手術」似是個瘋狂概念，但實質上有其道理及想法，可以讓自己不再體會工作的消磨，又怎不會是好事？這想法亦有暗中回應馬克思主義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
一個肉體兩個自己，而且兩個自己都有自己的思考及存在感，共存幾乎是不可能，尤其是其中一個自己只是被製造出來去打工。同時，有人自願參與割離手術，但同時亦有人是被迫做手術，像女主角Helly，而故事就是圍繞她與主角Mark的「工作中的自己」如何嘗試與「現實生活中的自己」聯絡，追尋他們公司的背後動機。
可惜的是，Severance最終沒有想像中精彩，因為劇集很快成為那些典型故事：主角找尋邪惡公司真面目並要脫離他們魔掌的設定。不過，劇集依然值得一看，而且可堪稱為最蘋果的蘋果原創電視劇。不止其簡潔的設計美學很具有蘋果簡約風格、場景設計很有蘋果總部及任何蘋果專門店的影子，就連路曼工業也像是影射蘋果公司。●
文：陳Damon（chandamon.com）
平機會曾在2021年透過研究機構，電話訪問逾1500名市民，當中超過一半（51.1%）認為種族歧視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去年11月，我在社會服務聯會統籌下與不同非政府組織作線上交流，當中少數族裔在租住房屋遇到的歧視，仍是揮之不去的老問題。另外，不少與會者亦分享中文程度不足對事業發展構成嚴重影響，包括妨礙他們報考政府職位。
種族偏見 根深柢固
綜觀2022年不少類似討論和有關研究，主調似乎都離不開種族偏見對少數族裔社群構成的負面影響。例如去年5月香港城市大學發布一個受平機會資助的研究，發現網絡新聞雖然在報道種族議題時極少含有種族偏見，但約5%讀者會使用負面的語氣留言評論，當中涉及種族偏見、成見或歧視，又或在描述少數族裔時使用貶義或帶偏見的詞彙等；相反，只有0.9%讀者會採用正面語氣作評論，差異極大。
另外，去年一個由嶺南大學向過百名外賣員所做的研究中，近半數少數族裔外賣員認為顧客無禮行為是構成工作壓力的主要原因，比率遠較華裔外賣員高，當中不乏涉及種族背景的貶義稱呼，或遭粗言指罵等。對於身處基層的少數族裔人士來說，種族身分令他們的生活挑戰更添一層障礙。
去年12月MWYO青年辦公室公布的研究指出，在受訪的144名弱勢少數族裔中學生，極大多數（94.4%）對其種族身分感到負面；縱然近六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日常遇到的種族偏見和排斥卻令他們感到迷失，難以融入。
年輕一代 帶來希望
倘能移除種族定型所構成的負面影響，少數族裔社群絕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大動力。事實上，在這個人口持續上升和較全港整體年輕的社群中，愈來愈多年輕一輩成功考上大學；近年亦有更多媒體報道一些來自本地南亞和東南亞社群的年輕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律師、護士、教師等，他們大都操流利粵語、視港為家，亦立志服務港人。
在這方面，教育界正積極回應。在教育局大量資助和支援下，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數目正在上升，讓少數族裔學生能與華裔同學一起學習，結為朋友。在去年另一個受平機會資助的研究調查中，香港都會大學指出受訪的161間幼稚園普遍樂於接納非華語生申請入學，並認同建立一個種族共融環境的重要；只有不足2%有所抗拒。還記得平機會於2017年亦曾展開類似調查，向179間幼稚園查詢，當問及是否接受非華語兒童入學申請時，當年4間中便有1間（26.3%）拒絕、勸退申請人或給予極之含糊的答覆。對比之下，過去6年間幼稚園收生態度大有改善，值得讚賞。
教育界應乘着這良好趨勢，引入推動種族共融的課程和政策，這不但能促進非華語生融入，亦可提升華裔學生的跨文化認識和溝通能力，有助他們迎接未來機遇。對於少數族裔的教育，另一個重點應放在加強現有中文課程和配套，處理長久以來非華語生中文水平普遍不足的問題。
官、民、商協作 化討論為行動
要有效消除社會上種族定型和偏見，必須先讓市民認同不同族裔的社群亦是香港一分子。基於這信念，平機會自2021年推出多輪以「無分種族」為題的廣告，反應正面。在此，我進一步建議政府加大力度，以跨部門、跨界別的規模，帶領公、商各界透過不同平台向市民大眾積極推廣香港種族多元的一面。
大眾傳媒是另一個直接影響市民觀感的媒介，具文化敏感度的媒體報道手法絕對有助社會建立種族共融觀念。觀乎去年一些劇集在涉及非華人角色的題材甚至演繹方式引起爭議，可見愈來愈多觀眾抗拒渲染種族定型的劇情，亦勇於透過不同平台發聲。媒體及任何面向公眾的機構若在這方面掉以輕心，很可能令機構形象變得負面。因此，媒體在涉及種族的題材及表現手法上，應有更具文化敏感度的編審標準，否則不但形象及利益受損，更有負媒體應具備的社會責任。
綜觀過去一年有關種族議題的討論，有些問題依然存在，有些則取得若干進展。展望未來一年，平機會希望能推動各界把這些具建設性的討論，轉化為實際行動，透過官、民、商三方協作，引導市民大眾正視和破除種族偏見，共同邁向種族共融。
作者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朱敏健]
天下觀與民族國家
自商周以來的天下觀念，是一個具普遍意義的道德、政治和文明秩序，沒有邊界，不限地域和種族，而以德為中心，天命來自民意，天子奉天命對天下實行德治。但由宋朝到明朝漸有一種民族觀念，到大清帝國就有了明確的國家邊界，天下觀在近代中國便為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概念所代替。
自清末以來，國人都致力於民族救亡及追求富強之道。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奮進，終於由「站起來」到「富起來」，並正在「強起來」。大國崛起了，就有國際影響力、權利和義務，又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為維護其世界霸權，採用貿易戰、科技戰、軍事對陣、外交聯盟等手段全面打壓中國。另方面，逆全球化現象出現，地方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到處興起，俄烏戰爭爆發，二戰以來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受到重大衝擊，好像回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那種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劇烈競爭局面。
中共多年來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要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內地思想界認為中國崛起後有需要和有能力去重整世界秩序，海外一些學者亦同時探討中國與世界的新關係，因而引起了就新的天下主義的熱烈討論（註3）。
新天下主義
提倡「新天下體系」、「新天下主義」的學者認為，中國有超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和文明載體、巨大經濟影響力，而全球化、信息化、「一帶一路」規劃等，又令中國更深地捲入世界事務，應該「重思中國」及思考世界問題，並應以文明大國出發，承擔對世界的責任，改變現今以民族國家體系為基礎，而經常出現利益衝突、陣營對峙、博弈和制衡、打壓和戰爭的國際關係（註4）。
這些學者主張，組成中華文明的儒家、道家、佛教都是普世文明，因此中國要重新回到這種普世文明的立場，回復到文化主義和天下主義，建構一種基於共同善的新人類主義，即是一個具普遍相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體系。這個新體系，應以中華文明一貫的和而不同、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理念為基礎，以消解現有國際政治的排他性，培養國與國之間的包容性，並把儒家人倫關係推廣到國際關係，建設一個四海一家、平等、和諧、公正的新世界，為萬世開太平！
對天下主義提出批評的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只是一個烏托邦想像，而且要回答誰是家長、 誰是世界制度的制定者、誰來判斷這個制度的合理性等一連串問題。正如古之天下有華夏和蠻夷的文明分別，以及藩屬國對宗主國的朝貢關係，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在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就說過「中國愈來愈有可能按朝貢體系，而不是民族國家體系構想與東亞的關係」。另方面，因天下主義背後的主導思想是：既然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就應當由中國主導世界秩序，故此天下主義其實是「偽裝成世界主義旗幟下的民族主義」，或是「披着天下外衣的帝國統治模式」。
美國處於環球天下的中心？
美國社會學者Salvatore Babones在回應這個天下主義主張的一篇文章（註5）說：全球化增強了世界的相互聯繫（interconnectedness），而這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紐約和加州有國際金融服務，世界很大部分的互聯網都是通過美國，而學術、商業、傳媒、人才、創新科技等網絡都以美國為中心（centrality）；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許多精英雖然反對美國政策，但都希望送子女到美國讀書；美國擁有很多硬實力和軟實力，影響無遠弗屆，因此今日的美國不單是一個國家或帝國，它才是處於一個環球天下的中心（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at the center of a global tianxia）。
中國嘗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去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自然引起不少國家，尤其是曾飽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的發展中國家的共鳴。即使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對美國霸權愈來愈反感，也減少了對美國民主和金融制度的信任，但這位美國學者指出一些不能否認的客觀現實。同時，歐洲和美國200多年來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公義、法治等意識形態滲透全球各地，尤其為很多年輕人接受。這些普世價值也可以與古中國以德為中心的天下觀相比較，可是中國和西方世界對這些人類共同價值的解釋和實踐，有相當大的距離。
帝國對峙
古之天下建基於中國文明優越性及歷代王朝的硬實力。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頭30多年，國家發展蒸蒸日上，西方企業及人才紛紛來華投資和工作、各國學習普通話和中華文化的人愈來愈多、孔子學院遍佈全球（註6）、大量中國留學生及人才在世界各地讀書和工作、中國企業到處投資及建設工程項目、中國與西方各國開展科學與科技交流合作等。這個發展趨勢原本可幫助現代中國文明和傳統中華文化向全球散播，逐步增強中國軟實力；可是美國政府認為這會威脅其全球領導地位，因而出手拉攏其盟友阻遏中國，以致上述進程現時出現很大阻力和大幅倒退。
現今世界仍是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和權力平衡主導的世界，而俄烏戰爭亦反映：地緣政治衝突可以升級至嚴重影響全球經濟民生的戰爭。古之天下又有中國與夷狄、中心與邊沿之分，建立在朝貢或冊封體系之上。中國政府雖主張親仁善鄰、協和萬邦，但與日本、印度、越南和菲律賓等鄰國都有領域之爭，互不相讓，時有外交和軍事摩擦。這仍是民族國家之間涉及領土主權的地緣政治衝突和民族主義之爭，需用外交和政治協商與智慧去避免衝突升級，但不容易根本解決。所以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只從中國看周邊，也要從周邊看中國。周邊國家所看到的不單是領土主權之爭，也會擔心強國強軍的中國會否成為一個擴張型的新帝國霸權。
更令人擔心的是，美國全力阻遏中國取代其世界領導地位，而台灣危機一觸即發。「中美終需一戰」的幽靈，於未來10年內將會徘徊在地球上空。筆者將在這系列最後一篇文章討論。
註1：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瑞士日內瓦出席會議，發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旨演講
註2：2014年9月18日習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
註3：有關古中國的天下觀與現今的天下主義討論，見趙汀陽、王賡武、許紀霖、李慎之、汪暉、葛兆光、梁治平、盛洪、王柯、高全喜、王義桅等內地和海外學者著作
註4：17世紀中期，歐洲列強簽訂一系列和約，確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決定了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國家主權和平等原則
註5：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When Chinese Philosophy Meets American Power, in Foreign Affairs, June 22, 2017.
註6：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在162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50所孔子學院和1172個中小學孔子課堂；但近3年來西方國家紛紛關閉孔子學院和課堂
（「何為中國？何為香港？」系列 四之三；下周五續）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考察「雪」在風景中的再現形貌。例如「雪」意味着冬和冷，它隱含着四時變遷和溫度變化，而「雪」則是這些變化的極點，年盡而冷，冷盡則雪。但「雪」也象徵了對風景面貌的高度改寫，從大雪紛飛到白雪皚皚，天地山水在短時間內被蘸上白色，原來的色彩和景致被覆蓋，令人頓然覺得天地突變。至於變成怎樣，則視乎文人作者投射的心境了。另外，雪也有地域性，在中國，南方少雪，北方以雪習常，兩地之人的雪意也有抽象與具體之分。當然說到極地山巔的長年嚴苛雪態，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再者，既然很多地方的「雪」都是一年之中的異托邦式時空，「雪之始」跟「雪之終」也很容易觸發書寫者的敏感神經，初雪起，雪止了，都是經常說到的意境。
轉喻內在心境與人格
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雪」，除了被視為外物風景，再引伸為炎涼世態時局的隱喻外，更深刻的乃是以雪的冷峻轉喻為個人內在心境和人格，極致者如唐代柳宗元的〈釣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風景之物全滅，只剩雪，跟「釣雪的人」，儼如天地間只有雪跟人，這也是獨立於雪景中而想到蒼茫之意。另一種則是借雪之嚴酷引發高傲人格，常見的是託於雪中梅花。例如唐代黃檗禪師名句：「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梅花耐寒，時見為隆冬之喻，於是從雪冷到梅香，就成為一種人格上升的象徵。
關於雪與梅的辯證，尚有流傳甚廣的〈雪梅〉二首，宋代詩人盧梅坡作：
梅雪爭春未肯降，
騷人擱筆贊評章。
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其一）
有梅無雪不精神，
有雪無詩俗了人。
日暮詩成天又雪，
與梅並作十分春。（其二）
詩人從詠雪到詠梅的轉折，在於不只以雪梅為「喻」，更在於有意識地將「雪梅爭春」視為一個跟詩人對話的場景。詩人不再自况為傲雪的梅，而是自視為雪與梅這番爭逐的見證者。詩裏說「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其實雪、梅、詩人，三者缺一不可，有了詩人，「雪」才不「俗」（應是「雪梅爭春」才不「俗」）。此詩體現了詩人面對雪時的後設自覺。
魯迅「詠雪」的現代性
但中國古典詩詞對「雪」本身的起伏變化不大敏感。這可能跟中國文化中「與自然冥合」的內涵有關，重意境象徵而不重客觀觀察。對此我們可以舉民國時期魯迅的一篇作品〈雪〉作比照。此文收於《野草》，讀過《野草》的讀者都會知道，書中所收文章表層是寫事寫物，但背後往往有着相當複雜的精神思辨。有人會將文章歸類為「散文詩」，但此分類拼湊感太強，掩蓋了魯迅文字的深邃絕妙。〈雪〉寫的是兩地的雪：江南的雪，跟朔方的雪。魯迅是浙江人，他對雪的早年經驗應在江南。文章說江南的雪「滋潤美艷之至」，還「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他也寫了雪中孩子們造雪人的愜意情境：「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 然而文中的主體「他」（可能是魯迅本人，也可能是他創作投射的主角）卻獨自坐着，彷彿無雨無晴地看着江南的雪的變化：「但他終於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為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此段如此一寫，其實是烘托後段寫「朔方的雪」（即北方的雪）的文字。後段裏不再見「他」了，只有客觀地描述北雪的種種形態：「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文末當然才是精髓所在：「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有論者認為，魯迅借論南北之雪喻當時北伐前後的時局，但我們也該注意他寫南雪是融入人情，寫北雪則是抽離冷眼。這是一種中國文學中「詠雪」的現代性。
關於雪態之變，還可以舉台灣詩人楊牧的兩首詩。一是〈第一場雪〉。詩分三片，俱以「今年冬天第一場雪」一句開首。換言之，楊牧寫的是「初雪」，這從無雪到有雪，從未冬到入冬的交接時空。詩的第一片寫道：「今年冬天第一場雪／起初是驚訝，淺淺的／喜悅——可以讓我描寫了／滿足你的好奇。雪」那是遙遙呼應了盧梅坡的題，即「以雪入詩」的後設想像，初雪引起詩人的驚訝、喜悅，及跟「你」對話的興致。
然後詩說到詩人打算藉初雪回信給「你」，同時又因初雪想到與「你」在地域連帶體感溫度上的距離：「你是豐饒的大暑／雖然你說冷鋒過境／始終你還是永遠是」。
但第三片筆鋒就轉了，雪很快就停了：「今年冬天第一場雪／入夜以後就停止了，我在／研究室裏打字，試論／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態度／明天早上松鼠和小鳥／也會出來在雪地上打字／論核桃，翅膀，和童謠」，詩人借雪論文學，同時類比小動物踏雪而過，這都是在「明天」雪停後才進行。由此，由雪所引發的詩興，乃是來自一場短促的雪：雪起了，然後雪止了，詩人就捕捉了這個短暫的異托邦，寫了一首詩。
另一首楊牧詩是〈雪止〉，詩人捕捉的則是雪止之後一刻：「雪止／四處一片寒涼 我自樹林中回來／不忍踏過院子裡的／神話與詩／兀自猶豫／在沉默的橋頭站立」，同時馬上借雪想到詩的本體問題，但詩人卻敏感地環顧四周，從「屋裏有燈」、「飄零的歌」，再注意到「一盆臘梅低頭凝視」。這臘梅可能不存在，只是詩人呼應古人詠梅傳統而寫，但從「聽見像臘梅的香氣的聲音」，他轉入了「你的夢」，也跟〈第一場雪〉一樣，意識的「我」與「你」的氣溫差距：「我自異鄉回來／為你印證／晨昏氣溫的差距」；「若是 你還覺得冷 你不如把我／放進壁爐 為今年」。
我即是雪，雪即是我
楊牧寫雪，依然是借雪回應自我內在的詩性思想。他比古典詩詞都更自覺於如何以雪在自然界中的起止，作為誘發詩興的景物。可是，尚有一種更逼近雪的寫詩方法：就是「自比為雪」。例如台灣詩人周夢蝶在〈讓〉一詩中有一名句：「讓風雪歸我，孤寂歸我」。全詩是這樣的：
讓軟香輕紅嫁與春水，
讓蝴蝶死吻夏日最後一瓣玫瑰，
讓秋菊之冷艷與清愁，
酌滿詩人咄咄之空杯；
讓風雪歸我，孤寂歸我，
如果我必須冥滅，或發光──
我寧願為聖壇一蕊燭花，
或遙夜盈盈一閃星淚。
雪歸詩人，其實就是將雪連同雪意中的孤寂導入詩人的人格中。這與古典詩詞中以雪喻孤獨，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境界。周夢蝶至情至性，以迹近修行之身逼近「孤寂」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存在狀態，於是雪，就成了這個境界的擬物化表現。
除了周夢蝶，還有木心。內地網絡廣為流傳一首聲稱是木心寫雪的詩，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
你再不來 我就要下雪了
雪飄下來 我是雪呀 我是雪呀
但其實詩不是這樣的。此三句原來分別摘取自不同的地方，第一句是出自木心一首名叫〈我〉的，全詩就只有這一句，收到木心詩集《雲雀叫了一整天》；另外兩句同樣來自《雲雀叫了一整天》，集中有一個「輯乙」，收錄了大量木心的無題短句，此兩句同收於此，但不是並排的。將三句拼貼成一首「詩」，可能是網民有意無意的誤傳，乍看之下，此拼貼滿有文藝腔，很適合文青們消費之用。這也是木心被長期庸俗地解讀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將三句詩拆開回復原貌，會比較容易讀出木心的深意。
木心畢生追求的，是一種本體論式的美感。第一句詩的詩題為「我」，清明簡潔地將自我置於一個「黑暗」跟「大雪紛飛」的場景中，但要注意的是，此句不是解讀為「我在大雪紛飛的黑暗中」，而是應解作「在黑暗中，我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人」，即將「我」自視為「大雪紛飛」，不只以雪自况，更具體地以「紛飛的雪」以形容詩人本人的「離散」處境（木心曾以「飛散」一語來形容他的離散經驗）。把握了「飛雪」，是詩人個體化（借榮格術語）的一個境界。我們或可以猜測，「輯乙」中的那兩句：「我就要下雪了」、「我是雪呀」，很可能寫於〈我〉之前，詩人最初只道自己是「雪」，但去國經年，經歷了不同的雪意，最後才體認到「飛雪」最接近自我，因此才有了〈我〉這首短詩：以短短一句，斬釘截鐵，就把話說盡。這也是很木心的作派。
雪國意象與「物哀」
當然說的雪與文學，還有日本的「雪國」意象。「雪國」也是川端康成著名小說的書名，在這日本文學系譜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以冰天雪地為場景引入小說故事的作品，比較著名的尚有三島由紀夫的《春雪》。
川端康成的《雪國》以藝妓駒子為中心，講述她與恩客島村、情人行男跟少女葉子淡然而糾纏不清的情緣。故事以行男病故、葉子意外身死、駒子失常崩潰告終，而一向置身於外的島村，則在結局中懷緬着逝去的雪國人事。至於三島由紀夫的《春雪》則是講清顯跟聰子互生情愫，私相幽會而最後珠胎暗結。但清顯優柔寡斷，而聰子則與皇室早有婚約，聰子的家人只好悄悄讓聰子打掉胎兒。最後婚約解除，聰子也出家為尼，清顯則無法接受失去愛人，積憂成疾，最後在雪中病逝。
論者常以《雪國》到《春雪》這一脈絡為近代日本文學中的「物哀」典範。「物哀」源於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 據江戶時代學者本居宣長分析，「物哀」是指個體接觸到外事外物時產生的心理活動，當中混合了喜悅、哀傷與憂愁，在情感之上更有美學意涵。因此所謂「哀」，不過是一個標記，並非純然是指悲傷。《雪國》跟《春雪》中的雪意，觸發了主人公對命途的哀思，尤其是當他／她的生活以至生命都趨向毁滅，其哀至極。但此哀則同時帶有美感，正如《雪國》中通篇寫雪，蒼茫而美麗，卻美麗得令人窒息。所謂「淒美」，即有此意。
日本半地雪國，但世界上不少地方卻幾乎是終年雪域。雪也不再是四時將盡的異托邦時空，而是民族生活與國家命運的常態。文章最後，我們可以舉兩詩為證。一是西藏詩人旦真旺青的〈雪山和雪山人〉（節錄）：
雪山
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樣站起來，
那麼你即使處在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也只是讓每個人更加清楚看到你的醜陋，
躺在最高的地方，
不如站在最低的地方。
二是烏克蘭詩人謝爾蓋．扎丹（Serhiy Zhadan）的〈就像這冬天從未出現〉（節錄，彭礪青譯）：
就像這冬天從未出現，
就像我們沒有期望，沒有憂慮，
不曾仔細地聆聽
十二月的揚聲器，
在暴風雪管弦樂似的真理面前
沒有動作地停下。
就像我們未曾準備面對
自無情中誕生的
冰的力量
文•鄧正健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明報專訊】最近秋拍完結，相信藏家都飽覽了一場接一場的預展，投得了心頭好。除了拍賣行外，也可以逛逛香港藝術館的展覽。雖然展品不能摸、不能買，但其藝術和歷史價值亦相當高。展館最近舉行懷海堂的藏品展覽，可以一睹懷海堂主人鍾棋偉的寶貝。一方面讓眼睛和荷包稍稍紓緩壓力，二來可以用一顆平常心，細品別人的收藏系列。
懷海堂主人鍾棋偉是香港著名藝術收藏家，亦是香港收藏組織敏求精舍副會長及港大名譽大學院士。他多年來向藝術館捐贈不少寶貝，樂於把自己的寶物和收藏心得公諸同好。他愛好明清兩代官窰瓷器，收藏豐富。他秉持「欣賞重於擁有，研究重於收藏」的宗旨，所以不吝分享知識，鼓勵大家互相學習。自2018年起，他先後捐贈超過230項中國文物予香港藝術館。
遷居西苑修道求仙 影響御瓷設計
2022年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7）登基500周年，香港藝術館特地和懷海堂籌辦這次以嘉靖帝為主題的展覽，展出嘉靖時期的瓷器、漆器、畫像、掐絲琺瑯等珍品。今次的展覽可說是一堂明代歷史的專題課，讓500年後的我們認識明嘉靖皇帝的現實與理想。
這位君主也十分傳奇，以13歲之齡由藩王繼承大統，在位時間長達45年。當時國家正面對內憂外患，並非一帆風順。例如在嘉靖21年（1542）他便曾遷居西苑，直到1567年駕崩。西苑恍如人間仙景，當嘉靖皇帝退居後致力修道求仙，興修了不少優雅的寺院殿堂。他在信仰中的領受也大大影響了及後御瓷的設計路向。
當時君主的瓷器由江西景德鎮御器廠製作，其間宮廷訂燒的供御瓷器「訂單」數量明顯大增，由早年平均每年4000多件，激增至30,000多件。在其退居西苑的時期，訂燒瓷器總數更多達60萬件，令工匠忙個不停。當時器物的形狀、款式及紋飾，都反映嘉靖帝的期許與願望，見證他當時面對現實的困境與無常。西苑的環境有如仙境，加上大批修仙煉道的儀式和器物，他便安心建構心目中理想的虛擬世界，盼望超脫現實的困苦得道成仙。
碗上「奏樂」 23種樂器紋飾
在展覽中，大家可窺探500年前這位明代君王的掙扎與願望。以展品青花「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葫蘆瓶為例，此款式在明嘉靖皇帝時期極受歡迎。「葫蘆」的讀音和「福祿」相似，而瓶上又繪有許多好意頭的食物，例如靈芝和桃等。當時國家面對外憂內患，君主可以透過藝術品證明自己有權力去處理好國家問題，也同時為國家送予祝福。「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便是他對明代前程的祈求。另一青花樂器雜寶紋大碗，令我們認識明嘉靖皇帝的宗教信仰。他經常舉行宗教儀式，樂器扮演重要角色。他對音樂安排非常講究，一場「演出」中有達20多名樂手；又曾親製樂章，是個充滿創意又專業的「音樂人」。大碗上共有23種樂器紋飾，希望國家受到神明祝福。●
浮華．仙境——嘉靖皇帝的虛擬世界
日期：即日至2023年6月14日
地址：香港藝術館3樓中國文物展覽廳
費用：免費
文：呂一心
美術：謝偉豪
編輯：梁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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