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7-04-30
你出門上班。今天穿的恤衫，鈕扣由印尼工廠女工Siti縫上；路上把裝麵包的膠袋丟進垃圾桶，半小時前，清潔工人陳伯剛把垃圾桶清空；快到站，巴士車長阿偉見到有人按鐘，在你公司前的街口停站；回到公司，你換上制服接電話，「我叫Johnny，有咩可以幫到你？」
儘管互不相識，我們每天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條互相連繫的無形的線，叫「工作」。雖有薪水，但每天工作朝八朝三；因電腦擺位有問題，肌肉勞損至拿不起筷子，卻要收大信封；懷孕後老闆給你換上爛椅，着你搬貨逼你辭職，這些都不是「份糧包埋」。
以上都是「惟工新聞」報道過的真人真事，但成員Gilbert苦笑，許多打工仔看到，都不以為然說「我仲慘啦」。「我們都是工人，互相在大家的血汗中生存，若大家的待遇都不合理，為何不能一起爭取更好？」另一成員阿飛說。
網媒惟工新聞專注勞工消息，「勞工」由白領到藍領都有，正如其網頁簡介：「只要你無法靠投機取巧安穩度日，只要你手停口停，你就是我們的一分子。」各人每月拿出十份一薪水，出錢出力，只想以公民報道讓打工仔互相看見。
五湖四海 公餘時間寫稿做圖
據今年四月統計，全港約有三百九十五萬名「打工仔」。若「工人」不限藍領「工人」，而是「工作的人」，由清潔工人、醫生，到《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中新垣結衣飾演的主婦，我們大部分人其實都是「工人」。
「惟工新聞」成員也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有學生，有人曾在傳媒工作，有人來自法律界，有人在大學做研究，也有基層工人。Glibert笑言，核心成員每周開會，人數僅一枱麻將，他們也是打工仔，只能在公餘時間盡力維持每天有稿刊出。「有成員在辦公室工作，有時趁老闆不在或不用忙，偷偷用電腦做圖，但如果老闆突然有工作交代，便做不到。」
他們加入各有原因，阿飛在二零一三年碼頭工潮時跟工人聊了好多日，其後到工人組織實習，看到鎂光燈外深耕細作的重要。Gilbert則說，工潮時與朋友留意到「碼頭的辛酸」專頁，友人笑言「黎智英講民主多年，真的有人信，我們講工人可能都得？」他們的報道由打工仔不合理待遇，到國際勞工甚至敘利亞戰火消息都有，出錢出力，只為有把持平的聲音，屬於所有工人。
儘管互不相識，我們每天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條互相連繫的無形的線，叫「工作」。雖有薪水，但每天工作朝八朝三；因電腦擺位有問題，肌肉勞損至拿不起筷子，卻要收大信封；懷孕後老闆給你換上爛椅，着你搬貨逼你辭職，這些都不是「份糧包埋」。
以上都是「惟工新聞」報道過的真人真事，但成員Gilbert苦笑，許多打工仔看到，都不以為然說「我仲慘啦」。「我們都是工人，互相在大家的血汗中生存，若大家的待遇都不合理，為何不能一起爭取更好？」另一成員阿飛說。
網媒惟工新聞專注勞工消息，「勞工」由白領到藍領都有，正如其網頁簡介：「只要你無法靠投機取巧安穩度日，只要你手停口停，你就是我們的一分子。」各人每月拿出十份一薪水，出錢出力，只想以公民報道讓打工仔互相看見。
五湖四海 公餘時間寫稿做圖
據今年四月統計，全港約有三百九十五萬名「打工仔」。若「工人」不限藍領「工人」，而是「工作的人」，由清潔工人、醫生，到《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中新垣結衣飾演的主婦，我們大部分人其實都是「工人」。
「惟工新聞」成員也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有學生，有人曾在傳媒工作，有人來自法律界，有人在大學做研究，也有基層工人。Glibert笑言，核心成員每周開會，人數僅一枱麻將，他們也是打工仔，只能在公餘時間盡力維持每天有稿刊出。「有成員在辦公室工作，有時趁老闆不在或不用忙，偷偷用電腦做圖，但如果老闆突然有工作交代，便做不到。」
他們加入各有原因，阿飛在二零一三年碼頭工潮時跟工人聊了好多日，其後到工人組織實習，看到鎂光燈外深耕細作的重要。Gilbert則說，工潮時與朋友留意到「碼頭的辛酸」專頁，友人笑言「黎智英講民主多年，真的有人信，我們講工人可能都得？」他們的報道由打工仔不合理待遇，到國際勞工甚至敘利亞戰火消息都有，出錢出力，只為有把持平的聲音，屬於所有工人。
補位掃盲 呈現媒體隱沒的工人
「搜尋新聞報道，出現工人兩字通常沒好事。一是工運；或是法庭新聞，非禮打架強姦，接下來就是工傷。這些都將工人他者化，無論是在法庭當成是加害的兇徒將他奇觀化，或是工傷受害者，我們都是要憐憫他們，不會覺得那個是自己。」
Gilbert讀社會科學，大學時不時探望工人，「我們那年代不是媒體主導，是好直接的，所以我看到工人自己鮮活的力量。」因此惟工強調工人其他面向。「例如標準工時計算器，實用而扣連到生活。你不用在好慘的一刻才覺得自己是工人，我們有生活版，就算你住劏房都煮到得體的食物，可以DIY扮靚。在投票日子，是否可以站在你的社會位置決定投票？我們上年就做了立法會政黨投票紀錄。」
訪問前一天，惟工以二千字報道工友被僱主懷疑「假工傷」的調查。翻查新聞，因調查規模不大，僅兩三份報章以數百字報道。阿飛說，「補位」是惟工重要角色。「我們好幾篇都是回應主流媒體報錯的，如假難民掃盲帖（去年獲網絡公民獎），或HIT（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出公關稿，叫小花（年輕女性）駕重型機械，聲稱好容易，其實是抹殺了工友工傷問題。駕龍門架的工友勞損至尾龍骨退化，坐下都痛，你寫這些怎對得住工友？」早前救生員工潮，大台以偷拍片段稱救生員偷懶，救生員工會主動聯絡惟工澄清報道。
工人故事
每個故事都看到工人的獨特性，他們不分藍領白領，有九十後送貨小哥「五金佬」，也有朝八朝三的會計師「奈津」，希望「讓打工仔互相看見」。「有年輕藍領會覺得白領女性好歧視他們這些滿身臭汗的工人，但不要以為白領不會有工傷或職業病。」
生哥
五十二歲的生哥每次在馬會當值，都要接聽無數投注電話，電腦鍵盤擺位「不順手」，「你以為是小事，但日積月累，拇指的肌肉整塊萎縮。」生哥曾於辦公室突然全身僵硬送院，驗出患頸椎間盤移位，翌年不獲馬會續約。有如電影《我不低頭》的情節，他到勞工處求助，職員不准他把表格拿回家填，但生哥連筷子也拿不起來，遑論執筆寫字？失去生計還要每月花二千元求診，生哥因而患上抑鬱，要看精神科。
桂瑩
剛當媽媽的桂瑩本來當接待員，「老闆知道她大肚後，在同事面前暗示她偷東西，知道她已作過小產，還要她搬重物，想她自動離職。」桂瑩懷孕前曾因表現優異獲發獎金，但懷孕後老闆突然要她跑數，又稱她弄丟貨品而出警告信，桂瑩強撐到孩子出生，但放完產假回公司便收大信封，因此患產後抑鬱。「她說，就算最後追討不成，有人出聲都好。」
錦瑛
「廿蚊張」張宇人反對設侍產假，更質疑有人會變性換取三天假期。但事實是，連貨真價實的媽媽，要放產假都不易。錦瑛任職文員，上司知道她懷孕後說：「呢個timing真係唔好，公司好有難處。」她在幾個月前曾意外流產，而且剛懷孕不久，卻發現椅子被換，一坐上就有螺絲掉下來，直到第二顆螺絲鬆脫，終忍不住辭職。
文軍
「好多我們訪問過的工友，結果也是去了精神科，因為壓力真的好大。」地盤工人文軍工作時摔斷腳，連穿褲子也做不到，僱主賠了一個月薪金後失蹤。「孩子一個讀小學，一個還未讀幼稚園，老婆要照顧仔女，還要照顧他，自己又找不到工作，不是靠食穀種，便是向親戚借，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他還拄着拐杖追討賠償，又被人（保險公司）偷拍，最後也要去看精神科。」阿飛說，工友們最傷心是家人也反對他們繼續爭取，「你快醫好去上班啦，追不到㗎啦。」
阿嬸阿婆罷工 爭同工同酬
也許正如碼頭工潮，人多勢眾，總比單打獨鬥有效。阿飛採訪過最深刻的報道，是由一班「大媽」發起的「迷你工潮」。
今年初，威爾斯親王醫院百多名外判清潔工，不滿多年剝削及同工不同酬，發起罷工。「講起罷工，你不會想起她們，她們是阿嬸、阿婆，甚至是講廣東話講不正的婦女，但她們好勁，行動比工會更快。」她們由招聘廣告留意到新入職的同工薪酬較高，「我問了十位工友，她們都是聽朋友講，覺得不合理，便罷工囉！罷工了，工會才趕到現場幫手。」百多人罷工，兩天後爭取成功。
「人們常說，唔得嘅，搞什麼活動去改變社會，都要由知識分子做，他們多點資源嘛。每次有人這樣說，我就拿這事跟他們講，你真的不要當人家傻，你才是無知那個。」阿飛笑說。
惟工的網頁，收視最高的是講各行情况的「惟工百業」。其中一篇飲食業的訪問，來自她在雨傘運動佔領區認識的工友，寫了兩三篇與傘運有關的訪問後，建立信任，主動提出想講行業的問題。「工友主動講他的行業有何問題，這是最理想的。作為局外人我們好多事不知道，一個訪問中，講的事情是我想知的，還是他想講的？或者是，工人覺得自己的問題不值得拿上枱面講，令好多問題看不見。例如覺得工資低是因為我蠢，或被老闆欺壓是因為我不好彩，但忽略了好多時候，是結構性問題造成他的處境。」阿飛嘆道：「但這些都要工友自己才講到，除非我花好多時間去研究，但大家不會有這些時間，這是記者的限制。」
沒有金主但自主
以公餘時間採訪的公民記者，除了時間，還有許多限制。由二零一三年剛成立，到現在慢慢累積到工友、勞工團體信任，才建立到新聞網絡，「我們一開始的採訪都是出賣朋友，現在會收到團體的採訪通知。」惟工成員以「十分一」薪水作網站經費，並津貼一位半職「員工」，「那津貼少得我們不敢說是薪水。」Gilbert笑說。
不過，沒有金主也是優勢。「對我們來說是自主，對工友來說是信心，就是我們不會為誰寫假的東西，我們是為你的權益而寫。」他們日後或會如台灣公民媒體苦勞網般眾籌，但當務之急是招募人手採訪，「希望有更多有心朋友加入。」
台灣的苦勞網較多講工運，但在土壤不同的香港，惟工希望做到「遲來的勞工意識普及教育」。「當你要去索償或投訴，好多人都不知道程序，希望以製圖讓初階朋友入手。奧地利的中學課程已有勞工法教育，香港好多人讀書為搵食，但你問到這些（勞工權益）就hang機，我們自小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要知道。」
工人命運互相扣連
「若在制度中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也未清楚，怎行到下一步？我們好多時候是自己顧自己，常說：做得唔開心你咪唔好做囉。香港人最大的武器是轉工，將問題個人化，你好難想到可以連結彼此。我們希望做到，大家會覺得命運是互相扣連的。」
藝術家程展緯有個「擬人法：唸草名」的活動，請大家到油街實現的草地尋找不同野草，學習其名字，「回到生活，總有一個你懂名字的細小生命在身邊。」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統計，今年首三個月，已有十二名工友殉職，有說最近頻頻出事的港珠澳大橋，業內叫「奈何橋」。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說，「草地」是個粗疏的詞，其實內有很多名字。
我們都是「工作的人」。
惟工新聞網站：wknews.org
文﹕黃熙麗
圖﹕鍾林枝、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搜尋新聞報道，出現工人兩字通常沒好事。一是工運；或是法庭新聞，非禮打架強姦，接下來就是工傷。這些都將工人他者化，無論是在法庭當成是加害的兇徒將他奇觀化，或是工傷受害者，我們都是要憐憫他們，不會覺得那個是自己。」
Gilbert讀社會科學，大學時不時探望工人，「我們那年代不是媒體主導，是好直接的，所以我看到工人自己鮮活的力量。」因此惟工強調工人其他面向。「例如標準工時計算器，實用而扣連到生活。你不用在好慘的一刻才覺得自己是工人，我們有生活版，就算你住劏房都煮到得體的食物，可以DIY扮靚。在投票日子，是否可以站在你的社會位置決定投票？我們上年就做了立法會政黨投票紀錄。」
訪問前一天，惟工以二千字報道工友被僱主懷疑「假工傷」的調查。翻查新聞，因調查規模不大，僅兩三份報章以數百字報道。阿飛說，「補位」是惟工重要角色。「我們好幾篇都是回應主流媒體報錯的，如假難民掃盲帖（去年獲網絡公民獎），或HIT（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出公關稿，叫小花（年輕女性）駕重型機械，聲稱好容易，其實是抹殺了工友工傷問題。駕龍門架的工友勞損至尾龍骨退化，坐下都痛，你寫這些怎對得住工友？」早前救生員工潮，大台以偷拍片段稱救生員偷懶，救生員工會主動聯絡惟工澄清報道。
工人故事
每個故事都看到工人的獨特性，他們不分藍領白領，有九十後送貨小哥「五金佬」，也有朝八朝三的會計師「奈津」，希望「讓打工仔互相看見」。「有年輕藍領會覺得白領女性好歧視他們這些滿身臭汗的工人，但不要以為白領不會有工傷或職業病。」
生哥
五十二歲的生哥每次在馬會當值，都要接聽無數投注電話，電腦鍵盤擺位「不順手」，「你以為是小事，但日積月累，拇指的肌肉整塊萎縮。」生哥曾於辦公室突然全身僵硬送院，驗出患頸椎間盤移位，翌年不獲馬會續約。有如電影《我不低頭》的情節，他到勞工處求助，職員不准他把表格拿回家填，但生哥連筷子也拿不起來，遑論執筆寫字？失去生計還要每月花二千元求診，生哥因而患上抑鬱，要看精神科。
桂瑩
剛當媽媽的桂瑩本來當接待員，「老闆知道她大肚後，在同事面前暗示她偷東西，知道她已作過小產，還要她搬重物，想她自動離職。」桂瑩懷孕前曾因表現優異獲發獎金，但懷孕後老闆突然要她跑數，又稱她弄丟貨品而出警告信，桂瑩強撐到孩子出生，但放完產假回公司便收大信封，因此患產後抑鬱。「她說，就算最後追討不成，有人出聲都好。」
錦瑛
「廿蚊張」張宇人反對設侍產假，更質疑有人會變性換取三天假期。但事實是，連貨真價實的媽媽，要放產假都不易。錦瑛任職文員，上司知道她懷孕後說：「呢個timing真係唔好，公司好有難處。」她在幾個月前曾意外流產，而且剛懷孕不久，卻發現椅子被換，一坐上就有螺絲掉下來，直到第二顆螺絲鬆脫，終忍不住辭職。
文軍
「好多我們訪問過的工友，結果也是去了精神科，因為壓力真的好大。」地盤工人文軍工作時摔斷腳，連穿褲子也做不到，僱主賠了一個月薪金後失蹤。「孩子一個讀小學，一個還未讀幼稚園，老婆要照顧仔女，還要照顧他，自己又找不到工作，不是靠食穀種，便是向親戚借，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他還拄着拐杖追討賠償，又被人（保險公司）偷拍，最後也要去看精神科。」阿飛說，工友們最傷心是家人也反對他們繼續爭取，「你快醫好去上班啦，追不到㗎啦。」
阿嬸阿婆罷工 爭同工同酬
也許正如碼頭工潮，人多勢眾，總比單打獨鬥有效。阿飛採訪過最深刻的報道，是由一班「大媽」發起的「迷你工潮」。
今年初，威爾斯親王醫院百多名外判清潔工，不滿多年剝削及同工不同酬，發起罷工。「講起罷工，你不會想起她們，她們是阿嬸、阿婆，甚至是講廣東話講不正的婦女，但她們好勁，行動比工會更快。」她們由招聘廣告留意到新入職的同工薪酬較高，「我問了十位工友，她們都是聽朋友講，覺得不合理，便罷工囉！罷工了，工會才趕到現場幫手。」百多人罷工，兩天後爭取成功。
「人們常說，唔得嘅，搞什麼活動去改變社會，都要由知識分子做，他們多點資源嘛。每次有人這樣說，我就拿這事跟他們講，你真的不要當人家傻，你才是無知那個。」阿飛笑說。
惟工的網頁，收視最高的是講各行情况的「惟工百業」。其中一篇飲食業的訪問，來自她在雨傘運動佔領區認識的工友，寫了兩三篇與傘運有關的訪問後，建立信任，主動提出想講行業的問題。「工友主動講他的行業有何問題，這是最理想的。作為局外人我們好多事不知道，一個訪問中，講的事情是我想知的，還是他想講的？或者是，工人覺得自己的問題不值得拿上枱面講，令好多問題看不見。例如覺得工資低是因為我蠢，或被老闆欺壓是因為我不好彩，但忽略了好多時候，是結構性問題造成他的處境。」阿飛嘆道：「但這些都要工友自己才講到，除非我花好多時間去研究，但大家不會有這些時間，這是記者的限制。」
沒有金主但自主
以公餘時間採訪的公民記者，除了時間，還有許多限制。由二零一三年剛成立，到現在慢慢累積到工友、勞工團體信任，才建立到新聞網絡，「我們一開始的採訪都是出賣朋友，現在會收到團體的採訪通知。」惟工成員以「十分一」薪水作網站經費，並津貼一位半職「員工」，「那津貼少得我們不敢說是薪水。」Gilbert笑說。
不過，沒有金主也是優勢。「對我們來說是自主，對工友來說是信心，就是我們不會為誰寫假的東西，我們是為你的權益而寫。」他們日後或會如台灣公民媒體苦勞網般眾籌，但當務之急是招募人手採訪，「希望有更多有心朋友加入。」
台灣的苦勞網較多講工運，但在土壤不同的香港，惟工希望做到「遲來的勞工意識普及教育」。「當你要去索償或投訴，好多人都不知道程序，希望以製圖讓初階朋友入手。奧地利的中學課程已有勞工法教育，香港好多人讀書為搵食，但你問到這些（勞工權益）就hang機，我們自小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要知道。」
工人命運互相扣連
「若在制度中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也未清楚，怎行到下一步？我們好多時候是自己顧自己，常說：做得唔開心你咪唔好做囉。香港人最大的武器是轉工，將問題個人化，你好難想到可以連結彼此。我們希望做到，大家會覺得命運是互相扣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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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工作的人」。
文﹕黃熙麗
圖﹕鍾林枝、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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