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從數碼足迹探究青少年自殺成因

【明報文章】：2025年9月10日

香港近年的青少年自殺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明報》早前報道，今年上半年已有17名兒童及青少年自殺身亡，數字令人震驚。有學者指出，香港缺乏對自殺成因的系統研究，難以制定有效對策。現行支援系統雖「不俗」，卻多側重於「補安全網」，僅能防止「災難」發生，而非從根源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况下，我們有必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尤其當今青少年與生俱來屬於「數碼網絡原住民」的一代，因此有必要從「數碼足印」尋找線索，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與行為模式，從而提出更具前瞻性的介入策略。

重建個案時間線與心理歷程

國際上，研究者和執法機構已開始利用青少年的網絡數碼足迹（社交媒體內容、搜尋紀錄等）重建自殺個案時間線與心理歷程。英國2014至2016年的10至19歲自殺個案研究顯示，24%亡者生前有「與自殺相關的上網經驗」，常見行為包括搜尋自殺方法（13%）、在線表達輕生意念（10%）、遭受網絡欺凌（5%）。荷蘭「心理屍檢（psychological autopsy）」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有雙面影響，既可能帶來依賴、誘發模仿、加劇絕望，也能夠提供同儕在線支持與復元經驗分享。

在群體層級預警監測方面，美國2010至2021年研究利用Google搜尋趨勢，發現特定「傾向自殺（prosuicide）」網站關鍵詞搜尋量上升，與同期或其後某些自殺死亡類型增加存在關聯；後續研究校正指出，其與自殺未遂或自我傷害住院率相關性更為穩定，可作早期預警參考。

死因調查實務上，北美將社交媒體和數位內容納入自殺鑑定程序。美國芝加哥庫克郡（Cook County）法醫辦公室回顧案例發現，這些資訊有助釐清死者最後出現時間、死亡方式及意圖動機，法醫專業指引也將其列為必要證據。此外，美國有創新數據來源建設，如馬里蘭大學「OurDataHelps」專案，建立「數據捐贈」管道；「Black Box Project」鼓勵家屬提交亡者手機以取證。

須注意的是：數碼足迹研究有局限，不能保證回答所有因果問題，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且裝置未鑑識或刪除紀錄，會導致重建不全，需結合線上線下資訊審慎分析。不過，有這方面的分析總比忽視來得更全面。另外，AI（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普及，帶來新議題：美國加州一名16歲少年長期向ChatGPT傾訴，得到自殺方法指導與遺書建議後自殺，其父母控告OpenAI。AI聊天紀錄也成為誘發輕生的新成因。

香港面對的挑戰

相比國際，香港運用數碼足迹理解青少年自殺成因，仍處起步階段，面對多重挑戰。

首先，資料蒐集與分析體系不足。若欠缺全港性的青少年自殺個案資料庫，或數碼證據蒐集機制，則難以全面反映風險譜系。

對於本地青少年常用社交媒體，似乎並無官方渠道取得危機信號，相關討論多着眼預防網絡成癮；對已發生的悲劇個案，缺乏微觀層面的方案研究。尤其是若逝者無留下遺書，同時又排除了刑事成分的話，很可能就沒有再從心理學、行為學等專業角度，去提取和探究分析逝者網絡社交媒體上的數碼內容，從而深度還原其走向極端的心路歷程。香港也曾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青少年自殺問題，惟未深入個案成因，宏觀結論不足以取代個案的深入剖析；不結合數碼足迹，就難以深入了解具體的個案成因，難以找出所有個案之間是否存在共性。
其次，倫理與隱私的顧慮仍然頗大。香港社會對調查逝者私隱持謹慎態度，家屬悲痛中不願孩子生前網上內容被過度審視，擔心輿論指摘或侵犯隱私。研究者可能面臨調查與保護隱私的兩難。

三方面着手 引入創新對策

面對青少年自殺這一複雜且敏感的議題，香港需在保障隱私與尊重倫理的同時，引入科學研究視角下的創新對策：

第一，參考北美經驗，將數碼遺留資訊納入死因研判程序，同時建立嚴格保護隱私框架，資料僅用於分析研究，建立標準化裝置鑑識與數碼證據調查流程。政府在獲家屬書面同意後，由第三方專業機構，對青少年自殺逝者的數碼裝置做資料備份與提取關鍵內容。於海外案例中，數碼足迹已多次證明有助釐清死亡時間、方式與動機。這不僅能夠豐富每宗個案的調查內涵，還可累積形成本地自殺個案的數據庫資源，尋找在數碼網絡時代的箇中規律，以便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第二，搭建網絡內容風險監測平台。香港可聯合科技企業、學術單位與公益組織，共同建立一個青少年網絡安全情報平台，監測本地互聯網上與自殺相關的公開信息量變化，定期匯報關鍵詞搜尋趨勢、討論熱度及可能的高風險信號。例如，匿名蒐集分析香港地區在搜尋引擎上查詢自殺方法、輕生念頭等關鍵詞的頻率，同時關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相關帖文數據；一旦發現某段時期內相關指數異常升高，平台可即時通知有關部門及早留意，從而於群體層面實現自殺風險的早期預警。

第三，進一步完善對青少年網絡行為與心理的輔導和教育工作。沒有成熟的理論研究，就沒有專業的實踐指導。要減少青少年自殺悲劇，就需分析探究在生命逝去之前的一切線索。網絡時代的最重要線索是數碼足迹，而非僅僅在現實世界的足迹。針對青少年自殺個案的數碼足迹研究，能夠更精準掌握青少年網絡行為、心理變化和價值觀建構的變化規律，從而為前線教育工作者和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實踐，提供更全面到位的理論指導，及早發現隱憂，適時介入輔導。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鄧飛]

葉兆輝、蘇穎欣：改寫對自殺的陳述——共建更安全社區

【明報文章】2025年9月10日

今天是世界防止自殺日，2024至2026年主題為「改寫對自殺的陳述」（changing the narrative on suicide），呼籲大眾共同扭轉社會對自殺的誤解，鼓勵有需要者積極尋求協助。這個工作固然需持續推動，但我們更希望藉今天這個日子，感謝各界一直以來的努力，紀念那些我們失去的生命，並向經歷喪親之痛的人表達支持與關懷。

無聲危機 持續擴散

自殺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公共衛生危機。據世衛組織估計，全球每年約有70萬人死於自殺。香港情况同樣令人深感憂慮：過去3年間，本地自殺率呈持續上升趨勢，本地自殺死亡人數約1000（CSRP, 2025）；年輕人自殺率仍維持比以往較高水平。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戛然而止的人生，以及身邊親友難以承受的悲痛。研究顯示，每宗自殺個案平均會對至少10人造成深遠負面影響（Kaleidoscope_Dev, 2025）。

然而，真實的影響遠超於此。上述數據尚未包括曾萌生自殺念頭或企圖自殺的人。據一個研究指出，近10%年輕人表示於過去12個月內曾出現自殺念頭，3%更表示曾有自殺行為（Lu et al., 2024）。這些數字提醒我們，這場無聲的危機正持續擴散，亟需社會共同正視與積極應對。這也不是本地獨有的問題，而實在是全球的挑戰。

自殺的背後原因，往往極其複雜且多面向。本中心（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顯示，家庭與學校問題在青少年群體中最常見；財務壓力及人際關係困擾，則較常出現於年輕成年人之中；至於較年長成年人，則更多面對健康衰退與家庭結構變動所帶來的挑戰（Hsu et al., 2023）。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家庭關係是貫穿所有年齡層的關鍵因素。一個能夠提供情緒支持與連結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保護因素；相反，缺乏家庭支持，或有家庭衝突，則會加劇個人心理壓力和焦慮。

當前不利的經濟環境、失業率上升，令情况雪上加霜。經濟困難所引發的不僅是債務問題，更往往伴隨着拒絕求助的心理障礙、「面子」與社會觀感的顧慮，以及日益緊張的家庭關係。近期數宗涉及謀殺或自殺的悲劇事件，其背後的複雜成因引起社會極大憂慮，並引發深切的倫理討論。保護兒童的生命權益，至關重要。同時，我們亦應了解在這類極端案件中，加害者本身往往也承受着難以言喻的痛苦、不被接納，實在需要有效的支援和及時介入。標籤化與指摘，無助解決困局。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為處於困境中的人帶來出路、擁抱希望，勇敢面對明天，希望就在轉角處。

另一方面，學生群體中也出現特別令人憂慮的趨勢：在新學年開始前的自殺案例，有所增加。我們希望學校能夠積極推動朋輩及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從而建立更具包容性、對自殺更為警覺的安全校園。同時，營造愉快的校園環境、增加學生對校園歸屬感，將有助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不應被動等待受困者求助

在高壓的城市生活裏，維持良好精神健康是一個持續挑戰。許多面對壓力的人不知應如何求助；而願意主動尋求協助的人，仍屬少數。因此我們需共同建構一個對防止自殺更為安全的社區，讓每一個處於困境中的生命都能夠得到支援。

我們不應再僅是被動等待受困者主動求助，而是積極主動接觸。研究指出，大多數經歷自殺念頭的人，往往會透過行為或言語中一些細微變化，發出「求助邀請」。透過學習辨識這些信號，我們可以鼓起勇氣，直接詢問「你是否正在考慮自殺」，藉此開啟一段可能拯救生命的對話。過去一年，本中心持續推行「safeTALK」培訓，旨在鼓勵早期發現與及時介入。這類培訓的關鍵，不僅在於學習某個特定技巧，更在於培養一種願意用同理心傾聽，並且及時回應以保障他人安危的心態。

實證研究明確指出，公開討論自殺並不會誘發自殺念頭；相反，它能夠為那些在孤獨與沉默中掙扎的人提供一條生命線，賦予他們坦誠面對自身處境的信心與勇氣。

需要每一個人成為「守門人」

構建一個對防止自殺更安全的社區，是整個社會共同責任。這不僅需要政府的承諾、捐助者持續支持，更需政策層面積極介入。香港精算學會最近一個研究顯示，20至39歲人壽保險投保人的自殺死亡人數有所增加（ASHK, 2025）。我們有需要深入探討現行12個月「豁免期」（exclusion period）政策與自殺率之間的潛在關聯，目的是降低因財務壓力而引發的「保險賠償的相關自殺」風險。

同時，推廣家庭友善的工作場所政策，也至關重要。正如平機會所倡導，透過更彈性的工作安排支持照顧者，有助緩解他們在家庭與職場之間的壓力。在學校，我們需要賦能教育工作者，提升他們開啟困難對話的信心與能力，從而及早識別並支援有需要學生。

建立這樣的一個社區，更需要我們每一個人成為身邊朋友、家人與同事的「守門人」，以同理心與關懷彼此守望，在需要時伸出雙手。只有通過社區各成員的共同協作與承擔，才能夠真正編織出一張可以接住每一個生命的安全網。現在正是行動的時刻，讓我們攜手努力，確保援助與希望是觸手可及。我們深信只要齊心同行，必能改寫沉默與絕望，構建一個真正珍視每一個生命的社會。

參考文獻：

（1）ASHK. (2025). Hong Kong Assured Lives Mortality 2022.

（2）CSRP. (2025, Jun 8). Statistics of Suicide Data in Hong Kong (By Year).

（3）Hsu, et al. (2023). A network approach to understand co-occurrence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reasons for suicide: a territory-wide study using 2002-2019 Hong Kong Coroner's Court reports.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 36, 100752.

（4）Kaleidoscope_Dev. (2025, Feb 20). Mental Health & Wellbeing and Suicide Prevention. Champs Public Health Collaborative.

（5）Lu, S., et al. (2024). Why suicidal thoughts may not lead to suicide mortality among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SSM-Mental Health, 6, 100346.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蘇穎欣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高級研究經理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葉兆輝、蘇穎欣]

生命真的掌握在我手？——從作家自戕，反思生命意義

瓊瑤在淡水家中輕生離世，家人按其遺願，在殯儀館舉行家祭。告別場內播着由瓊瑤填詞的《還珠格格》劇集主題曲《當》，主演的趙薇送花牌悼念，花牌上寫着「流芳千古」。（《自由時報》圖片）

【明報專訊】2025年1月10日星期五，語文同樂 第748期

台灣著名作家瓊瑤於去年12月初在家中自戕離世，惹起公眾對生命的討論。近年社會大力提倡「生命教育」，你有否想過生命的本質是什麼？我們是否有權力掌控生命結局？

瓊瑤的一生，有如其小說故事一樣轟轟烈烈。早在2017年她曾發文交代後事，直言未來若重病也絕對不動大手術，不送加護病房等，屍骨火化後就花葬，囑咐「一切從簡」。去年4月生日她透露抱恙，將淡出平時活躍的facebook，至11月底連續兩天在facebook發文追憶亡夫，感嘆「我多麼多麼的想你」。至12月3日，瓊瑤與家人晚餐時告訴兒媳「明天中午來我家找我」，翌日兒媳進她家門時卻發現她在房內輕生，救護人員趕到現場時她已無生命迹象。

事後瓊瑤的facebook發表了一篇署名為「淑玲代發」的遺書，當中包含一首名為〈當雪花飄落〉的詩作，並提到「我不想聽天由命，也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遺書還附有一段影片，影片中瓊瑤表示，「這趟旅程走來辛苦顛簸，但也有各種精彩的唱和」，勸慰年輕人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強調自己「死亡」的方式，是在生命的終站實行。

■格「價」二選一

瓊瑤離世，掀起關於「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的討論。根據世界醫學會定義，安樂死指經醫生評估病况已無改善可能，在病人自願請求下，由醫療單位透過藥物或器材執行，並有嚴謹的法律規範。另一種是醫生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醫生根據病者要求開立或提供藥物，由病者自行結束生命。

年邁名人選擇自決終結生命，你認為是對是錯？

□ 正確，生命屬於自己的，應該由自己「話事」！

□ 不正確，人應該順應天命，愛惜自己。

■價值放大鏡

自己的命，該由自己掌控

俗語云「年紀大機器壞」，若還被惡病纏身，實在苦不堪言，故部分人認為如此情况下選擇自行決定了結生命，也算善終。孔子有次病重，學生子路向天神地神祈福，希望老師早日康復。豈料孔子卻說「丘之禱久矣」（自己早就祈禱過了），他不贊同子路為他祈福延壽之舉，寧願正面迎接安享天年之死的來臨。

北宋政治家邵伯溫的父親邵雍及祖父伊川丈人，皆是「自決生命」的代表人物。《邵氏聞見錄》載，伊川丈人79歲那年自覺大限將至，無明顯大病仍決定「捐館」（捨棄身體、性命）：「不食飲水者累日……康節（邵雍）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祖父，指伊川丈人）一舉而盡」，他數天不吃不喝，到了除夕夜召集眾子孫，說自己到了正月初一就要永別；他更與子孫痛飲惜別，在夢中辭世。十年後的七月初四晚上，邵雍也覺自己年事已高，遂賦詩回顧一生，囑託子孫，再像出行一樣穿起新衣。家人還擺了簡樸的餞別宴，備了好酒，邵雍吃喝後上牀就寢，一睡不醒，七月初五丑時駕鶴西去。

當下醫學發達，不少年過八旬的長者生活依舊精彩，如快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78歲才正式上任、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93歲仍是世界晶片王國重要人物。孔子、伊川丈人或邵雍若生於現代，對生死或許會有另一番看法？

生死有命，不應讓自己「死於非命」

《孟子．盡心上》載「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說我們命中遇到的種種，皆由天命（非人為因素）所定，我們應順應天道，接受命運安排，故懂天命者不會站於危牆下面，令自己身處死亡威脅之中；順應天命而死的乃「正命」，犯罪受刑或不按天意而死的，就是所謂「死於非命」。這句話也闡釋了儒家對生命的態度：人應當盡力保全性命，不該輕易拿生命冒險；而儘管我們努力保養生命，死亡仍無可避免，因此應當平靜接受。

儒學經典雖常提及「捨身取義」概念，但孟子解釋，捨身之舉只適用於極端情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人若為了更高的道德理想而犧牲生命，方是合乎天道，如消防員衝入火場救人而不幸殉職，是值得敬重的捨身之舉；如非經過多方考慮或面對迫不得已的原因而選擇安樂死或結束生命，則有違儒家對生命、死亡的道德價值觀。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命由父母賦予，應當珍惜，有人認為自己有權掌控生命甚至決定死亡方式，除有違孝道外，也可說是違抗天命，為家人親友帶來極大的傷痛。

文：袁志敏

圖：《自由時報》圖片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語文同樂 第748期]

將自殺與安樂死畫等號，屬極大誤導

【明報文章】作品紅遍華人世界的小說家瓊瑤早前自殺離世，其遺書自詡翩然如雪花般離去，是自主、自在、自由。然而本該無聲的雪花，瓊瑤卻擁有令雪花聒噪的能力，其遺書在網絡裏高聲放送，她的死亡得以嘶聲裂肺，轟轟烈烈如她筆下男女主角頑固而執拗的愛情。

將瓊瑤自殺與安樂死畫等號 屬極大誤導

瓊瑤離世之後掀起了許多關於安樂死的討論，然而她的死絕非安樂死。世界各地區對安樂死或「醫助自殺」，亦有不同考慮標準。根據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定義，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是醫生透過藥物或器材，在病者自願請求下，由醫生干預並結束其生命。此舉僅適用於末期疾病患者，經醫生評估病况已無改善可能，在病人自願狀况下由醫療單位執行，並有嚴謹的法律規範。另一種是醫生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是在病者仍有決策能力時自願請求之下，醫生根據病者要求開立或提供藥物，由病者自己結束生命。

兩者最主要的差異是，結束生命的行為是由醫生執行（安樂死）或是由病者自己執行（輔助自殺）。在香港，本年初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茵醫生於立法會會議中指出，「安樂死」這個中文譯詞並不貼切，其具體解釋應是指用一些方法令病人死亡。在還未釐清定義和辯論下，安樂死在香港是不合法的。

瓊瑤在遺書所描繪的自主、自在、自由，跟安樂死病患情况毫不相符。根據報道，瓊瑤生前並沒有無法治癒的末期疾病，她仍是一個活動自如、死前兩周仍跟粉絲互動的86歲健康長者。將她的死亡與安樂死的討論畫上等號，是極大的誤導。

將自殺淒美化公共化 並不可取

瓊瑤以其文采美化了自殺，自殺學者十分關注其死亡可能引發的自殺效仿行為。

世界衛生組織對自殺報道制定指引，慎防名人自殺的渲染與擴散。在本中心（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系統監察下，幸好近期未偵測到長者自殺個案突然飈升的狀况。我們無法得知瓊瑤是否為憂鬱症所困，礙於名人身分無法就醫；或是江郎才盡，再無席捲市場的能力；抑或只是出於怯懦，對於未知的老化缺乏面對能力。

逝者已矣，我們無法探究其真正的自殺原因。對於她個人行為，我們尊重，願她安息。但她將自殺淒美化、公共化的行為，並不可取。自殺被包裝成優雅的告別、自主的選擇，可能令老年人感受到無形壓力，也容易使社會大眾誤以為自殺才是體面的出口，有違世衛對自殺事件報道的指引。瓊瑤窄化了長者生命的多重可能。

當然，我們不否認有很多老人受病痛折磨，也同意需要透過立法，讓末期疾病患者之照護更為尊嚴、人道。所以，香港醫管局倡議和鼓勵訂立「預設醫療指示」，與家人討論和支持下，就着面對無可逆轉的身體狀况時訂定指引，減少過度醫療，促進生命終點的恬適與安然。

隨着醫療與公共衛生措施的長足進步，許多八九十歲長者生活依舊精彩。例如80多歲的拜登還在美國總統職位上、94歲巴菲特在股市裏呼風喚雨、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93歲仍掌握世界高階晶片王國。除了這些名人，更多的是我們周遭熱烈生活的長者。他們在晨光熹微中跳舞練功、在日落巷陌裏牽着剛放學的孫兒孫女，三五成群談天說地，平實的話語中蘊含着對人生的通透與清明。

然而，瓊瑤的遺書卻把老年生活形容得巍顫悲苦，窄化了長者生活的多重可能。自殺防治學者後續必須開發更多元、更有生命力與創造力的老化典範。老年生活有其挑戰，惟也可以活得「風生火起」。

精神健康 不能輕忽

瓊瑤的自殺，有人慨嘆是人口老化衍生出來的問題，反映社會對安老照顧的不足。香港長者自殺率一直高於其他年齡層。除了生理健康，精神健康也不能輕忽，不單要加強對臨終病人的紓緩治療，更要制訂政策及指引以照顧長者的精神健康。我們致力推動社會的精神健康，照顧好自己，也同時守護身邊每個人。我們周遭的長者都曾是社會基石，理應在晚年獲得應有的尊重與照護。我們期待所有曾經貢獻社會的長者都能夠安享晚年，建構充盈着希望與溫暖的社會。

作者陳映燁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身心醫學科主任、陽明交通大學教授，張鳳儀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葉兆輝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陳映燁、張鳳儀、葉兆輝]

預設醫療指示，不等於安樂死

瓊瑤訣別 再思生命自主 

【明報專訊】2024年12月16日

 

當執筆之時，接收到兩項重磅消息，衝擊「自主離世」的議題。一是著名作家瓊瑤於12月初在家中結束自己生命，並留下遺書：「這是我的願望，『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我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第二項，是英國國會就「容許末期病人有權要求他人協助死亡」（right for assisted dying），開啟了複雜的立法程序。

兩項消息都進一步引發思考：生命誰屬？誰主生死？

當生命去到盡頭時，人都是會死去，維生治療只不過是將死亡過程延長而已。因此，我極度認同「預設醫療指示」的概念，一切治療決定，應以病人最佳利益及意願為依歸。若維生治療已無效，應當撤除；病人若已表明不願意接受維生治療，醫護及家屬更應當尊重。所以，最好在病人腦筋清醒時，讓他預先表達意願，並正式簽署「預設醫療指示」作紀錄。

病情未能逆轉 徒勞搶救招痛苦

2024年11月2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一天立法會三讀通過有關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這日子，我們確實是期待已久。

早在2006年，預設醫療指示的概念已引進香港。由於醫療科技發達，末期病患面對死亡時，現代醫療仍可提供維持生命治療，包括人工輔助呼吸、心肺復蘇術、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心臟起搏器、血管增壓素、透析治療等。維生治療或能延續病人性命，但不能把疾病治好，病人一旦脫離維生儀器，便無法再活下去。有些維生治療更具侵入性，以心肺復蘇術為例，救治方法包括心外壓、人工呼吸、藥物治療、心臟除顫電擊等，都具入侵性。目的是透過搶救去復蘇即將停頓的心臟；對末期病人來說，心臟衰竭是因為嚴重疾病所致，如病情未能逆轉，搶救只是徒勞，不少病人在搶救過程中肋骨斷裂。

家屬無共識 埋怨弟妹「見死不救」

接觸過不少晚期病人及家屬，或許是中國人太多忌諱，甚少主動談及死亡或臨終安排。對於預設醫療指示或不作無效維生治療的決定，更感陌生及懷疑。由於病人未作意願、家屬未有共識，臨終照顧安排常會衍生家庭糾紛、悲傷及遺憾。

我曾目睹子女因母親的晚期治療方案爭持不下，幾乎大打出手的慘况。病人是一名90歲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婆婆，有兩女一子。二女是主要照顧者，兒子及兒媳也從旁協助。大女因長居深圳，只是偶爾回港探望。當婆婆出現神志不清及吞嚥困難的晚期症狀時，我們便齊集家屬商討治療方案。二女、兒子及媳婦都反對開胃造口餵食的方案，只能勉強為母親續命，卻帶來痛苦。怎知大姊聽到弟妹回應後情緒激動，近乎歇斯底里地說：「你們怎可以放棄媽媽！不插胃喉等於見死不救！你們想媽媽死快點。餓死媽媽等同謀殺，你們簡直是兇手！」

大女的咆哮即時燃點二女的情緒，炮轟姊姊從未肩負照顧母親的責任，但又諸多挑剔及刁難。大姊雖被數落，仍沒半點讓步。潛藏在大家心中的不滿借勢引爆，針鋒相對，不可收拾。爭吵擾攘好一段時間，才能勉強平息；但是手足之間的決裂及傷害，相信久久也未得癒合。

就親者照顧上，家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反目爭執的情况其實頗為常見，其間牽涉遺憾與傷痛。由此，我深信如病人給予清晰指示，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家人便毋須因而承受壓力或引致不必要爭拗，而醫護亦可明確地執行病人意願。

因此，當2009年完成諮詢後，業界一致認同預設醫療指示值得推行。奈何當時定案以非立法方法來推動，沒有法律保障下，醫療服務提供者呈現了不同程度的保留。無論醫院管理局或私營醫療機構，都未能將預設醫療指示廣泛地向大眾推展，使預設醫療指示的推進寸步難行。有一名病人的遭遇，說出了其中的無奈。

一名退休護士長患上末期大腸癌，可能因為自身是醫護的緣故，深切體會到臨終救援的痛苦及徒勞。他向醫生表明不接受任何維生治療，並希望回家度過最後時刻。在家人支持下，他獲准回家，並在出院前得到醫生見證，簽署了「不做心肺復蘇術」（Do-Not-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簡稱 DNACPR）文件。家人知道他十分着緊這意願，所以將文件放在家中最顯眼處，亦緊記必要時拿出來運用。

可是，最終護士長的女兒遺憾地告訴我：「我們召喚了救護車。當救護員到場時，我立即遞上DNACPR文件，表明病人已簽署並獲醫生證實，我們一家人亦懇請他們別為爸爸救援。但是得到的回應卻是：『我們不會理這張表格！』就這樣，眼巴巴看着他們為爸爸心肺復蘇。過程中，我一直流淚，心裏非常難過！」

1年半準備期更新指引 培訓醫護

是的，當時有關政策並未立法，「不做心肺復蘇術」文件只作參考，不適用於醫院以外情况。因為根據《消防條例》，救護員職責是要盡力搶救患者，包括施行復蘇或維持生命治療等。所以，即使病人垂死或已簽妥「不做心肺復蘇術」文件，救護員仍要為他做足救援程序。雖然我們曾多次與局方商討，希望他們更改職責守則，好讓病人意願獲尊重，但礙於既定法例及守則，消防處對於更改沿用做法的要求都有所保留。

經過多年推動，《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終於正式立法。三讀通過當日，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表示政府會預留18個月作為準備期，給醫療機構、相關部門和團體有充足時間更新指引、紀錄和系統，並為前線人員提供必要培訓。因此，三讀通過法例，無疑是推動預設醫療指示進展的一個里程碑。但細心一想，這其實是下一階段的起步點而已。若要晚晴照顧、安寧離世、生死教育進一步獲得深化，醫護、社福、專業界別及相關服務機構尚須努力。我們必定要好好利用條例實施前的過渡期，及早為有需要的病人和長者做足準備及支援。

安樂死透過醫療方法結束生命

回想最初推動預設醫療指示時，坊間對於相關理念及細節仍感陌生，甚至混淆不清。曾聽過有病人問：「醫生，我簽咗『預設醫療指示』是否等於『安樂死』呀？」預設醫療指示絕對不是安樂死！安樂死是直接並有意地使一個人死去，透過醫療護理方法殺害病人，以期解決他的痛苦。這做法有違醫護專業守則，並且在香港是違法的刑事罪行。道德上亦極具爭議；至於預設醫療指示，目的是當病人在生命晚期不能自決時，停止或不給予病人已指明拒絕的維持生命治療，是為了照顧病人最佳利益，讓病人可自然死亡。瀕死病人最需要的是臨終關懷及安然離世，絕對不是無效的治療。

瓊瑤的意願及離去方式，引出了不少有關安樂死的討論。有人甚至提議「生命自主」的進階版應該就是「安樂死」。至於英國的「協助自殺」草案，也將引起一連串的醫學及倫理道德的討論，相信在其法律通過及合法化後，將會對固有的生命價值觀念造成很大的震盪。

香港社會向來對生死的議題都不大熱中。但是，放在眼前，死亡的議題已不能再迴避。預設醫療指示立法是一個里程碑，未來政府各機構、醫學界及社會大眾將更深入地推廣教育，不但讓預設醫療指示得到更好地落實，也將是生死教育再起步的開端。若要五福臨門（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大家仍要急步直追呢！

■梁萬福

（老人科專科醫生，一直從事老年醫學及老年學研究，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從醫管局退休，仍不遺餘力推動長者健康教育及醫療服務。）

文：梁萬福

編輯：梁小玲

美術：謝偉豪

悼：瓊瑤的電影世界

【明報專訊】自己才剛在7月出版的台灣電影雜誌《電影欣賞》第199期中發表了一篇〈言情文藝片——瓊瑤電影的革新〉，想不到瓊瑤女士數天前竟自殺離世。

瓊瑤不單小說風行，其作品改編的電影電視劇都曾賣座收視鼎盛。

我自2016年後寫過多篇文章談她作品的改編電影。

這裏揀一些重要之處，再補充一些新材料，嘗試全面介紹一下瓊瑤電影的特色。

瓊瑤成名始自1963年出版的小說《窗外》。但首部改編瓊瑤作品的電影卻不是《窗外》，而是1965年台灣中央電影公司的《婉君表妹》，改編自小說集《六個夢》的一個中篇〈追尋〉。由1965至1983年十多年間，瓊瑤小說不斷被改編成電影，並明顯分成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1965的《婉君表妹》開始，到1969年由於《幸運草》的票房失利而停頓。第二個階段由1971年鳳鳴公司出品的《庭院深深》賣座開啟，到1973年的《彩雲飛》大賣座承接，一直延續到1977年李行執導的《風鈴風鈴》結束。第三個階段瓊瑤不再把自己作品的版權賣給別人拍，而是與平鑫濤合組巨星影片公司，找導演為自己公司改編作品。這個階段時間上與上一階段略有重疊，因為之前賣出版權的影片尚有兩部未完成。第三階段始自1977年的《我是一片雲》而終於1983年的《昨夜之燈》。之後台灣再沒有她的作品改編。由於1980年代瓊瑤小說在中國内地走紅，1990年在中國内地也曾出現瓊瑤的改編電影。但除了史蜀君執導的兩集《庭院深深》，其他的均沒獲授權。

我對瓊瑤電影的興趣，始自我對華語文藝片的關注。文藝片可以粗略分為言情文藝片和倫理文藝片兩類。在1970年代由於言情文藝片在台灣是主統，「文藝片」這個詞幾乎已等同言情文藝片。而瓊瑤由於名氣大，其改編電影幾乎成了台灣言情文藝片的代表詞，於是一般人對台灣言情文藝片的負面印象，也都歸到瓊瑤身上。最典型的輕蔑之詞包括「不食人間煙火」「三廳電影」等等。在認真看過絕大部分瓊瑤電影及數量甚多的台灣言情文藝片後，我深覺上面的惡名容或適合不少台灣言情文藝片，但加諸在瓊瑤電影上並不公允。我不是為每一部瓊瑤電影辯護，瓊瑤電影當中確有一些劣作，在第一階段壞作品尤其比較多，但是瓊瑤電影佳作也有不少。把瓊瑤電影放在華語言情文藝片的脈絡中，更可以看出她作品如何打破舊成規，創出新的框架然後不斷發揮，令到整個類型保持活力，給言情文藝片帶來新風格新意識。在類型創新之外，瓊瑤電影也捧紅了不少明星，當中女星尤多。下文將以3位女星的代表性演出來描繪瓊瑤3個階段影片的特色和變化。

《煙雨濛濛》 塑造破格女主角陸依萍

由1965至1969年的瓊瑤電影第一階段，短短5年間共拍了25部。中影以《婉君表妹》、《啞女情深》開風氣之先。李翰祥創建的國聯影業公司拍得最多，除了自己出品的《菟絲花》、《幾度夕陽紅》（上下）、《遠山含笑》等，還為別家公司拍攝了《窗裡窗外》。邵氏也拍了《船》、《紫貝殼》和《寒煙翠》3部。這個階段的特色是除了大公司，還有一些小公司買下瓊瑤小說版權改編。瓊瑤累積的中長篇小說不夠用，因此有不少都是用她的短篇來改編，大部分情况下影片都會因而顯得單薄，劉家昌主演的《春夢了無痕》便是一例。從劇情而言，這個階段最能顯出瓊瑤個人色彩的是王引執導的《煙雨濛濛》（1965）。歸亞蕾飾演的陸依萍，由於父親偏心雪姨一房，飽受屈辱，發誓向雪姨那一房的所有人報復。雪姨女兒如萍心地善良，本對依萍友善，但依萍為了報復，把愛情當作武器，把如萍心儀的男子何書桓（武家麒飾）搶過來。後來又掌握了雪姨偷漢，發現其寵壞了的小兒子也並不是父親所生，遂將之揭發，弄到另一房分崩離析。依萍的性格與過去言情文藝片的女主角一點都不相似。她既不柔弱更不是隨時準備為愛郎犧牲自己，而是性格倔強。愛情起初只是她發泄仇恨的報復手段，但是劇情發展下去她為之付出沉重代價，依萍弄假成真愛上書桓，但她利用愛情的手段被書桓所知而與她決裂。以上種種不一樣的處理是《煙雨濛濛》引人入勝之處，因為它的愛情跌盪不再是由父母阻止等外在社會壓力，而是由於女主角的偏執性格引出，非常新穎。放在1960年代的台灣和香港，陸依萍都是一個破格的女主角。十多年前我和一位無線電視的編審同事波哥吃午飯大聊瓊瑤作品，他便向我指出無線著名的長篇電視劇《家變》主角的基本架構便是來自《煙雨濛濛》，我立即有茅塞頓開之感，汪明荃飾演的洛琳原來就是以陸依萍為藍本的。只是《家變》在家庭關係以外還加進了多條事業線，令它有個更宏闊的外觀而已。

歸亞蕾在《煙雨濛濛》的演出令她甫出道便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立即成名。她是第一階段瓊瑤電影的代表女星。除了《煙》，尚演出了佳作《女蘿草》。她飾演的靄如戀上有婦之夫，曾多番狠下心腸斷絕與他的來往，但結果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而一直深陷進去，令二人飽受煎熬。導演林福地並不完全接受瓊瑤的觀點，加進了原配一方因二人的戀受也心靈受創的劇情。林在本片展示強大的場面調度功力，常理用前後景的走位來呈現人物間感情的張力，教人驚艷，我視之為這階段瓊瑤電影最好的一部。《煙》、《女》兩片之外，歸亞蕾還演了兩個階段承先啟後之作《庭院深深》，幾部影片的角色性格都不同，而她都演出感人，難能可貴。

《彩雲飛》 宣告新形式言情文藝片誕生

由1971到1977的第二階段瓊瑤電影，8年間共攝製了14部，數量不再如第一階段的濫，導演主要是李行和白景瑞。林青霞的處女作《窗外》也歸入這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水平比較穩定，全都改編自瓊瑤的長篇小說，大都能保留到瓊瑤的創新之處。最能代表這個階段的女星是甄珍。她主演了《彩雲飛》、《心有千千結》、《海鷗飛處》和《一簾幽夢》4部。當中《彩雲飛》值得重點分析。故事述香港僑生孟雲樓（鄧光榮飾）寄居在台灣的世伯家，愛上世伯的女兒涵妮（甄珍飾），涵妮是個「不能擁有愛情」的人，情緒一波動就有性命之虞。結果因雲樓的一次離去而病死。其後心如死灰的雲樓遇到與涵妮一模一樣的歌女小眉（甄珍分飾），漸漸愛上她。小眉是個獨立自主的女性，雖然也愛雲樓，卻一再強調她不是涵妮的代替品。孟雲樓的父親想用給錢小眉的方法來阻止二人的婚姻，遭勃然大怒的小眉斥退。《彩雲飛》前段雲樓與涵妮之戀有着一切言情文藝片的濫調，但它是用來襯托後段小眉那種堅強面對生活逆境的性格。

「涵妮已死，小眉當立。」《彩雲飛》像一篇電影宣言，宣告「茶花女的時代已經過去」，一種新性格的女主角，一種新形式的言情文藝片將要誕生。「茶花女」為過去的言情文藝片定下基調，它用故事中女主角不惜犧牲自己成全愛郎以歌頌愛情的崇高偉大。於是言情文藝片都是感傷的愛情悲劇。林黛主演的《不了情》可說是這種言情文藝片的代表。但瓊瑤電影的女主角不會再犧牲自己，愛情之所以偉大，體現在女主角為了愛情勇敢地面對任何社會壓力以爭取愛情的圓滿，與她一起奮戰的男人才是值得愛的男人。言情文藝片要擺脫感傷成為昂揚的勵志片。

古龍曾解釋自己認識的武俠內涵的精神是「一種『有所不為，有所必為』的男子漢精神，一種永不屈服的意志和鬥志，一種不折不回的決心……這些精神只有讓人振作向上，讓人發奮圖強，絕不會讓人頹廢消沉，讓人看了之後想自殺。」（〈不唱悲歌〉，《大成》第57期）《彩雲飛》之後，瓊瑤式的言情文藝片竟與之異曲同工，女主角同樣擁有「永不屈服的意志和鬥志」，只是表達方式會是溫柔而堅定。《彩雲飛》是新言情文藝片的宣言，而其後的《心有千千結》則是依新原則創作的新典範。

《奔向彩虹》意義豐富 欣賞女性自然美

第三個階段的瓊瑤電影由1977至1983年，8年之間共拍了13部。都是瓊瑤自己擁有的巨星公司出品，自己拍自己的小說。首3部《我是一片雲》、《奔向彩虹》、《月朦朧鳥朦朧》的導演分別為陳鴻烈、高山嵐和陳耀圻。由第4部《一顆紅豆》開始固定由劉立立執導。劉的職責其實有點像執行導演，把瓊瑤和平鑫濤對影片的想法落實，其創作性不如之前一些導演大。平鑫濤在自傳《逆流而上》中強調巨星公司是把電影當事業來經營，不能以業職心態去拍片，所以要控制好成本和製作時間，要懂得宣傳。從市場角度看巨星公司是成功的，在言情文藝片低潮時巨星卻一枝獨秀仍能獲得好票房，它的水準也穩定，瓊瑤每部影片都會引入一些獨特的點子，維持新鮮感。只是劉立立接手後，少見導演的獨特處理，沒有前兩期一些獨特的高水準作品。

這個階段的代表女星是林青霞，13部影片中佔了8部。其中最為獨特的一部是《奔向彩虹》，林青霞飾演山中長大的純真少女張曉虹，富家子羅敬晨（秦祥林飾）不顧父母親反對娶了她。張為了要兩老接受自己，化名丁潔菲改造自己成時尚女性親近二人，兩老十分喜歡她，不知眼前的丁潔菲就是自己一直拒絕承認的兒媳。但敬晨毫不享受這場勝利，他覺得張改變成丁是失去她的自然美，於是在丁潔菲為父親作時裝表演時去踩場，逼問她究竟是丁潔菲還是張曉虹。《奔向彩虹》是部意義十分豐富的電影，除了延續瓊瑤一貫的愛情必勝主題，又從敬晨眼中強調自然美勝過人工美。但是它微妙在假如從妻子的角度看問題，卻會得出另一種詮釋，令到影片遠比它表面的複雜。

以上重點介紹了瓊瑤電影的基本特色。只可惜瓊瑤電影年代雖不算久遠，但有小部分已經失傳了。其中最珍貴的是第一階段她自組火鳥公司攝製的《月滿西樓》（1968）和《幸運草》兩部。假如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藏到其中一部，拿出來放映的話一定會吸引到各地的瓊瑤影迷來港觀影。

作者為影評人，著有《閒尋舊蹤跡——華語文藝電影源流考》

文˙蒲鋒

編輯˙梁曉菲

支援學童解困

【明報文章】早前有專上學院發布學童自殺調查，其生命教育中心主任因建議學校要培養學童的責任感，稱學童要「多想社會責任、家長期望」，引起爭論，相關學者於兩日後道歉。關於學童自殺，每個個案都牽涉不同的複雜因素，不能一概而論。要減少悲劇，如果個人面對問題，建議盡早尋找專業協助。至於在社會層面，社會各界需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

經典社會學的自殺論

每談及自殺，常有人引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19世紀的經典研究《自殺論》（Suicide）。涂爾幹在他的研究中，談及自殺並非個人問題，而是跟個人與社會的連繫有關。他歸結自殺的4種原因：利己、利他、失範和宿命型自殺。在此不詳述。

失範型自殺指的是社會規範，社會學家指出在社會轉型時期，舊有價值觀瓦解，人們感到無所適從，因此選擇結束生命；而宿命型自殺，涂爾幹以奴隸制作例子，是社會規訓太強，人們感到無法擺脫悲慘命運，選擇放棄生命。涂爾幹在研究的結尾提出建議，指透過建立新的社會團體、加強聯繫和互相支持，有助人們尋找方向和意義。

200年過去，如今我們常說在沒有絕對價值的多元社會，人們享有選擇的自由，但副作用是不知道往何處去。「失範」和「宿命」——過多的選擇與沒有選擇，同時在現代人的生命當中。在人們關係日益疏離，甚至人與自己疏離的現代社會，我們怎樣互相支持而又不會逼得太緊？是重要課題。

社會如何提供「選擇」和「互相支持」？去年12月區區曾於本版討論，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大人友善」的社會，讓大人可以更有餘力去覺察及關顧學童需要，而非發生悲劇才「後知後覺」。針對學童，坊間常討論加強生命教育、加強輔導，鼓勵學校增加體育和其他活動等。其實我們的學童不夠忙碌嗎？要處理問題，應該是「減數」，而非「加數」。

現今的青少年很忙碌，學業已經繁忙，社會又鼓勵青少年要嘗試各種活動、體驗人生；社交媒體上人們爭妍鬥艷，「美好生活」充滿各種比較。結果青少年容易迷失在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迷失於前路茫茫，迷失於不知如何選擇。但面對高度競爭、經濟結構單一的香港社會，又似乎沒有「讀好書、考好試、搵好工」以外的選擇。

結果是，小學忙於課外活動、考好中學；初中面對高中選科，高中面對文憑試，大學4年又忙於讀書兼職「上莊」拍拖和各種體驗人生。到頭來，我們有沒有停下來的時間？有多少與人深入交流、建立友誼的機會？有沒有了解自我、休整和探索的空間？

大人學童有餘暇 方能互相支持關愛

有餘暇才能夠有思考的空間；有輕鬆的心情，才有深入交友的可能。多年前民間建議學校應該精簡課程；近幾年隨着小學課程改革，課程內容卻愈來愈多。有公民團體建議每年選一至兩日舉辦休整日，卻因課程緊迫而沒有被普遍接納。學校和不少機構固然着墨於生命教育，但如果落實時只變成一個又一個課堂、一張又一張工作紙，「睇吓雞仔孵化」、「鑽石是經得起壓力的石頭」，可能只會適得其反。

必須着力精簡，減少競爭、減少課程、減少攀比；多休息、整理、反思，才有空間探索；大人和學童都有餘暇和空間，方能夠互相支持關愛。否則，即使學童有壓力，但同儕沒有時間傾訴，大人更沒有心力聆聽，問題不會得到解決。至於如何在政策層面落實，就需要教育部門以政治智慧解決。

作者是教育及時政評論人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田方澤]

應對學童自殺：成年人要放低傲慢，先要改變自己

【明報文章】能仁專上學院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謝向榮早前表示，自殺的學生只要多想一點社會責任與父母期望、死後對家人的影響，就不會走上這途。其言論引起爭議，有關注學童自殺的學生團體發聲明，譴責謝將學童自殺簡單歸因為價值觀錯誤，有污名化之嫌。而謝最終亦向受影響群眾致歉。

表面上，一場小風波隨着謝的道歉得以平息下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學童自殺問題愈趨嚴重，政府當局雖投入了不少資源，包括設立三層應急機制、加快醫療介入等，惟情况並未見明顯改善。這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大人們着急與深切反思。

其實，只要對民情稍為敏感，都會知道謝的言論在社會有一定「市場」。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以「長輩」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及自我傷害行為：他們或批評當事人軟弱與自私，或指摘其抗逆及壓力管理能力不足——總而言之，這一切都是個人問題，家庭及社會環境因素都不是關鍵所在。

沒有探索問題根源 治標不治本

放眼政府在學校推行的精神健康教育，同樣將重點放在情緒與壓力管理，以及建立年輕人的抗逆力。在筆者工作的院校，學生的情緒與精神問題同樣嚴重，而校方會在校園每一個角落張貼海報，鼓勵學生「正面思考」。這也有機會發放出信息，認為精神健康欠佳是與思想過於負面有關。

以上種種想法與做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責任放在個人身上。套用一個更專業字眼，就是所謂blame the victim（指摘受害人）。當我們的社會真的生了病，年輕人在苦海中奮力掙扎，卻不去探索問題根源，只要求他們正面點、成熟點，盲目強調正能量。這樣子，就算將幾多年輕人送進精神醫療系統，都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社會工作中有所謂systems theory（系統理論），強調人在情境之中——每一個人的精神狀况，包括思想、情緒、行為，都與身處環境互動，會受到影響。筆者回顧多年工作，無論是之前在社區從事精神健康實務，到現在於大學教書，深切體會到青少年不快樂，主要與家長期望及社會主流價值觀有關：由細到大，他們受到父母、學校、社會賢達以至政府宣傳等「薰陶」，耳濡目染下，認定做人要成功；為免被時代淘汰，要一生不斷增值。而何謂「成功」與「有價值」，往往是取決於一些外在指標，例如學業成績，或其他範疇如體藝、音樂方面等成就，甚至容貌身材等。

重拾謙卑的心 思考從源頭鬆綁

這一代的家長，很多都會悉心栽培小孩子，要他們學習不同技能，為的是擔心他們「輸在起跑線」。然而在這樣一個強調輸贏的社會，他們從小開始便慣常要與人比較，受到主流價值影響，甚至內化了這些價值，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更有甚者，是這標準會不斷提升，當達到一個指標，他們便會被要求追逐更高的。結果無論如何努力，也總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自我價值感無法提升。

美國精神科醫師Karl Menninger提出有關自殺的經典理論，當中指出自殺者其中一個常見動機是感到罪疚，要透過自毁去懲罰自己。套用在香港現况，不少年輕人因為無法滿足家長與社會期望，感到自責與內疚，甚至做出自我傷害行為，這從一些自殺者的遺書中可略知一二，值得做大人的深思。至少，我們需要多用一點時間與耐性，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們提升自己。

最後，筆者想引用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前總幹事曾展國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的說話，他提到「要救已站在邊緣的年輕人，比起改變年輕人，改變他們身邊的成年人或更有效」，並指出要「減低學習環境的高壓競爭，多點接納年輕人，才能從源頭清理年輕人負面情緒」。

的確，不止是家長、教師、政府官員，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要承認：今日的香港，並不是一個讓小孩子身心幸福成長的樂土。只有重拾謙卑的心，我們才會認真思考，如何從源頭為年輕人鬆綁。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丁惟彬]

聖經對自殺的看法：經文：腓一章21-24節、羅十四章8節

資料來源：http://www.cccbc.net/message/ethics-3.html

壹　前言

　　當一個人活下去已然變成痛苦的重擔時，從道德的角度而言，我們可否就此同意他結束生命？自殺是人在經歷不可超越的障礙或痛苦時所選擇的不得已行為，或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基督教倫理學者史密茲（Lewis B. Smedes）說：

　　自殺，其實是人類心中非常矛盾的情結。從一方面來看，自殺是力量的表徵；人類最大的力量，可以決定自己最終的命運。而另一方面，自殺所代表的也是人類最深的挫敗和軟弱。這種內心的衝突、矛盾迫使我們在判定自殺的道德行是非時，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般人類對於自殺的觀點分為三種：

第一種認為自殺是一種罪，是上帝所嚴格禁止的錯誤道德行為。

第二種認為自殺是合法的選擇，因為主張人類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死。

第三種認為自殺是一齣悲劇，是不幸的，要盡力避免，人對自殺者僅能表達同情與憐憫，而不是無情的定罪。

一　聖經對生命的教導

1. 生命是神聖的──因為生命來自於神的創造，人是按神的形像與樣式造的。因此有人主張，自殺就是毀壞神的創造。保羅也說到：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裡頭麼，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林前四：16-17）。
2. 生命的主權在神，而非人類──傳道書三：1-2提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可見，人何時生在世上，何時離開世界，主權乃在於給人生命的上帝。
   希臘哲學中的斯多亞學派有一種觀念，認為每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只有他覺得死亡似乎比眼前殘酷的生活更適合自己，那他在道德上就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力。這有一點像佛教的生死觀，有一次我在研究安樂死問題的時候，看到佛教刊物《金色蓮花：佛學月刊》裡面有一篇文章，記載恒清法師的一段言論，他說：
   

「我認為死亡權是屬於人權的一種，自己可以來決定自己的生死。如果你覺得你這一生過得很圓滿，過得很充足，也不會輪迴到很壞的地方去，你如果願意安樂死，並不一定違反佛教的教義。」

然而，基督教的倫理觀念卻完全反對這種看法，因為人類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任意剝奪自己的生命，就是搶奪上帝對人類生命的主權。基督教倫理學者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 Jr.）甚至如此說道：

「惟有神能賜與生命、維繫生命。所以只有祂有權取走生命。第六誡命清楚餅明一件事實，任何人斷絕別人的生命，未有神的授權，即是兇手。」

　　因此，按照聖經對生命的觀念，人類應該是極力的去保護上帝所賜的生命，不能輕易的毀壞它。人類也應該完全尊重上帝擁有人類生死的主權。

　　但是，從實際的狀況而言，決定以自殺來終結生命的人，難道都是輕看生命、不尊重上帝對生命主權的嗎？假如自殺必須要付出極大的勇氣，那麼，自殺者必然是經過一番思考與掙扎的天人交戰後，才做出的行動。那麼，對自殺者而言，我們所應給與的正確態度，是應該是憐憫，而不是定罪。以下我們就幾類自殺的動機與類型，詳細的分析探討，希望能夠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瞭解。

二　自殺的動機與類型

1. 殉道型的自殺──這種殉道型的自殺，有可以說是一種犧牲（為國捐軀、因器官捐贈而早死、難產留子不留母）。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對於殉道型的自殺，主不但沒有責備，而且還以天們能擁有天國來安慰他們。另外，主耶穌也曾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可見主耶穌嘉獎這一類的自殺。主耶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正印證了祂自己的這一句話。

除了主耶穌的兩段話之外，我們知道十位使徒（除了猶大與約翰之外）都為主殉道，他們明明知道堅守信仰的結果，必然是死路一條，但是他們仍然願意慷慨赴死。

保羅說：「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我證在兩難之間（其實是兩好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可見，無論生死，考量的重點是基督。

輔助之道：善於辨別時機，事態的嚴重性，非到殉道時刻，否則不輕易丟棄生命。

1. 絕望型的自殺──當一個人覺得活下去，無法面對即將而來痛苦時，或是完全失對上帝的信心，疾病無法得醫治，找不到任何足以支持自己再華下去的理由時，因此而選擇終結自己認為無意義與價值的生命時，稱之為絕望型的自殺。

以前教會有一位弟兄，因為深感國家外交一直處於困境，幾次上書軍事將領表達個人憂國之心，但總不得要領。這位弟兄一方面基於憂國之心，一方面又對事實看得太過絕望，因此就在總統府人行道上，在高喊中華民國萬歲之後，舉刀自盡。

絕望型的自殺，乃是一種悲劇。當以色列王掃羅與非利士人決戰時被敵人的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歌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刺他。聖經說，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見掃羅已死，本於對主人的忠心，也伏在刀上死了。（撒上31:1-7）。

所以，對於絕望型的自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憐憫，而不是定罪。要知道，一個人之所以會選擇自殺，一定有說不出來的痛苦，與無法超越的困境。就好像一個落水的人，在絕望中若是有一根草可以抓，他一定會盡力去抓的。

希伯來書10:32-34鼓勵我們，要陪伴那些在大爭戰中遭受各樣苦難的人，度過他們人生中的苦難期。要體恤這樣的人，當他們在綑鎖、患難當中，用最大的支持，陪伴他們勇敢的走過大爭戰。

輔助之道：更多的陪伴與開導，一起度過危險期，當危險期度過之後，積極協助人生的重建。

2. 逃避型的自殺──這一類的自殺，通常是因為一種罪咎感，虧欠或補償的心態而導致。例如賣主的猶大，他若願意悔改認錯，相信主會赦免他。正如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不承認主的罪是硬心，與賣主的罪是貪心，一樣是棄絕主），他在雞叫三此以後痛哭悔改，主便赦免他。可惜，猶大卻熬不過內心的罪咎與控告，竟選擇以吊死來逃避內心的不安（所以猶大不得救，不是因為他賣主，而是因為他用自殺來面對自己的軟弱）。

　　舊約先知約拿也曾經自殺，不過他是自殺未遂。他在蒙召前往尼尼微傳道的一開始就逃避上帝，坐船躲到他施去了。結果遇到狂風，後來水手找到在傳艙裡面睡覺的約拿，並且質問他，後來知道這狂風大浪的起因乃是因為約拿躲避上帝的面，所以上帝興起狂風大浪。這時候約拿便要水手把他丟進海裡（第一次自殺），丟下去之後，海果然平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日本軍官切腹自殺，也是屬於逃避型的自殺，因為自覺無法面對戰敗的事實。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5:17說到「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便成新的了。」沒有甚麼罪是不能得赦免的，只要肯轉向神，神就轉向我們。

輔助之道：幫助他用另一種角度與觀點來看待失敗，幫助他接納人生的起伏與喜怒哀樂。必要的時候轉介給牧師或專業人員輔導。

3. 精神官能症的自殺──這一類的自殺，通常是因為對病患的照顧出現疏忽而造成。有些精神官能症患者會有幻聽幻覺的現象，導致出現危及生命的行為。這是屬於不可抗力但可避免的狀況，若是保護得宜，應該可以免除悲劇的產生。

　　雅各書5:13-15「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病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禱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輔助之道：建議對精神官能症患者，要做好陪伴的動作。定期陪他就醫治療、心靈諮商、官能性復健、監督定時定量服藥控制病情，給與舒適的環境，使病人保持身心愉快。遠離刺激來源。

結語

　　自殺並非是由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不但有社會因素，還有個人心理因素與病理因素。大部份的自殺者是受害者，是需要幫助與輔導的。他們所需要的，不是『是非』與『倫理』，而是瞭解與輔助。他們不是不想拒絕自殺的結果，而是無力逃脫自成自殺的原因。因此越多的關懷與及時的幫助，就越能使他們遠離絕望。

　　聖經並未明確的判定自殺的行為是不可饒恕的罪，自殺並沒有比殺人、姦淫更不可饒恕。上帝反而在約拿書中，顯出對軟弱的罪人之無知、悖逆所發之憐憫。

　　雖然摩西十誡的第六誡規定：不可殺人。這個命令不但指不可殺別人，許多解經家都同意其中的精神也包括不可自殺。然而，聖經記載主對罪人的愛、赦免與鼓勵，遠遠超越祂對罪人的責備。

　　祂告訴行淫中被抓的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了。」

　　祂告訴三次不認祂的彼得說：「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祂對那用信心摸祂衣裳繸子的女人說：「婦人，你的罪赦了。」立時她的血漏就得醫治。

　　深信對有自殺傾向的人，我們的主必然會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應該讓人有自殺的權利嗎？

資料來源：AM730 (2016年3月17日)

在大部分地方，自殺都是犯法的。自殺會破壞一個族群的繁衍與壯大，所以大部分的人類文明，都有原始的圖騰與禁忌對自殺行為加以制約。基督教與回教文明，皆視人為上帝創造出來的，自行結束生命，有違上帝的旨意，所以人並不擁有自行了斷的權利。佛教反對所有形式的殺生，當然反對自殺。中國人沒有形式上的宗教，但亦相信「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自殺有違社會倫常。

但文藝復興之後，個人主義抬頭，宗教與社會倫常對個人的制約逐漸被打破，人越來越相信自己應該擁有自己生命的主宰權。現代人只要不販賣，連吸毒也被視為個人的自主權。但吸毒已等同慢性自殺。在有些地方，病人已有權選擇安樂死，這與選擇自殺已沒有分別。此例一開，就有人問，如果人有權因為不想肉體受過多的痛苦而選擇自殺，那人為甚麼不能因為不想精神受更多的痛苦而選擇自殺？這種離經叛道的議題，現時已不設禁區，哲學上經常有人討論。

反對自殺的人認為：人的身體在本質上是不想死的。身體的求生意志是不受人的主觀願望所操控的。一個人無論有多強的意志，他都沒有辦法透過自行閉氣的方式令自己窒息死亡。因為，當腦部供氧不足的時候，人憑主觀意念去控制身體活動的能力就會減弱，人體就會自行恢復呼吸。反對自殺的人以此證明，個人其實並未能完全擁有自己的身體，身體肩負著種族的意志。我們的祖先，透過DNA的密碼，保留對我們身體的操控權，以確保他們的後代會完成種族的使命。因此，我們的身體並非完全屬於我們，我們沒有權自行了斷不完全屬於我們的生命。自殺是一種越權行為，所以非法。

此外，反對自殺的人又認為：人是社會動物，人沒法脫離社會生活。人在社會生活的時候，會同很多人建立各種親密的聯繫，互相扶持，互相寄託。一個人不應該在沒有跟其他人取得默契的情況下，突然斬斷這些聯繫。人在社會上有崗位，在家庭上有責任，在朋輩間有情誼。一個人如果驟然離開這個世界，可有想過對別人有甚麼影響？人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孤立的點，而是有很多連線的網絡。一個點的消失，足以對整個網絡造成影響？此之所以，自殺不能純視作個人的事情，社會可以對自殺有個人以外的取態。

然而，我們並不能排除，有些人自殺並非出於一時的衝動，而是某種客觀環境下的理性決定。除了之前所說的因久病難醫而尋求安樂死之外；在戰亂及天災期間，就有人(尤其是女性)會因為想把資源留給下一代，讓他們有更多的存活機會而選擇自殺。此外，很多從事敵後工作的間諜，都會自備砒霜，一旦身份暴露就吞砒霜自殺，以免在嚴刑逼供下洩露國家機密。可見自殺亦可以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而且不一定完全是消極的。

Yu Hui：卡謬談自殺 在荒謬中安頓自己

【明報專訊】2016-09-25

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卡謬《薛西弗斯的神話》

都市人生活在繁囂之中，一覺醒來，又有忙碌的工作充斥着生活。相比落後國家，都市人從不缺乏用來麻醉生活的娛樂。然而，物質生活的豐腴，卻不保證人們會熱愛自己的生命。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公布的有關世界各國的自殺率統計，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十個國家中，除了像蓋亞那（Guyana）、蘇利南（Suriname）和坦桑尼亞（Tanzania）這些相對落後的國家外，南韓、斯里蘭卡（Sri Lanka）和哈薩克（Kazakhstan）這些相對發展良好的國家也榜上有名。於香港，自殺也不是一個新鮮議題。「自殺」像幽魂般，縈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從哲學角度出發，我們如何看待自殺呢？

1942年，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文學家及哲學家阿爾貝．卡謬（Albert Camus）出版了《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文章開首便說：「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在卡謬眼中，一些普遍被認為偉大而深奧的哲學問題，其實是概念遊戲。不論因果規律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感受、不管超驗範疇是九個還是十二個，問題的答案皆不會直接衝擊我們的生活；沉思過後，我們仍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唯有自殺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會立刻決定我們能否活下去和怎樣活下去。所以對他來說，在投入概念世界馳騁之前，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深入了解自殺這個疑難，並嘗試解答它。

人生的荒謬：世界本無意義

人為什麼會自殺呢？卡謬說是因為荒謬感。卡謬認為，不少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因為了解到「這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換句話講，就是他們切身感受到人生的荒謬。荒謬感的出現有一個普遍結構：一方面，作為理性的動物，我們總想把一切收歸於理性之中，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總想給出一個「所以然」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是源於某些利益爭奪；某人被判死刑，是因為他犯上了普世道德所不容的罪行。某人在公共交通工具無差別殺人，是因為他的父母教育不好。我們都有某種「鄉愁」（la nostalgie），習慣生活在一個總可被理解、一個所有事情皆有其獨特意義的世界。然而，卡謬卻說，無論理性如何努力，我們總會在生命某個時刻，意識到世界並無意義。生活，在最後總會嘲笑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勞，並對我們說：「世界本無意義」。

在生活的不同情節，人生的不同階段，荒謬感都可以忽然跟我們打個照面。卡謬描述了幾個情景來嘗試勾勒荒謬的輪廓。當友人問你在想什麼時，你回答說沒有，然後你意識到自己剛才腦海中空空無物。每天醒來，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工廠上班，工作四小時，吃一小時的午飯，然後繼續工作四小時，下班坐車回家，睡覺，周一、二、三……到六，全無例外，然後有這麼的一刻，你停下來想：「我為什麼這樣做？」還有在生命中的某一天，你意識到自己終會死去，一切皆會歸於虛無。透過這些例子，卡謬希望挑起我們在日常情景中常會遇到的，但因為要繼續生活下去而被按下來的切身感受。

回應荒謬：自殺與希望

荒謬的威力，在於令曾經確切感受過它的人無法逃遁；而自殺與希望，就是我們人類面對荒謬感時，最常有的回應。卡謬認為，自殺與希望皆透過摧毁荒謬的其中一個要素，從而摧毁荒謬。自殺直接把我們的生命抹去，令我們對意義世界的期盼隨之消逝。因為沒有「我」作為體驗荒謬的主體，荒謬就不復存在，我們也毋須再飽受荒謬的煎熬。相對於自殺，希望則是透過承諾「世界必定有其意義」，令我們對意義的尋求得到安撫。我們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相信有永恆的天國，相信全能的上帝會為迷茫的生命指點。既然生命最終會有其意義，我們亦不會再感受到荒謬。卡謬指出，很多現代人篤信宗教，其實就是想從信仰中獲得活下去的希望，令生命變得有意義。當然，卡謬並非說所有的信仰皆源自要逃離荒謬，他無意進入宗教哲學的討論，論證上帝並不存在。他想指出的是，面對荒謬，有些人選擇投向宗教其實不是不能理解。

對於自殺和希望，卡謬的取態多少有點含混。一方面，從哲學的觀點來看，自殺與希望似乎能把荒謬感摧毁。在這個意義下，我們並無足夠的理由把這兩個選擇從回應荒謬的清單中剔除。然而，另一方面，卡謬卻認為這兩種選擇都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兩個選擇都有一個盲點：表面看來，自殺與希望能回應生命的荒謬，但它們並無法安頓恆常於生命中縈繞不去的荒謬感，它們只是從荒謬的實存感受中逃逸。即是說，宗教式的希望，說穿了只是「信心的一躍」。面對荒謬的生命，宗教式的希望指導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無法保證的將來和彼岸，相信只要活下去，我們定能找到生命的意義。然而，這種信心並沒有任何保證；所以，於卡謬眼中，這種希望不能從根本上安頓荒謬感，可能最終只是自欺欺人。然而，放棄抱持毫無根據的，從宗教得來的希望，卻絕不等於認為自殺是回應荒謬的唯一途徑。恰恰相反，卡謬在1955年出版的《薛西弗斯的神話》英文版序言中，斬釘截鐵地說：「自殺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意思是說自殺（除自欺的希望外）並非回應人生的荒謬的唯一途徑。那麼，除了自殺和抱持徒勞的希望活下去之外，我們還可抱着怎樣的態度面對生命的荒謬呢？

回應荒謬：反抗、自由、熱愛

卡謬這樣描述我們在意識到生命的荒謬後的心境：一種對一切事物「漠然」（l’indifférence）的態度。這種「漠然」，源於意識到這一次的人生是「我」唯一一次的人生，而「我」終會死去，無論「我」的人生比他人如何精彩，在死亡面前卻是人人平等。就連我們一切的信念、價值、人生目標、對將來的願景，歸根究柢都會消逝。在意識到荒謬的人的眼中，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尋常。我作為一個學生，為生活張羅到餐廳做散工，與我願景中二十年後，身為一流企業家，於摩天大廈頂層工作，其實本質上並無分別：反正到最後，一切都會歸於虛空。於是，其實沒有任何一刻的生命比另一刻更值得活，沒有任何一個人生階段更值得去追求。然而，這樣說來，意識到荒謬並選擇苟活下去的人，豈不是如行屍走肉般，雖生猶死？卡謬的精彩之處就在於他告訴我們：正正相反，因為意識到這種荒謬，我們才可作為「荒謬的人」（l’homme absurde）──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的人──真正活下去。

荒謬感摧毁生活指導

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在意識到荒謬之後，我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指導着我們該如何生活的價值、原則、想像，皆被荒謬感徹底摧毁。一些都市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生藍圖」──要努力讀書，考入大學，畢業後找份好工作，結婚生子置業組織家庭，然後安享晚年——皆無法指導我過活。甚至，某程度上，這種「人生藍圖」嘗試為荒謬的生命賦予值得期盼的意義和價值，與宗教式的希望並無二致。社會和他人賦予我們的價值，可能一方面指導着我們該如何生活，但另一方面，它們正正是摧毁每個人，其生命的獨特性的壓力來源。正如卡謬所說：「一個好的理由去活着，亦同時是一個優秀的理由去死。」

意識到生命本身就是荒謬後，我們彷彿被賦予一個契機，重新審視我們這唯一一次的人生。於是，荒謬的人接受和擁抱生命的荒謬，抗拒一切外在的價值強加於自己的人生之上；荒謬的人並無選擇，必須為自己的生命籌劃，亦只有他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方式。卡謬認為這樣才是對荒謬的反抗（la révolte）。荒謬──原本是壓垮生命的大石，此刻被我擁抱，並以這塊大石作為我唯一而且必須面對的現實，拒絕逃遁。再者，雖然荒謬的人沒有自由選擇過不荒謬的人生──因為人生本質上都是荒謬的──但他卻獲得一種「行動的自由」（la liberté d’action）：他必須為自己負責，並只有他可以為自己負責，其他一切來自外在的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指導，皆不再有效。荒謬的人於是從人云亦云的想像中解放出來，自主自決地過活。最後，荒謬的人意識到宗教承諾的彼岸、解脫，與那些人云亦云的想像都是虛浮無力的。他的所有，就是他當下的人生。於是，當下和此世成為荒謬的人唯一重視的東西，這種認真審視自己人生的態度，亦彷彿是一種對生命的「熱愛」（la passion）。

成為「荒謬的人」

《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的要旨，在於透過分析「荒謬感」，揭示出一種能安頓荒謬的存活態度。卡謬認為，深入考察過荒謬後，我們發現除了透過自殺尋求解脫和抱着「希望」苟活下去外，我們仍可以用一種截然不同的存活態度面對生命。這種態度建基於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選擇接受這現實。但藉着這樣的醒覺，我們的目光從此不再離開自己所擁有的唯一一次的生命，正視它的獨特性。我們選擇反抗所有除自己以外一切人生的指導，緊握這種行動的自由，為自己的生命獻上所有的熱愛。這彷彿遙遙契合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或許你會說，卡謬這套說法很「離地」，當我們切實地面對生命的荒謬時，這套分析根本無法給我們任何指導。這種說法是對的，而這也正正是卡謬所要說的。他的說法，只是想為荒謬的人生作清晰的概念疏理。這個疏理工作，首先展示給我們看，儘管人生是荒謬的，我們仍可以選擇不自殺；相反，接受人生是荒謬的，我們仍可以懷着他所描述的態度生活下去。然而，卡謬的描述，只是要給我們原則性的指引；到最後，亦只有我們自己能決定自己的人生。《薛西弗斯的神話》，就像這神話中的眾神一樣，把我們都變成被詛咒的薛西弗斯，把我們的人生這塊沉重的石頭無情的放到我們肩膀上。

（作者為中大哲學系碩士研究生）

文﹕Yu Hui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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