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專家陳輩樂

【明報專訊】保育專家陳輩樂拯救過全球瀕危的長臂猿，助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育佬」夢寐以求的成就一一達成。最近兩年多，他毅然放下一切，重投香港保育界，出任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保育總監。這機遇始於疫情，亦源於他察覺北部都會區發展帶來的保育危與機。遊子回巢，其中一項任務初見成果——集結各路專家，為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做一次身體檢查！北都挑戰當前，最受威脅的物種如何捱得過？

10生物多樣性熱點位於北都規劃內

WWF上周聯同香港觀鳥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及本地學者發布最新研究報告《香港生物多樣性現狀2025》，評估了共886個物種的保育狀况。研究結果敲響警號，逾四分之一被評級的物種正面臨中至高的本地滅絕危機，特別是依賴低地生境的類群，例如濕地鳥類和淡水魚類。

香港上一次進行全面的物種狀況評估已是2002年，那研究是由香港大學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學系的教授與學生完成，陳輩樂也有參與其中。後來他主力領導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中國保育部的工作，少了關注香港的保育情况。直至最近幾年，他將工作重心轉移至香港，驚訝發現這20多年間，沒人再進行全面評估。

眾所周知，在香港進行指定工程項目須執行環評程序。陳輩樂了解到，不少顧問公司進行環評時，仍然沿用2002年那份評估，作為本地物種保育情况的參考。他直言當年對物種的評估等級早已不合時宜，舉例香港城鄉變化甚大，「我小時候去新界或者大嶼山，（仍有）很多農地、很多婆婆種菜，現在已經變成丁屋、廢車場或貨櫃場」。有別於顧問公司每次進行環評時，只能做有限的物種調查（一般為一年），《香港生物多樣性現狀2025》報告源於一眾專家更長期的觀察，列出本地受威脅物種，以及牠們依賴的生境。他希望日後不論是環評顧問，還是政府，也不能在土地規劃後才說：「我們沒有資料顯示有這些（物種）喎。」

最受威脅物種置身保護區外私地

專家還識別出27個位於保護區系統以外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並製成地圖。這些熱點覆蓋的土地面積僅佔香港全境約6%，卻孕育了95%的受威脅物種，故報告建議應避免在熱點進行大規模發展。高達10個熱點落於北部都會區規劃之內，而現時北都發展如火如荼，陳輩樂直言相關研究已經等不及了。現有保護區的範圍難道不足夠嗎？香港有四成土地被劃為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物種評估證明郊野公園內的動物愈來愈多，保育效果顯著；惟目前最受威脅的物種置身保護區外的低地生境，而這些土地大多私人擁有，面臨土地用途改變、生境退化等危機。

村民參與保育 經濟誘因是關鍵

陳輩樂一語道出香港保育的癥結所在，「私人土地的保育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的問題，香港這問題也是非常嚴重，因為香港的土地超級無敵貴」。他以前在內地的偏遠山區推動保育，團隊必須為當地村民提供經濟誘因，才能談保育。以海南長臂猿為例，村民昔日頻繁上山採野生靈芝，卻使長臂猿不敢進入森林。團隊於是做足全套，免費送上蜜蜂箱、釀蜜機，甚至是盛載蜂蜜的玻璃瓶，讓村民有另一種收入來源，便不會再上山。陳輩樂亦試過在雲南向村民取地，栽種合適植物吸引雀鳥，而遊客觀鳥收入可歸村民所有。

「其實都是一樣，誘因夠不夠大」，但他無奈道：「只是香港的誘因好貴，土地太貴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唯有盼望政府構想可行機制，使更多村民願意參與保育自己的地方。水口是其中一個生物多樣性熱點，陳輩樂覺得是值得參考的先例，村民分別與WWF及觀鳥會達成協議，願意讓他們推行物種保育工作，「水口村民的保育意識是挺超前的」。其他地方能否仿效？他嘗試理想化，代入地主的想法：「與其丟荒，城市規劃又限制了發展；不如做一下好事，有些收入。」這轉變關鍵在於政府的城市規劃，「（土地）有沒有發展的可能性？有，他們肯定保持不動」。

外國已有可行機制，例如公私營合作、土地信託基金；陳輩樂希望政府下定決心，以各方接受的方案，主動保護及管理重要熱點，「在低地物種已經去到水深火熱的地步時，而且其他地方亦將被開發，就是它無路可逃的了」。

疫情在港「出Field」 發現生態保護舊問題

廿年時光飛逝，陳輩樂由一個不太懂普通話的香港小伙子，變成衣錦還鄉的保育專家。有賴他與團隊的保育工作，全球最珍稀的靈長類動物——海南長臂猿由僅2群共13隻，增至7群共43隻，創近二三十年的歷史新高。他試過守護全球瀕危物種，又曾率領團隊把面積等同半個香港的原始森林，發展成鸚哥嶺自然保護區。「其實這種機會或者成功感，如果你是想做保育，是很難去（遇上）。」

若非一場世界疫症，他大抵繼續每月往返兩地，不曾考慮回港工作。疫情高峰之時，愛出城的香港人轉戰本地景點；陳輩樂難得長時間留港，則多了機會「出Field」，重踏廿年沒去過的自然生境。他千禧年代曾研究防洪工程對香港淡水魚的影響，如今回憶湧上心頭，卻有些使人失望的發現。「那時候說要保護的，到現在也沒有保護，正正就是那些沼澤。」以前踏進沼澤必然會弄濕腳，「現在其實很多地方可以隨便走進去，已經乾涸了」。政府的河道復修工程所費不貲，陳輩樂認同可讓大眾於市區感受大自然，但未必是生態保育的最好選擇。他認為與其分散地復修河道，不如從整個流域的角度考慮，可為濕地雀鳥、魚類、青蛙等物種提供更優質的生境。

舊問題未完全解決，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規劃陸續有來，未來的危與機是他想留港的原因之一。「我不覺得我們有能力去抵抗這個發展，而且就算政府不發展，村民慢慢地發展也在蠶食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些生境。」他認為，如果村民把生態價值高的土地丟空，又不讓人進來保護，其實是雙輸的局面。

北都發展地點、次序還可討論

雖然北都勢在必行，但陳輩樂認為發展的地點、先後次序還有討論空間。他重返香港保育界兩年多，覺得相關政府部門更願意與保育界溝通，「我們在這裏理解他們（政府官員）的思路，他們也在理解我們的思路，也在理解生態學」。他覺得互動是良性的，而近日發布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圖也希望供政府規劃參考，「政府很多時候真的不知道那裏如此重要，或不知道重要得咁重要」。北都規劃已包括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此外陳輩樂相信，保育現有的生物多樣性熱點開支理應更少，已可讓淡水魚、蜻蜓、蝴蝶等物種受到適當保護。

要爭取村民支持保育，除了最頭痛的金錢誘因，陳輩樂還提到建立信任。他憶述自己早年保育深涌的香港鬥魚，曾指摘村民不應發展，雙方形成對立面。經過20多年，他有了與內地鄉村居民打交道的經驗，明白要建立信任，「讓更多香港的村民，與我們這些『保育佬』，保育文化也好，保育建築、大自然也好——慢慢有溝通，其實（對保育項目）接受程度可能會高一點」。以前他只要與內地村民摸杯底、吃餐飯，做了朋友便容易傾談；但在香港最有效的方法是怎樣，陳輩樂說仍要摸索。

暫時告別「人在野」生活 換種方式參與保育

回港之後，陳輩樂見到的保育狀况不全是負面，譬如他廿年沒去過梅窩，以為會像錦田一樣起了許多丁屋，但原來梅窩仍然好靚。看着白銀鄉那片濕地，他開心之外亦有多份使命感，「原來香港還有這樣的地方 ，（那麼我）更加需要保護」。

在內地、柬埔寨「人在野」的生活告一段落，現在這位保育專家更多是踩着皮鞋，在市區四出開會。訪問這天下着微雨，他不介意冒雨拍照，畢竟往時見怪不怪。受興趣所驅，他每逢周末仍會去「觀鳥」，認真記錄所見鳥類與數量；他在菲律賓潛水，會拍下沿途見過的魚，回來後勢要辨認出所有魚的物種。萬一認不出？「哎呀，個心囉囉攣。」

術業有專攻，不過陳輩樂關注過的物種橫跨海陸空，似乎不太偏愛某種動物。他笑言對「有骨頭」的脊椎動物統統感興趣，反而是家中堆滿昆蟲書，總是看不入腦。話說回來，為何只是「睇雀仔」，而不是其他動物？陳輩樂糾正，「睇雀仔」只不過是去野外的代號，像他翌日出發去北海道放假，看鳥也看海獺。現在他少了機會走進田野，可是參與香港的保育路，還有很長要走。

文˙ 朱令筠

{ 圖 } 馮凱鍵、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梁曉菲

生態攝影師Robert I. Ferguson：《香港野：常見物種的照片指南》

【明報專訊】香港的自然生態，值得認識、記錄和保留嗎？在香港住過30年的生態攝影師Robert I. Ferguson，曾經也跟大部分港人一樣，對香港郊野不甚了解。自2018年到叢林探險後，他才愛上這片土地，每天在網誌上載一種自己拍攝的生物照片，到處向專家請教，撰寫短文介紹物種，用了兩年時間便得到攝影獎。即使已經返回老家，今年仍趁出版香港野生物種指南，回港探望港九新界的動物好友。

定居香港30載 退休後愛上山野

63歲的Robert，是生於瑞士的英國人，在1991年隨當時的女友、後來的太太來港。他經營的網誌叫Wildcreatures Hong Kong，大部分香港生態攝影的愛好者都認識它。Robert出過書講蛇（A Field Guide to The Snakes of Hong Kong）、昆蟲（The Bugs of Hong Kong），今年再將幾年來在香港攝下的375種常見野生物種，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出版《香港野：常見物種的照片指南》。Robert容易讓人誤以為是生態學家，其實他的知識和攝影技巧全靠自學，居港多年，從前正職是媒體銷售和非牟利機構的發展部主管，曾在《經濟學人》、路透社和樂餉社任職。

當然，Robert近年對生態的興趣，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他小時候喜歡到動物園，想過要去動物收容所工作，但當時他對有毛的動物嚴重敏感，未能如願，一度連養貓和狗都不行，只好每天到家中花園，觀察泥土下、花卉上的昆蟲。

在瑞士日內瓦大學修畢法文和市場營銷學位後，他有8個月時間在當地報社Tribune de Genève任職攝影記者。他形容，這段經歷讓他學會理解攝影：「你可以想像我們當時是怎麼拍照的，其實技術和器材上很簡陋，有一部菲林機，每筒菲林只有24或36張。自動對焦技術還不成熟，我們多數手動對焦，可能外加一盞燈。」他稱攝影最重要的心法，是「60-second rule（60秒法則）」，「你按下快門前，先用一分鐘想想光線、構圖、觀點、角度和背景。現在人們一秒就咻咻咻拍一張圖，其實經過思考的攝影，比拍下一堆無意識的圖片更重要」。

重拾兒時愛好 帶上相機探險去

出版書和寫網誌，跟Robert隨後的工作經驗有關。他在英格蘭做過雜誌、新聞媒體的出版人，到香港後於電單車、旅遊、電訊、科技貿易雜誌工作。他形容那時香港處於經濟全盛時期，「不管做什麼生意，都包賺！」他有經營媒體經驗，幫瑞士的雜誌集團開拓內地市場，發行塑膠和金屬機器行業的雜誌和報紙等，一段時間更駐越南分部。

Robert自嘲，自己居港的頭24年，跟99%香港人一樣——對城市的自然生態毫不了解。2018年時，他任職的公司裁員，他選擇退休，重拾童年對生態的愛好。「我帶上相機，到香港不同叢林探險。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那些動物，也不知道要怎麼拍牠們。最初每次拍到什麼就擺上網誌，向人請教，自己也不斷學習。」微距、閃光燈、超高速、水下、夜景、紅外線、陷阱式攝影……生態攝影的方法眾多，永遠可以有新探索，比起其他攝影類別更讓Robert興奮。而且，香港的生態多樣性高，單是蝴蝶就有近250種，比整個英國更多，只有約50種；香港約有50種蛇，而英格蘭只有幾種。香港生態有Robert拍不完的對象。

生態攝影 一半是生態 一半是攝影

「我是生態攝影師，也是自然保育人士和自然主義者。我沒有生物學學位，但覺得生態攝影其實有一半是學生態，另外一半才是學攝影。」跟Robert在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走了一圈，他指向一棵蘇鐵，其花蕾位置竟然有20多隻藍蝴蝶。Robert已經見過無數次，仍讚歎：「That is just fantastic（多麼美好）!」他說拍生態，更重要的是熟悉動物生活習性、季節變化和牠們的食物。

記者斗膽問一問，生態攝影入門要多少錢？5000元夠不夠買設備？被Robert嘲笑一番：「哈！你去澳門賭一回，賺一倍後，可能先夠呀。」他說最低限度也要有一部APS-C級數感光元件的數碼相機機身，加上一支二手長鏡頭，加起來要10,000元。不過，他也補充，其實手機也可以拍到好照片。此話何解？

Robert在自然生態攝影網站Nature TTL比賽中，從7000多件作品中突圍而出，贏得網民票選（People's Choice）的作品I'm not going easy，是一隻巨大白鵜鶘奮力吞下一條魚的畫面，魚露出鋒利鰭刺，避免成為盤中餐，獵手也無意鬆口，擴張後的管壁露出血管紅絲。他續指，如果想勝出比賽，除了畫面要符合業界審美，關鍵是要拍到罕見的動物，或動物罕見的動作。

好作品無絕對定義

可是，他認為「好作品的內涵很難定義」。「我最喜歡和得到最多讚好的一張照片，是用手機拍下、在藍色水桶中的鼬獾。這隻可愛的小東西，是我舊居的保安捉給我的，他們知道我喜歡動物。人們留言說好可愛，從來沒有見過！牠的確很罕見。」所以作品怎樣算好，要看誰是觀眾，他們喜歡什麼；如果把這張用手機攝下的鼬獾照片拿去競逐攝影賽，Robert說沒有一絲勝出的機會，但它仍然有價值。

論Robert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攝影經歷，是他攝下小靈貓。這種靈貓科動物神出鬼沒，Robert把紅外線「相機陷阱（以光束作為觸發機關的遙控相機）」黏在西貢郊野公園的樹上，定期觀察有沒有拍到小靈貓，研究牠們的行走路徑，「不同家貓或流浪貓，牠們通常每10天左右才會經過同一個地方」。他用了5個星期，才稍微有頭緒，再用了3周，才拍到幾張滿意的照片。

他正在籌備網上課程，教生態攝影，也教贏比賽的秘訣：「我對參賽作品有26條問題，如果你每一條都符合，便有機會贏。」他建議新手攝影師可在YouTube自學基本攝影技巧，學習如何觀看自然。而在野外第一次攝影前，可以先聯絡他，找導賞員引路和講解，「告訴你動物其實在哪裏」；否則，城市人就算到了森林，也難看到動物。

香港的公園是好的入門點，Robert說：「有很多雀仔，九龍公園有夜鷺、白鷺和紅鸛。公園的動物不怎麼怕人，反而會想你是不是有食物，人類就有更多時間捕捉牠們的神態。當你知道池塘有蛙，蛇會吃蛙，就會找到牠們。鳥類就基本上會在刺桐等樹上。」在《香港野》尾聲，他指糞便亦是尋找動物的好方法，如果子狸的糞便呈扭曲棍狀，記者覺得跟黑芝麻餅有點相似；赤麂的糞便就是橢圓或淚滴狀，有點似黏在一起的咖啡豆。

記者跟Robert走過一棵樺樹後，發現生態攝影更重要的，可能是學會睜大雙眼，重新覺察周遭的環境。原來有一團、約60條枯葉蛾毛蟲在樹幹上棲息，偶爾挪動，我看到後毛骨悚然，覺得有點嘔心，Robert說這非常普遍，牠們晚上覓食，白天就在樹上休息。他叫我不要聲張，以免旁邊的家長和小朋友大驚小怪，要來趕走毛蟲或被嚇得逃離現場。「所以說，為什麼你看不到，而我看得到？是因為我知道我要找的是什麼。」

嘆郊野沒有朝好方向發展

疫情後，更多香港人發現郊遊的好。Robert說，如果可以再進一步認識生態，人才能與環境建立更深厚聯繫。「我覺得生態人的旅程是，觀察、尋找、發現、學習、愛上和保護。如果小孩能近距離看到一隻昆蟲在吃另一條蟲，看到黃頭蛛蜂、白鷺、猫鼬或眼鏡蛇捕獵，他們自然會覺得生態奇妙。」

問Robert為何出版的全是關於香港生物的書，他說原來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本地生物圖集，但香港罕見，通常只有某一種動物的專項研究書籍。《香港野》經擇善基金、綠色和平基金贊助，與Encompass HK合作，贈書給本地中小學，讓學生有入門的途徑。

近年香港生活成本急速上升，加上社會政治環境改變，他和太太已回英國生活，偶爾來港。這次回來，他留意到新田魚塘即將因興建新田科技城而被填毁；也留意到有年輕人為保育香港瘰螈設展「一生螈命」。他感嘆1991年的香港郊外杳無人迹，只有「瘋狗和英國人」，現在有更多人類活動，但沒有朝好的方向發展。

人與自然割裂 不重視生態

Robert對香港生態發展悲觀：「我曾在新聞聽過地產商說，不應該死守郊野公園，應該發展更多土地起樓。他說要看生態，去雲南都可以啦。我覺得這是香港最可悲的地方，人類好像與自然是割裂的，覺得不需要生態，但其實生態跟人們的健康息息相關，連內地的環境保護法例都做得比香港好。」他害怕下一次回來香港，見到的不止是石屎森林，而是連既有的綠地都被石屎填滿。

然而，他也有樂觀的看法。他說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真的很豐富，從蝴蝶和蛇的種類之多就可見。香港約有42%土地是郊野公園用地，幫助多年來維持生態。「現在一些動物生境被發展項目侵蝕，但還未全部遭殃。你讓我說的話，我覺得如果政府能保證今天讓出一小部分生境作發展，從今以後不再干擾其餘地帶的話，可能是可行的方案，不過這件事好像不會成真，因為一旦放寬，就會變成滑坡。」

Robert不懂中文和粵語，未曾參與本地環境保育團體的抗議活動，不過數年曾就前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管理提出異議。他憶述當時園區的池塘被清理，裏面「乾淨」得不再有蓮花，也沒有蜻蜓棲息。他寫信到漁護署抗議，最終有所改善，減少人為干預園區生境自然發展。這是這個英國人力所能及的行動，他仍對園區常打草、餵養攻擊性強的紅耳龜有意見。他認為現在環團在做的事很艱難，因為對抗的不是政府，而是不顧一切要發展土地的力量，背後涉及利益。「政府該聽聽他們（環團）的意見。我在上海住過6個月，是個很適合做生意的地方，但幾乎沒有生態，只見到一隻蝴蝶，這樣是好事嗎？」

文˙ 梁景鴻

{ 圖 } 黃志東、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余華：《聖經》偉大文學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昨日第四天在會展舉行，主辦單位貿發局今年繼續與《亞洲週刊》及《明報》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其中內地著名作家余華昨以「文學自由談」為題主講座談會。該講座網上預約早於一周前宣布額滿，約1萬人報名，場內約3000個座位早在講座開始前至少15分鐘爆滿，貿發局臨時將講座分成兩場，讓更多人參與。余華在講座談其作品、對文學及青年的看法，認為文學最基本的事情「還是要與人為善」，人類賴以生存的就是「人所擁有、動物沒有的同情和憐憫之心」。

余華說，所有偉大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所寫的是醜陋也好、消極也好，他們最終給我們的都是一個積極的、美好的信號，傳達到我們的感受之中」。他說作家可以寫人醜陋一面，但同時要在當中發現美好，舉例即使從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作品《一九八四》，他仍能從中讀到希望。

澄清無神論者 稱《聖經》偉大文學

余華以往回答讀者提問曾開玩笑說「希望做《聖經》的作者」，他昨澄清自己是無神論者，但認為《聖經》是「非常偉大的文學作品」，舉例當中有故事提到一名富有的人外遊時委託僕人管理財產，其間派多名僕人回家收租均被殺，他仍未懷疑對方背叛自己，是將人「難以置信的善良」寫了出來。

談面對束縛 「應交青年找自己的路」

有台下讀者問余華，年輕人該如何面對束縛，他說「你們最清楚你們該怎樣做」。他分享自己年輕時，父輩總愛指導他，「我是很反感的」，上一代經歷與下一代未必相同，「你們所經歷的我們也沒有經歷過，所以我們來告訴你們怎麼做，我們是錯」，認為應交由年輕人找自己的路。

余華說曾在作品《兄弟》結尾說到「窄門」，另昨又提到社會學家馬克思提及「要走崎嶇的小路才能找到真理」；他認為人在年輕時千萬不要去走「窄門」、「崎嶇的小路」，而是應先走寬廣大路，到累積一定能力後，「覺得自己可以走一走獨木橋、崎嶇山路了，才去走」。

因出席人數眾多，講座原由下午3時至4時半舉行，主辦方臨時將講座分成兩場，讓更多人入場，首場提早4時前完結，但部分人在工作人員多次勸喻下仍拒絕離開，有人以普通話高呼「不公平」；亦有人用兩臂展示交叉手勢。經擾攘逾半小時後，第二場才正式開始，最終近傍晚6時才結束。內地人陳先生稱有提早上網預約，並提早一晚從深圳赴港，最終未能在第一輪進場，質疑主辦方安排失當。

安排捱批 貿發局：已通知先到先得

貿發局回應本報查詢稱，部分講座報名十分踴躍，一如以往活動須事前登記，大會亦預先通知已登記的讀者「要按先到先得方式進場」。局方稱已採取機制應變，包括轉換更大場地及安排網上直播，並衷心感謝余華即時在活動後加開場次，讓現場有預先登記的書迷可參加他的講座。

明報記者

（香港書展）

里爾克《安魂曲》

【明報專訊】聽聞英女王及高達（Jean-Luc Godard）逝世，想寫一些東西，最後還是翻開書，找找哀歌（elegy）或悼亡詩。哀歌或悼亡詩有悠久的傳統，英國文學中，有葛雷（Thomas Gray）的名作〈悲歌在鄉村墓園作〉（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又譯為〈墓畔哀歌〉）、彌爾頓（John Milton） 的〈黎西達斯〉（Lycidas），以及雪萊悼念濟慈的名詩〈阿童尼〉（Adonais: An Elegy on the Death of John Keats, Author of Endymion, Hyperion, etc.）等等。德語世界中，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一生經常以死亡主題入詩。

 

1900年，里爾克住在沃普斯韋德（Worpswede）的藝術家聚居地。在當地，他認識了一些藝術家，包括了雕塑家克拉拉．韋斯特霍芙（Clara Westhoff）和畫家保拉．貝克爾（Paula Modersohn-Becker），翌年，保拉嫁給喪妻的畫家莫德松（Otto Modersohn），而克拉拉成為里爾克的妻子。侯篤生的《里爾克傳》指出，里爾克真正傾心愛慕的並非克拉拉，而是保拉。

1900年，里爾克寫了〈歌者在一個王室後裔的孩子面前歌唱〉，獻給保拉，收於《圖像書》（The Book of Images），詩作是聽覺和視覺的結合，這是吳興華譯的最後一段：

蒼白的孩子，你以你複雜的命運

（能以被譜人歌曲裏）使歌者富有：

同樣花園裏舉行着盛大的歡慶

倒映在驚惶的池心千萬顆星斗。

萬物在這位晦暗的詩人內心裏

都重複的出現，明星，居室與叢林

以及許多他所渴望歌頌的事情

都在圍繞着你悄然移動的形體。

由於莫德松與前妻育有一女，保拉嫁給莫德松後，既要照顧繼女，又要畫畫。1906年，保拉畫裸體自畫像，又為里爾克畫了一幅肖像畫，都可見保拉的才藝。1907年11月2日，保拉誕下女兒，同月20日死於血栓。事隔近一年，里爾克寫〈為一位女友而作〉（Requiem for a Friend，又譯〈祭一位女友〉），悼念保拉，此詩與同時期的〈為沃爾夫．封．卡爾克洛伊特伯爵而作〉（For Wolf Graf von Kalckreuth），一併收於《安魂曲》，而里爾克一生寫過4首「安魂曲」，以這兩首最為重要。

〈為一位女友而作〉有綠原、張曙光、陳寧、林克的中譯本，另有Stephen Mitchell等人的不同英譯本。以下用陳寧譯本為主，另參綠原和Stephen Mitchell譯本。

生與死帶來的擁有和離去

〈為一位女友而作〉第一句就說：「我擁有死者，我聽憑他們離去」（I have my dead, and I have let them go），生與死帶來的擁有和離去、切近和遙遠是〈為一位女友而作〉來回思考的兩面。死者歸來的想像也很獨特：

我擁有死者，我聽憑他們離去

我驚異地看到，他們是如此安詳，

如此迅速的安居於在死，如此適合，

如此迥異於他們的名聲。只有你，你轉身

歸來；你掠過我，你出沒着，你想

觸碰什麼，好讓那東西發出聲響，

顯露出你的歸來。啊，不要拿走那些

我慢慢學會的東西。我猜對了；當你

因某件東西而泛起鄉愁的時候，

你迷了路。我們改變了這個事物；

它已不在這裏，我們一看清楚它，就

用我們的存在將它映像到我們身內。

詩中又用了不少方式寫死亡，如「將『至此』（till-then）從『自此』（ever-since）中撕下」、「破門而入的竊賊」。然後，里爾克聯想到埃及，保拉不曾見過的國度，但保拉生前對羅浮宮館藏的埃及雕塑很感興趣。到1911年頭，里爾克才前往埃及旅遊。

不說「是我」，而說「這是」

里爾克的埃及想像，結束於果實，果實從大地再次存在，直到天邊。從果實意象，里爾克又帶到保拉的靜物畫，以及女人、孩子的畫像。里爾克指保拉用看物的方式看人，包括她自己，果實和人代表不斷存在的生命。至於詩中說將自己從衣服裏取出，就是指保拉1906年的裸體自畫像。詩中提及「不說『是我』（I am that），而說『這是』（This is）」，正是里爾克的美學觀念，如他在1907年10月13日給克拉拉的信中談到塞尚（Paul Cézanne）的畫，指出兩種觀念，一是畫畫為的是「我喜歡這個」，而里爾克傾向的是「這就是」（Here it is）：

　　因為你理解這些，這些飽滿的果實。

你將這些果實放在面前的碟子裏，

你用顏色稱量它們的重。

你像看果實一樣看女人，

看孩子，看他們從內部

被驅入他們存在的形式。

最後，你像看果實一樣看你自己，

你將自己從衣服裏取出，

將自己拿到鏡前，讓自己進入鏡中，

一直進入你的凝望；巨大地停留在鏡前，

不說「是我」，而說「這是」。

最後，你的凝望就這樣毫無好奇，

就這樣一無所有，就這樣真正的貧窮，

於是你的凝望不再渴望你本人：神聖地。

〈為一位女友而作〉提到頸上戴的琥珀項鏈的畫，也是保拉1906年的裸體自畫像。保拉將自己置入鏡中，除了教人想起自畫像，也令人想到肖像攝影，因為舊照片，詩人可以直視死者：

　　我想要這樣留住你，就像你

將自己置入鏡中，深深地進入，

遠離一切。為什麼你又別樣地到來？

為什麼你要收回自己？為什麼你想

說服我，讓我相信你頸上的

琥珀項鏈裏，依然有某種重來自

那些重，彷彿那些重從未在對面

歸於寧靜的畫像裏存在過？為什麼

你用你的身姿向我展現一個噩兆？

是什麼令你將你肉體的輪廓

像一隻手的掌紋一樣鋪陳，

以至於除了命運我再也看不見它？

　　來到這燭光下吧！我並不害怕

直視死者。倘若他們到來，

他們就有權像其他事物一樣

在我們的目光裏逗留。

詩作的中段回到保拉的經歷，詩人從哭泣的淚水，想到體液（例如血和汗）、存在（此在，Dasein），保拉的人生在平衡與盲目之間，最後的偶然大概是指保拉懷孕，懷孕將她從藝術創作道路的進步，拖扯回現實，也就是妻子和母親的家庭身分，最後是死亡的拆毁：

讓我們一起哀嘆吧，哀嘆有一位將你

從你的鏡中帶走。你還能哭泣嗎？

不能了。你淚水的力量和奔流，

你已經將之化為你成熟的直觀，

你正在將你身內每一滴液體

轉化成一個強健的此在，那個此在

上升着循環着，狀態平衡而又盲目莽撞。

這時一個偶然，你最後的偶然，拖扯着你，

將你從你最遙遠的進步拖扯回來，

拖扯你回到液體所欲求的一個世界。

拖扯的不是你的整體；拖扯的最初只是一部分，

然而，日復一日，現實在這一部分周圍

加增，終至這一部分變得沉重，

於是你需要你的整體：於是你離去，

艱難地依照規律把自己碎成

一塊塊，因為你需要你自己。於是

你拆毁自己，從你心臟

夜暖的土地裏挖掘出依然青澀的種子，

那種子將發芽生成你的死，你的，

關於你自己的生的你自己的死。

〈為一位女友而作〉經常運用鏡子意象，鏡子指向藝術家的自畫像和肖像，通向創作和形象，甚至假象，而產婦的死，也令詩人想到產婦分娩的不單是新生命，還包括了對反一方的黑暗，黑暗歸回、擠着、闖入產婦的身體之中：

產褥期裏你在牀上坐起，

你在面前立起一面鏡子，鏡子把一切

完整地歸還給你。這時這一切都是你，

完整地在鏡前，鏡中，有的只是假象，

喜歡佩戴首飾、梳頭打扮的

每一個女人的美麗的假象。

　　就這樣你死去，像女人們從前那樣死去，

舊式地，你在溫暖的房裏

死着產婦的死——那些產婦們想要

重新癒合，但卻不再能夠，

因為她們同時分娩出的陰暗，

也再一次歸來、擁擠着、闖入。

古老的敵意

里爾克在哀嘆之後轉向控訴，針對男人、虛假的愛、非正義，也思考愛的自由問題，這在《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的第七封信有更深入的闡釋，里爾克認為人要學習愛，為了愛而孤獨，彼此分離。保拉與莫德松丈夫、里爾克與克拉拉經常分開，他們對藝術有各自的追求。里爾克認為藝術就是勞動工作，而古老的敵意存在於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這是藝術家必然面對的矛盾。最後，里爾克請求保拉幫助自己：

我們，我們愛的時候，擁有的其實只是

彼此分離；執手相握，於我們而言

輕而易舉，毋須首先學習。

[……]

女人就必然受苦：愛就意味着孤獨，

藝術家們時而會在勞動中預感到，

愛的時候，他們必須有所改變。

二者你同時開始；二者存在於

榮譽從你那裏拿走的、此刻正歪曲着的東西裏。

唉你已經遠離所有榮譽。你已經

渺不可見；你已經悄悄帶走

你的美，就像人們收起一面旗，

在工作日灰濛濛的早晨，

你別無所求，只求一個長久的勞動，——

沒有被完成的勞動：依然沒有完成。

　　如果你還在，如果在這陰暗裏

依然還有一個地方，如果一個聲音，

寂寞在黑夜裏，在高高的房間裏，

在氣流中，蕩起平平的聲波，你的靈

敏感地在那裏與這聲波共振：

那麼聽我說：幫助我。看吶，就這樣，

不知何時，我們從我們的進步中

滑落到我們並未意想的某種事物裏；

在那裏，我們彷彿陷入一場夢，

在那裏，我們死去，不再醒來。

無人在繼續。對於每一個將血液

提升到一個必將漫長的工作裏的人，

有可能發生的是，他不再將血液高舉，

血液依照自身的沉重而行，毫無價值。

因為一個古老的敵意在某處

存在於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

我願看清並說出這個敵意：幫助我。

　　不要回來。如果你能夠忍受，你就

死在死者之中吧。死者是忙碌的。

但請幫助我吧，願你不會因此心思分散，

就像最遠之物有時幫助我那樣：在我心中。

〈為一位女友而作〉充滿了切近和遙遠的距離，既遠且近，最遠的大概就是死，而詩末「在我心中」的，大概是死者保拉。保拉死於血栓，詩中俯拾皆是的血液意象，正是來自她的死因。

對死亡和藝術的思索

〈為一位女友而作〉是一首動情的安魂曲，反之，〈為沃爾夫．封．卡爾克洛伊特伯爵而作〉並不感人，由於里爾克與卡爾克洛伊特伯爵並無任何交情。卡爾克洛伊特伯爵是詩人、譯者，因兵役而自盡身亡，〈為沃爾夫．封．卡爾克洛伊特伯爵而作〉一詩是對死亡和藝術的思索，好像是〈為一位女友而作〉的死水微瀾，里爾克再說藝術來自直觀和冷靜：

那些應當說話的時候總是張口抱怨的詩人，

他們的情感，他們總是論斷，

而不是培養；他們始終意想

凡是在他們心中成為悲或者喜的，

他們都熟悉，都應該在詩歌裏

報以惜或者讚。他們像病人一樣，

在感到疼痛的時候，使用那些

充滿疼痛的語言去書寫疼痛，

而不是像大教堂的石匠頑強地

將自己轉換成岩石的冷靜一樣，

艱苦地將他們自己轉化成詞語。

里爾克相信藝術的拯救，詩人注目於詞語，還有詩的創作。詩人用詞語，甚至是用偉大的詞語寫作，寫過這些舊事，這些事不是為我們而存在，人們無從獲知發生的事本真的形貌。對於詩人，又有何勝利可言，里爾克以傳統的忍耐美德，面對生存和詩的創造：

偉大的詞語，出自發生的事

依然可見的時代，而不是為我們而存在。

誰還在說起勝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從保拉31年的人生到里爾克的《安魂曲》，令人再次思考個人追求與身分責任、藝術和現實的矛盾，北島的文章〈古老的敵意〉就是回應《安魂曲》中的詩作〈為一位女友而作〉。里爾克借《安魂曲》悼念一個畫家、一位詩人，從中思索愛是什麼，以及藝術創作的問題。死亡反照出生存的困境，活着的人，可以如何？《安魂曲》展現了深思和反思的文本，並且告訴我們，人追求的不是一時勝利，忍耐就是一切。

文•鄭政恆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蘇聯人的悲劇

【明報專訊】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逝世，適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半年、西方跟俄羅斯關係惡化，西方的哀悼與俄羅斯的沉默構成對比。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悼辭僅限於事實陳述，但其發言人Dmitry Peskov不客氣地批評戈爾巴喬夫誤信跟西方可以締結永恆的浪漫關係，「這浪漫主義已證實是錯的」。在鋪天蓋地的悼文中，戈爾巴喬夫的面目也愈來愈模糊。

重看戈爾巴喬夫的生平，問號只會愈來愈多。他是造時勢的英雄，還是身不由己、遭時代翻弄的可憐人？他是理想主義者，還是迫於無奈向現實低頭的政客？美國學者William Taubman在2017年出版的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中引述戈爾巴喬夫說：「戈爾巴喬夫是很難理解的。」

切爾諾貝爾事件 人生分水嶺

農民之子戈爾巴喬夫1985年出任蘇共總書記，曾言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事件是人生分水嶺，因為事件將蘇聯體制各種弊端表露無遺，他決心改革。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4號反應堆爆炸，泄漏輻射，最終33萬名居民要撤離。但當地官員最初隱瞞事件，當事件嚴重性愈來愈明顯時，蘇聯仍然未下令居民撤離。戈爾巴喬夫直至5月14日才發表電視演說，公布災難。曾任戈爾巴喬夫顧問及發言人的Andrei Grachev形容，切爾諾貝爾令戈爾巴喬夫跨過「心理關口」，令他更決斷。

烏克蘭對戈爾巴喬夫一直有特別意義。他的母親是烏克蘭人，其妻子Raisa亦是來自烏克蘭。當然，這種跨國家庭對蘇聯人來說可謂相當普遍。戈爾巴喬夫出身俄羅斯西南部Stavropol地區一個名為Privolnoye的農村，1930年代該村落人口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各佔一半，戈爾巴喬夫幼年一段時間曾跟烏克蘭外公外婆一起住，一家經歷過1931年至32年的饑荒，其對蘇聯忠心耿耿的外公也在斯大林大清洗時被抓去。其後德國入侵蘇聯，二戰的恐怖亦令戈爾巴喬夫留下深刻的烙印。

Taubman相信，戈爾巴喬夫最後沒有動用武力維繫蘇聯可能正是因為這段童年經歷。不過，一來戈爾巴喬夫的經歷在蘇聯不算特別；二來，他是否真心仁慈，也有爭議。如立陶宛外長Gabrielius Landsbergis 8月31日在Twitter便老實不客氣地提醒，當年蘇聯曾出兵鎮壓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立陶宛人不會美化戈爾巴喬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簡單的事實：他的軍隊為了延長其政權對我國之侵佔而殺害平民」。

但在西方的記憶中，戈爾巴喬夫標誌着的是冷戰結束的美好時刻，多虧他，美蘇對峙終告結束，全球不再在核戰陰霾下度過。但在俄羅斯人的記憶中，他導致蘇聯解體，標誌着漫長痛苦的開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力挽救經濟，更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各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高漲，他雖然力圖維繫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但最終失敗。

被軟禁後失權力

溫文爾雅的戈爾巴喬夫如何在蘇聯最後歲月中顯得格格不入，1991年8月的政變表露無遺。蘇聯強硬派在1991年8月19日發動政變，軟禁戈爾巴喬夫，惟失敗告終。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恃着粉碎政變有功，得勢不饒人，趁機迫使戈爾巴喬夫解散蘇聯政府。8月23日的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原希望尋求共識，準備發言之際，盛氣凌人的葉利欽拿着一份報告衝上前，用手指指着戈爾巴喬夫喝道：「現在讀吧，快讀！」此後，戈爾巴喬夫淪為葉利欽的扯線木偶，只能眼巴巴看着葉利欽等人將蘇聯瓦解。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退出蘇聯後，他最終在12月25日宣布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翌日亦正式消失。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在國內聲名狼藉。但他也一早以「冷戰終結者」之名聲長留史冊，他大概可以安心退休，拍拍薄餅廣告，閒來發表演說便算。偏偏他不甘心，1996年參加總統大選，得票僅得0.5%。他在俄羅斯固然不討好，就算在西方，他批評西方沒有跟俄羅斯修好，也沒有多少人理會。這點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更加突顯。

戈爾巴喬夫死後，不少評論都有意無意將他跟普京對比。但戈爾巴喬夫跟普京的關係遠不如某些想像般對立。戈爾巴喬夫不錯曾批評普京的威權主義，但在國家利益及外交上，兩人可能有更多共通處。

2015年出版的The New Russia一書中，戈爾巴喬夫討論了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當時的烏克蘭危機源於烏克蘭2013年原定跟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最終決定不簽約，激發反政府示威，釀成流血衝突；親俄政府倒台後，烏東親俄武裝崛起對抗親歐政府。當時戈爾巴喬夫給普京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封公開信，促請他們牽頭談判，避免烏克蘭流血。他在信中以自己為例，訴說俄羅斯跟烏克蘭有深厚歷史化文淵源，很多人在兩國都有親戚，這封信當然沒有人理會。

戈爾巴喬夫在書中批評美國及北約，把烏克蘭所有問題都歸咎俄羅斯，但衝突不是俄羅斯一手造成的，其深遠原因要追溯至蘇聯解體時未有妥善處理兩國關係。他說，俄羅斯固然要負上蘇聯解體的責任，但當時烏克蘭領袖也有份。戈爾巴喬夫憶述曾提出俄羅斯跟烏克蘭締結經濟同盟，擁有共同國防及外交政策，慨嘆未能成事。他對如何走出烏克蘭危機也沒有什麼大計，只是強調烏克蘭各方及國際社會各方要對話及尋求共識。他也坦承，經過這樣的衝突後，對話將「非常困難」。

仍是蘇聯人

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備受西方譴責，但戈爾巴喬夫卻支持，理由是克里米亞本屬俄羅斯，只是1954年轉贈烏克蘭。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戈爾巴喬夫沒有公開置評，旗下基金會僅發表簡單聲明，希望盡快結束衝突。曾任戈爾巴喬夫傳譯員37年的Pavel Palazhchenko日前對路透社說，數周前曾跟戈爾巴喬夫通話，他對路透社說，俄烏關係近年不斷惡化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戈爾巴喬夫「在情感及心理上遭擊垮」。他又說，戈爾巴喬夫對烏克蘭的立場是複雜及矛盾的，因為他那代人「心目中的國家仍然包括前蘇聯大部分地區」。換句話說，他仍然是蘇聯人。

William Taubman在戈爾巴喬夫傳記最後一章試圖評價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認為他期望為所有自由的歐洲人建立一個歐洲共同家園，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惟最後事與願違，他的夢想既不為西方現實主義者接受，也不為俄羅斯人認同。

Taubman形容戈爾巴喬夫是悲劇英雄，其命運既是歷史使然，也有個人因素。他稱，戈爾巴喬夫性格樂觀，甚至太樂觀，高估自己的能力。不過，Taubman相信，雖然他的努力可能一開始便注定徒勞，但其實別無選擇：蘇聯若當時勉強支撐下去，會像南斯拉夫般爆發一場慘烈的內戰嗎？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又會否重演俄國末代沙皇的命運？當然還有另一個可能，就是效法中國不作政治改革，但加快經濟改革，但正如戈爾巴喬夫老早知道，蘇聯不是中國。

讀着戈爾巴喬夫的文字，有時會令人覺得那只是一名過氣政客喋喋不休：如果當年你們聽我說就不會這樣了。重提歷史是為了什麼？戈爾巴喬夫解釋，是為了避免從前的錯誤。他在不同訪問中總強調自己是樂觀主義者，在The New Russia中，他解釋樂觀主義者並非如伏爾泰筆下的Candide，無論如何碰上不幸，仍天真相信眼前一切是最好的；而是不滿現實但不低頭，盡力把世界變得更好。戈爾巴喬夫無法衝破時代的限制，但他的確努力過。

文˙林康琪

編輯•王翠麗

張燦輝：失去與傳承，延續未完的課

 【明報專訊】「匿好未呀？」「未呀﹗」「匿﹗好﹗未﹗呀﹗」「仲未呀﹗」一班好友在山坡上跑着大叫，小男孩一邊找地方躲起來，一邊朗聲回應。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中大的最後一課，以黑澤明作品《まあだだよ》作結，片名就是日本小孩子玩捉迷藏的話，中文有譯為《一代鮮師》，是述及師生關係與生死的電影。網課甫開始三百個名額已擠滿，講課完畢後，身在英國的張燦輝仍隔着屏幕，與不少許久沒見的學生、舊同事共敘聊至午夜，學生回憶與老師飲住酒傾海德格；老師說起自己的老師，念記未圓湖旁的勞思光像，以往逢八月初八勞思光誕辰都帶蛋撻前往紀念。一代傳一代的大學精神，張燦輝雖已道別，仍留下今天每個中大學生必讀的通識課程。回顧當中理念，回顧在香港與中大的點滴往事，他與記者在最後一課以後又上一課，學生問：「張生，難道你從來不會lost？」他引導着問，「你說的lost是指什麼？」

一切從University說起。「這個字是解集埋一齊，學生與學者走在一起，共同研究、讀書的地方。所謂通識教學，general這個字最緊要不是指普通，是for all（為所有人而設），不是所有東西都要識。這個概念就是重點，有什麼除了專科以外，要讓同學知道？」老師又對作為中大舊生的我發問：「新亞點解叫書院、崇基叫學院？」我搖搖頭。「College的col-是指一起，legium-指coming，College是指『大家一起行來』意譯，崇基一九五一年之前是十三間在大陸的基督教學院，再也不能教書就來到香港；但新亞不同，新亞是中國的書院制度，是離開官學的民間講學，培養人文精神多於純粹傳授知識，用儒家的經典講一方面如何修己，一方面如何成為社會上一個好人。開放自由精神是從崇基學院出來，就是西方的學術傳統；新亞就是中國的學術傳統，加起來就是中大精神。」他總結一句：「講來講去，大學是希望培養一個人成為有自由思想的人，同時是一個好公民。」

張燦輝一九七○年入讀中大哲學系，猶記得老師沈宣仁帶他們走在校園，在四周大片大片空地上唱歌。他本來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爸爸過世後，我離開港大申請中大，寫信給中大（哲學及宗教學系）系主任，他要我來見面，那時是三四月左右吧，入去他辦公室，見到一個人，穿着縐巴巴的衣服似校工，談着談着，他跟我談哲學、談存在主義，原來是個大教授」。他形容沈宣仁待他如家人，後來他負笈德國弗萊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九一年回到母系任教，「我記得回來他請我吃飯，臨走時捉住我的手，『張燦輝你離開幾年呀，我掛住你架﹗』」。他還憶起老師面對死亡的豁然，「他病重時我飛去加州探望，他第一句跟我說，『張燦輝，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以後唔使食藥喇﹗』」。

「我們忘記大學最重要，除了知識的栽培和承傳之外，是講人之間的關懷和感情，以及對生命的分享，是這種傳承。」自大學學制三改四後，中大學生必修「與人文對話」及「與自然對話」的課，「是說給所有同學聽，學習是人與人的關懷、對自然關懷，透過對話反省、看書來培養獨立的思考方式，最重要是教育不是單打獨鬥，不是個人，而是分享，所以這個科強調tutorial（導修），這是我與同事慢慢想出來的」。每班二十多個學生就着經典作小組討論是課程的主菜，他與當時的校長原本想法不同，「二○○六年時劉遵義是校長，他說（通識新增學分）呢六分好簡單，最好搵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來講學，我話點講呀校長，他說在大講堂內坐二三千人，我話如果係咁，唔使搵我做通識教育主任。教學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Liberal education，他解釋不是自由，是解放，「從無知獨斷狹隘的世界中解放出來」。

從不介意學生走堂

「你猜我大學一年班GPA（總成績）幾多？」應該是接近滿分「過三爆四」吧。「1.45。因為那時我任性，鍾意就拿A，唔鍾意就拿F，因為看不起一些老師，考試時寫了名字不答問題就離開，睇唔起佢，就肥咗佢，哈哈哈哈。我話同學千祈唔好學我，搵自己笨，因為最後肥的是你自己。當然我慢慢知道是不應該，三年班咪發憤圖強囉，不然怎會有今日？」但他依然說走堂是天公地道，「我只有一個老師的課不走堂，就是勞思光。我教書多年從不點名，你鍾意就聽，也不介意你來旁聽，唔鍾意咪唔來囉，一係證明我無料到，一係證明你懶，又如果最後你考試係得嘅、寫文章好嘅，我一樣畀A你」。

中大最後一課感想：如預演葬禮

透過鏡頭看教授的房間，書架上放着四個雕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民主女神像，另一旁放着父母的照片。他生於一九四九年，在油麻地官涌街市附近的留產所出世，家裏好窮，十兄弟姊妹死了兩個，只有他一人讀大學，「我會笑呀爸每天六點起身夜晚十一點回來，是做牛；阿媽十四年生十個，是做豬」。父親之死，學生在他的「生死哲學」課上都聽過，「我中六時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等雙層巴士五號車，車來了，前面有個地盤工人，是個女人，我也不知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最後一秒女人已在巴士的前輪下，車退後，地上的黑色慢慢出現紅色，我永遠到今天都沒能忘記她怎望着我。這完全沒意義啊，巴士早停零點一秒，或女人行慢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一年後，「我爸爸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被小巴車死，有什麼理由？怎麼可能？這些問題令我覺得需要解答。那時我讀港大建築系，晚上守靈時，我對着我的父親說，我就唔學你，我唔做牛」。

哲學之路走下去便一輩子。我疑惑，即使面對親人死亡，亦未必需要追尋下去吧？「肯定啦，正如我說的，做大學教育是給人可能性，用勞先生的話講，哲學有orientative philosophy，是方向性而已，不會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他祭出比喻，聽巴哈音樂的人可能覺得MIRROR不好，MIRROR歌迷又未必欣賞巴哈音樂，接着滔滔說到藝術從為特權階級服務到平民化……在最後一課後，記者看學生的回憶文章得知，說着高興就會拓至無邊際的話題，也是教授講課的特色。

哲學家不是提供答案

不過很快就繞回來了。「所以並無絕對的標準，我仍覺得選擇什麼是你的生命取向，沒人可代替你講，也不是旁人能給予的。我講咁耐愛情哲學，愛情唔係畀你，我可以畀隻戒指你，畀層樓你，但畀唔到愛你，愛唔係講畀。生命價值是說如何創造對生命有意義的事，是每個人需要自己追尋的，在追尋背後，就要學懂思考，什麼對你來說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

愛情哲學、幸福論、性與文化等，都是張燦輝開辦十分受歡迎的通識課，「人生要happy，咩叫happy呢？對這些問題，我常說『以讀攻毒』，人類思想是透過解釋你自己，令你自己清楚一些，未必可完全解答所有問題，哲學家不是提供生命有什麼意義、價值的答案，是反省不同方向，這些是我們每個人必經關於存在的問題，但我發覺中文書極少講這些問題，那我便來做吧」。

二零二零年七月離港後，他一直以Zoom形式講學，「Zoom是無可奈何的方法，如果我要再教書，我一定返去lecture hall裏面傾偈，見到大家恰眼瞓都好。我現在也不能與你握手啦」。不覺已談至英國的深夜，香港的清晨，七十三歲的教授依然精神，學生卻愈聽愈迷糊，因為愈是聽着教授談笑風生，愈想到他在另一本著作《我城存歿》中對香港、中大、教育的肉緊，理性與感性之間，以「哲學」二字就能平衡嗎？於是我聽到皺着眉頭發問，難道你從來沒有lost的時候嗎？

「你說的 lost 是什麼意思？我在死亡哲學有一堂是講 lost ，concept of lost 好重要，我們一定會lost，即是你有的東西沒有了，就是lost。如我曾經有隻貓死了，就是 lost，也有關係的 lost、朋友的 lost，lost 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你曾經有過，現在沒有了，又如我以前有健康、記憶力，慢慢失去，也是lost。」我想着要不要解釋，想問的不是失去，是迷失，但聽教授說下去，「但你說的，有時是生命價值的 lost，你信了成世耶穌，突然不信就沒了生命價值，咪 lost囉。不過問題在於，那些你本來擁有的，是否真係正？去殯儀館會看到很多人死，但你不會哭，而如果裏面是你的朋友、親人，有個關係，你才覺得痛苦、悲哀；同樣道理，從前有個生活方向，現在沒有了，首先你要問，原本你的生活方向是什麼？如果生命方向是要發達搵錢，突然沒有了，就算不上是什麼 lost」。

「但若說一些有價值的事，不能再得到」，他再次拿出自己面對的人生課題與我一同思考，「如在我這個處境，我當然是 lost，我無咗個家嘛﹗」關於去留，他說不全因為政治原因，「因為我老啦嘛，退休時想過熱天在歐洲、冬天就在台灣講學，有三個地方是我喜歡的，香港、台灣、歐洲。這是適當（時候），在斷捨離的世界，過悠閒一點的生活，但現在的情况令我覺得不能夠回去，就不回吧」。

有幸活在最好的時代

「我們有幸生活在最好的時代，有份參與去爭取，在中大的幾十年裏面，我感覺到真真正正的學術自由，加上師生關係是和諧、互相支持。」他如是形容過去的時光，而現在的lost，「我無咗我過去的歷史，只能透過我跟你分享的回憶說出來，你再也請不到我去食雲吞麵，去食大埔群記清湯腩、蛇王二的潤腸。有些lost可以重獲，有些不能逆轉，我們lost了歷史，lost了我們的自由，但lost是有程度，有些是完全沒有了，但你回憶入面有」。

他再談起愛與情，「我常記得我的貓，二十一歲死了，是lost了。但貓留下來的，還有我們的關係、感情。生命價值裏，人可以生情，情不是愛，西方人講愛你，愛是動詞，但情不是動詞，情是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創造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去旅行，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懷念，但為何會懷念一些地方，因為你生情，對中文大學的校園生情、對香港生情。有些 lost是永遠的，但不等於我們心中的回憶與經驗沒有了，就像銅像一樣。」勞思光在中大未圓湖旁的雕像，由哲學系校友會所立，銘文由他與關子尹為老師所寫，「他已經死了，但思想還存在我們心中，損失了也沒損失。有些事我們以為不出現就是lost，不讓我思考，不等於就會lost。失去發言權，也不會失去望星星的能力」。他引伽利略被教皇逐出教會之際，說過的一番話：「你可以不准我出聲，燒光我的書，不准我與任何人說話，不准我做任何事，但卻不能禁止我在夜間仰望星空。」

但痛苦仍是真實的啊，張生。「當然啦，誰沒失戀過？失戀就是lost，suffering present is happiness past，現在的痛苦就是過去的幸福，如果沒有過去幸福，你就不會痛苦。但問題是這痛苦是否因此放在那邊？人的存在還有將來，我們還有機會創造我們的新世界、人與人關係，如一日之前，我並不認識你，但你今天聽了我那麼多故事，我們也會產生情的關係，就算不一定將來見面，但有機會我們將來會再聊天，人永遠是在創造關係、有情，創造有意義、有價值的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此。」

未想通的學生還是想反駁老師，那你可能以後再也不會回到勞師像前食蛋撻了，不可惜嗎？誰料他從鏡頭後取出一個勞思光小像。他說過校園裏的唐君毅、勞思光兩個雕像代表中大精神，現在竟也有小像隨身，「𠵱家勞先生、唐先生喺度架喎，當然這個像跟未圓湖的不同，但這個年紀需要一些斷捨離。孔子一早死了，我還未死；蘇格拉底七十歲死，我七十三歲仲未死；我爸爸五十四歲死，我仲未死」。

他說死亡仍是笑得瞇着眼，「我知道我時間有限，年老人知道我們的將來，好似日日好多時間，其實我無時間，每過一日就老一日，就快死一日。我在這年紀會看到，（常聽到）原來哪個同學死了、又有誰誰誰死了，會接受生命的有限性。沒任何人改變到的lost，能夠去接受、承擔，就是唯一能做的。有些可以改變的事，做到就要做囉，做不到的，無辦法㗎。對學術的傳承、精神的傳承，就靠我們不要把它忘記，好多人希望我們忘記，但我覺得，說希望我們忘記，這本身就是讓我們不要忘記，不是嗎？」

問教授上畢中大最後一課的感想，他停頓良久，說：「我覺得那堂好似是預演我的葬禮，發覺原來我都有些少吸引力，三唔識七的人都來，很多很久沒見的學生也出現，開心啊，就咁樣囉，風光大殮囉。哈哈哈。」他選擇以黑澤明的電影作為結束，「戲中老教授每年與學生在生日聚會，與我都幾似。『匿埋未呀？』『未得﹗』即是未死住，這是對應我最後一課的想法」。未呀！教授正努力著書，完成《生死愛欲》的下篇，「我還想把我的課『幸福論』等重新講一次，用廣東話、香港話重新講，放在網上，免費的，我想教乜就教乜」。

文˙ 曾曉玲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狄更斯

 

【明報專訊】19世紀的煤氣燈光亮了，美國麻薩諸塞州新英倫家禽會的250隻禽鳥，以為黎明來到，叫出漸進式響亮的啼聲，伴着會堂裏越洋前來為聲演晚會朗讀小說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嘴巴正說着多年筆下的人物與情節。

在寫字枱與說書枱之間，用筆書寫、用嘴巴書寫；用筆說書、用嘴巴說書，管他是作家，還是說書人（聲演者），兩個軀殼，都不過是用來表達靈魂深處的感受。

把自己的作品，在觀眾面前演繹，人物，由筆端下，走到嘴巴裏，從雙唇吐出。聲演這功夫，不是所有作家都有興趣做，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好。狄更斯可以，而且，做得非常好，這說法，有報章評論與觀眾為證。有說他過半財產由此掙來，但重要的是，他喜歡做這件事情。因為，他是個天生的演員。

專門研究狄更斯的University of Kent終身教授Malcolm Andrews，去年4月以「A Tale of Two Desks」為題，做了一次精彩網上講座。綜合其他作者的論文，大文豪聲演的由來，敘述與分析，看得人如同觸電，一陣狂喜，像上天特派的專家跟我說話，跟訪問一樣愉快。心中對public readings以及它的演進充滿幻想，講座給了我很充實的基本答案。

狄更斯如何寫書，

又為何說書？

狄更斯的兩種傳奇，從20歲那年因病錯過了舞台角色遴選開始。其實，當時他已經是專門報道國會新聞的記者，而且頗為成功，之後，他再沒踏台板。可是，哪個少年不多心，如果也有命運劇本遴選，當大文豪還是當演員好呢？人世間，成功的方式很多種，心愛的，卻只有自己知道。有些東西，非得到不可。心愛的職業，心愛的人，命運總是有很多難以估算的交錯，一件小事，一念之間，一切，都可以失去，然後，卻也可以討回來，這就叫戲劇。

當不成演員不重要，最重要，能做自己生命的原作者、導演和監製。

暗藏的欲望是真，表現形式卻可以有很多種。由渴望成為舞台演員變成寫作人，我認為，狄更斯要走的路，沒有變，只是，角色變了。正如我們喜歡的人，都是一類型，只是色相不同。有時，何必執著。熱愛表達，不放在演戲，可以放在筆端。狄更斯把對戲劇對人物的着迷，放進了寫作，一樣滿足了表達的欲望。他自小接觸戲劇，在小同伴之中自組劇社，活在虛構世界，往後的筆下人物，充滿戲劇感覺。所以，天性，是締造命運的原動力。

狄更斯出生於英國南部樸次茅斯（Portsmouth），至於倫敦Doughty Street 48（倫敦狄更斯博物館現址門牌為49號），是他於倫敦的第一個寓所，在St Pancras火車站區內。前年11月我到倫敦採訪，挑了區內可以天天游水的酒店，住了10天，從酒店步行到博物館，不到10分鐘。

寫字枱與說書枱之間

做人，最善待自己，不是享受，而是認真對待自己的才華。狄更斯對自己的天分，是個神級精明裁判。做事，作家當然有要求。首先，書枱一塵不染，永遠保持整齊乾淨。有說他是個操控狂，嚴格保留四周有足夠空間。他腦裏那許許多多幻想的人物與故事，外人看不到，也沒法胡亂擠進去。所以，作家有自己活着的世界，跟人相隔的，不是距離，是寫作空間。

天上人間，寫作帶狄更斯上天，但寫作時樣子卻是一般的世俗。Andrews教授引述狄更斯家人的紀錄，形容狄更斯寫作時的樣子：「看他一張臉是很有趣的，因為思想與肌肉一起運作，新的思想落在紙上，舌頭輕微頂着抿緊的雙唇。」Oliver Twist（《苦海孤雛》）就是在倫敦巿中心這公寓誕生。教授以存檔引證，寫Oliver Twist之時的手稿，還見乾淨整齊，但至A Tale of Two Cities（《雙城記》），手稿改得密密麻麻，每一句表達，都非常挑剔。

隨手檢來，A Tale of Two Cities第13章52節近結局的開首，所謂文字魔力，能唱能歌能訟，若此：「In the black prison of the Conciergerie, the doomed of the day awaited their fate. They were in number as the weeks of the year. Fifty-two were to roll that afternoon on the life-tide of the city to the boundless everlasting sea. Before their cells were quit of them, new occupants were appointed; before their blood ran into the blood spilled yesterday, the blood that was to mingle with theirs tomorrow was already set apart. 」

一個作者，對待剛完成的手稿，如同初生嬰孩，動它分毫，會跟你拼死。狄更斯就是交託排版付印，也有微妙的心理操弄。他很聰明，知道若自己交一份完美謄正稿給印刷廠，老師傅就會把手稿交給徒弟處理，一字之差，都在新手裏。但若交密密麻麻意猶未盡的原手稿，這責任，一定由老師傅接手，因為，除老者以外，沒有人能看懂大作家的字迹。

如是說，執著寫作，又為何走去聲演？很簡單，如果說寫作是個伴，作品裏眾多的人物，如何安放？對一個根本有演戲細胞的作家來說，怎捨得讓他們跟自己一樣默然紙上。Julian Symons說，狄更斯有一種催眠本領，這與他熱愛演戲有一點關係。因為渴望跟讀者建立親暱關係，埋藏着的演繹衝動，兩者只會得出一個結果，就是走上舞台。寫作是孤獨事業，狄更斯渴望跟社會保持一種如魚得水的親暱關係。他知道，寫一本小說，用上一年時間，其間就會失去與公眾溝通的機會。但做兩三小時的聲演，就能跟讀者直接接觸。

作家的雙重原創性

狄更斯公開聲演自己的作品，可說是當時候最偉大演說者給最偉大作者的作品演繹。他能一人扮演多個角色，那些見過他表演的，都認為他有極大的才華。一個舞台幫工忍不住跟他說：「狄更斯先生，如果你沒有把時間花在著作裏，不敢想像，你會是個怎樣的出色演員。」

作品裏的所有人物，瞭如指掌，腦裏的，比筆下多。人物特性細節，書外的，也比書內多。據說，每次寫作故事前，狄更斯經常對鏡扮演劇中人物。自戀要昇華，藝術家非得如此。

把古老的說書技巧放在每一個新的時代，像旅程也像遊記。它可塑性甚高，加入歌曲、音樂甚或角色扮演，可以由作者也可以由其他著名人物加入聲演。公開聲演自己的作品，在當時，是超越常規的不羈想像。而且，狄更斯對表演的框架，編排得有規有矩，往往花數以百計小時去綵排練習，經常對鏡自說自話。上了台，他手拿着的書，每每在開始時合上，臨場即時增刪，但絕對不是即興玩意。

現場聲演，不止於獨白，也像是對觀眾讀出的情書，狄更斯說：「那是我對一本書的重新演繹，用新的方法，揉扭內容。跟你交流，無論什麼方式，在於我，都是出於愛，心甘情願的（for me to commune with you in any form is a labour of love）。」

Henry Mckenzie指出，作者定期表演，令他關切讀者當下生活感受，共鳴的語言，親暱的自由，友好的感覺，一一向讀者表達。在書裏，在舞台上，作者渴求心靈陪伴；私人書房，公開的舞台，都是他跟讀者接觸的神聖地方。

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的聲演，狄更斯刻意用簡單的舞台設計，不用戲服及道具。到底，一個小說家演繹筆下原著情節，有何意義？我認為，把故事以朗誦、聲演形式表達，是文字再深層次的唯美表達，最具靈魂的，莫過於作者親自向觀眾訴說自己筆下情節和人物。文字與聲演變成作家的雙重原創性，作者像上帝一樣，掌管一切，讓觀眾毫無疑問的着迷於那獨一無二的創造者，於作品、於觀眾，作者，都是唯一的。

「A Tale of Two Desks」是個好題目。首先，在精緻寫作的基礎上，聲演跟即興表演不同，全部經過作者排練，就是讀本，也不斷修改。口中人物成了台上的中心，觀眾投入聲演者的情緒之中，演員、聲演者及作者，三合一。從1853年至1870年，狄更斯演出420多場，最初於伯明翰表演，都是慈善的，至1958年開始，成為了利潤豐厚的商業活動。

整個社會都因他崩潰了

到底這是不是恰當？狄更斯是一個熱愛舞台的作家，不少研究學者都知道，狄更斯有極豐富的舞台經驗及能力。當年錯失遴選之後，他寫了6個劇本，也是演員、導演及監製。投入聲演，似是順理成章，因為，他根本是個舞台上的人。以兩小時向兩千觀眾說話，在極具戲劇效果的表演中，狄更斯天賦的扮演能力，無論表情及聲音，都能令觀眾忘記他是作者狄更斯。在內容上，因為關注社會、教育甚至監獄改革，他的作品，極能反映現實，在舞台上重新得到生命，直至朗讀完畢，對多數觀眾而言，他絕對不是孤獨的表演者，整個社會都因他崩潰了。

不想說再見，希望讀者懷念他，作家手上一本書，猶如給讀者的信。如此感覺，如此希望，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地，為觀眾特定的表演，完美身影置身讀者面前。他自許表演完結以後，一個月、兩個月，觀眾仍會非常的懷念作者、那位聲演者：「過去的短短數月，那令他們快樂，令他們感到趣味盎然的原紙上人物，將更令他們悠然懷念。」

狄更斯渴望觀眾的愛和養分，來捧場的、簇擁他的，令他興高采烈如巨星前行，作者與讀者關係也提升到另一層次，同時，也耗盡他的精力。在國內巡迴演出，把書中情節剪裁成表演的讀本，怎樣表達，怎樣接收，怎樣的台上設計，聽眾跟他建立親密關係，也是拓大讀者群的方法，觀眾成了即時表演的見證及評論人。「我把自己撕成一片一片」，這是說聲演的剪裁，也是說他的人生。他渴望在台上表演眾多人物生相，也因如此，這種勞累、完美塑造的虛幻世界，把他的健康無可逆轉的摧毁了。

總有屬於自己的大磁石

聲演千錘百煉，令狄更斯承受巨大壓力。燦爛的生命，在脆弱的身體上燃燒，互相牴觸，這就是生命的高峰與低迴，矛盾與張力，人生如戲，事必如此。正如狄更斯筆下的A Tale of Two Cities主角Charles Darnay，為何要回去巴黎，一個他必定會入獄的地方？這一種悲劇人物，之所以注定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世間上的我們，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大磁石，無法抗拒，縱然悲劇要發生，船上每一口釘都要鬆脫，把你淹死，但你依然心甘情願上船。

狄更斯的真實人生，也有一塊不能抗拒的磁石，即使健康日漸變壞，他依然繼續巡迴美英做小說聲演，管那是對自己的懲罰性、毁滅性行為，他依然必得如此。人生與戲，誰可操控？A Tale of Two Cities主角Charles Darnay，在荒謬不義的現實中，狄更斯一手讓他從悲劇人物角色走出來，換了慷慨赴義的律師Sydney Carton，代他受死，成人之美。

"I could not believe it to be you. I can scarcely believe it now. You are not"—the apprehension came suddenly into his mind—"a prisoner?"

"No. I am accidentally possessed of a power over one of the keepers here, and in virtue of it I stand before you. I come from her—your wife, dear Darnay."

The prisoner wrung his hand.

"I bring you a request from her."

"What is it?"

"A most earnest, pressing, and emphatic entreaty, addressed to you in the most pathetic tones of the voice so dear to you, that you well remember."

The prisoner turned his face partly aside.

"You have no time to ask me why I bring it , or what it means: I have no time to tell you . You must comply with it—take off those boots you wear, and draw on these of mine."

想當舞台演員

終成文學巨匠

原想當舞台演員，最終變為大文豪，這一個劇本，到底是上帝拉動玩偶的繩子，還是生命演員自我創造的命運？ 小說與人生，終究不同。在整體生命裏，Dickens能集記者、小說家、及公開說書人的身分於一身，但最終的結局，從來沒有人，包括他，能夠為自己定稿。

一個人，兩種傳奇，由狄更斯完美演繹。聲演，是小說出版的另一方式，由作者直接交付讀者。狄更斯親自裁剪聲演內容，讓後人更了解他在世最後20年的重要想法及價值觀，也換來最後約10年寫作生涯，只能寫出3部作品。讀者仰慕，門票收入利潤，或許就是他不能抗拒的原因，縱然身邊很多人叫他煞停，但終究是不能自拔。

「躺在地上。」這是他中風昏迷前說的話。按Andrews教授說，他1870年死時，財產達93,000英鎊，約一半由公開聲演掙回來。

（作者簡介：曾任職記者17年。2016年成為獨立記者／寫作人後，出版了人物專訪結集《見字如見人》。現於Patreon建立個人平台「WriteHouse 寫字為家 冼麗婷」，繼續發表文章以及她採寫的長篇連續聲演故事《波斯尼亞小鎮大廚》。詳見patreon.com/SinLaiTing）

文•冼麗婷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電郵•literature@mingpao.com

悼：敬悼一行禪師

 

【明報專訊】周五傍晚（香港時間周六早上），得悉一行禪師圓寂，倒沒有錯愕之感。畢竟，一行禪師已近期頤之年，而三年前也曾讀過《時代雜誌》誤報禪師病危的消息。今聞噩耗，慨嘆無常之餘，亦藉此時際反思禪師教法、整拾身心融入「正念」（mindfulness），體悟生活中的禪意。也許，一行禪師期許世人此刻感受的，正是這份由「正念」帶來的內心平靜，而不是被無明蒙蔽的哀傷焦慮。

今天於書局見到的一行禪師著作，大都以「正念」為題，但他帶給世界最深遠的影響，卻在於「承擔佛教」（Phật giáo dấn thân）的推廣。禪師將之譯作法語「le bouddhisme engagé」及英語「Engaged Buddhism」，強調佛教與社會息息相關的入世一面，故於華文世界亦常譯之為「入世佛教」。這份「入世」的領會，卻是得來不易。禪師提到越戰期間，他與其他僧侶於佛寺禪堂之內，聽着寺外的炸彈爆炸的隆然巨響、受傷受驚者的倉皇呼號，根本無法靜心禪修，由此立志發心把禪修化作行動，身體力行地以解脫眾生的恐懼與痛苦為務，並創立「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通過佛法帶領年輕人投身社會運動，以服務大眾。

入世修行 服務眾生

禪師與他的追隨者，秉持這份渡脫大眾危難的承擔，四出救援街上傷者、帶領難民乘坐顛簸小船於大海逃生等，需要無比的勇氣和慈悲。尤其越戰期間，南北越的軍人與民兵若見這些僧人救助的傷者不屬自己派系，自然認為他們來自敵對陣營。這種不分南北的人道工作，讓他們踏上兩邊不是人的危險境地，隨時招來收監或殺身之禍。但一行禪師為行動賦予的，卻是佛家的慈悲精神、不落二元對待的智慧。他經常教導弟子：真正的「敵人」，是貪愛、瞋恚、愚癡、狂熱、歧視；若承擔這救援工作而受到殘暴對待，應修持大悲以原諒那些傷害你的人，即使受着壓迫、侮辱而死，仍不枉為佛子。

這番教誨，固然帶有矢志殉道的宗教語境，也許對於非教徒而言，理想主義的味道太濃，實際效益卻欠奉。但一行禪師親身示範的，並非尋求任何實際的或世俗的「勝利」。相反，他屢屢開示世事環環相扣、互為因果，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只有輸家的景况。這種「不實際」的入世修持，修的是內心。解脫內心牢執的怨恨、恐懼、憤怒、暴力，才是對禪修、對社會、對世界的承擔。

戰火中倡和平

一行禪師於六十年代中葉，應和解聯誼會（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之邀到美國各地展開游說工作，向政府官員、主流媒體、宗教領袖、普羅大眾等宣揚停戰訊息、講述越南人民於戰火中遭遇的苦難，卻遭遇到不少反越戰的民眾謾罵，讓他深切體會到所謂的「反戰運動」，原來也可以充滿憤怒和暴力。由此經驗，更鞏固了一行禪師的理解：唯有安寧的內心，才能建構出和平的世界。佛家的正念修習，恰是導引習者進入平靜狀態的途徑。

這邊廂一行禪師於國外致力斡旋，另一邊廂北越統一南北後，卻認為他在外「唱衰越南」而吊銷其護照，令他開展了流亡生涯。於此期間，禪師撰作不斷，不論是從政治與文化角度評述越戰的《越南：火海中的蓮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抑或詩作《請以真實之名呼喚我》（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等，都受到廣闊的傳閱、高度的關注。一行禪師的慈悲理念與正念修持，感染力漸漸遍及全球。他訪問各國時所作的演講會或禪修營，往往千人簇擁、座無虛席。「入世佛教」也成為東南亞各國於六十年代以後，為各種利用佛法解決後殖民時期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運動統稱。八十年代以後，不論佛教於北美和歐洲的面貌、佛教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近代正念修習的興起等，無一不是受到一行禪師「入世佛教」的啟發而發展。

慈和簡樸 感染世界

我對一行禪師最深的印象，來自紀錄片Peace is Every Step （片名取自禪師的一首同名詩作）。其中一幕，講述禪師於八十年代引導一批美國退役軍人作禪修，以幫助他們走出戰火陰霾，從創傷後遺症中得到療癒。當中受訪的軍人，淚流滿面，因自己於越南殺害的是禪師同袍、無情砲火猛烈轟炸的是禪師家鄉，而慈悲照料他們從憂鬱、自責、憤慨等負面情緒康復的，竟然也是這位禪師。這份身教，比任何文宣或傳道，都來得遠為深刻和動人心魄。

一行禪師經常自稱為「simple monk」。無疑，這位禪師從不標榜自己證量、也不是什麼活佛轉世，圓寂之時亦未見有「大地六種震動」。禪師的「simple」，是簡樸、入世、貼地、謙卑。相比二戰期間鼓吹如何以武士道精神殺敵的得道禪僧，或高舉民族主義而煽動戰爭的高僧國師，一行禪師的「simple」便顯得尤為可敬。於社會嚴重撕裂的今天，回看禪師一甲子前對不靠邊站的堅持、對青少年的呵護，感觸尤深。

禪門之內，有禪師閉門考核弟子的傳統，然一行禪師卻沒有這道門。他以佛法感染的，並非個別親信弟子，而是全世界。佛家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好由一行禪師完美示範。

文˙邵頌雄

* 一行禪師

一行禪師

【明報專訊】在國際社會享有盛譽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昨日（22日）在故鄉順化的慈孝寺圓寂，享年95歲。他畢生推動入世佛教，宣揚「正念」禪修，最為人所知事迹為越戰期間奔走歐美，游說各國協助越南停戰。這位和平主義者自1960年代起在國外流亡多年，1980年代起在法國開設「梅村」禪修中心，直至2005年才獲越共政府批准回國弘法。一行禪師2014年嚴重中風，到2018年獲准重返慈孝寺安享晚年，但生前仍受當局監視。

國際梅村入世佛教團體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創辦人一行禪師在當地時間22日凌晨零時於慈孝寺「安詳圓寂」。該寺將以「安靜祥和」的方式，舉辦為期一周的喪禮。

邊修行邊助受戰火蹂躪同胞

一行禪師俗名阮春寶，1926年10月11日生於越南順化市，「一行」是其出家後的法號。據其晚年所述，他在大約7歲時看到一本佛教雜誌封面的佛陀坐像，萌生「想要和佛陀一樣平靜」的出家念頭，到16歲在慈孝寺接受剃度，1950年代初投身越南佛教復興運動。

一行禪師很早就有改革出家人遠離塵世的觀念，盼將佛教融入民間生活，到1950年代中期越戰爆發，他決定一邊在寺廟修行，一邊協助受戰亂之厄的同胞，他後來提倡的「入世佛教」主張亦由此起。他在西貢大學修習科學學位，是該校首名就讀非宗教學科的比丘，到1960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赴美就讀及講學「比較宗教學」。

及至1963年，一行禪師回到飽受戰火蹂躪的越南，與僧侶一起反戰、推動南北越和解。其間曾有僧尼自焚抗議的爭議事件，他多年後受訪否認那是自殺，稱之等同耶穌被釘死，是盼訴求被聽見、出於愛而非絕望的行為。

說服馬丁路德金反美介入越戰

1966年5月1日，一行禪師從真實禪師接受傳燈，獲予慈孝寺住持名銜，成為越南臨濟宗第42代傳人。約10日後，他即展開外訪，奔走歐美游說協助越南停戰，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說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公開反對美國介入越戰，該名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更極力支持將1967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一行禪師，但當年獎項最終懸空。

一行禪師此後屢被南、北越政府拒絕入境，只能在外發表反戰演說，租船拯救投奔怒海的同胞，並以和平使節身分到巴黎參與會談。即使1973年停戰協議《巴黎和平協約》達成，一行禪師仍被迫流亡在外。他自喻為被趕出蜂巢的蜜蜂，「我看見共產主義者與反共主義者互相廝殺，因為他們彼此自認為獨攬真相。我的吶喊被炸彈、迫擊炮、喊叫聲所淹沒」。

儘管如此，一行禪師在國外一邊反戰，一邊宣揚佛學，尤其是自創「入世佛教」概念，並將「正念」理論帶到西方，成為達賴喇嘛以外另一位廣受西方敬重的佛教僧侶。他1982年起在法國西南部波爾多的郊區創立修行道場「梅村」，並已發展成歐美最重要的禪修院，亦在香港等多個地方開設分部。他曾發表過百著作，涵蓋佛學論述以至詩集、小說和戲劇等，包括代表作《橘子禪》、述說佛陀足迹的《故道白雲》和個人日記《芬芳貝葉》。

獲准故鄉享晚年 仍遭監視

一行禪師2005年終獲越共政府批准回國弘法，其追隨者一度獲保祿市的般若修院收留，但在一行禪師呼籲河內當局停止對宗教的控制後，2009年起即被逼遷。一行禪師2014年中風，右身癱瘓及不能說話，4年後如願獲准重返慈孝寺渡過餘生，但據報當局一直在寺外監視。

 悼：敬悼一行禪師

 

物理巨人留給後世的智慧

【明報文章】2017-11-01

很多人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喜歡關上門做研究、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就算被迫要說話，也不擅辭令。但其實也有不少例外，那位說過經典金句「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牛頓是其中一位，而愛因斯坦是另外一位。

上周二10月24日，在耶路撒冷一個拍賣會上，愛因斯坦寫上金句的兩張字條分別以156萬美元及24萬美元成交，一時間成了舉世佳話。

字字珠璣的愛因斯坦

為何會有這兩張紙條呢？話說1922年愛因斯坦前往日本東京演講，下榻帝國酒店。當時他剛被通知將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名氣漸盛。一名當地信差為他送信，未知因他沒有零錢還是其他原因，他沒有給小費，但又不願信差空手而回，於是在酒店信紙上寫下兩句格言當作小費，並對信差說「如果你夠運，日後這些字條的價值也許會比普通小費更高」。

他用德語在兩張紙上分別寫上兩段格言，其中一張寫上「恬靜簡樸的生活，比營營役役地追求成功更為快樂」，另一張則寫上「有志者，事竟成」，為這名信差送上自己的人生智慧。

時至今天，愛因斯坦當日的預言成真，這兩張字條真的抵上萬金。

其實，這位物理學巨人確是字字珠璣，傳世的佳句和智慧又豈止於此。

第四次大戰將會用上木棍和石頭

例如他其中一句流傳最廣的金句就是：「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上什麼武器，但我知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戰，將會用上木棍和石頭。」（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這番話是用來諷刺，當世界各國爭相發展原子彈、核子彈，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將演變成一場玉石俱焚的戰爭，人類文明也將被毁滅，結果要倒退到從零再開始，因此人們也只能像原始人一樣，用木棍和石頭這些原始武器來打仗。從這番話可以看到他的睿智。

在今天因為朝鮮問題而讓舉世核戰戰雲密佈的時候，這番話尤其警世。

科學與政治的分別

事實上愛因斯坦不單是一個科學家，他對政治亦屢有洞見。

他說過「政治比物理複雜」（politics is more difficult than physics）。在回應一本企圖反駁相對論、叫《百位名家反對愛因斯坦》（A Hundred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的書時，他更瀟灑地留下了一句：「哪用100個？如果我真的錯了，只需一個人指出便已足夠。」（Why 100? If I were wrong, one would have been enough.）

或許這就是科學與政治的分別。

當執政者犯錯後，有人清清楚楚地指出，卻仍然不足夠，最後仍要看看有多少人上街、選舉時有多少選票。而今天的香港和中國更為可悲的是，我們連上街和選舉都沒有用，政府就是可以無動於中。我們的政治就是可以不講道理。

民族主義是病態和污點

愛因斯坦對獨裁統治和民族主義都提出過尖銳批評。

他批評：「東方共產主義的一個強項，就是如同宗教一樣，點燃起人們的宗教感情。」（One strength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the East is that it has some of the character of a religion and inspires the emotions of a religion.）

在今天領導人被全方位「肉麻」地吹捧，個人崇拜又在復辟，人前人後「開口埋口」言必「核心」的中國，確是讓人想起一些文革時狂熱的宗教式情緒，正在死灰復燃。

愛因斯坦又批評：「民族主義是一種原始的病態，也是人類的污點。」（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sickness. It is 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他說：「國際秩序的最大障礙，就是過分膨脹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時常被誤用的愛國主義。」（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hat monstrously exaggerated spirit of nationalism which also goes by the fair-sounding but misused name of patriotism.）

在人民普遍對共產主義已經理想幻滅，官方企圖以民族主義取而代之來作為維繫民心和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走中國特色的強軍之路」等口號每天鋪天蓋地宣傳時，愛因斯坦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實在有如暮鼓晨鐘。

他說自己的政治信念是：「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人民，而非人民的存在是為了國家。」（The state is made for man, not man for the state.）

究竟是「沒有國哪有家」，還是「沒有家哪有國」？建制派和民主派曾經為此激烈爭拗過。其實大半個世紀以前，這位物理學巨人已經給了他自己的答案。

自由寬容之處是吾家

所以愛因斯坦說，若然有得揀，他只會選擇留在一個有政治自由、寬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As long as I have any choice, I will only stay in a country where political liberty, tolerance, and equality of all citizens before the law prevail.）。

我想，這也是今天為何香港又再次愈來愈多人想移民的原因。

科學與信仰可以相輔相成

另一方面，雖然愛因斯坦是一個科學家，但他卻從來認為科學與信仰並不相衝突，反而可以相輔相成。他說過：「單有科學而沒有信仰，那將會是殘缺的；同樣，單有信仰而沒有科學，那則會是盲目的。」（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他相信，物理世界如此錯綜複雜但卻能夠井然有序，是因為上帝自有安排：「上帝不會和宇宙玩骰子。」（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什麼是相對論？

愛因斯坦認為，所有物理學理論，撇開數學公式，都應該能夠轉化成為「就連小孩都能了解」的簡單陳述。

那麼他是如何描述其招牌理論「相對論」的？

他說：「把你的手放在熱燙的火爐上，一分鐘就像一個鐘頭；但相反，與一位漂亮女孩同坐，一個鐘頭就像一分鐘，這就是相對論。」（Put your hand on a hot stove for a minute, and it seems like an hour. Sit with a pretty girl for an hour, and it seems like a minute. That's relativity.）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鄭秀文靠信仰再站起來 錯誤價值觀引致抑鬱

【明報專訊】2017-10-02

鄭秀文（Sammi）近日於節目《恩雨之聲》親述自己走過抑鬱症之路。節目主題「唯獨祢是不可取替」，Sammi直指以前的價值觀很錯，將人生最大寄望放在唱歌、演戲的事業上，家人發生事或有病，她也沒時間關心。她誤解在事業上有成功就代表一切，自己的自信就來自這種成功，但原來去到一個階段，這種成功已不能令她快樂，反而變成壓力，後來才發覺自己出了問題。Sammi稱2005年她帶着很多抑鬱心情演出電影《長恨歌》，現在說來也對導演感到抱歉，她以為自己可克服，甚至強忍到拍完為止，但身體狀况已達到崩潰地步，心中存在很多抑鬱；感覺最恐怖是她找不到人生希望，當時更要返港休息，卻在家中樓下撞到一班基督徒女性朋友，邀請她返教會的查經班，感到上帝有預備之餘，讓她經歷感覺有如重生，她跟自己說：「我必須再站起來，面對我自己及這個世界。」

花10年向父母傳福音

她自言過往性格剛烈，不懂謙卑待人，所以有花名「臭四」，原來肯道歉很重要。

Sammi又透露於2007年向父母傳福音，希望父母能和她有共同信仰，花了10年時間，到今年初父母受浸，那一刻作為女兒的她很感動。

娛樂組

「巴基斯坦德蘭修女」一生奉獻痲瘋病人

【明報專訊】2017-08-15

被譽為「巴基斯坦德蘭修女」、「門塔霍皮爾天使」的普福（Ruth Pfau）修女把大半生奉獻給麻風病人，使數以萬計患者重拾尊嚴。87歲的她上周四因年邁病逝，本周六將獲巴基斯坦國葬榮譽及按其遺願安葬於卡拉奇。巴基斯坦總理阿巴西聲明說：「普福縱然生於德國，她的心卻與巴基斯坦同在。」

德國人普福修女國葬長眠巴國

普福1929年9月9日生於萊比錫中產家庭。二戰後蘇軍進佔東德，一家人投奔西德。她照顧過傷兵和難民，孕育習醫興趣，1949年起先後在3間大學學醫，專長婦科。由於經歷戰爭與醫院見聞，她想為人道關懷作貢獻。1956年她不顧父親反對，到巴黎加入一個女修會。她說﹕「我知道我的人生屬於人道，我要結束苦難。」

因緣訪巴國 見病人「爬入診所」留下

她29歲獲派往印度分會，因簽證問題滯留巴基斯坦卡拉奇，並獲邀造訪貧民區門塔霍皮爾（Manghopir）瑪麗．阿德萊德麻風病診所（Marie Adelaide Leprosy Clinic），深受震撼。她憶述：「促使我決定留下來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年輕帕旦人（普什圖人）。他用雙手雙腳爬入診所，被視為理所當然，彷彿人人都應該手腳沾滿泥垢，像狗一樣爬到那裏的。病人被離棄，受疏遠，得不到任何醫療，沒有人際交流。當我見到那種種，人生也改變了。」當年罹患麻風病被視為神的懲罰，連血親都會棄之不顧。

免費治病 培訓醫護 辦孤兒院

普福開始鑽研麻風病。1960年回程便決定長留卡拉奇及着手整頓瑪麗．阿德萊德診所。她一邊醫治和照顧患者，一邊爭取德國等西方的支持和捐助，使那用生果箱搭建的簡陋診所發展成一間正規醫院，提供免費的全面治療、康復和社工服務。她多年來培訓醫療人員，開設治療中心，也開展教育工作，打破社會歧視和恐懼，使巴基斯坦的麻風病例持續減少，世衛1996年宣布當地麻風病受控。全巴基斯坦157間瑪麗．阿德萊德麻風病中心救助了逾5萬名患者。她亦有辦孤兒院及貧民中心，以及在冷戰年代深入阿富汗許多地方贈醫施藥。她近20年仍積極參與地震、水災等救死扶傷。

普福會用不流利的烏爾都語給患者講笑話、倚樹下編織、給患者分派食物，患者都尊稱她「Amma」（媽媽），曾獲頒「亞洲諾貝爾」麥格塞塞獎。

明報記者 何麗玲

蔡子強：He is the Force

【明報專訊】2016-04-28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外篇．山木》

2000多年前，莊子已經告訴我們，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

調查報道的幕後英雄

很多人都知道，揭發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報道，是調查報道的始祖與典範。

兩位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起初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衝亂撞，例如，他們起初手上只有一個名字「Howard Hunt」，那就什麼與他有關聯的都不放過，甚至包括他在白宮圖書館的借書紀錄。後來，他們又追查爆竊者的戶口紀錄，追查支票和金錢的流向，從而順藤摸瓜地追查爆竊者的上線，但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記住那是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例如當你知道簽發給爆竊者支票上面簽發者的名字，下一步，你可能便要打開厚厚的電話簿，搜索這個名字，再逐個同名同姓的打電話去碰運氣。

就是如此，兩人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一星期工作7天，長年累月如此，結果締造了一個報業的傳奇。兩人後來接受訪問時反覆指出，他們之所以能夠揭穿真相，在於願意花上大量心力在浩如煙海的零碎資料中，不嫌大海撈針，鍥而不捨，抽絲剝繭。

但今天我想談的，不是這兩位記者。兩人的投入、毅力和膽識，固然令人動容；但其實同樣功不可沒的，還有背後一個人，那就是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

好的總編輯為前線記者遮風擋雨

這位總編輯，一方面，放手讓兩位年輕記者去幹，而另一方面，更以他的深厚經驗肩負把關的角色，以防出錯，那就會被政府抓到小辮子，把《華郵》報道的公信力藉機摧毁。當中如何拿揑平衡，考的就是功力。

當時兩人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一往無前的年輕記者。如果沒有資深的前輩，在他們背後把關，在適當時候收一收韁，兩人隨時會因為急於求成而累事，連一些不太成熟以至錯誤的報道都出了街先算。要知道當時尼克遜政府對《華郵》恨之入骨，恨不得抓到他們在水門事件報道上的失誤和錯處，以把這份報章的公信力來個迎頭痛擊，徹底摧毁。這愈發突出布拉德利這位總編輯的角色和重要。

伍德沃德憶起布拉德利時說：「他的存在，就是一股力量。」（He was a presence, a force）布在採編流程中，永遠扮演把關以及質疑者的角色，永遠提出反詰，永遠提醒伍是否已經做足查證工夫。伍說當時最怕聽到的，就是布的那一句：「後生仔，這段新聞你仍未做足工夫讓它可以出街。」（You don't have it yet, kid）

除了把關得宜之外，作為《華郵》的總編輯，布拉德利的另一功勞，就是頂住如山壓力，讓兩位記者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採訪水門事件。尼克遜政府曾試過以無數骯髒手段來整治《華郵》，差不多全面封殺《華郵》的採訪，例如：官員不會接受《華郵》的採訪；官員不會跟他們的記者、編輯吃飯交往；就算《華郵》打電話給政府，人家也不會回電；郵報的記者甚至不能參加官方宴會，哪怕是最資深的那位，只能在新聞室坐冷板櫈。但布的脊骨夠硬，就是不會為了政府的關照、為了換得政府放料，而以扼殺自己屬下的採訪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記者在前面衝，而這位總編輯卻在後面為他們遮風擋雨。

明報調查報道成功背後

為何要寫一大段布拉德利﹖因為，據《明報》人所說，上周突然被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而解僱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最欣賞的報人，就是這位《華郵》總編輯。

如果要說調查報道，我夠膽講，明報是全港芸芸眾多媒體當中做得最好的。

例如本周一，在香港報業公會的周年頒獎典禮中，明報偵查組所做的「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冲涼」報道，便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去年，在同一個頒獎典禮中，也是由明報偵查組所做的「權貴離岸公司調查」報道，以及「地政高官買地爭議」報道，分別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和亞軍。前幾年明報偵查組所做的唐英年及梁振英兩人的僭建事件，更轟動了整個政壇，改寫了香港的政局。上周三明報偵查組五大版的「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同樣在香港引起廣泛迴響。

能夠做出這些調查報道，那自然是記者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的辛勞工作成果。正如本周一陳星在明報編輯室手記所寫〈明報人〉一文中所透露，「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是靠偵查組記者埋首於浩瀚的文件堆中，不知日出日落、挑燈苦戰所做出來的。

但正如前述，如果記者後面沒有報館高層，為他們把關，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調查報道是不會修成正果的。而這些高層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姜國元。

潤物細無聲

明報的記者好友告訴我，阿姜出名好人，永遠與人為善，且十分信任同事，願意放手給他們幹，不會因為題材敏感而橫加刁難。另外，每次有重大調查報道出街之前，他們難免都會戰戰兢兢，生怕出錯，反招話柄，甚至遭人反撲。但每當想起有阿姜把關，大家心裏就會踏實得多，因為他們相信阿姜的經驗和判斷，如果他看過認為沒有問題，那就應該可以過關，大家可以放心。所以，阿姜無疑就是newsroom裏的定海神針。此外，他也為同事頂過不少壓力，守護編採自主。如今員工提出自削福利，也要省下資源給報館重聘姜國元，不會無因。

阿姜並不是作風高調的人，所以讀者或會對他感到陌生，但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對同事的提點和守護，潤澤了不同年代的明報人。

近日，看了阿姜眾多明報舊同事寫的文章，分享與他共事的經歷，例如：田心的〈安裕這個人〉、譚蕙芸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王明倫的〈姜國元的靦腆 安裕周記的慰藉〉、梁美儀的〈無裕不安〉等等。

這都讓我明白，只要阿姜在明報的newsroom，「He is the force」。

認真 反而會受到懲罰

布拉德利當年能修成正果，成了報業傳奇人物，也可以在《華郵》做到終老。但卻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可以這麼幸運，還要看他們活在怎樣的土壤上。

近日，讀到朋友區家麟的文章〈你認真，會受到懲罰〉，當中的一段：「抱持理想、敢說真話、堅守原則的人，在這片土地，會受到懲罰。香港，似乎再容不下一個安靜的編輯室，讓記者們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心裏不禁黯然。

就如莊子所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2000多年前，莊子就為中國人的命運寫下預言。

容我清清楚楚的再說一次，我認為以「節省資源」為由來解僱姜國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對於愛護明報的朋友來說，包括讀者和員工，都會認為阿姜是明報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安裕所寫的專欄，是很多讀者（包括我），每周都會追看的，也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明報忠實讀者的一大原因；而熟識明報員工的朋友也知道，阿姜是員工的精神領袖，幫大家頂過很多壓力，是報館運作的中流砥柱，是維繫大家士氣的定海神針。如果要為了節省那一點點薪水，而把他解僱，那無疑是捨本逐末，恕我無法接受明報管理層的說法。

不需權貴美言 只需手足肯定

布拉德利離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致哀說：

「對於布拉德利來說，新聞，不止於是一個專業，它更是我們民主運作的中流砥柱。」（For Benjamin Bradlee, journalism was more than a profession——it was a public good vital to our democracy）

「他成立了一個標準，一個誠實、客觀、一絲不苟的報道標準，就是這個標準，鼓勵了無數人投身這個行業。」（The standard he set——a standard for honest, objective, meticulous reporting——encouraged so many other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我不期望香港的特首，會有胸襟和識見說出這番話，去肯定我們一些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更相信，姜國元對此亦絕不稀罕；但我相信，阿姜離開明報後，記者留在他桌上的一紙感言：「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他在明報工作10多年的最大安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