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智障人士

【明報文章】同一天空下，社會一天一天如常運作，不幸倫常慘案卻接連發生。早前葵芳邨一名年近六旬的單親婦女，疑因患心臟病，同時又擔心日後未能照顧成年智障兒子，因此留下遺書與兒子燒炭輕生身亡。去年10月，鑽石山一名婦人因長期照顧一對患自閉症和智障的孖仔，不堪壓力下患抑鬱症，因而持刀向兩子施襲及自殘。去年9月，秀茂坪兩名50多歲的智障兄弟，因年長母親入院，最後因未能自理，疑餓死家中。

連串慘案，聞者心酸難過。惟上述僅是媒體有報道的案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實際個案估計更多、更嚴重。涉及照顧者的不幸事故似乎並非新事物，上述案件的共同點，均涉及照顧者需持續乃至終生在社區照顧智障殘疾家庭成員，涉及以老護殘、以殘護殘，當中還有以老護老、以殘護老個案。

究竟應該如何完善政策支援和服務，減少乃至杜絕悲劇不斷發生？

支援照顧者與被照顧者 同樣重要

人走到最絕望之時，方想到自尋了斷；無論是含莘如苦、養育成人的至親，抑或是相依為命的老伴，最終選擇了結生命，令人不勝唏噓。每宗案件的背後原因，或涉及個案背後個人獨特因素，但制度或服務上若能夠完善，某程度上或有助減少不幸事件發生。

年老及殘疾隨之而來的疾病和痛苦，衍生全方位的照顧需要。家中照顧者需全天候照顧，揹負這份終身責任，必然壓力如山。近年政府強調加強支援照顧者服務，早前亦設立照顧者熱線，向照顧者提供服務資訊，反映當局也正視問題。與此同時，對被照顧者的服務亦同樣重要。若被照顧的社群能夠得到適時支援，間接亦可減輕照顧者壓力。

智障人士社區服務質量不足

以中度或嚴重智障人士為例，他們的需要往往被忽略。根據現行殘疾人士復康服務，未成年智障人士可進入特殊學校接受教育及住宿服務，惟成年以後卻缺乏足夠住宿服務支援。對於可在社區中生活的殘疾人士，目前可使用日間照顧服務，包括庇護工場、展能中心或輔助就業等服務，惟名額非常有限。以庇護工場為例，過去3個年度名額均無增加，平均輪候時間長達14個月（2022/23年度）；展能中心名額亦一直僅有5800餘個。加上，庇護工場內一名社工要照顧近100名工場服務使用者，服務的量與質均未有明顯改善。

由於家人未必能夠全天候照料日常生活，有時候或需援手，照顧者可使用殘疾人士日間暫託服務，雖然近年名額幅度增長約五成，惟全港名額僅由2021/22年度的164個，增至2023年12月的235個，不少區域僅有單位數名額。而殘疾人士住宿暫託服務名額，全港亦僅422個；服務對象是所有社區中的殘疾者，包括智障人士及機能缺損長者，反映服務供應嚴重不足。

輪候十數載 需大增智障院舍

至於未能照顧自己的弱智人士，便要視乎其智障程度，入住不同類別的弱智人士院舍，包括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嚴重弱智人士宿舍、中度弱智人士宿舍、輔助宿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買位宿位。然而所有住宿名額均嚴重不足，同樣輪候者眾。以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為例，輪候人數逐年增加至約2800，2022/23年度輪候時間長達近13年；至於嚴重弱智人士宿舍，輪候時間長達逾14年（表1及表2）。這難怪在社區中生活的智障人士，其照顧者擔心自身他日離世後，留下智障者獨自流落社區、孤苦無依的悲慘情况。

儘管當局預計在未來兩年，中度及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服務將分別新增50和500個名額，惟名額有待進一步增加，以緩解宿位嚴重短缺問題。

精準識別 扶助以老護殘、以殘護殘

現屆政府強調精準扶貧，識別劏房戶、單親家庭及長者住戶為貧窮人口，以助脫貧；其他類別，暫時靠現有的政策／服務。但現有的部分政策／服務一直急待改善，需急起直追，完善大框架下的扶貧政策，因有些問題例如智障人士宿舍服務，一直嚴重缺乏，倘能夠加快支援，可減少加深貧窮問題或發生悲劇的機會。

所以，對於因病致貧的弱勢社群，政府要盡快主動且精準地識別社區中「以老護殘」、「以殘護殘」的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盡快改善服務，並分析全港各區需協助的社群人口，透過策動關愛隊和社福機構，持續向他們優先提供服務；更要訂立相應的扶助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扶弱績效指標（扶弱KPI），適時且到位地提供生活支援。

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扶貧委員會委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施麗珊]

港人為什麼貧窮，如何精準扶貧？

【明報文章】本月中，勞福局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遞交文件，內容是報告第五屆扶貧委員會自2023年1月成立以來的工作進度。政府自2021年後沒有再公布《香港貧窮情况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於2022年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重組扶貧委員會，探討應對貧窮的辦法，採用的是「精準扶貧」策略，初步針對的對象包括劏房戶、單親家庭和長者。

「貧窮線」到「精準扶貧」

應否訂立「貧窮線」的爭議，這欄過去多次討論，不再重複。必須指出的是：政府所以訂立貧窮線，最初的作用並非要宣揚政府的扶貧力度，或窮人數字降低了多少；而是透過統計分析，識別誰是香港的窮人？及他們為什麼貧窮？現在政府要「精準扶貧」，就是在「貧窮線」的基礎上，進一步達到扶貧目的。

現在沒有貧窮線報告，政府怎麼知道貧窮的成因？又怎樣選取「精準扶貧」的對象？筆者覺得政府是有做分析的，相信也參考了學者所做的有關研究。今年2月1日，香港教育大學的朱岳峰和周基利兩位學者，在《明報》發表了一篇關於香港貧窮的研究文章，題目是〈動態貧困數據：制訂長遠和精準扶貧政策的指南針〉。這是一篇運用香港貧窮大數據分析的文章，採用的研究方法未必為大眾熟悉，結論卻是市民普遍看得到的現象。

以下按照貧窮成因、扶貧措施兩方面，簡單介紹兩位學者的文章內容。

兩學者提出導致貧窮的因素和對策

據朱岳峰和周基利的分析，導致持續貧窮的因素有以下幾項︰（1）戶內有較多兒童和長者；（2）戶內有較少工作的成員；（3）戶主是女性或教育水平較低；（4）家庭居住於公共房屋或資助出售房屋。

兩位教大學者得出導致持續貧窮的因素，與過往同類研究的結論相近：（1）長者所以貧窮，離不開香港欠缺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2）如果戶中只有1至2名基層工作的成員，這戶容易成為在職貧窮家庭；（3）如果戶主是女性，尤其是單親家庭，她們為了照顧子女而留在家中，容易成為貧窮家庭；（4）如果住戶屬公屋居民，他們入住時已是低收入家庭，較高機會成為貧窮家庭。

比對領取綜援的住戶分類數字，可見教大兩位學者所得結論與現實相若——2024年3月31日的199,205宗綜援個案裏，一半以上領取綜援的原因是年老（111,633宗），其次是健康欠佳（27,855宗）、單親（20,192宗）、永久殘疾（17,104宗）。以上幾類住戶，多沒有工作的成員。

最近有人質疑，綜援使人「躺平」，因綜援金額高於一般工作所得。事實是，領取失業綜援的個案只有16,943宗，佔不到整體個案的10%，怎樣看也不能說綜援「鼓勵」市民不工作。

綜援的作用是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筆者多年研究貧窮問題，看不到市民會為了領取綜援而不工作；看到的倒是一些市民為了避免遭他人標籤「食綜援」，儘管連基本生活都無法維持，也不願申請。

綜合朱岳峰和周基利文章中的分析，與現在政府的「精準扶貧」對象，包括長者、單親家庭、劏房户（政府估算3類扶貧對象的人數分別是：長者555,300人，單親戶213,300人，劏房戶214,200人），可說不謀而合。

教大兩位學者還提出幾項精準扶貧建議：（1）改善經濟支援措施，特別針對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和長者，包括改善長者醫療服務、提高福利金額；（2）關注貧窮家庭成員身心健康的不良影響，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務，特別是成長中的兒童和青少年；（3）對於有工作人口的家庭，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幫助他們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4）提供技能訓練和職業發展機會。

以上建議切中時弊，與政府在呈交立法會文件提及的措施十分相近，例如針對基層家庭兒童的「共創明Teen計劃」、在各區設立「社區客廳」、加強社區支援服務等。不過，政府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的措施，總給人零碎的感覺，欠缺策略，效果似有若無。這樣，政府的扶貧工作可以怎樣改善？針對長者、低收入家庭及青少年的貧窮問題，筆者有以下建議。

合併長者綜援與長者生活津貼

一、長者扶貧策略方面，建議合併長者綜援與長者生活津貼，因為兩者的作用都是為了保障年長市民基本生活，而兩者的分別在於申請人的入息和資產限額。不過，申請時申報的入息和資產是會變動的，特別是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一旦他們的資產減少了，他們可能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綜援。換言之，政府仍欠缺一套保障年長市民基本生活的制度，令一些生活貧困的長者無法得到扶持。

長者貧困的另一個因素，是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政府近年積極發展基層醫療服務，並且針對長期病患長者，引入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總算踏出改革的第一步。不過，要做到「一長者一家庭醫生」，相信再過十年八年都無法實現。政府現在可以做的，是擴大長者健康中心和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範圍，減輕公立醫院壓力之餘，更可讓長者在區內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

本港實質工資有待改善

二、扶助單親和低收入家庭脫貧的策略方面，政府近年引入的措施包括最低工資、在職家庭津貼，及向輪候公屋市民發放現金津貼。低收入家庭所以貧窮，絕非因為有工作能力的成員不願工作，而是本港實質工資有待改善。到了今天，每月工資中位數仍然維持在2萬元左右，即380萬打工仔中，有一半人的收入在2萬元以下。若然住戶中只有一個成員就業，便很容易成為在職貧窮家庭。

為什麼香港的工資水平長期沒有顯著改善？原因是本港產業多年來倚賴金融和地產。李家超上任後積極發展創科產業，惟成果並非三五年可見。陳茂波今年發表預算案時也明言，現在能夠做的是提高旅遊業收益，甚至以每月放煙火去吸引遊客。但遊客是否願意多留港一兩天，看來除了多辦盛事，政府還要多做工夫。

解決兒童貧窮問題 首要改善住屋

三、兒童和青少年的扶貧策略方面，李家超推行的「共創明Teen計劃」，以及2022年底發表的《青年發展藍圖》，長遠對青年脫貧應可發揮積極作用。惟青年人能否得到合適技能訓練、畢業後能否找到「學有所用」的職位，還要看特區政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計劃所收到的效果，否則年輕一代接受了訓練恐仍欠上流機會。

在協助貧困家庭改善生活方面，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解決他們的住屋需要。試想：如果兒童住在狹窄劏房，他們的學業難免受影響、與家人的相處難免出現張力、個人情緒難免波動、對自己的前途難免欠缺自信。

政府對於解決劏房問題的決心，筆者絕對支持。近日有人批評公屋成為政府的沉重財政負擔。這樣的評論，是罔顧過去近70年公屋發展所得的成就。實情是公屋建設促進了香港工商業發展，公屋居民成為新市鎮的「開荒牛」，協助新市鎮建設，廉宜的租金使公屋居民的下一代有上流機會。因此，要解決兒童貧窮問題，首先就得讓他們有適當的住屋。

扶貧工作是漫漫長路，政府必須持之以恒。「精準扶貧」是在貧窮線上踏出新一步。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周永新]

幸福要多走一走

【明報文章】特首《2023年施政報告》提到「惠民生添幸福」，但在福利發展方面缺乏長、中、短期的發展，並沒有認真面對弱勢社群的困擾及需要，要畀分就是不及格。

精準扶貧並不對焦

施政報告提到精準扶貧，政府識別了3個群組，即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和長者住戶，但香港還有其他貧窮人口，例如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少數族裔、新移民、露宿者等，這些扶貧對象似乎被忽略了。另外，精準措施也缺乏說服力，例如政府會推出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為劏房住戶提供額外生活空間，但這除了提供生活空間外，如何達至扶貧的效果，甚至有脫貧結果？

另外，政府會動員關愛隊探訪或接觸獨老和雙老家庭，因應其需要提供援助。當然，社區更多人關懷社區長者是好事，但探訪後如何提升長者的生活條件？具體支援服務如何配合、機制如何？扶老不是探了就是做了。

特區政府套用內地精準扶貧的標籤，但缺乏內地對扶貧工作的決心。國家在扶貧工作上有具體目標及時間表，但我們看不見特區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有清晰的目標及時間表。

照顧者未受充分照顧

施政報告提到如何改善照顧者支援服務不多，比較實在的是擴展暫託服務，讓照顧者短暫休息或處理私務。但照顧者除了緊急支援外，還需要經濟支援、社區支援、職場支援。

照顧者面對的照顧工作是一年365日、一星期7日、每天24小時全天候。不少照顧者到了心力交瘁，容易釀成家庭慘劇，所以政府首先要有效地去識別那些高危家庭，包括以老護老、以老護殘、精神病患者家庭、長期病患者家庭等，以個案經理模式跟進高危家庭，避免不幸事件發生。

另外，一直以來我們都要求政府成立以照顧者為本的地區支援中心，以識別高危照顧者，提供輔導服務、朋輩互助、照顧知識技巧培訓、公眾教育等。可惜施政報告並沒有社福界的多年建議。

殘疾人士服務供求失衡

殘疾人士服務長期以來都面對嚴重供求失衡的問題。殘疾人士輪候宿舍要等10多年、殘疾人士就業機會不多、特殊學校學生畢業就等於失業、庇護工場的工作要與時並進等——施政報告只是輕輕帶過這些長期問題。

在增建殘疾人士院舍方面，施政報告只提到會鼓勵發展商在其項目中興建和營運殘疾人士院舍，而鼓勵並不夠積極，相當被動，政府也不能說明未來5年、10年將會增建多少宿位。現時政府得到更多土地去興建公屋，即是政府有更多可用土地建公共設施，絕對有條件去興建更多殘疾人士院舍，政府有什麼具體計劃呢？

至於殘疾人士就業，政府未能做到以身作則。近年政府聘用殘疾人士佔比約為1.5%，我們要求是2%以上，從而影響其他公營機構、大型企業等都能增聘更多殘疾人士，建立一個共融社會。

特首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以結果為目標」，意思是政府需要落實相關措施，取得預期的結果，以解決民生憂患，但細看今年的施政報告的福利措施，交的功課很少，基層市民並沒有明顯提升生活條件，沒有得到更多的幸福感覺。政府在福利服務上，要多走一步。

作者是新思維主席、立法會議員

返工唔係為搵錢？

【明報專訊】最近網上討論區「連登」有個熱門帖文，名為「高學歷躺平你問我答」，開帖的「樓主」自稱擁有雙學士學歷，打兩份「頹工」，做便利店店員及保安，大家羨慕不羨慕？有個回應令人失笑，說在香港真慘，躺平都要打兩份工。勞福局長孫玉菡近日為最低工資調升至40元被評為「低過攞綜援」解畫，提出大哉問要大家想想，人究竟鍾意定唔鍾意返工，「返工唔係淨係為咗搵錢」，又招來另一番議論。在反省人生之前，不如反省機制，有無得複雜問題簡單化，設一條方程式去調整最低工資？

從年輕人角度出發

先回顧一下前文後理，孫玉菡這番言論是在港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提出的，主持當時討論最低工資，提及樂施會計過條數，最低工資以每月打工26日、每日8小時計算，比二人家庭綜援所得更低，問最低工資會否無助鼓勵工作意欲？孫玉菡回答：「大家要理解，最低工資第一，你不一定返8個鐘，有些人返更長（時間）；第二，過去咁多年，我們都有盡一些辦法鼓勵人返工，如在職家庭津貼，你都可以攞埋，加上政府其他補助款額，我覺得返工的收入是可以維持生活。有一點大家都要諗，其實人究竟係鍾意返工定唔返工，返工唔係淨係為咗搵錢㗎嘛，返工對一個人精神面貌、健康都重要，你見香港好多人都好有骨氣，佢會同你講，我都接觸好多，佢寧願做嘢，唔想攞社會福利，佢覺得咁自己更有人生價值，可以貢獻更大。」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研究助理教授梁仕池就不太同意：「我哋唔係好市儈話返工只為咗錢，但工資是很重要。」「星期日生活」去年10月曾報道嶺大團隊發表關於青年貧窮問題的研究報告，學者透過訪談發現受訪者非但沒躺平，而且工時長，失去對生活的掌控能力，甚至錯失與家人過節的時光；團隊繼續研究下去，就是跟年輕人談錢。

「一餐飯」夠唔夠使？

讓梁仕池感覺深刻的是，很多受訪者都把理想的最低時薪形容為「一餐飯」，「另一點是他們會儲錢，絕大部分受訪者不論在做兼職還是全職工作，（儲錢是）為了想進修、應付預計但未出現的問題如醫療等」。團隊在去年11月至12月向253名18至29歲的青年作問卷調查，了解他們的每月開支，計計膳食、租金、醫療等支出，平均每月花16,789.01元，加上儲錢，研究以此計出以下3條數，提出香港青年要過較為體面及維持現有水平的生活，時薪介乎80.72至92.82元之間：

1. 不計教育開支(平均約1900元)及應急儲備金(以支出15%計算,即約2500元):

時薪=(14894.47元÷26天÷8小時)=71.61元

2. 不計應急儲備金:

時薪=(16789.01元÷26天÷8小時)=80.72元

3. 計入應急儲備金:

時薪=(19307.36元÷26天÷8小時)=92.82元

是否應以此為最低工資水平？嶺大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助理徐文傑說：「我們不特別爭拗這點，而是從年輕人角度看生活。」團隊嘗試從不同角度來計數，為政府提供參考的方向。

孫玉菡在同一個訪問中提到政府將「好快發出邀請」，要求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檢討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作出建議，勞工組織有呼聲將現時2年1檢改為1年1檢，孫強調委員會工作是「以數據為本」及需要做大量諮詢工作，「根據實質經驗好難1年做晒」。

翻查委員會2022年10月公布、為40元拍板的報告，多番強調討論恪守「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不過亦有保密原則：「委員一致同意將研究和討論過程保密」。細看報告得知，委員是據4個範疇分析，包括「一系列指標」、公眾及相關組織意見、其他相關考慮因素，以及影響評估。

在4個範疇之中，與數據分析關連不大的是諮詢公眾及相關組織意見，委員在2年期間分3個部分來做：2021年9月有2日諮詢99個低薪行業相關組織、2022年4月底起為期6星期蒐集公眾意見，至6月再用4日分14節會見114個組織。至於另一範疇「其他相關考慮因素」亦是一些「未能完全量化的相關因素」，就業意欲是其中一個，還有提升僱員生活質素、因工資上升引致的額外成本等。

40蚊之謎

與數據有關的呢？首先是「一系列指標」，在報告中詳列主要由政府各部門提供的資料，如本地生產總值、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職位空缺數目等，委員按此分析經濟狀况，如從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得出2021年初勞工市場情况嚴峻，後持續改善等。最後在「影響評估」範疇，有仔細介紹評估方法，將36.5元至44.0元每隔0.5元設一個測試水平，即共16個水平，再放入2023年上半年4個經濟情景假設，分別是按年經濟增長4%、1.5%、-1%及-3.5%，來看每個情景下對僱員、企業、失業率、通脹的影響。

工作流程也有講明，兩年之間，委員會除了有6日諮詢各組織，還開過8次會議。不過報告內還是沒有提及40元如何計出來，結論是：「委員會經過反覆論證和深入及理性討論後，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每小時40.0元」，認為「可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徐文傑將打工仔等待委員會拍板最低工資在哪個價位的過程，形容為「就好似等待攪珠」，無法預視增加幅度，而自2011年推行政策以來，行政會議及特首亦對委員會建議照單全收，未見有機制審視委員會決定。自去年《施政報告》提到將邀請委員會研究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就曾提出以方程式計算最低工資，孫玉菡回應相信委員會亦會探討。嶺大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就認為公眾現無法得知40元何來，那就「有formula好過無formula」，可更透明。現每次調整都經歷勞資兩邊各自嗌價，「每兩年都要再拗一次，我覺得對社會是不安寧，當你有一個方程式，大家都同意，就不會每次都令社會撕裂，不同的人出來嗌一場交」。

參考各地例子

算式如何定？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制定及調整最低工資資料中，就有專章討論「應否使用數學方程式」，指出算式可避免每年都討論如何調整工資水平，及防止因政治原因突然出現大幅變動，並提出即使有以上好處，都必須對社會有充足諮詢後才實行；亦指出如果最低工資自動隨通脹調整，可保證其購買力。然而有質疑聲音認為在某些情况下，這種機制會引致通脹慣性，即工資及價格上漲或會阻礙減低通脹率。在1980年代，丹麥、奧地利、比利時、意大利、法國等地都對這種算法作更改或索性將兩者脫鈎，同時類似做法亦在一些飽受高通脹率困擾的拉丁美洲國家出現，自此各國對用一條算式自動提高最低工資的做法都變得更加審慎。而只考慮物價上漲去調高工資，實際上對於收最低工資的打工仔來說也沒有加人工，所以很多使用算式的國家都會加入經濟增長等元素。

社會定位傷腦筋

香港打工仔見到法國的算法應該難免心生嚮往，最低工資能及時回應通脹，按機制加完還有機會再加，潘毅說：「歷史現實就是，formula本來是一個政治博弈的結果，當那個地區的勞工力量或政黨站在基層的力量大，產生出的formula就會幫到基層多少少，但如果社會保障低層的力量太薄弱，親資本、親精英力量大時，計出來條數就不一樣。」對於外國方程式能否套用於香港，嶺大研究團隊認為應該考慮香港情况，並由公眾討論。

設計一條算式，還有什麼可參考？徐文傑指亦有意見認為可用最低工資與工資中位數的比例來計算，英國政府目標是在明年國民生活工資達工資中位數三分之二，現時則為0.57，以香港2021年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75.7計算，三分之二是50元，0.57則是43元。

思考什麼算式合用，表面是一道數學題，實際上要想好最低工資的定位，包括是否照顧貧窮問題、勞動者是否應分享到勞動成果等，以此來想該放什麼進去計數。報告提出是為平衡「防止工資過低」及「減少低薪職位流失」，潘毅認為忽略了照顧打工仔的生活需要，而且提高最低工資是否就會令失業率上升，在多年爭議之中一直沒有定論，團隊成員、港大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楊皓鋮指出失業率受多項因素如宏觀經濟、人口、外勞等影響，「要分析提升最低工資作為單一因素對失業率的影響似乎相當困難」，而他整理自政策推行的2011年以來，服務及銷售人員與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每兩年5月上調最低工資（2021年凍結），「並未發現第二季度後的失業人數有顯著增加」，而孫玉菡受訪亦言：「制定水平時，委員會都好小心會否對就業有影響，結論其實好輕微，僱主亦說要用遠高於最低工資請人。」

公眾如何能參與討論新機制？嶺大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黃雅文則在工資水平以外講另一條數，現時委員會成員的組成是勞工界、商界、學術界、政府各3人，勞工界為職工盟創會主席劉千石、工聯會副會長梁頌恩、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前主席吳慧儀，將來機制若是有變，黃雅文建議：「能否讓最貼近最低工資的行業，即保安、清潔、零售前線員工加入委員會，而不是只能由工會代表他們？」

【工資調整機制篇】

文˙ 曾曉玲

{ 圖 } 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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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跨代貧窮，需要創新思維

【明報文章】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於新加坡讀公共政策的學弟問到，為什麼會有貧窮？這真是一個難以一言兩語就回應到的問題。事實上，香港的貧窮問題一直是歷屆政府都會處理的問題。新一屆政府上場後，特首宣布成立「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並已經召開首次會議，希望可以解決跨代貧窮。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了解相關的貧窮社群，所以今次筆者從少數族裔、居住環境及整體社福發展策略上作出分析。

少數族裔跨代貧窮 不單源於語文問題

根據政府的《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况報告》資料，少數族裔多透過就業自力更生，但當中仍有64.7%貧窮人口來自在職住戶， 加上其族群家庭明顯較大，多居於4人及以上住戶，這亦加重了他們的經濟負擔。在職住戶難以安排時間進修及尋找較佳工作，較難脫貧，對其家庭成員的成長亦有影響，這加劇了少數族裔跨代貧窮問題。

筆者最近進行一項關於少數族裔就業能力的研究，訪問了數名少數族裔大學生，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說，語文障礙是影響他們未來就業的關鍵。而根據平機會於2020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發現近50%少數族裔學生從未或很少與香港華裔人士交往。

背後深入的成因為何，我們正努力蒐集數據及展開訪問，希望了解更多，不過這個數字就絕對是一個警號，讓我們重新注視社會上這個群體的需要，而不是單單歸咎於語文問題。

居住環境與跨代貧窮

今年的炎炎夏日，氣溫動不動就超過攝氏35度，這對劏房住戶來說非常難受。而對於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及學習，對其學習效能的影響亦甚大。

劏房的問題，並非一時三刻可以解決，但我們能否於學校及社區裏提供延伸的生活空間，讓不同居住環境的學生都可以有一個相對舒適的學習地方，而不需要困在狹窄的空間裏面，則是社區組織可以着手處理的事情。

連續兩年多的疫情，固然加劇了香港的跨代貧窮問題，但綜觀歷屆政府在貧窮議題上所作的努力，要有效緩解民生憂難，在整體的社福發展策略上還需要更多規劃；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改變思維，嘗試以不同視角去處理跨代貧窮這個課題。

提升志向信心 或比福利補貼更有效

在今年7月的時候，新加坡國家福利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發布更新版的「社會服務領域策略重點」（Social Service Sector Strategic Thrusts，簡稱4ST），當中的四大策略包括：（1）賦予個人、家庭和社區權力並使他們融入其中；（2）有效和有影響力的社會目的實體（social purpose entities）；（3）關愛、協作和有影響力的社會服務生態環境（social service ecosystem）；（4）着眼未來的社會服務部門。

過去多年來，我們都習慣將貧窮人口定型為「被幫助」的一群。而事實上，如何讓他們提升其志向，讓他們有更大的使命感，甚至讓他們有信心、能力成為幫助別人的一群，可能比起提供社會福利補貼，能夠更有效緩解跨代貧窮的問題。

作者是亞太區青年發展基金執行總監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張樂芹]

唐樓藏百年窮人辛酸

  

【明報專訊】今天的香港人煩上車難、租樓貴，被迫住劏房，仰望對面的豪宅。百多年前的香港人也面對同樣處境，每晚擠在唐樓的狹窄牀位，樓上鄰居養豬、樓下養雞，辛苦賺來的血汗錢，用來交租給坐擁半山物業的富裕華人。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朱慰先在新書 Building Colonial Hong Kong: Speculative Development and Segregation in the City，剖析1880年代到1930年代的香港城市規劃如何發展，社會不平等如何形成；但城市無論如何規劃，香港由開埠至今，投機、炒樓的特色始終不變。

有錢人愛投資太平山街

百年前的香港是什麼樣子？朱慰先節錄20年代的報紙投稿，投稿人署名為「Chinese Hongkongite」，批評當時內地移民來港投資拉高樓價，不應只有歐洲人獲安排土地建隔離區，不同種族的人都應該有同等待遇。「他（投稿人）說『我們不要再分香港的華人或者香港的洋人，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我們要對抗那些有錢人，就算你是印度人又好，葡萄牙人、華人又好，我們都suffer from投機和地價貴，不如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朱慰先感到意外，原來百年前的香港人同樣因為炒樓而思考身分認同，抗拒他者。「如果你將這段說話放在今日，你可能認不出是100年前的事，這種心態是好interesting。」

香港由什麼時候變成高樓價的投機都市？時光倒流到1840年代，香港政府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開源節流，因為除了軍事開支，英國政府一概不負責小島的任何財政支出。朱慰先稱從開埠初期的城市規劃和建築風格，也看出香港政府不太願意花錢好好規劃這個城市。「英國政府要香港政府自給自足，其實就無太多資源去做一些好grand的規劃，你見到感覺好ad hoc（臨時），中環、上環、西營盤這些地方，沒有很大的路，沒有像印度一些好grand的城市，也沒有很有名的建築師。」今天香港珍而重之保留的法定古蹟，在當時也不算十分突出。

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不能對進口商品收關稅，香港政府庫房的一大收入就來自賣地，從19世紀開始，香港就走高地價政策。當時的地主，也發明出香港獨有的房屋——唐樓。唐樓和洋樓的分別，在於唐樓可以分租，洋樓只能租予一個家庭，不能分租。所以唐樓租金收入較多，有錢人都想投資唐樓。「太平山街的地很受歡迎，因為那裏的唐樓望落好嗱喳、破爛，但其實可以賺到好多錢。」雖然唐樓的建築方式來自廣州的竹筒樓，但因應香港為了容納更多租客、賺更多租金，唐樓慢慢演變得跟竹筒樓大相逕庭。朱慰先參考唐樓的結構圖，唐樓通常一排排背貼背式興建，令街道密密麻麻，每幢至少3層，每層可以容納5至6戶人，每戶大小如板間房，只夠放牀位，且衛生環境欠佳，租戶會在屋內養家禽。後來1894年爆發鼠疫，政府就收地清拆太平山街所有唐樓。

唐樓雖然叫唐樓，但不一定由唐人擁有。朱慰先統計唐樓密度高，亦是鼠疫爆發之地的太平山街，1895年初接近三分之一唐樓業主是非華人，包括歐洲人、印度人。當時窮苦華人多聚居在維多利亞城西邊，即今天中環街市一帶的下市（lower bazaar），以及太平山街，洋人商業區如政府機構、大公司都集中在維多利亞城中心。「但當後來愈來愈多華人的時候，唐樓愈來愈多，就逼過去洋樓那邊。」1904年推出《山區保留條例》（Hill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前，政府並無明確列明華洋分界，但規定建築物要與旁邊建築風格相同，「形成自然分區，山頂那些屋就是洋樓的模樣，你要在這裏建屋就要跟這個樣子，你在太平山或者華人區起樓，又要起番唐樓的樣子」。直到1877年，置地創辦人遮打爵士（Paul Chater）想將都爹利街的洋樓重建為唐樓，「但法例說如果建新屋要跟隔離外觀一樣，遮打爵士說無問題，於是把唐樓起到好似洋樓咁樣」。外觀上難以辨認唐樓和洋樓，華洋分界也變得模糊。

鼠疫後講衛生 反造成貪污盛行

洋樓亦不一定只住洋人或由洋人擁有，富裕華人也是住在半山的西式大屋。儘管《山區保留條例》列明山頂不容許華人居住，但華人仍可以購入山頂物業，再租給洋人。山頂曾建酒店，也容許華人入住，直到二戰後，政府為了鼓勵重建和發展經濟而廢除條例。「如果用經濟學角度解釋，其實隔離區是很不明智的決定，因為如果你不容許華人買樓，樓價就不會升，但反而太平山街下面那些樓就會不斷升值，不停炒樓。」因為華人數量比洋人多，而且更願意在香港投資。同樣情况也在印度出現。「印度加爾各答也有所謂black town、white town，其實是好模糊，印度人買了好多洋人區物業，印度政府也一定要讓他們買，因為政府都依賴印度本地人的資金。」朱慰先說華洋分界並非如大眾想像中壁壘分明，隱藏在各種條例下，仍有更複雜的現象。

她重新審視大眾習以為常的印象，這種對歷史的批判思維充斥全書。鼠疫後頒布衛生條例，是否就代表之後所建的房子一定符合衛生標準？結果反而造成貪污，不想守規矩的商人賄賂負責檢查的官員。實施租金管制後，市民生活是否真的變好？結果因為法例說建新樓不用租金管制，商人把舊樓拆掉重建，小市民反而流離失所，或業主騷擾住戶、弄壞門窗，以各種手法迫遷舊租客，再向新租客收貴租。「我想我為什麼會critical，是因為我好耐之前已經對人們essentialize一些事、簡化一些事件感到discomfort，這件事係咁就係咁，鬼佬係咁㗎喇，華人係咁，文化就係咁，男人係咁，女人就係咁。」但她質疑，社會現象、歷史是否真的可以以一句「不嬲都係咁」來簡單解釋，事實如我們想像般理所當然。她不滿意太簡單的答案：「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不fit in這些框框，於是我想找一個解釋，這些框框是怎樣形成。」

這可能跟她的身分認同有關。她在香港土生土長，14歲到加拿大讀書，25歲回流香港，之後再到美國攻讀博士。「我對香港好有感情，但其實我有半生不在香港住。」在加拿大她就開始思考民族、種族、性別的既有觀念。「我成日覺得自己在不同東西之間，我又不是真的香港人，又不是真的加拿大人，又不是真的美國人，但這3個地方我都生活過，而且好多人都會以為我是某一種人，這些分類又會令我有興趣去知道，別人這些assumption是如何構建，你會了解到他的historical experience如何構成這些概念。」以這種身分回望香港，也賦予她以一個新角度、外人的角度，更冷靜地分析香港。

保育懷舊勿太浪漫化

「譬如講保育，我有少少critical，我不是很comfortable啲人好懷舊，但有啲我自己都覺得懷舊，這是人性，講番以前你會覺得好陶醉，但romanticization（浪漫化、美化）是一樣危險的事。我會自己提醒自己，要有距離，如果你要分析社會，你自己有時要走番出來。」朱慰先是記錄與保護現代建築運動團體Docomomo的香港分會會長，但她也經常批判保育的意義，意思不是不應保育古蹟，而是要小心保育的方式和心態。太過懷舊、美化過去，反而會令我們忘記反省、批判殖民歷史。「歷史入面不是咁靚，不是樣樣嘢都是咁美好，其實有好多好痛苦的事，有好多不公平的現象。」如果我們只讚揚唐樓很舊很美，當成打卡點吃喝玩樂，而遺忘了百多年前在裏面生活的人的患難，甚至忘了批判過了100年，香港還有人住在劏房、香港貧富懸殊和房屋問題仍然很嚴重，保育就與歷史原意背道而馳。

保育不止保留建築物結構，還要傳遞其故事。「你如何interpret（闡釋）這些房屋，建築環境代表什麼，要真的有比較深入的歷史背景才有意思，讓我們的下一代了解到社會以前有很多複雜的dynamics（動態），還有好多不平等的事情。」如解說唐樓時，必須要提到以前唐樓成排依山而建、空間逼夾的街道樣貌，這才是唐樓的歷史意義。「你要了解唐樓如何代表香港，你一定要看以前，唐樓是跟好多好多唐樓一起，不是單獨一幢。」

香港人的懷舊思潮也是促使她研究英殖城市規劃和建築史的其中一個原因，這本書源自她10年前的博士論文。「以前香港對於建築無咩感情，什麼都拆，但突然間90年代開始，香港有種懷舊風氣，對唐樓、公共房屋很有感情。」她印象最深刻是清拆石硤尾徙置大廈，當時一窩蜂有很多人去石硤尾邨拍照留念，說很希望保留徙置大廈。「但你問番好多懷舊的人，其實他未住過徙置屋邨，我就好奇怪，你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石硤尾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打卡的年輕人拍下石硤尾邨，把仍在邨內居住的居民當構圖背景，但對於這些老人家，其實他們一點都不覺得當年沒有廚廁的徙置單位有多好。「因為這件事，我就開始想，究竟什麼是歷史感，香港的historicity（歷史性），在最近十幾廿年是如何產生，而建築、建築環境有一個什麼角色。」

朱慰先想透過歷史，解構今天社會為什麼是這個模樣。她在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攻讀博士，涉獵建築、城市地理、亞洲研究等學科，Berkeley的左派學者亦啟發她以跨學科角度分析社會不平等現象。「什麼導致今天的社會不平等？資本主義有什麼問題？香港的社會不平等和印度、馬來西亞等殖民地又有什麼不同？」她一直追溯到1880年代，這是內地移民來港數量明顯增加的年代，內地資金大量流入，也令香港投機、炒賣風氣更盛行。「香港是投機、炒賣最intense的地方，其他殖民地都有這種情况，但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好多殖民地不是。」投機、炒賣從英殖時期就是香港的特色，香港依賴賣地收入，鼓勵內地移民來港投資，華人領袖得以在香港透過投資致富提升社會地位。雖然深受歧視、生活困難，但低下階層仍然相信在香港只要肯捱，總會有出頭天，在香港受歧視總比在內地饑荒打仗好，於是對社會不平等逆來順受。供求演變出唐樓、劏房的生活環境，「不只因為有錢人踐踏窮人，也不只是專制政府夾硬去做一些事，一個社會是不平等，其實大家都有份去維持這種不平等」。

文˙ 朱琳琳

{ 圖 } 鄧宗弘、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藉規模優勢兼投機，商品貿易巨頭利潤急增

 

【明報專訊】全球大量人口糧食不足之際，糧食貿易商卻因烏克蘭戰爭期間糧食供應緊張而獲利豐厚。全球四大糧商之一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ADM），第二季利潤按年增長74%；另一糧食巨頭嘉吉（Cargill）在截至5月底的2022財年，收入增長23%至破紀錄的1650億美元。

商品貿易中介是市場運作的關鍵企業。作為供應商與初級及次級大宗商品（primary and secondary commodities）買方之間的中介，無論是鋁、鋅、原油，以至豆粕等，都經由它們進行貿易。當俄烏危機加劇了全球供應鏈壓力，運輸及能源成本高漲，這些中介可透過自家的運輸網絡、食品加工及存儲設施將利益擴大，並在衍生品市場為商品價格波動押注。

四大糧商控制全球逾75%糧食貿易

對於商品交易商來說，市場波動是獲利時機，例如當新冠疫情導致供應鏈受阻、消費者需求發生巨變，又或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影響收成，交易商都可從市場混亂中受益，利用實體營銷業務及投機交易活動獲取競爭優勢。

目前原材料市場被少數貿易巨頭控制。英國開放民主網（openDemocracy）指出，四大糧商——ADM、邦吉（Bunge）（美：BG）、嘉吉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正控制全球75%至90%的糧食貿易。根據開放民主網的數據，10家私營公司正控制烏克蘭農業市場的71%份額，除了烏克蘭寡頭集團以外，它們還包括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等。

3貿易商交易量 相當於油組總產量一半

至於在能源市場，僅3個貿易商——維多（Vitol）、嘉能可（Glencore）（英：GLEN）和Trafigura就處理相當於油組（OPEC）總產量一半的交易。

Trafigura首席經濟學家Saad Rahim稱，貿易商的任務是從產地取得石油、天然氣、金屬等，在指定時間運往所需的地方，「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能真正做到像我們這樣的規模。」

荷蘭鹿特丹港負責人卡斯特林（Allard Castelein）稱，市場穩定時沒錢可賺，對交易者來說，波動性就像空氣。在截至3月底的6個月內，覆蓋烏克蘭戰爭爆發的時期，Trafigura的淨利潤按年急增 27%，達到27億美元。嘉能可今年上半年調整後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達189.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較去年同期增長逾1倍。

[企業地球村]

窮國糧荒

 

【明報專訊】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全球糧食供應趨於緊張。俄羅斯及烏克蘭代表，上月分別與聯合國和土耳其簽署重啟戰區糧食出口協議，爭取為處於飢餓邊緣的非洲、中東及南亞國家釋出更多糧食。在協議達成後第一艘駛離烏克蘭敖德薩港的運糧船，原訂要前往黎巴嫩北部港口的黎波里，不料買家上周以過期交付為由拒收，導致託運人要為這批2.65萬噸玉米另尋買家。此前各方警告，烏克蘭糧食出口中斷，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糧食短缺或飢荒。到底是什麼緣故，令千辛萬苦運出來的玉米被買家拒絕？事實上，自8月1日迄今離開烏克蘭3個黑海主要港口的12艘船，沒有一艘前往糧食危機嚴峻的非洲地區，而是把穀物及農產品運往英國、愛爾蘭、意大利、土耳其、中國和韓國。到底恢復戰區糧食出口，能否紓緩脆弱國家的糧食危機？

資料來源：加拿大《環球郵報》、英國《衛報》、CNN、CNBC、《財富》雜誌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發言人Stéphane Dujarric此前表示，在烏克蘭港口的所有船舶，都是按商業合約運送糧食，聯合國方面對糧食最終去向幾乎沒有控制權。這意味最急需糧食的國家不會優先獲得糧食。

聯合國促成黑海糧食恢復出口的目的，是穩定全球食品價格，紓緩貧窮國家的糧荒。隨着戰區糧食的出口恢復，加上全球經濟增長趨於放緩，而市場預期美國及澳洲今年收成較好等市場因素，令糧食價格近期顯著回落。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食品價格指數（FAO Food Price Index, FFPI）在7月按月急挫近9%，跌至今年1月以來最低，但這下降趨勢能否持續成疑。

穀物價格較疫前高逾五成

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Maximo Torero）稱，許多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包括可能影響未來生產前景的化肥價格、黯淡的全球經濟前景，以及貨幣走勢等，都對全球糧食安全構成壓力。目前穀物價格仍較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前高出逾五成，為貧窮國家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

據稱，上周被黎巴嫩拒收的烏克蘭玉米其實是動物飼料，並非該國最急需的小麥。由黑海出口的糧食，暫時多為葵花籽油及作為飼料的玉米，而不是飢餓人口急需的小麥。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黎巴嫩的糧食通脹在6月按年升332%，升幅遠高於津巴布韋（255%）及委內瑞拉的（155%）。黎巴嫩的實際食品通脹（real food inflation），即食品通脹與整體通脹之間的差距也高達122%，屬全球最高之列。

部分亞非國家嚴重缺糧

自2019年以來，黎巴嫩經濟至少收縮58%，貨幣嚴重貶值，令四分之三人口陷入貧窮。此外，貝魯特港兩年前發生糧倉爆炸，削弱該國為全國680萬人口儲存和分發糧食的能力，令其陷入糧食危機。

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包括索馬里等國家），長期乾旱亦影響到農作物收成。小麥價格高企，加上新冠疫情打擊經濟，令當地大量人口營養不良。聯合國估計，索馬里約700萬人，相當於該國一半人口沒有足夠食物。亞洲方面，自塔利班去年控制阿富汗以來，美國及其盟友切斷對該國持續多年的經濟援助，並凍結該國約7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令當地嚴重缺糧。

黑海出口協議完結後 糧價或再升

面對進口食品和能源成本增加，孟加拉上月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援助。據了解，孟加拉需約45億美元資金，但IMF只能安排10億至15億美元。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正爭取租用貨船，將小麥運往急需糧食的國家，但一切尚待敲定。由於黑海糧食出口協議的有效期僅120天，意味糧食援助行動刻不容緩。

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農業大宗商品市場研究主管梅拉（Carlos Mera）稱，當出口協議完結，糧價可能再次攀升。WFP的數據顯示，全球飢餓問題正在加劇，受糧食不足困擾的貧窮人口，由2019年的1.35億人，增至今年的3.45億人。WFP執行主任比斯利（David Beasley）上月表示，全球45個國家的5000萬人正處於飢荒邊緣，呼籲國際社會進行援助。

[企業地球村]

政府應如何處理跨代貧窮

【明報文章】特首李家超領導的新政府上任不足一星期，已馬不停蹄投入施政，日前更率先公布成立4個工作小組，處理土地、房屋供應、環境衛生和跨代貧窮。各項議題繫及民生和社會積累多年的深層矛盾，燙手山芋亟待處理。特首甫上任便畫定方圓籌劃展開工作，態度積極，其志可嘉。

李家超在競選政綱矢言處理跨代貧窮問題，並責成政務司長統領新成立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首要提出推行協助劏房清貧學童的試驗計劃。若以計劃作為思考跨代貧窮的起點誠非壞事，但與切實解決跨代貧窮問題，恐怕仍有極大距離。

師友計劃內容未見突破

據了解，計劃對象為居於劏房的初中學童，參加學童會獲配對成長導師、制訂個人發展計劃，並提供財政支援；獲甄選的師友會向學童分享人生和職場經驗，甚至安排工作影子計劃、培養正確理財觀念等。初步預期計劃為期一年，有2000名清貧初中生受惠。

事實上，計劃並非破天荒的新事物，政府早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撥款予非政府機構或學校在社區和學校內推行3年計劃，協助10至16歲或小四至中四的清貧學童，招募義務友師作配對、建立目標儲蓄，並訂立和實踐個人發展規劃。基金至今已在全港推行超過200個計劃，逾2萬名基層青少年受惠。新政府建議的計劃，最大分別似乎聚焦於劏房初中生，並在服務內容上稍為加強職場認知元素，惟內容未見有所突破。

廣度深度不足 人數少時間短

從「廣度」而言，計劃受助對象限於每年2000名劏房貧童，覆蓋面不足，參加者年齡更收窄至初中，排除了高小清貧學童。根據2021年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估算，全港有超過22.6萬人居於劏房，當中16%，即約3.6萬人為15歲以下兒童。參考《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政策介入前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多達27.5萬，佔全港兒童人口逾四分之一（27%），即本港每4名兒童便有一人屬貧窮。若按年齡劃分，2020年12至15歲貧窮兒童亦有近7萬（見圖）。單單以此初中組群估算，假設當中四成，即約3萬兒童居於劏房，最快都要等候15年始能全部參加。今天等候參加計劃的兒童，恐怕已屆成年都未能受惠。

若從「深度」來看，計劃僅推行短短一年，既要涉及師友關係建立、學童認識個人志趣、建立價值觀，更要理解職場甚或學會儲蓄理財，要在一年內高速完成，恐怕只能蜻蜓點水輕輕帶過。師友計劃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經歷從不認識（甚或抗拒）、初步確立關係、產生信任、分享生活和對事物意見、建立價值觀等各個階段，欲速則不達，有效的師友關係最少要數年時間培育。要在一年內塑造、改變甚或建立一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實在不太現實，更難言助貧童消除跨代貧窮。

再者，須知道踏入初中階段的學童，一方面要適應校園生活，在人生成長階段上仍在探索和建立自我身分（self-identity），學習培育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建立忠誠（fidelity）態度，計劃設計必須顧及初中生在此階段的成長挑戰、目標和需要。計劃為期僅一年，時間明顯太短，對學童作用極為有限。

解決世襲貧窮 增加教育資源

個別扶助貧童項目或有一定服務產出（如受惠人數、儲蓄金額），但對解決整體問題作用極為有限。若要避免持續陷入世襲式貧困境况，必須從教育、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及增加原生貧窮家庭收入着手。教育從來是啟迪民智、促進脫貧的重要手段。如何促進貧窮學童平等教育機會？務必是新政府必須回答的問題。

從微觀層面來說，目前清貧學童的學習支援極為不足，以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例，每名清貧學童每年最多可獲600元課後學習資助額，金額低且多年亦未有上調；在鼓勵全方位學習方面，就是設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額外支援清貧中小學童參加校內全方位學習活動，每名清貧中小學生僅分別獲額外650及350元津貼。當局應全面檢視基礎教育，進一步增加清貧學童的教育資源和經濟支援。

從宏觀而言，千禧年的教育改革容許不少傳統優質津校轉為直資，好處是百花齊放，容讓「有（經濟）能力」的學童和家長有更多選擇；壞處是令學習資源嚴重傾斜，更助長教育商品化和世襲化、固化階級且削減社會流動性，清貧學子選擇減少，只得望門興嘆，政府應否檢討改革？

在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方面，加強清貧學童在個人成長、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的支援。現行兒童發展基金已推行10多年，基金計劃有不少值得改善之處，包括受惠人數有限、參加者年齡層狹窄、清貧家庭學童供款困難、累積儲蓄金額較低等。

改革兒童發展基金 累積社會資本

當局應完善基金計劃不足之處，增加受惠人數，擴闊可參加計劃的清貧學童之年齡，增加政府配對供款金額，甚至容讓沒有能力為目標儲蓄供款的清貧家庭以其他方式取代供款（例如從事社會服務等義務工作）。

由於招募龐大數目的友師並持續參與有一定困難，當局亦可考慮靈活調動人力資源，容讓由於不同原因而未能配對友師的清貧學童參加基金計劃，例如透過社工跟進和參與社福機構活動替代，並在沒有師友下，清貧學童仍可儲蓄供款，實踐未來的學習目標。基金更可設立專項獎勵計劃，鼓勵清貧學童學習，並換領學習津貼以增加學習和培訓機會。

由於貧窮兒童普遍源於原生家庭貧困，因此增加其家庭經濟支援同樣重要。在綜援兒童方面，當局應全面檢視現行綜援制度，確保貧窮兒童的支援水平足夠維持基本生活，並針對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成長需要，訂立相應津貼金額。於協助在職貧窮家庭兒童上，當局應提升在職家庭津貼的津貼額，將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同時考慮為居於劏房等惡劣環境的在職家庭提供較高額津貼，以應付租金和必要生活開支。

提升各項津貼 強化原生家庭經濟

此外，去年當局設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並租住私樓的家庭提供現金津貼。筆者建議考慮放寬申請資格，容讓輪候少於3年的住戶領取津貼，增加對劏房住戶的經濟支援。只要貧窮家庭受惠，身處其中的貧窮兒童亦然。

總括而言，跨代貧窮成因眾多，單一計劃作用有限。政府必須從各制度着手處理，同時訂立具體減貧KPI（關鍵績效指標），檢視施政成效。

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扶貧委員會委員

香港貧窮反思與出路

【明報文章】香港回歸25年，本地的貧富差距問題卻一直都未能有效改善。當然，貧富差距是任何一個發展地方都會面對的挑戰，本地經濟活動由七八十年代製造業轉型為現今專業和高科技服務，不同種類的勞動人口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也是在所難免。誠然，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再將這個經濟的餅造大，使大多數人都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這是一個發展經濟的必經過程，也是已故鄧小平先生所主張的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沒有問題，我們亦不是倡議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本地的貧富問題是低收入勞動者的入息長時間維持一個極低水平，收入不平等和嚴重傾斜的情况不斷惡化，令人感到不安。

25年來基層收入不增反減

根據統計處提供的家庭收入中位數（見圖），若分析每月收入中位數的十分位（decile）數據（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第一個十分位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由1991年2800元增至1997年4200元，升幅為50%，但很可惜，在回歸25年後，今年首季只有3000元，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28%。

相對而言，最高的第十個十分位家庭收入中位數，由1991年3.56萬元，增至1997年7.06萬元，直至今年首季的13萬元。回歸25年來，高收入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增加近一倍。

當然，經濟增長，大多數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某些人富起來是值得高興；但本地面對的，正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倡議，減少貧窮而且「不要遺下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回歸25年，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大部分年份都有2%至10%增長，惟這些經濟發展成果，並沒有令一半的勞動人口享受得到。

低收入人士在這25年間收入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減少，購買力不斷減弱，而高收入者則可以享受接近一倍的增幅。若比較其他同類型高收入社會和城市，例如與香港經濟非常接近的新加坡，在2010至2020年，他們最高與最低收入組別的家庭入息中位數比例，由25.4：1 反覆降至23.9：1，但香港於2011至2021年，該比例卻由25：1升至40：1。倘與歐美的主要金融中心相比，例如美國紐約市，該比例由2010年開始上揚，至2014年約3.3倍的高峰，惟自2015年開始，貧富差距問題已有好轉。

另外，根據以紐約為總部的調查機構Wealth-X報告，去年香港有114名億萬富翁，其總財富有2870億美元（約2.25萬億港元），為港府財政儲備（截至今年3月底）9500多億元的兩倍多。香港約每6萬人就有一名億萬富豪，是繼科威特和三藩市之後排行世界第三。

這些數字都指出港府一直未能有效處理貧富差距，及貧窮人士面對的生活困難。貧窮人口——尤其是孩子和青年——都會面對資源匱乏下的機會貧窮所引伸的跨代貧窮問題，甚至成為社會結構貧窮的一族。

最低工資兩年一檢

基層「輸在起跑線」

筆者在此分享一些有實證支持的改善貧窮問題方法，希望見到政府認真面對因制度設計缺陷而產生的貧窮問題。例如最低工資的釐訂和更新，每兩年一次的調整，令低收入者「輸在起跑線」，為何不能夠根據CPI（消費物價指數）每年升幅作為指標？起碼令低收入人士的生活質素有保證。勞動人口的集體談判權，對低技術或勞動密集工人亦是十分重要。一直以來，本地依賴單程證人士不斷補充低技術勞動人口，以致低技術工人的工資未能合理地持續改善。

此外，需改善對就業的支援。幼兒服務一直以來都極之缺乏，其中大多數是依賴外傭和家人照顧。如何有效提供支援、釋放女性勞動力，不單止可以有效地改善勞動市場的供求，更可增加家庭收入。當然，建立一個對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是重要的，使勞動人口能夠在工作發展與家庭照顧方面都取得平衡發展。

改善就業支援 保護勞工權益

僱員的保障亦有待加強和改善。最近通過的取消強積金對冲，只是改善的第一步。勞工權益需要保護，但很多時候政策都是偏向僱主方面。現在商界亦積極響應國家主席所提的「共享」和「共富」，他們熱心捐地、積極參與，值得肯定，那麼現在就是考驗新政府班子的執行能力，具體和實在地改善勞動人士困境。

另外，在職培訓也是十分重要，讓勞動人口的技能不斷提升，及提供多一些專上和專業技術的學習機會，加強人力資源，使整個勞動人口有競爭力和向上流動的機會。當然，本地的經濟亦需要多元發展，以令擁有不同技能的年輕人都可以發揮所長。

冀特首實實在在應對貧窮困境

回歸25年，兜兜轉轉，虛耗很多時間和資源，因為政策不能落實，政府官員用「不做不錯」的心態去處理問題。25年時間，大部分勞動者的生活質素不單未能提升，更是原地踏步甚至變差。當然，可以歸咎以往反對者的阻撓；惟隨着特區新政府班子成立，既然新特首強調以結果為本的施政理念，作為自我挑戰和對社會的承諾，那麼就希望真真正正看到有承擔的態度、有願景的領導，不是說過就算，而是實實在在解決本地貧窮者所面對的困難。在新常態之下，期望新政府展示魄力和勇氣，迎難而上，有效回應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黃朗軒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研究助理，林子美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葉兆輝、黃朗軒、林子美]

疫情下的三個弱勢一一窮人、長者、女性

 【明報文章】第五波疫情單日新增確診終於回落到3位數，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會再每天上午11時舉行疫情記者會。市內交通開始繁忙，街上人頭湧湧，大家都急不及待外出消費玩樂，報復疫情所受的遏抑。雖然確診數字下降令人鬆一口氣，但很多弱勢仍活在水深火熱中。本篇將會詳述新冠疫情下3個弱勢群體如何受到打擊。

疫情之下愈窮愈見鬼

生物考古研究發現，即使在前工業社會，疫情期間，窮人因為在醫療保健上受歧視，因此面臨較大風險。工業化並無改變這個現象，現代社會依然是窮人當災。例如在英國，疫情剛爆發期間（2020年3至4月），英格蘭和威爾斯最貧困地區COVID-19的死亡率是最富裕地區的兩倍。稅前收入愈少的人，COVID-19的住院率較高。

窮區較易感染有其原因。首先，他們的工作（例如護理員、店員、建築工人、公共汽車司機、送貨司機等）更多會接觸到人，這些都是疫情下供應鏈的關鍵工人，不會輕易停工；因為窮，不能手停口停，有工就開，自然也不能避免接觸到人。而富裕地區居民較多在家工作。我在〈疫情加劇職業及教育不平等〉（2021年12月28日《明報》）已提供數據，說明基層及服務性的行業工資和上班彈性較低，受疫情衝擊較大，他們損失慘重。

第二，在英國，許多疫情下關鍵工人的工作報酬較低，他們通常生活在貧困地區，而貧困地區的人不得不依賴公共交通，與陌生人接觸較多。在香港，就算是中產都乘公共交通上班，分別較小。早前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話，求診最好有私家車；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表示自己以私家車出入辦公室，沒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曾連續22日沒有戴口罩，都被批評離地。

第三，貧困地區人口密度往往高於富裕地區，因此他們更有可能與感染者接觸。人口密度愈高，更難保持社交距離。香港窮區人口密度通常較高，自然較易感染。根據政府的COVID-19信息中心資料，深水埗的中招密度，在地圖看比九龍塘密集得多。之前污水樣本驗到禮賓府所在的富裕地區，毋須強制檢查，但其他區就要，原因是感染風險低。即使留家抗疫，貧困家庭更有可能擠在狹小空間裏，香港劏房漫山遍野，促進疾病傳播。

窮人更有可能死於COVID-19感染，因他們本來就較多潛在疾病風險，例如患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而貧困地區本來衛生情况不好，居民面對更大生活壓力。但不幸的是，醫療保健質素通常與健康需求成反比，即貧困地區的醫療保健平均水平低於富裕地區，但窮人多病、需求大。君不見港島聯網資源充足，但疫情前最多病人、經常迫爆醫院的都是九龍及新界聯網，按人頭計醫療水平有分別。

研究發現過去5次流行病（2003年SARS、2009年H1N1、2012年MERS、2014年伊波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在64個國家裏，都會令最富有群組的收入份額增加、最貧窮的下降。今次COVID-19也很大可能會增加社會不平等及相對貧困。

長者困境不止死亡率高

第二個弱勢社群是長者。初期口罩缺貨，長者不會上網及從外國訂購，社區資本較少，較難獲得口罩。青年見街上長者無口罩，都不介意分享。抗疫物資供應不足時價格較高，亦令長者更多重用或不用，增加感染風險。長者感染後死亡率較高這個就不用說，護老院容易造成大型爆發，而香港是老人住院舍百分比較高的地區。

除了更容易感染外，根據統計處資料，2020年本港獨居長者超過21萬。疫情期間，親人朋友避免探訪，加劇長者孤獨感。長者向來是自殺率最高的群組，他們更難以科技聯絡、解悶及求助，只能看電視。

香港長者接種率偏低大家都知，Omicron爆發時，香港有大約65%的80歲或以上長者沒有接種疫苗。其實在中國大陸也面對相似問題。大陸的控制措施嚴格，而注重整體接種率，理論上所有人都有接種，但據《經濟學人》資料，截至今年3月，中國的80多歲人口中，有四成未接種疫苗。

疫情加劇性別隔離

第三個弱勢社群是女性。說到這裏，又會有人覺得女權乜乜乜，但其實只是看數據。在美國，儘管女性佔勞動力的不到一半，疫情爆發時，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女性佔2020年4月份失業人數的55%。根據智庫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數據，在英國，母親於封鎖期間失業或辭職的可能性，比父親高1.5倍。

這種不平衡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女性更多從事需要與人面對面互動的工作。根據Eurostat 2019年第四季數據，在歐盟，醫療及個人服務（例如髮型師）行業接近八成都是女性，教育約七成，零售貿易不計物流有超過六成，住宿服務約六成。根據Nicholas Bloom和Robert Fletcher的研究，由女性經營的公司也集中在面向客戶的領域，這是為什麼女性企業家比男性更有可能因COVID-19導致預期銷售額下降。這些行業能否持續，取決於限制解除之後，客戶是否會回頭。例如，結構性轉變很可能意味着空中服務或活動策劃的工作減少。隨着公司破產，臨時裁員可能變成永久。

然而，僅在工作上的性別隔離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根據牛津大學學者Abi Adams-Prassl研究，一些母親選擇了離職，是因為遭受歧視，或者失去育兒服務。託兒所和學校關閉，導致女性需更多時間帶孩子，無法工作或減少工作。倫敦大學學院的Almudena Sevilla和布里斯托大學的Sarah Smith發現，有年幼孩子的英國家庭每周需額外40小時照顧和教育孩子，女性平均會做三分之二。根據香港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6號報告書》，香港男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為10%，女性為50%。之前有段時間不能上學，女性照顧孩子的負擔更重。即使是中產，有錢請外傭，由於航班停飛及檢疫問題，高價搶也搶不到外傭。簡單而言，就是COVID-19下多了家務，通常是女性分擔較多，而影響其工作。

與低技術女性相比，高技術女性失業的可能性較小，更多人在照顧孩子的同時可以在家工作。不過根據智庫財政研究所，在家工作的母親被打斷的可能，比父親高50%。這種模式，即使在女性收入較高的情况下也很明顯，有機會損害薪酬和晉升。社會需要愈長時間重回正軌，未來性別薪酬差距影響愈會擴大，影響性別平等。一些學術期刊報告稱，在大流行期間女性提交的論文較少；一些期刊的男性投稿有所增加。

不過，大流行長遠來說對女性照料家庭也有好處。大流行至少使在家工作變成恒常，歐美有些公司為爭奪人才，要提供更多居家工作機會。這對母親來說是好消息，因會有較多適合湊孩子的工作，通勤時間更短，但主要是大學程度的女性受益。始終有些工種一定要面對面上班，僱主對這些工種的需求可能會減少，令她們的工作前景更黯淡。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別人賺錢養自己」迪士尼後人感自卑

 

【明報專訊】阿比蓋爾（Abigail Disney）2019年向時尚資訊網站《The Cut》表示，對家族財富感到尷尬，並引發了深深的自我懷疑，「面對那些賺錢養活自己的人會有自卑心理」。到底阿比蓋爾有多少財富？阿比蓋爾的兄弟，羅伊•帕特里克•迪士尼（Roy Patrick Disney）曾表示，家族目前持有不足3%迪士尼股份。以迪士尼目前約2465億美元的市值計算，其家族持有的股份價值約74億美元。

前CEO任職15年 身家達54億

阿比蓋爾在2019年曾透露，身家約1.2億美元（約9億港元）。據《福布斯》估計，經常被阿比蓋爾窮追猛打的迪士尼前行政總裁艾格（Bob Iger），其資產淨值實際上高於阿比蓋爾。《福布斯》估計，在2005至2020年間擔任迪士尼CEO的艾格，淨資產達6.9億美元（約54億港元）。

在艾格被任命為CEO的一年，迪士尼的淨收入（net income）為25億美元。直至2019年底，迪士尼淨收入增長3倍以上，達到104億美元。迪士尼的股價在艾格任內也急速攀升，由2005年的每股25美元，漲至2020年2月底其卸任CEO前的128美元，升幅超過4倍。亮麗的業績，令艾格的年薪曾高達6600萬美元。

當前美國的薪酬趨勢顯示，企業管理層與基層的薪酬差距持續擴大。根據薪酬顧問公司Equilar的數據，標普500指數企業的行政總裁薪酬中位數在2020年達到1270萬美元（約9906萬港元），較2019年增長5%。標普500指數企業的員工薪酬中位數則為72,670美元（約56.7萬港元），較2019年增長2%。換言之，標普500指數CEO的年薪中位數，是普通員工的170倍以上。

標指CEO年薪中位 員工170倍

對於這種收入不平等狀况，阿比蓋爾近年加大力度為工人爭取權益，甚至呼籲遊客抵制迪士尼。她說：「不要把錢花給那些剝削員工的公司，如果你覺得（去迪士尼樂園）旅行不能反映你的價值觀，你真的不需要去。」

阿比蓋爾也批評迪士尼近年像「剝削員工」一樣「剝削顧客」，把「價格提升到荒謬的水平，對漢堡等收取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她說，這也是亞馬遜（美：AMZN）、沃爾瑪（美：WMT）和麥當勞（美：MCD）的問題，但消費者擁有比CEO更大的權力，就是「不把錢花給犯錯的公司」。

「迪士尼」打「迪士尼」．拍片轟剝削

「迪士尼」打「迪士尼」．拍片轟剝削

 【明報專訊】2022年01月30日

為遊客打造夢幻世界的迪士尼（美：DIS），在現實生活卻被質疑剝削員工、牟取暴利，而對迪士尼批評聲浪最大的，要數迪士尼後人、該公司已故創辦人之一羅伊．迪士尼（Roy Oliver Disney）的孫女阿比蓋爾．迪士尼（Abigail Disney）。她除了公開一再呼籲遊客抵制迪士尼樂園，最近更將戰線擴展至大銀幕，製作紀錄片《美國夢和其他童話故事》（The American Dream and Other Fairy Tales），炮轟迪士尼薪酬制度不公。該片上周在辛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阿比蓋爾希望吸引迪士尼串流媒體平台Disney+的競爭對手Netflix（美：NFLX）及亞馬遜（美：AMZN）的Prime Video等上架，向迪士尼加強施壓。

資料來源：CNN、紐約時報

阿比蓋爾透露，她製作《美國夢和其他童話故事》是受到加州迪士尼一名表演員工的投訴所啟發。該名員工向她談論到迪士尼主題樂園的工資不夠買食物。阿比蓋爾說：「當時我們知道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影片要開拍，我認為人們不會想到『世界上最開心之地』（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的員工捱餓。」

後人籲抵制 冀紀錄片Netflix上架

《美國夢和其他童話故事》將迪士尼定位為「美國日益擴大的不平等現象原爆點」（ground zero of the widen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拍攝，片中講述4名當時領取15美元時薪的迪士尼樂園員工，面對南加州住屋成本飈升的壓力。參與拍攝的一名迪士尼員工表示，知道有其他同事為了買藥就沒有錢吃飯。

阿比蓋爾稱，製作此紀錄片時，是懷着對祖父在六、七十年代的回憶，例如他是怎樣的CEO、他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將員工視為合作伙伴，而不是機器的齒輪。阿比蓋爾的祖父羅伊•迪士尼在1929至71年擔任迪士尼行政總裁，如今迪士尼家族並非公司的大股東，且不再擔任管理職務（見另稿）。

最後一名積極參與迪士尼決策的迪士尼家族成員，是阿比蓋爾的父親羅伊•愛德華•迪士尼（Roy Edward Disney ），而他有份促成艾格（Bob Iger）在2005年由迪士尼營運總監晉升為行政總裁。

前CEO酬金達員工工資1424倍

不過艾格的高薪，引起阿比蓋爾的不滿。當迪士尼於2018年向艾格提供價值6600萬美元的薪酬計劃，相當於迪士尼員工工資中位數的1424倍，阿比蓋爾批評迪士尼董事會「瘋了」（insane）。在《美國夢和其他童話故事》中，阿比蓋爾與其姊妹蘇珊（Susan Disney Lord）表示，如果祖父知道為他工作的人買不起食物，他不會接受向個別人發放巨額薪酬。

這部紀錄片指出，當她的祖父羅伊•迪士尼在1967年擔任CEO時，他的薪酬是基層員工的75倍左右，當時迪士尼樂園的員工收入足以養家、置業買車。如今迪士尼主題樂園的員工要和父母同住，從食物銀行領取食品。

阿比蓋爾亦不滿迪士尼在新冠疫情期間，把大量基層員工停薪留職，而管理層卻獲取巨額報酬，她期望此紀錄片可帶來公平的薪酬改革。她又支持民主黨進步派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推動規管迪士尼。

迪士尼公司斥內容「誇張失實」

迪士尼曾多次反駁阿比蓋爾的說法，指其指控「誇張失實」（gross and unfair exaggeration of the facts）。迪士尼上周發聲明稱，公司提供了很多福利助員工發展事業。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迪士尼也提供可負擔的醫療保險、免費高等教育，並為合資格的員工提供託兒服務資助。

佛羅里達奧蘭多的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於2018年將多數演員的時薪提高至15美元，最近加州迪士尼樂園的演員時薪漲至17美元，並將在2023年提高至18美元。阿比蓋爾對迪士尼樂園加薪感到鼓舞，但表示加幅仍然不夠，認為時薪24美元才是「生活工資」（living wage，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收入）。

阿比蓋爾稱，希望改革整套制度，特別是企業管理層及華爾街，讓工人的尊嚴獲得確認。不過阿比蓋爾經營的公司Level Forward，也被前僱員投訴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別人賺錢養自己」迪士尼後人感自卑

為最窮困者服務

【明報專訊】德蘭修女在印度東部城市加爾各答的學校執教時，眼看當地貧窮問題嚴重，於是在1948年獲准離開修道院，走進當地貧民窟，並於兩年後創辦仁愛傳教修女會，宗旨是為「窮人中最貧困的人服務」。

該組織服務廣泛，包括營運孤兒院和學校、照料愛滋病、麻風及結核病等病患、為垂死者提供善終服務等。官網顯示，該組織單在印度就營運82間兒童之家，並有175間設施為「被遺棄者、垂死的赤貧者、受身體或心理問題困擾的成年人」提供服務。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該組織加強支援貧窮家庭，包括派發消毒用品等物資、提供醫療援助和住屋津貼等。

今時今日，仁愛傳教修女會是最知名的天主教慈善團體之一，在全球逾139個地方運作。該組織有4名修女在1983年來港，為被社會遺棄者服務，包括在深水埗成立「仁愛之家」。

資料來源：仁愛傳教修女會網站

新聞：印婦沒嫁妝 險被丈夫賣給鹹片商

【明報專訊】2016-02-19

印度一名女子因父母無力提供嫁妝，婚後月餘便遭夫家以70萬盧比（約8萬港元）賣給色情電影製作公司，幸而女子得悉後及時從夫家逃出，避過一劫。

遭販賣的女子原居於印度比哈爾邦（Bihar），早前在父親的友人介紹下，遠嫁予哈里亞納邦（Haryana）一名年輕男子。女子的夫家要求20萬盧比（約2.3萬港元）及一輛電單車作為嫁妝，女子的父親無力負擔，兩家人關係轉差。

女子稱，自己住進夫家後數天，丈夫、公婆與其他夫家家屬便不時奚落她無錢付嫁妝，更開始不斷虐待她，又逼她下田做苦工。她早前獲悉丈夫與小姑合謀，以70萬盧比（約8萬港元）把她賣給色情電影製作公司，準備翌晨將她送走。她驚惶下匆匆收拾，乘夜逃回娘家。警方正調查事件。

遭夫家虐待 下田做苦工

印度婦女出嫁時大多要提供一筆豐厚的嫁妝給夫家，惟不少窮家女子因夫家對嫁妝不滿遭虐待，警方估計不少婦女因而慘成人口販子的「商品」。

（今日印度）

※　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