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中美俄三國之間爾虞我詐，在地緣政治上勾心鬥角，但在二零二五年開年之際，預測未來十二個月的走勢，會發現這三國其實擁有最新的共識，甚至可結為靈魂伴侶，為同一個目標而奮鬥。
他們的共同敵人，就是西方近幾年所興起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奢言打破男女性別的二分法，支持用公款給年輕人作變性手術，支持毒品去刑事化，支持「零元購」，認為小偷小搶都是弱勢群體的絕望反抗，應該要包容，也避免監獄爆滿之患。這些打著進步派旗號的政治主張，成為美國民主黨主流的思想，但也引起共和黨和民意強烈反彈，而特朗普壓倒性當選，就是對此狠狠的回擊。
這是歷史上的首次，三國領袖在社會治理上有如此高度趨同的價值觀，告別近年美國民主黨推動的「普世價值」論述，也拒絕了拜登政府「以規則為基礎」的「價值外交」，而是進入一個純粹彼此利益「大交換」（Big Bargain）的時代。如果特朗普要求烏克蘭停戰，他就需要和普京作出利益交換，如果特朗普要從中國獲得更多的好處，就要在台灣問題上和習近平談判。
符合老幼咸宜賣座條件
如果觀眾單純喜歡主角哪吒，《封神第二部：戰火西岐》有武亞凡扮演真人版本可看；若為熱血題材吸引入場，《唐探1900》亦有提及孫中山和鄭士良等革命家角色；動畫捧場客可選《熊出沒·重啟未來》，愛國者支持《蛟龍行動》，何以《哪吒2》獨佔鰲頭？《蛟》及《熊》片暫未安排在港上映，內地票房亦未見突出，在此不贅。相比其餘3部賀歲片，《哪吒2》最能符合老幼咸宜的賣座條件，對於內地年輕觀眾來說，哪吒高呼「我命由我不由天」，貫徹其不服輸個性，正如對白所說：「如果前無去路，我就踏出一條路；如果天地不容，我就扭轉乾坤。」新一代容易對號入座，產生感情投射和共鳴。
蘊含豐富中國文化元素
除了孝道，《哪吒2》也蘊含豐富中國文化元素，例如哪吒打架前喜歡念七言詩、擺出北派功架；無量仙翁以四字成語命名的武功招式，甚或其煉製仙丹所用的青銅器「天元鼎」等，華人觀眾看得親切，同時滿足喜愛「中國風」的海外影迷，難怪獲得國家和人民支持，成為電玩《黑神話：悟空》及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後，另一展示軟實力的最佳「武器」。《哪吒2》以「中國故事中國電影」為宣傳口號，內地影迷落力捧場，積極參與打破票房紀錄的「壯舉」，從社交媒體抖音及小紅書可見，不少內地學校、工廠、企業及教育中心等購票請學生及員工睇戲的報道，便知所言非虛。香港有區議員及慈善團體自費包場，高官透過社交媒體推銷，商場搞「購物派飛」活動，更是不在話下；電視台亦不甘後人，抽起黃金時段節目改播上集《哪吒之魔童降世》造勢，相信《哪吒2》票房破億不是夢。
不過過去一段日子，隨着「迴避新聞」成為廣泛研究的題目，「看新聞」這個行為，與各種社會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也成為探討課題之一。
首先，就「迴避新聞」的意思，最籠統來說是人們少花了時間看新聞，而這也是在不少國家觀察到的現象。但就這個情况，也有人提出，畢竟在社交媒介年代資訊競爭劇烈，人們分配少了時間看新聞是「情有可原」；更重要是，在資訊發達的網絡環境，人們即使少了透過報章、電視等傳統方式看新聞，他們仍很容易在網上得知各種重要新聞資訊。
因此除了比較一般看新聞的時間多了或少了，也有學者探討人們在哪些情况下會刻意避免接觸新聞。當中因素包括：新聞太多令人不勝負荷、網上真真假假的消息令人感煩擾等。在個別情况中，例如疫情期間，一些人情感上也盡量避免接觸與疫情相關的新聞。在這個環境下，看多少新聞與何謂良好公民的關係，便是值得重新探討的題目。尤其是在一些意見兩極化，或充滿負面情緒的輿論環境，也有人可能覺得要避免接觸某些新聞資訊，以維持自己作為良好公民的信念和實踐。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們刻意迴避新聞沒有社會影響。始終，一個完善的公共討論環境，人們還是希望社會大眾可充分知道不同觀點或態度，及具備判斷真假資訊的能力，而不是刻意不看某種資訊。
重點是，當我們把迴避新聞的焦點放在人們刻意迴避新聞的動機，分析的側重點就不在於純粹他們接觸的新聞資訊多了還是少了，而是在什麼環境裏，人們會刻意迴避哪些新聞資訊，而這會帶來什麼影響。
2024年5至7月，筆者與恒生大學傳播學院陳智傑教授共同開展電話問卷調查，了解香港市民接收新聞資訊的習慣（受訪人數1002，回應率38%）。當中有3條題目是關於受訪者刻意迴避新聞的情况：
（1）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
（2）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
（3）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
每條題目，受訪者可選擇回答「沒有」、「很少」、「有時」、「經常」、「十分經常」。圖1是受訪者刻意迴避新聞的情况。
資訊爆炸環境裏 總有原因避開新聞
首先，約六成市民表示完全無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倒過來說，即四成市民會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當中程度有所差異，而回答「經常」或「十分經常」的只佔少數（5.2%）。正如上文所說，在今日資訊爆炸的網絡環境，人們總會出於各種原因刻意避開某些新聞資訊，因此很難斷言四成是多或少。
避開違背自己態度的媒體 各地均見
當刻意迴避新聞的範圍稍為收窄及具體，「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及「刻意避開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的分佈則相若，均有三成多市民表示完全沒有。另外，有5.8%市民回答「十分經常」刻意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明顯比其他題目多。這很大程度是因為不少新聞機構都傾向代表某種政治取態，一些市民會避開接觸跟自己政治態度相違背的新聞機構，這是各地普遍情况。
至於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的關係，問卷調查中有6條關於公民價值觀的題目，問受訪者覺得「遵守法律」、「舉報罪案」、「配合政府政策」、「幫助生活比自己差的人」、「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會改革」分別有多重要。
公民價值觀較強的人 較不會迴避新聞
圖2是兩者關係的迴歸分析結果（註）。為方便閱讀，該圖只列出達統計顯著度的結果。整體上，刻意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呈負相關。具體來說，認為「遵守法律」、「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會改革」屬重要的市民，都較不會「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這很符合概念上的一般理解：公民價值觀較強的市民，整體上較清楚知道接觸各種新聞資訊的重要。
有趣的是，認為「遵守法律」重要的市民，會較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由於問卷長度所限，我們未能知道受訪者實質上刻意避開哪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雖然這在邏輯上，跟他們較少「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的結果似有矛盾，但這正好反映出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之間的細緻關係：一方面，公民價值觀較強的市民，整體上清楚作為知情公民及接觸各種新聞資訊的重要；同時間，個別公民價值觀的建立和維繫，或者會體現於某些新聞內容的取捨，以維持公民價值觀和對外在社會認知的統一性。這是需要繼續探討的研究方向。
註：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出生地、政治態度、國族認同、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度、接收新聞資訊頻率
（作者按：本文分享的結果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研究項目(項目編號：UGC/FDS14/H03/23、UGC/FDS14/H15/23)）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鄧鍵一]
表面上，一場小風波隨着謝的道歉得以平息下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學童自殺問題愈趨嚴重，政府當局雖投入了不少資源，包括設立三層應急機制、加快醫療介入等，惟情况並未見明顯改善。這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大人們着急與深切反思。
其實，只要對民情稍為敏感，都會知道謝的言論在社會有一定「市場」。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以「長輩」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及自我傷害行為：他們或批評當事人軟弱與自私，或指摘其抗逆及壓力管理能力不足——總而言之，這一切都是個人問題，家庭及社會環境因素都不是關鍵所在。
沒有探索問題根源 治標不治本
放眼政府在學校推行的精神健康教育，同樣將重點放在情緒與壓力管理，以及建立年輕人的抗逆力。在筆者工作的院校，學生的情緒與精神問題同樣嚴重，而校方會在校園每一個角落張貼海報，鼓勵學生「正面思考」。這也有機會發放出信息，認為精神健康欠佳是與思想過於負面有關。
以上種種想法與做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責任放在個人身上。套用一個更專業字眼，就是所謂blame the victim（指摘受害人）。當我們的社會真的生了病，年輕人在苦海中奮力掙扎，卻不去探索問題根源，只要求他們正面點、成熟點，盲目強調正能量。這樣子，就算將幾多年輕人送進精神醫療系統，都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社會工作中有所謂systems theory（系統理論），強調人在情境之中——每一個人的精神狀况，包括思想、情緒、行為，都與身處環境互動，會受到影響。筆者回顧多年工作，無論是之前在社區從事精神健康實務，到現在於大學教書，深切體會到青少年不快樂，主要與家長期望及社會主流價值觀有關：由細到大，他們受到父母、學校、社會賢達以至政府宣傳等「薰陶」，耳濡目染下，認定做人要成功；為免被時代淘汰，要一生不斷增值。而何謂「成功」與「有價值」，往往是取決於一些外在指標，例如學業成績，或其他範疇如體藝、音樂方面等成就，甚至容貌身材等。
重拾謙卑的心 思考從源頭鬆綁
這一代的家長，很多都會悉心栽培小孩子，要他們學習不同技能，為的是擔心他們「輸在起跑線」。然而在這樣一個強調輸贏的社會，他們從小開始便慣常要與人比較，受到主流價值影響，甚至內化了這些價值，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更有甚者，是這標準會不斷提升，當達到一個指標，他們便會被要求追逐更高的。結果無論如何努力，也總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自我價值感無法提升。
美國精神科醫師Karl Menninger提出有關自殺的經典理論，當中指出自殺者其中一個常見動機是感到罪疚，要透過自毁去懲罰自己。套用在香港現况，不少年輕人因為無法滿足家長與社會期望，感到自責與內疚，甚至做出自我傷害行為，這從一些自殺者的遺書中可略知一二，值得做大人的深思。至少，我們需要多用一點時間與耐性，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們提升自己。
最後，筆者想引用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前總幹事曾展國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的說話，他提到「要救已站在邊緣的年輕人，比起改變年輕人，改變他們身邊的成年人或更有效」，並指出要「減低學習環境的高壓競爭，多點接納年輕人，才能從源頭清理年輕人負面情緒」。
的確，不止是家長、教師、政府官員，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要承認：今日的香港，並不是一個讓小孩子身心幸福成長的樂土。只有重拾謙卑的心，我們才會認真思考，如何從源頭為年輕人鬆綁。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丁惟彬]
傳統中國信念告訴我們，人的一生都有某些不能逃避的定數或宿命。以現代術語來說，這大概是我們的遺傳基因、家庭背景及成長環境。
多年來我認識不少「條命生得好」的人。他們天生聰慧，家境顯赫（例如自小就在半島酒店飲綠寶），畢業於名校，做任何事都會出路遇貴人，事半功倍。可是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此等福分。究竟我們可以如何扭轉命運、趨吉避凶？
逆境可帶來詛咒 也可變成祝福
長大於草根家庭，我感受到當年的貧窮子弟不單是缺乏金錢，同時亦被剝削了很多機會。父母為口奔馳或缺乏教育，往往沒有時間及能力栽培子女。所以那些自覺「條命生得唔好」的人，首要趨吉避凶之法便是要及早認識「機會並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爭取回來的」。埋怨什麼制度不公平、別人如何不予機會，只會不斷消磨自己的意志或給自己藉口不去面對失敗。
我發覺當年在惡劣環境下長大的孩子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類是變得更差；另一類卻吐氣揚眉。為什麼？我不相信是因為智商有差別，在現實世界也沒有見過好像粵語長片《人海孤鴻》裏李小龍遇上吳楚帆而改變了一生的戲劇化經歷。我從小就被人看低一線，凡事都不被看好，多年來這些冷言冷語卻變成了我的人生動力。由此看來，逆境可以帶來詛咒，也可以變成祝福，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所以第二個趨吉避凶之法便是學習臥薪嘗膽。當然，我亦嘗過寒天飲冰水的滋味，看不見盡頭的艱辛是要靠頑強信念支持下去。每當我覺得捱不住了，正要放棄之際，卻又告訴自己一旦認輸便前功盡廢，倒不如再撐多一會，原來曙光往往在最絕望的時候才出現。我們不需要玩笨豬跳（bungee jump）或流放荒島來鍛煉意志。其實在日常生活上給自己少一些藉口，逐步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我們必會變得愈來愈堅強。
時代雖然改變了，但命運的詛咒卻依然嚴峻。什麼輸在起跑線，怎樣缺乏平等機制，如何失去往上爬的空間等……其實世界從來沒有改變。我不相信牀頭轉向東南，水晶放在西北便可以逆轉乾坤。
要改變命運，便要懷着屢敗屢戰的意志。最頑強的敵人，原來是自己的軟弱、缺乏自信及害怕失敗的心魔。
文：陳家亮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中大醫學院教授，教學生、醫病人、做研究，親筆分享杏林大小事）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從非情歌窺探社會文化狀况
雖然筆者無統計過香港及外地流行音樂市場裏，情歌與非情歌的比例，但若純粹從流行文化概念出發，情歌與非情歌如要吸引大眾，當中涉及不同共鳴。前者是個人情感的共鳴；個人戀愛情感的共鳴，相對普遍和容易掌握。後者是社會層面的共鳴。後者的話，創作者需準確拿揑，當社會上每個人來自不同背景，什麼主題才可以容易得到大眾的共鳴。也因此，非情歌有時可以充當一扇窗，讓我們窺探某個時候的社會文化狀况。
倘回到1970至1980年代，社會和媒介結構較簡單的時候，公共情緒和聽眾口味還是比較容易捕捉，一些非情歌也容易得到大眾共鳴，燴炙人口。例如關於「打工仔」處境的《半斤八両》，是當中表表者；《獅子山下》則在某個時刻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皇后大道東》算是少數政治味道濃烈，卻成功躋身主流的歌曲，也側寫出當時「九七回歸」這個話題在香港市民生活中，何等重要。
固然，「非情歌」作為一個類型，仍然包含很多不同主題。在本文，筆者特別想討論「勵志歌」。這源於兩年前筆者和研究伙伴跟「鏡粉」的焦點小組討論，其中一個環節裏，受訪者形容男團MIRROR的歌曲很「勵志」，引發我們想進一步知道，他們怎樣了解什麼是「勵志」。
在每組，我們都請受訪者列出一首他們最喜歡的MIRROR歌曲，及一首其他歌手或樂團的廣東歌。量化結果我們在其他平台發布過，在此不贅。重點是：當討論提及「勵志」的時候，我們還討論到一些「經典」的「勵志歌」，包括《紅日》、《獅子山下》、《強》等。
何謂「勵志」
雖然受訪者並沒有很多青年人（畢竟大部分「鏡粉」都不是青年人），但從他們批評其他勵志歌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環境變化下，人們對「勵志」的理解怎樣轉變。
首先，當我們問受訪者覺得《紅日》是否勵志，他們的即時反應一定是大笑，然後予以否定。他們普遍認為，片面地發布正能量不等於勵志；「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很淺薄，而面對逆境就要「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也十分一廂情願。他們覺得，這種去脈絡化的勵志有點自欺欺人。
至於他們對《獅子山下》的看法，也同樣是否定的，但反應沒有《紅日》那麼即時和一致。有些受訪者認為，《獅子山下》表現的勵志，或者只是屬於上一代人的共鳴；那些共同經歷貧窮的環境，已經不屬於今天的香港。有受訪者覺得，他們對《獅子山下》本身沒有喜惡，惟對於這首歌被反覆挪用，把某個時空的想法概括化為「香港精神」，感到有點「唔舒服」。也有受訪者直指，覺得《獅子山下》是叫人做「社畜」（編者按：「公司的牲畜」之意）；明明社會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獅子山下》就只是叫大家「繼續做蟻民，埋頭工作就會成功」，覺得這首歌「講到香港人好卑微」。
至於MIRROR歌曲，《Warrior》壓倒性地是受訪「鏡粉」最喜愛的MIRROR歌曲。當中不少受訪者都認為《Warrior》很勵志。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他們眼中的「勵志」是怎麼一回事。很多受訪者都提及「浩浩蕩蕩迎來另一新世紀」一句歌詞，覺得無論「新世紀」是好是壞、有幾多艱困要克服，舊時代已經過去，或者總會過去，這本身已經令人覺得鼓舞。有兩名受訪者本身是母親，她們特別喜歡「大不了死，亦不會避」一句，覺得勵志不是純粹的正能量；「大不了死，亦不會避」包含了一種奮力一搏的決心，知道很多困難要去克服，這才是真正的勵志。
至於「鏡粉」們列出他們喜歡「非MIRROR」的歌曲，則包括《留下來的人》、《聖馬力諾之心》、《Let Us Go Then You and I》、《銀河修理員》等。雖然我們沒有要求他們列出特定類型的歌曲，但不約而同，它們都包含了不同意義下的勵志元素，例如決心、同行、陪伴等。當我們綜合討論怎樣才算「勵志」的時候，他們都覺得情境很重要，要指涉一種很實質的困難或挑戰，這個「勵志」才有意義；不是純粹的正能量，講聲加油就是勵志。
本港的「勵志」情境
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比較哪些歌曲更勵志或不夠勵志。回到文章的起點，分析怎樣的「非情歌」可以得到共鳴，能夠側寫出一時一地的社會文化。我們當然不能回到過去，問以前的香港人為什麼愛聽《半斤八両》，惟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當時普羅大眾「上心」的是什麼事情。
放在近年香港社會，聽眾們（儘管我們的受訪者是「鏡粉」）對現在及過去勵志歌的看法，也恰好足夠讓我們觀察到，近年香港經歷了各種挑戰——政治、經濟、疫情、離散等等，而大家都有某種意識，社群中的彼此要共同克服困難。這個勵志的情境，是很實在的。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吸引我眼球的是：金斯伯格與史卡利亞對人權、公義的觀點及態度南轅北轍，前者卻指對方是自己的最佳朋友（best buddies），並稱頌史卡利亞反對她的意見往往更受尊重（註2）。我心想：價值觀完全相反，也可做朋友？
「朋友」，正如所有我們日常用語（如「愛」、「家」或「緣」），太普通的一個詞，使眾生容易缺乏深入討論及反省。結果就是言人人殊，根本不成概念——「係朋友就無論點都撐我！」、「係朋友先話醒你咋！」盲撐就是非不分，有保留就是無義氣。「朋友」彷彿就是「萬能key」，想如何用便如何用，毫無獨特性。
能成為朋友 總帶着愛
原來，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政客都對「朋友」有深切反思。就如梁文道在頻道「壹千零壹夜」說過，朋友其實甚具政治面向。按哲學家德里達的詮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朋友須經得起時間考驗，兩者關係堅固，沒分彼此；所以亞氏高呼：「我的朋友，世上並沒有朋友！」因為朋友之間就是沒有主客／我你二分。此份情誼堪比愛情，德里達稱之為「愛感」（lovence）。
到羅馬文明時期，由於世界尚沒私人／公眾之分，兩人是朋友，就自動成為政治盟友。當時，演說家西塞羅（Cicero）就說明朋友不是吃喝玩樂、你對我好我對你好等價交換式的合同關係；而是風裏去火裏鑽、兩脇插刀的義氣仔女——朋友須一起抵住所有政治風波，即使為朋友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即所謂的「超越生命的朋友」（friendship beyond life）。是故，每人均須選擇有德行的人作朋友，而德行包括誠實、敢諫。也就是說，朋友有錯，必須指出、毫不保留。朋友論的不是物質或名利的承諾（例如你支持我，我在位後就委任你做顧問），而是品德的互信（我可以與你同生共死，因為我直諫，你會聽；當然，採納與否可再探討）。
你把我批鬥 就係朋友
哲學家尼采對朋友的看法，與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不同。他認為朋友並非永恒不變主體，此種關係亦沒有跨時間本質。尼采認為朋友之間就是充滿摩擦，然而這種衝突只會令彼此更了解自己、各自清楚自己的欠缺，協助大家進步。故此他不覺得朋友必須同意對方，或須在有不同立場時和稀泥、避免爭拗，那只會重複製造平庸。相反，朋友應該真誠地令大家成長進步，協助對方更了解自我。所以，我的最好朋友會同時是我的敵人（就如金斯伯格與史卡利亞）——只有最厲害的敵人，才最了解我不為人（甚至自己）所知的弱點。
試想像，一個領導提出政策前，為免遭政敵公開反對或批評，便須反反覆覆超仔細審視自己意見，甚至由對方視點模擬批判自己；只有肯定可以完美解釋政策之餘，並可辯護自己立場，才推出政策。也就是說，我知道我政敵清楚我立場的破綻，為免失敗，我唯有一而再、再而三自我反省，逼令自己進步。
舉個例子：21世紀初，香港立法會討論是否應取消「婚內強姦豁免權」。我和朋友都舉腳贊成取消該項「大男人」的無理規則；但對於如何取消，卻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香港法庭可直用英國已有案例，我卻認為英國判決對港無約束力，所以須修例。我們翻轉圖書館、與退休學者溝通、讀無數案例，為的就是要堅持自己立場、發展自己觀點。我此刻仍相信，經此一役，大家對性別研究與法律在實際生活上的互動，都加深了解。注意：我們在雜誌上筆戰，但見面依然談笑風生。
是故，政敵與我不一定是邪正之分。其實多數情况更可以是擁有共同理想，但立場及運用手法不一樣的同事。（所以，尼采並不會認為電影《周處除三害》中的陳灰、陳桂林互為朋友，但《白日之下》裏的凌曉琪和潘大狀是。前兩者只是了解對方，對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後兩者則堅持公義，只是對如何體現公義的方法有不同意見。）
尼采不認為朋友須是一生一世的；只要基本價值觀轉變，絕交也不是問題。德里達的總結最到位：我愛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而政敵也與絕對敵意不一樣（Derrida, 頁33、138、141）。
風暴中不讓半步是朋友
中華漢族傳統以儒家為本位，重視人倫關係，當然不會忽略朋友之道。孔子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簡言之，與正直、有誠信、博聞多見的人交朋友，有得益；而善於逢迎、阿諛奉承的，都只是啦啦隊，是損友。天津師範大學教授何包鋼認為，孔子在這裏已為「諍友」定義：正直的人見到朋友有錯，必須真誠地直斥其非。作家青絲對諍友的總結最發人深省：「接納並理解諍友的作用很重要，通過他人的批評規勸，改正缺失，擇善而行。」（註3）
中華漢族文化與歐陸文明一樣，覺得朋友須有互相直諫的誠信勇氣，及在困難互相支持的情誼。
結論
當我們一直建構創造理想的朋友關係時，當中有一個善意的假設——朋友雙方都願意放下身段，大方聆聽批評。現實逼令我們認清人際關係的困難苦處：願意聆聽批評、大方承認不足，還要認錯改過，所需的心理能量太大了。結論就是最脆弱、底氣愈不足的平庸，就愈不願意進步。在他們眼中，真誠的批判，就是邪魔外道的思覺失調。如此簡單道理，個個皆知，卻非每人做到。始終，美國平權法律史上只有一位金斯伯格。
註1：Linda Greenhouse, "High Court Hears 2 Cases Involving Assisted Suicide," Jan 9, 1997, The New York Times
註2：Martha Tesema, "Don't forget about these beautiful political bromances, too," May 28, 2017, Mashable
註3：〈士有諍友〉，2020年6月6日《文匯報》
延伸閱讀：
（1）何包鋼（2011），〈「諍友」能否成為一種外交原則？〉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23期
（2）Aristotle (1985), Nicomachean Ethics.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3）Cicero (2001), On Friendship. New York: Bartleby.
（4）Derrida, J. (1997) 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 & New York: Verso.
（5）Nietzsche, F. (1997) Daybrea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春季是四季交替、天人相應、生生不息的天道秩序之原點。「山川良是舊，歲月又更新」，「一片彩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時序更新，春回大地，生機勃發，又是一年美好的歲月，怎不令人心情愉悅、喜氣融融？「春在千門萬戶中」——詩句說的是歲序，但意蘊所指更是歲序更新中的人。
維護政治秩序與實現個人自由 並行不悖
秩序與人，從來都是公共生活中所必須考慮、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人，作為社群（community）的成員，需要以制度作為基礎的良好秩序，方能得到有保障的安寧與公平，這是個人與家庭安居樂業的起碼條件。但好的秩序和制度，也需要人的支持、依賴人來運行、因人心所向而鞏固且堅實。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以制度釐定秩序，是良政善治、百業興旺的基礎與前提。
以國家治理制度為具象化的政治秩序，為着保障所有人的平等尊嚴及自由發展這兩大根本目的而得以存續；人，也依靠政治秩序所提供的安定環境作為前提條件，成就自己，貢獻社會，以此獲得更好的人生意義，最大限度實現個體生命價值。政治秩序的維護與個人自由的實現，兩者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政治秩序呼應作為秩序主體的人的訴求與需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也為實現政治秩序中所體現出的共同價值，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註2）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秩序與人互為前提、互相成就，兩者關係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良政善治，有賴於全社會對秩序與人之間正向促進關係的正確認知。舉例而言：自由而不受干預的營商環境，固然對於企業經營者的發展至關重要；但企業家也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公共秩序，來保障財產安全、維護合同履行、實現分配公平與保護弱勢群體權益。
又如，在公共空間裏，每個個人都追求屬於自身的表達自由；惟在法律的界線內維繫所有人共有的表達權利，則需要強而有力的秩序，來保障公共言論的負責性和合法度，從而確保公共領域中每個利益攸關方的權利都得到尊重。在人類社會中，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個人自由的追求，離不開政治秩序所維護與提供的整體安全環境。
政治秩序 以人的體驗為依歸
但另一方面，人是構成並支撐政治秩序的基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抽象的政治理念或許宏大，惟政治秩序所產生的治理效能，歸根結柢，仍須落實到具體而微的人的體驗中去，落實到千門萬戶從秩序中所能感受到的安全與幸福。正如「春在千門萬戶中」，政治秩序的最終評價標準，亦應是千家萬戶、每個個人的生活體驗。尤其是，在21世紀的今天，公權力已承擔起更廣泛、更博大、更通透、影響力更為深遠的職能。這更要求在設計、運行、維護和優化政治秩序的全過程中，以人的體驗為最終依歸。
公權力對整體安全環境的維護，應當以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尊嚴與合法權利為最終目的，以改進千家萬戶的生活體驗為終極追求。看不到尊重個人價值的重要性，把人的存在「工具化」，人類社群整體的發展與安全，也就失去了人文意義。同樣，看不到人類社群對於共同秩序、集體安全和均等發展的客觀需求，只強調不擇手段、最大程度地追求個體自由，不但損害秩序與社群整體的長遠利益，最終也會導致個人價值和個人自由無法得到應有保障。
寅畏天命 知人安民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講求寅畏天命、知人安民，就是要令公權力成為公共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有益的平衡器、結合點與協調人，不斷促成秩序與人相互調適、相互成就。唯有上下相應、群己相容的管治秩序，方能為千家萬戶帶來安全感、幸福感，讓社會中的每個個體免除後顧之憂，令人人得以在公共秩序的保障下，自信地追求幸福、守護家人。
尊重與維護人的尊嚴，重視並促進人的價值的實現——這是秩序與人互相成就的主要推動力。人是政治中最寶貴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所在。中華民族所崇尚的政治秩序，以寅畏天命、知人安民為行動原則，這包括尊重人的價值、重視民心向背、追求公平正義、講求天人合一等。在中國傳統而言，歸根結柢，寅畏天命與知人安民，是政治哲學的一體之兩面——天命即人心，其間並無二致。正所謂「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秩序與人在終極文化意義上的契合，決定民本觀念在中華民族維持良善管治秩序的過程中，必然發揮居於主導地位的重要作用。在中華民族政治理想中，人民生活在秩序中；而秩序又因不同時代民眾的參與，而得以存續和演進。維繫兩者互相成就的紐帶，就是貫穿於君子、庶民、家國與天下之間，以教化為核心、以心性為指南的文化理念與倫理要求。這正如唐代陳黯寫道的那樣：「夫華夷者，辨在乎心……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秩序與人 合二為一
儒家「亞聖」孟子特別強調秩序與人之間的這種天然的良性互動關係。他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當天道、治道與民意達到高度一致的時候，便是「內聖外王」境界的真正實現。
在儒家政治理想中，秩序不應成為外在的約束，而應是國家與人民、公與私、群體與個體之間，自然而然的文化契合與文化共生。秩序與人，憑藉這樣的契合而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合二為一，並與天道所彰顯的秩序互相呼應，源遠流長，蔚為大觀。我想，這，亦或許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秩序觀的要義所在吧？
註1：晚清易學家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學》中解釋說：「乾元者，乾之元氣也，於時配春，故曰資始。」
註2：「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是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1961年就職演說中的一句話。
作者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分享對工作的價值觀和金錢觀
有一次，兒子想買一件玩具，當時我問他：「你有錢買嗎？」兒子的回應是：「借你的八達通給我不就買到了嗎？」我就知道，他對金錢是毫無概念。自此之後每逢為八達通增值，我都用真實紙幣，陪他一起到便利店增值，並教導他爸爸需要努力工作才掙取到金錢，並非不勞而獲。爸爸們，你希望將不同的價值觀，例如對金錢的看法，傳承給兒子嗎？筆者有3個貼士分享：
1. 當價值觀「傳輸帶」
美國與土耳其學者團隊的研究顯示，爸爸對兒子的支援和互動的親職風格，會增強溝通，價值觀會像傳輸帶般，促進父子的價值觀傳遞。大家會有更相似的價值觀。爸爸可以多跟兒子分享你對工作的價值觀，例如：爸爸視工作只為掙錢，還是對人的盡心服務？爸爸怎樣展現出工作準時和盡責呢？還是借請病假去旅行？爸爸喜歡這工作嗎？為何要做這工作？不妨趁兒子年幼時主動分享。
2. 展示對家庭的責任感
有美國學者研究非裔爸爸如何傳遞男性獨特的社會經驗和價值觀，發現爸爸在家裏，會主動向兒子展示如何成為一個為家庭付出的男人，例如：教兒子打呔、煮食、洗衣服、維修等生活技能。這展示除了讓兒子明白爸爸對家庭負責的價觀，亦教育兒子「應使則使」的金錢觀，若自己懂得做的事就不用花錢請別人來處理。爸爸亦可以帶兒子開設一個兒童銀行戶口，教他如何處理金錢。爸爸可積極地示範，用例子、日常生活，傳遞一種男性對家庭的尊重、責任和連結。
3. 當兒子第一位楷模
內地一個有關價值信念傳遞的研究指出，由於性別相同，爸爸更容易將價值信念傳遞給兒子，兒子傾向更在意爸爸的想法。小學階段，他們仍會經常參考和模仿身邊接觸到、同一性別的人，包括爸爸。爸爸不妨按孩子成長階段所需，給予他們成長的養分；同時要以身作則，當良好楷模。舉例說，爸爸是否「月光族」（每月花光所有錢）？爸爸會否不斷追求購買最新的科技或電子產品？還是儲蓄、消費和捐獻都能取得平衡呢？別以為兒子什麼都不知道，你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在眼內。
爸爸，有什麼東西是只有你，才能流傳給你的兒子呢？良好的父子關係常是父職的起點，與兒子有良好的關係，亦會為爸爸傳遞價值觀帶來正面的效果。
文：黃格平（維護家庭基金社工、兩個兒子的爸爸、積極鑽研父子關係）
作者簡介：由一群撐爸爸角色的父母共同寫作，記錄他們怎樣在孩子生命中，築起爸爸形象。好爸爸中心由維護家庭基金設立，深信每個孩子需要好爸爸；爸爸角色可由夫妻共建。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487期]
最近在網上讀到上面的這句話。我想，AI愈來愈像人，因為它的應對愈趨自然。人呢？愈來愈像機器，是因為生活滿滿「操作感」，還是人的情感、思想與倫理都淡薄了？
「禮」的背後有一種「情」
記得有一名朋友告訴我，她任職的學校有一個師生諮議會，是一個師生交流意見的平台。近年學生在會議中的態度，總是向學校要求和質詢。她舉一個例子，她的學校關心學生，所以在每一層都設一部提供冷、暖、熱水的先進電子飲水器。她認為學校為學生好，學生該會領情，怎料在議會中，學生投訴熱水太熱，冷水太冷。我想起曾瑞明在他的著作《家長應該學會的20堂倫理課》（下稱《家長》）中也提及相似的情况：「記得有一位學生問學校為什麼只送金莎給他們，而不送GODIVA（高級巧克力品牌）。」曾瑞明在書中說，「禮」的背後有一種「情」，而他卻慨嘆「現在的風氣是重物多於重禮」。施恩莫望報，是應該的，只是曾瑞明就送巧克力一事的說法，也令人唏噓：「不稀罕『禮』或許是風骨，但不稀罕『情』，也可稱『無情』吧。」
灌輸世界觀具人文關懷
我們都盼望下一代關心自己，同時關注身邊的人和事。譬如說世上戰亂一直持續，而最近以哈衝突仍是水深火熱，中東地區可謂生靈塗炭。為此，最近便聯同幾名教師，在校內辦了相關書展和討論會，讓師生一起探討時事。當日學生的提問，都圍繞着涉事地區的對錯、立場甚或陰謀論；我與其他的出席教師，都努力引導學生，把目光投放在戰亂人民的慘况。辦此活動，教師希望灌輸學生的，是人文關懷。《家長》中就有個章節指出，我們希望學生有世界觀，但這些世界觀不能缺乏關懷。曾瑞明在書中寫到，面對「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的課題，儘管無能為力，亦不等於漠視不理。好比各位語文教師，教授《戰城南》或杜甫一些關懷國家的詩歌時，除了考試知識，都盼望培養學生關懷家國天下的一份情懷。孟子論人禽之辨時，人之為人，其中就因為有惻隱之心。
《家長應該學會的20堂倫理課》是曾瑞明寫給家長的讀物，各章節不長，深入淺出，為家長梳理出值得重視的人情世故，讓家長日常與子女聊天時，有具體憑據與子女討論處世之道。其實曾瑞明的其他作品都適合青少年。記得年前教育局於暑假前，贈予全港中小學生圖書一本，教師可在教育局提供的書單中選書，而我就從書單中選出曾瑞明的《年青生活哲思20則》送給當屆中六畢業生。
敝校有個傳統——每年都挑一本書送給畢業生，當中蘊含對他們的期望與祝褔，讓書本盛載年輕人該恪守的人生態度。
文：程志森（資深學校圖書館主任）
作者簡介：手捧一本書，是幸福的。兩位學校圖書館主任——程志森和倫雅文，想分享閱讀的快樂，聊大小朋友的書，聊讀書的邊邊角角……打開一本書的那一刻，就是讀書的好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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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PaMa 教得樂 第478期]
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家傳戶曉的人物，不少人都以其小名Bibi稱呼他，甚至稱他為King Bibi。他分別在1996至1999年、2009至2021年出任以色列總理，雖然貪腐官司纏身，但2022年底憑極右及宗教狂熱人士支持下捲土重來，再任總理。他對極右要求順從，既削弱最高法院權力，又讓極右大肆擴充西岸的猶太殖民區，縱容猶太殖民者攻擊巴人。10月7日後，以色列不少輿論亦翻舊帳，質疑內塔尼亞胡為阻撓實現兩國方案，容許哈馬斯在加沙坐大，以免西岸的巴人自治政府有足夠實力跟以色列討價還價。有「安全先生」之稱的內塔尼亞胡為何會對加沙失策，相信將會成為以色列戰後調查重點。
要認識內塔尼亞胡，固然可以談他有關巴勒斯坦的論述及如何千方百計阻止「兩國方案」，也可談他反精英的民粹主義，但還是Hasbara最能反映他的個性及政治風格。
發揚「以式公共外交」
Hasbara是希伯來語，意即「解釋」，通常譯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向是內塔尼亞胡的拿手好戲。據以色列記者費弗爾（Anshel Pfeffer）在2018年出版的內塔尼亞胡傳記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台譯本：《Bibi：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動盪歲月》，下文簡稱《動盪歲月》）稱，Hasbara這概念源於以色列開國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要在下至草根、上至白宮等不同層面對外國解釋以色列政策，為以色列辯護；但將Hasbara發揚光大的是內塔尼亞胡，亦最具爭議。
內塔尼亞胡1996年上台便要在總理辦公室增設Hasbara的專責小組。他對Hasbara的自豪，可見其2022年出版的自傳Bibi: My Story（《Bibi：我的故事》），該書有一個章節便命名為Hasbara。內塔尼亞胡1949年在特拉維夫出生，一家隨父親到美國任教而搬到美國，1967年六日戰爭之際回以色列參軍。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重返美國，並在麻省理工讀書，跟現時美國校園因為以巴爭吵不斷一樣，當時校園的阿拉伯裔和猶太裔學生亦互不相讓，內塔尼亞胡跟猶太裔同學發動宣傳戰，反擊親阿拉伯言論。他的父親也參與Hasbara，向政客游說，他教曉內塔尼亞胡一個道理：面向公眾的Hasbara要強調以色列是正義的，但針對美國政客，Hasbara要針對國家利益，游說美國政客支持以色列合乎美國利益。這對內塔尼亞胡影響深遠。
內塔尼亞胡在1984至1988年出任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據《動盪歲月》，他聘請以色列學生監察傳媒報道及翻查檔案，找出阿拉伯世界領袖一些不妥當的言論，用來作為演說的素材。該書引述一名以色列前外交官說，內塔尼亞胡對聯合國的運作沒有興趣，但視每個發表演說的機會為「歷史時刻」，外交人員為了他一篇演說可能要花上數天時間反覆推敲演說中的遣詞造句，以達最佳效果。內塔尼亞胡當上總理後，聯合國亦多次成為其宣傳以色列立場的舞台，他在自傳中亦多次為其聯合國演說洋洋得意。
30年前著作值得注意
不過，這些工夫真的有助以色列嗎？《動盪歲月》不客氣指出，內塔尼亞胡咄咄逼人的Hasbara在1980年代並未有實質效果，只幫助了內塔尼亞胡國內聲望而已。當時以色列目的是要阻止以巴問題成為國際議程，但美國1980年代後期逐漸傾向跟巴人接觸，1988年12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宣布放棄恐怖手段並接受兩國方案，美國亦隨即跟巴解展開正式談判。
以色列及巴解組織的談判最終在1993年9月達成《奧斯陸協議》，在野黨領袖內塔尼亞胡亦成《奧斯陸》最主要反對者，極右對時任總理拉賓的攻擊更無所不用其極，最終拉賓在1995年被極右分子暗殺，內塔尼亞胡的角色一直引起爭議。不過，1993年還有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內塔尼亞胡同年4月出版的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一書。
該書把現代以巴衝突說成是猶太人1500年奮鬥歷史的延續，聲言衝突無關巴人、邊界或難民，也不止關乎以色列，其源頭是阿拉伯及穆斯林對西方的憎恨，而以色列則是西方在中東的據點。換言之，挺以色列合乎西方利益。他把以色列描繪成純粹受害者，指和平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承認以色列生存權才有可能。費弗爾稱，該書有如Hasbara的終極手冊，其核心思想是以色列的事業是正義的，只要適當陳述，以色列可以而且必須說服所有西方人相信這事實；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如果你還不同意，你便是反猶。
沉迷國外國內公關
此書雖然寫於上世紀，但細心觀察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涯及其對巴勒斯坦的立場，其觀點從沒變過。雖然內塔尼亞胡有時受制現實作出務實的回應，但行動仍然是教條主義。他對「兩國方案」的立場便可反映這點。《奧斯陸》的原則是和平會帶來安全，他則堅持安全優先，認為有安全才會最終有和平。他2009年公開表示支持兩國方案，但純粹是門面工夫，對於美國要求暫停擴大耶路撒冷猶太殖民區一直不退讓，聲言耶路撒冷是自古以來的首都，不容分割。內塔尼亞胡在自傳中詳細談及他如何跟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鬥法，在美國發動宣傳戰，在美國報章刊登廣告，捍衛耶路撒冷，利用耶路撒冷引起美國人對以色列的同情，令奧巴馬不再糾纏。
也許是Hasbara的成功，但更大程度上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自顧不暇，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更成內塔尼亞胡的天賜良機，巴勒斯坦漸在國際議程消失，連阿拉伯國家也跟以色列建交。內塔尼亞胡對這外交成就很得意，他認為外國老早就應該拋開巴勒斯坦，擁抱以色列的科技，現在他們終於「開竅」了。他在自傳提到，不少國家近年對以色列的科技及情報蒐集能力趨之若鶩，急欲建立關係，「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懶理巴勒斯坦傳統的政治束縛（the traditional Palestinian political straitjacket）。一些領導人最多也就是敷衍了事地念幾句必須解決以巴衝突的話，偶爾還會說兩國方案的必要性」。
內塔尼亞胡對公關的沉迷並不限於國外，在國內亦是如此。傳媒揭發內塔尼亞胡醜聞或批評內塔尼亞胡都被視為「反以色列」。費弗爾稱，內塔尼亞胡2015年連任後對傳媒的敵視變本加厲。調查報道記者Ilana Dayan有次做完一個關於總理辦公室的調查報道不久，內塔尼亞胡在一次跟記者非正式聚會時嚴肅問她：「為什麼你不調查一下我在國外所受的敬仰程度？」
「想世人忽視巴勒斯坦」夢滅
一個迷信Hasbara的政府覺得一切已經很完美，不需要改善，如果別人不相信，不是因為以色列有錯，而是解說做得不夠，或者是對方反猶。10月7日後發生的一切卻顯示內塔尼亞胡的Hasbara之失敗：姑勿論各國有多少真心關懷巴人福祉，但巴勒斯坦再次成為國際議題，再次成為動盪之源。以色列官方加強宣傳，向傳媒播放哈馬斯襲擊的血腥片段以正視聽，但他們始終不明白，就算承認襲擊如何血腥殘暴，都無法將無視平民安全的軍事行動合理化。世人對以色列的Hasbara不賣帳，內塔尼亞胡一直想世人對巴勒斯坦視而不見的美夢終究破滅。不過，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還會用多少人的性命陪葬？
文˙林康琪
編輯•孫志超
簡單地說，宿命主義就是認為人的一切均為命運安排，人的行為和努力改變不了際遇，會採取聽天由命的態度。扣連到健康問題時，就是認為人的壽命有多長、一個人會否患上什麼大病等，都是「整定的」。我們可以想像，愈覺得一切都是命運安排的人，會愈不在意接收健康資訊或以實際行動確保個人健康，在艱難時會產生無力感，甚至放棄治療行動。
在今年5月所做的調查研究，訪問了1002名香港市民。問卷問被訪者是否同意人對於健康具有主動性，例如「只要努力維持良好嘅生活習慣，例如定期做運動、戒除不良嗜好、保持良好飲食習慣等，就能減少患病的風險」，結果有81.7%被訪者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只有5%回答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絕大部分被訪者都認同人可以通過適當行動預防疾病。
男比女較有「健康是宿命」想法
當問到會否同意「一個人有幾長命係睇佢有幾好彩或者唔好彩」這句話時，不同意的有43%，但同意的也不少，有26.6%被訪者表達同意。同時，問到會否同意「如果個天注定一個人要患上嚴重疾病，無論佢點做，都係會患病」這句話時，同意的被訪者竟佔大多數，有38.1%；不同意的有32.8%。同意者比例比不同意的比例高，亦即是說，的確有不少市民接納壽命長短和嚴重疾病是宿命。
調查發現男性比女性較為有「健康是宿命」的想法，同意患病是天注定的女性有37.2%，男性則有39.2%；同意壽命長短視乎運氣的女性有22.4%，男性則有31.3%。另外，教育程度高的人較少接受宿命想法——接受過和沒有接受過大專教育的被訪者中，均有37.9%同意患上嚴重疾病是天注定；但在沒有接受過大專教育的人中，17.1%屬非常同意，在有接受過大專教育的人中，14.3%屬非常同意。同時，在沒有接受過大專教育的人當中，29.1%同意壽命長短視乎運氣；在接受過大專教育的人之中，只有22.5%認同這個想法。
在香港，年齡和教育程度是有關係的，年長市民平均教育水平低一點。但有趣的是，年輕被訪者較年長被訪者更傾向認為「健康是宿命」。在18至29歲被訪者中，39.5%同意患上嚴重疾病是天注定，27.9%同意壽命長短視乎運氣；在50歲或以上被訪者中，同意這兩個想法的分別只有34.4%和22.9%。一個可能情况是，人到了年紀較大，要面對較高疾病風險時，會較少把健康問題訴諸運氣。
宿命主義者較少接觸健康資訊
如文章開首指出，從事健康傳播研究的人關心宿命主義這個概念，是因為宿命主義可能跟資訊接收和健康行為相關。筆者根據上面一直談論的「嚴重疾病是天注定」和「壽命長短視乎運氣」兩個題目，把被訪者分為宿命主義者和非宿命主義者兩組，再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宿命主義者的確會較少接觸跟健康相關的資訊——在非宿命主義者中，38.8%被訪者平時會頗留意或非常留意關於健康和疾病問題的新聞資訊，29.5%會頗留意或非常留意關於醫療政策的新聞資訊；在宿命主義者中，這兩個百分比分別是33.3%和26.2%。
同時，在非宿命主義者當中，58.2%會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醫療或健康的資訊；37.6%會為了保持健康，主動詢問醫生或專家一些有關預防性的健康資訊或意見。在宿命主義者中，會主動上網搜尋相關資訊的有50%；會主動詢問專家的有32%。
在一些跟保持健康或防止疾病有關的行為上，兩組被訪者也有一些差異。例如在非宿命主義者中，71%經常或有時做運動；在宿命主義者中，經常或有時做運動的只有63%。在非宿命主義者中，44.3%有定期檢查身體；在宿命主義者當中，有定期檢查的有39.2%。
過去3年新冠疫情期間，不同市民對是否接種疫苗有不同想法。到較後時間，隨着進出餐廳、商場以至校園等均有接種疫苗的要求，絕大部分市民到最後還是有接種。在調查中，無論屬非宿命主義者抑或宿命主義者，均有95%人有接種新冠疫苗。
不過，在另一些跟新冠疫苗相關的問題上，兩組被訪者還是有點差異。例如調查問到有接種疫苗的被訪者，接種疫苗主要是因為相信疫苗可以保護自己和家人健康，抑或主要是迫於上班、上學或其他生活所需，在非宿命主義者中，40.8%指主要是生活所需，53.6%指是保護健康；在宿命主義者中，則有48.5%指主要是生活所需，46.8%是保護健康。
換句話說，就算是同樣有接種疫苗，宿命主義者較有可能只是因生活所需而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宿命主義者之中，49.4%有鼓勵父母或親友中的長者接種疫苗；而在宿命主義者中，只有39.4%有這樣做。
有效健康傳播 需應對市民想法
誠然，兩組被訪者之間的差異並不算非常之大，不過，視嚴重疾病和壽命為命定的人，相比來說，教育水平較低的年輕男士的確會在健康問題上較為消極，較少接觸相關資訊，也較少做預防的行為。這顯示，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關注自己健康，部分地會受一些根深柢固的、很「民間風俗常識性」的想法影響。到底是服膺天意、明白基因的限制，抑或是藉口，實際是怕麻煩，覺得疾病遙遠與己無關，或是害怕面對疾病，難以面對自身恐懼、無力感情緒等，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效的健康傳播，也需要去面對和處理這些市民的想法。但若你相信「愛有天意」，那自身對上天賜予的身體應感到有一份責任感、對醫護有一份感恩，主動努力保持健康，尤其是及早預防疾病，希望或多或少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無。
作者李立峯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賴俊卿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西方現代化模式 有兩個層次危機
現代化起源於17世紀啟蒙運動。現代化的啟蒙方案，核心是對「個體人」的重新發現，以及對人類理性的謳歌。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應該自由運用自身理性，而理性則應充滿批判、不受限制。啟蒙方案的結果，一方面確實將人從迷信與宗教狂熱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也以獨立的個人性（individuality），顛覆了曾經牢固維繫傳統社會的各種「整體性」 （wholeness）——傳統的宗教權威、家族權威、君主權威等，在新近被發現的、基於自然法的個人權利面前失去合法性，隨即土崩瓦解。
結果在宗教上，啟蒙運動催生所謂「激進的人類中心論」，上帝退場了；在道德哲學上，絕對的倫理標準讓位於相對主義的價值觀；政治上，快速推進的現代選舉民主制度，使社會兩極化、激進化，階級階層對抗性不斷升高。
總體而言，發端自啟蒙運動的西方現代化模式，存在兩個層次的危機：一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新興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紐帶之間存在的張力（tension），造成精神與信仰危機；二是現代生活方式與有限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造成民族國家間的長期爭鬥及政治與安全危機。19世紀末兩位卓越哲學家尼采和馬克思各有一句著名的話，描述西方現代性的後果：上帝死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西方現代性的雙重危機，匯總成一個關乎「存在」的後現代主義問題，即我們應在什麼樣的知識和道德基礎上，重建共同的社會生活？如何在快速變革的現代社會中，找到精神上的文化信仰之錨及政治上的安全溝通之道？西方現代化進程始終未能解決這兩個根本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
21世紀，發展中的中國既面臨各國各地區現代化進程的共有問題，也具有解決現代性危機的特殊優勢。與英美等「先發國家」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英美國家作為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其現代化往往呈現為社會內部自發的演化過程，既無先例可循，又無事先計劃，更談不上外部安全壓力的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起源於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列強侵略「亡國亡天下」的焦慮，其本質是一種自覺的現代化：其中既有救亡圖存的政治意義與安全壓力，也有全球先發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可資借鑑。所謂「現代化道路」或「現代化經驗」，對於「自發」的現代化來說是事後總結，而對於「自覺」的現代化而言則是事前規劃。兩者之間有本質區別。
先發國家自我總結出來的現代化經驗，必須面臨時空條件的檢驗。部分國家先行發展造成的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本身亦已改變後發國家必須面對的國際秩序和發展環境。這可能使照搬先發國家的經驗道路不僅不利，甚或有害。中國現代化中的自覺性特徵，因而顯得格外重要。這一自覺性，既承認中國現代化是世界整體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具有與其他文明相通的共性；也認識到自身的特殊性和主體性，因此須做出合乎自身需求和條件的發展規劃。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必然是與西方不同的、全新的文明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的3個核心命題
中國式現代化要處理3個核心命題。首先是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雙重命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體是以傳統文化倫理和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更新為特徵。這是自覺選擇的結果，其動力來自五四運動以來一代代急於救亡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批判思考。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主線，不僅是政治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和生產力飛速提高，更是中國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主體性與現代化進程的不斷融合和重構。如何用傳統文化尋回失落的主體性，傳承民族文化血脈，用文明傳統重構現代生活，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核心命題。
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個雙重命題，在於時間與空間之間。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純然時間尺度的問題，即從傳統到現代的線性演變。而中國等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不但需處理時間維度上現代文明與本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更要在空間維度上處理與西方先發國家、西方文明傳統之間的關係。
在整個20世紀，現代化的環境與秩序由西方國家主導，現代化的道路和經驗由西方國家總結，現代化的標準和話語權由西方國家掌握。這是歷史的偶然，並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民族國家內部、時間意義上的自身發展問題，更是外向的、空間意義上，對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詮釋、重新定義和重新主張。
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性，共同導致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三個也是最抽象的雙重命題，即生存與存在的雙重命題。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大體經歷了一個從「前現代」到「後現代」的階段過程。前現代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生存問題，即解決生產力不發達，及生產、交易和分配規模有限等影響人類生存質量的問題；而後現代主要處理存在危機問題，即人類生活失去意義，人類集體分崩離析，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權利嚴重不均等問題。
中國從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開始，就同時面臨生存與存在的雙重問題，兩者相互影響、相互應答。列強入侵不僅是實際上的生存威脅，更是文化上的存在威脅。時至今日，中華民族面對傳統的態度、面對西方的態度，乃至於現代化方案的選擇，都不僅是基於實用主義的理性權衡，更有賴於對民族文化、文明傳統和國家價值觀存續與意義的細緻考量。中國式現代化，從本質而言，具有比西方現代化模式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
賦予現代性全新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融通共性、彰顯個性，不僅扎根於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更得益於中華民族得天獨厚的思想、文化和社會資源。現代性的中國表達，是中華民族在國際舞台上以平等姿態初試啼聲，是對民族復興歷史任務的接續推進，更是對世界後發國家的貢獻與鼓舞。一個世紀前的劉大鵬日記，映照出一個奇異的歷史時刻。古老的中華文明透過一名鄉村知識分子之眼，見證了勢不可當的現代力量。在隨後波瀾壯闊的100年間，現代性徹底重塑了中國，也塑造了引領中國不斷進步的領導力量。中華民族能以堅忍的精神力量和深厚文化底蘊走向民族復興，更能以自身豐富實踐，賦予現代性以不同於西方傳統的、全新的意義。
註：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作者閻小駿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李拉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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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小駿、李拉]
吾生有杏：院長醫生周記（225）：(明報：2023年3月27日)
故事的主人翁出生於馬來西亞一個普通家庭。她的母親當年因為重男輕女的風氣而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寄望女兒能夠以學識改變命運。女兒17歲便隻身遠赴英國留學，由於家境並不富裕，她只有寄人籬下，起初連續3年也沒有機會回鄉探望家人。幾經辛苦才考上醫學院，於一所著名的醫院完成臨牀訓練並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更當上了主任醫生。她以為從此會在英國安頓下來，建立前程似錦的事業，此時卻遇上了來自香港的另一半。
為了追隨丈夫，她於2010年毅然放棄了在英國的美好前途，來到香港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天意弄人，她剛剛新婚到港，丈夫便被派往上海工作。她在香港舉目無親，加上本地醫委會不承認海外學歷，唯有申請有限度註冊，從一個普通醫生由頭做起。
當年她加入中大醫學院的時候，我是腸胃科部門主管。那時我對她的前途非常不樂觀，因為她不懂廣東話，難與病人溝通；加上她的科研興趣是一種亞洲罕見的消化道疾病，本地難有發展空間。起初她的日子很艱苦，獨自一個人在這陌生的地方埋頭苦幹。為了與病人溝通，她一點一滴學習廣東話。為了堅持自己的科研方向，她孤身走訪亞洲20多個醫學中心游說結盟，終於證明了炎性腸病的發病率正在亞太區火速上升。如今她是醫治此疾病的國際權威，並獲多間世界級大學頒授客座教授名銜。
她並沒有因這些成就而自滿，更不斷追求卓越。其後她發現人體腸道內數以兆億的微生物具有很大的臨牀應用潛力，可是起初大多數學者都抱着懷疑的態度。2014年，她為一名患上腸道惡疾的病人完成全港首宗腸道細菌移植，拯救了病人性命。經過多年努力，她利用腸道細菌移植已救治了幾百個患上這種頑疾的病人，而她的研究成果更開拓了腸道微生態成為未來藥物治療的新方向。
於講座教授就職典禮當日，她引用了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思是指成大業者，必先要有執著的精神，登高望遠，有追求，有目標。
成功，並不是靠聰明才智或背景雄厚，而是憑着一顆堅毅不屈的決心，哪怕被打倒了一千遍，也會再爬起來，面對生命更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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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追夢 向着標竿直跑
電影主角良田的身材矮小，儘管他對籃球充滿熱誠，但他的身高使他打籃球較吃虧，再加上母親總是把他跟已逝世的哥哥作比較，認為良田球技不如哥哥，也常忽略良田。然而，雖然受自身和家庭因素限制，良田卻未有認命，反而努力鍛煉，最後之戰後成為球隊隊長，更和敵隊的最強球員澤北一同走到「籃球強國」美國打籃球，繼續追尋自己的「籃球夢」。每個人的天資定必有高低，有人或會因學業或家庭等因素要暫時放下自己的理想，但只要自己不放棄追尋理想，努力向着標竿直跑，最終也可達到個人目標。
改過自新 永不言敗
電影另一個角色三井壽，於初中時曾被譽為「籃球天才」，其後卻因誤入歧途放棄籃球，直到高中時才改過自新，再次回到球場上，成為良田的隊友。經過幾年空白期，他重新參與籃球比賽，對他的體能自然是極大的考驗。儘管如此，他憑着強大的意志力堅持下去，最終在比賽中投出25分的佳績，獲得全隊最高分。在成長路上，人或有機會走上歪路，犯下過錯，但這並非人生的終點，只要願意回頭，願意作出改變，在正確的路上保持永不言敗的精神走下去，最終也可以步向成功。
悉心栽培 讓子女發揮潛能
相較以上兩人，櫻木花道則是個籃球新手，一開始加入籃球隊只是為了追求女生。不過他天資聰穎，也幸好得到球隊教練和隊長的悉心栽培，他在短時間獲得很大的進步，由一名籃球門外漢，搖身一變成為球隊的靈魂人物。在最終比賽中，他們遇上稱霸多年的山王，更落後敵隊20分之多。正當旁人都萎靡不振、打算放棄之時，花道卻成為球賽的轉捩點。他除了勉勵隊友不要放棄，更在背部受傷下場的情况下，請求教練讓他再次上場，因為他覺得現在正是他最光榮的時刻。憑着他對籃球的滿腔熱誠，最終他投入致勝一球，勝出該場賽事。筆者常跟家長分享，小朋友有無限潛能，也許他們一開始真的一竅不通，但只要對子女悉心栽培，以及勉勵他們努力和堅持下去，最終他們也能發揮個人所長。
故事的結尾並不是一個幸福的結局。儘管主角勝出該場賽事，但因為全力以赴後負傷纍纍，最終也未能奪得比賽冠軍。筆者倒是認為這是一個很貼近現實的結局，畢竟現實中人往往未能如願奪得最後的成功。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全盤失敗，在過程中我們也曾成功過。即使我們並非天資聰敏，即使我們一開始只是個門外漢，但只要我們曾經盡力迎接挑戰，我們也可成功跨越逆境，像主角一樣「人人皆可入樽」。
文：黃偉立（通德學校校長）
作者簡介：自小古靈精怪，好動多言，現為一校之長，化名「蒲公英」，希望分享不一樣的教育方式，將愛的種子散播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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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PaMa 教得樂 第436期]
從年輕人角度出發
先回顧一下前文後理，孫玉菡這番言論是在港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提出的，主持當時討論最低工資，提及樂施會計過條數，最低工資以每月打工26日、每日8小時計算，比二人家庭綜援所得更低，問最低工資會否無助鼓勵工作意欲？孫玉菡回答：「大家要理解，最低工資第一，你不一定返8個鐘，有些人返更長（時間）；第二，過去咁多年，我們都有盡一些辦法鼓勵人返工，如在職家庭津貼，你都可以攞埋，加上政府其他補助款額，我覺得返工的收入是可以維持生活。有一點大家都要諗，其實人究竟係鍾意返工定唔返工，返工唔係淨係為咗搵錢㗎嘛，返工對一個人精神面貌、健康都重要，你見香港好多人都好有骨氣，佢會同你講，我都接觸好多，佢寧願做嘢，唔想攞社會福利，佢覺得咁自己更有人生價值，可以貢獻更大。」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研究助理教授梁仕池就不太同意：「我哋唔係好市儈話返工只為咗錢，但工資是很重要。」「星期日生活」去年10月曾報道嶺大團隊發表關於青年貧窮問題的研究報告，學者透過訪談發現受訪者非但沒躺平，而且工時長，失去對生活的掌控能力，甚至錯失與家人過節的時光；團隊繼續研究下去，就是跟年輕人談錢。
「一餐飯」夠唔夠使？
讓梁仕池感覺深刻的是，很多受訪者都把理想的最低時薪形容為「一餐飯」，「另一點是他們會儲錢，絕大部分受訪者不論在做兼職還是全職工作，（儲錢是）為了想進修、應付預計但未出現的問題如醫療等」。團隊在去年11月至12月向253名18至29歲的青年作問卷調查，了解他們的每月開支，計計膳食、租金、醫療等支出，平均每月花16,789.01元，加上儲錢，研究以此計出以下3條數，提出香港青年要過較為體面及維持現有水平的生活，時薪介乎80.72至92.82元之間：
1. 不計教育開支(平均約1900元)及應急儲備金(以支出15%計算,即約2500元):
時薪=(14894.47元÷26天÷8小時)=71.61元
2. 不計應急儲備金:
時薪=(16789.01元÷26天÷8小時)=80.72元
3. 計入應急儲備金:
時薪=(19307.36元÷26天÷8小時)=92.82元
是否應以此為最低工資水平？嶺大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助理徐文傑說：「我們不特別爭拗這點，而是從年輕人角度看生活。」團隊嘗試從不同角度來計數，為政府提供參考的方向。
孫玉菡在同一個訪問中提到政府將「好快發出邀請」，要求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檢討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作出建議，勞工組織有呼聲將現時2年1檢改為1年1檢，孫強調委員會工作是「以數據為本」及需要做大量諮詢工作，「根據實質經驗好難1年做晒」。
翻查委員會2022年10月公布、為40元拍板的報告，多番強調討論恪守「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不過亦有保密原則：「委員一致同意將研究和討論過程保密」。細看報告得知，委員是據4個範疇分析，包括「一系列指標」、公眾及相關組織意見、其他相關考慮因素，以及影響評估。
在4個範疇之中，與數據分析關連不大的是諮詢公眾及相關組織意見，委員在2年期間分3個部分來做：2021年9月有2日諮詢99個低薪行業相關組織、2022年4月底起為期6星期蒐集公眾意見，至6月再用4日分14節會見114個組織。至於另一範疇「其他相關考慮因素」亦是一些「未能完全量化的相關因素」，就業意欲是其中一個，還有提升僱員生活質素、因工資上升引致的額外成本等。
40蚊之謎
與數據有關的呢？首先是「一系列指標」，在報告中詳列主要由政府各部門提供的資料，如本地生產總值、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職位空缺數目等，委員按此分析經濟狀况，如從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得出2021年初勞工市場情况嚴峻，後持續改善等。最後在「影響評估」範疇，有仔細介紹評估方法，將36.5元至44.0元每隔0.5元設一個測試水平，即共16個水平，再放入2023年上半年4個經濟情景假設，分別是按年經濟增長4%、1.5%、-1%及-3.5%，來看每個情景下對僱員、企業、失業率、通脹的影響。
工作流程也有講明，兩年之間，委員會除了有6日諮詢各組織，還開過8次會議。不過報告內還是沒有提及40元如何計出來，結論是：「委員會經過反覆論證和深入及理性討論後，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每小時40.0元」，認為「可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徐文傑將打工仔等待委員會拍板最低工資在哪個價位的過程，形容為「就好似等待攪珠」，無法預視增加幅度，而自2011年推行政策以來，行政會議及特首亦對委員會建議照單全收，未見有機制審視委員會決定。自去年《施政報告》提到將邀請委員會研究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就曾提出以方程式計算最低工資，孫玉菡回應相信委員會亦會探討。嶺大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就認為公眾現無法得知40元何來，那就「有formula好過無formula」，可更透明。現每次調整都經歷勞資兩邊各自嗌價，「每兩年都要再拗一次，我覺得對社會是不安寧，當你有一個方程式，大家都同意，就不會每次都令社會撕裂，不同的人出來嗌一場交」。
參考各地例子
算式如何定？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制定及調整最低工資資料中，就有專章討論「應否使用數學方程式」，指出算式可避免每年都討論如何調整工資水平，及防止因政治原因突然出現大幅變動，並提出即使有以上好處，都必須對社會有充足諮詢後才實行；亦指出如果最低工資自動隨通脹調整，可保證其購買力。然而有質疑聲音認為在某些情况下，這種機制會引致通脹慣性，即工資及價格上漲或會阻礙減低通脹率。在1980年代，丹麥、奧地利、比利時、意大利、法國等地都對這種算法作更改或索性將兩者脫鈎，同時類似做法亦在一些飽受高通脹率困擾的拉丁美洲國家出現，自此各國對用一條算式自動提高最低工資的做法都變得更加審慎。而只考慮物價上漲去調高工資，實際上對於收最低工資的打工仔來說也沒有加人工，所以很多使用算式的國家都會加入經濟增長等元素。
社會定位傷腦筋
香港打工仔見到法國的算法應該難免心生嚮往，最低工資能及時回應通脹，按機制加完還有機會再加，潘毅說：「歷史現實就是，formula本來是一個政治博弈的結果，當那個地區的勞工力量或政黨站在基層的力量大，產生出的formula就會幫到基層多少少，但如果社會保障低層的力量太薄弱，親資本、親精英力量大時，計出來條數就不一樣。」對於外國方程式能否套用於香港，嶺大研究團隊認為應該考慮香港情况，並由公眾討論。
設計一條算式，還有什麼可參考？徐文傑指亦有意見認為可用最低工資與工資中位數的比例來計算，英國政府目標是在明年國民生活工資達工資中位數三分之二，現時則為0.57，以香港2021年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75.7計算，三分之二是50元，0.57則是43元。
思考什麼算式合用，表面是一道數學題，實際上要想好最低工資的定位，包括是否照顧貧窮問題、勞動者是否應分享到勞動成果等，以此來想該放什麼進去計數。報告提出是為平衡「防止工資過低」及「減少低薪職位流失」，潘毅認為忽略了照顧打工仔的生活需要，而且提高最低工資是否就會令失業率上升，在多年爭議之中一直沒有定論，團隊成員、港大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楊皓鋮指出失業率受多項因素如宏觀經濟、人口、外勞等影響，「要分析提升最低工資作為單一因素對失業率的影響似乎相當困難」，而他整理自政策推行的2011年以來，服務及銷售人員與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每兩年5月上調最低工資（2021年凍結），「並未發現第二季度後的失業人數有顯著增加」，而孫玉菡受訪亦言：「制定水平時，委員會都好小心會否對就業有影響，結論其實好輕微，僱主亦說要用遠高於最低工資請人。」
公眾如何能參與討論新機制？嶺大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黃雅文則在工資水平以外講另一條數，現時委員會成員的組成是勞工界、商界、學術界、政府各3人，勞工界為職工盟創會主席劉千石、工聯會副會長梁頌恩、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前主席吳慧儀，將來機制若是有變，黃雅文建議：「能否讓最貼近最低工資的行業，即保安、清潔、零售前線員工加入委員會，而不是只能由工會代表他們？」
【工資調整機制篇】
文˙ 曾曉玲
{ 圖 } 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有不懂「父母叫自己找答案」
劉鴻志小學時開始補習，升小四後「越級」學懂小六數學，激發對數理興趣。後來補習社搬走，造就自學數學契機，小六上學期把初中數學讀完，下學期通曉高中數學，「問父母，就會叫我自己搵答案，我便上網，以前上YouTube找，𠵱家會上Reddit（討論區），有人會問跟我差不多的問題」。
升中後，鴻志在中一自學微積分，過去一年讀中三時為驗證自學成果報考IAL（高考），取得數學A*、進階數學A*、物理A的佳績。學校告知他達到入大學門檻，並支援報校，「得知可申請讀大學時很興奮，同時很擔憂，不知是否可完成大學學習」；連同過往考獲的托福考試（TOEFL）98分（120分為滿分），他獲港大及中大取錄；受港大學習氛圍所吸引，最終選擇入讀。
鴻志回想跳級讀中三時難忘開學首天「有點驚」，「當日沒與任何人溝通，（在課室）呆住了，後來慢慢開始交到朋友」。日前再帶着「有些緊張」的心情赴港大新生註冊日，為融入大學生活，申請加入工程學會、天文學會，盼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同發掘興趣。
以兩年時間讀畢中學，鴻志慶幸校內一直設「跳級制」和鼓勵學生讀「MOOC課程」，後者讓他在新冠疫情間，網上暢讀世界著名學府的課程，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的Python編程課，又說這些經驗讓他預先體驗大學課程之奧妙。
對於外界以天才形容跳級生，他認為自己是努力居多，「父母都認同我數學有天賦，不過主要都是在新冠（停課）時，每日下午都操數學，控制玩樂時間，只玩半個鐘」，他每晚均會跑5公里以放鬆心情，其餘時間就總結白天所學，又相信「如其他人努力學習和認真，都可以一樣」。母校李兆基書院設尖子跳級制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校長連鎮邦說，書院由2019年開設「HLC尖子卓越計劃」，設立制度讓成績卓越的學生申請「跳級」，包括中一跳至中三、中二跳至中四，新學年起，增設讓中三生跳升中五，以修讀國際課程，「每個學生都好unique（獨一無二），教育是要照顧每位學生，包括容許有彈性，學校就每個人的需要，與他一起努力」。
港大回覆，一般以學生的學術成績及表現作為主要取錄因素，年齡非考慮關鍵，港大過往亦曾取錄較入學平均年齡為輕的學生；校方稱，會為不同需要的同學提供多方面援助，包括學業輔導、交流機會、職業導向及生涯規劃支援。
明報 2022年8月29日
教師操守守則年底推 涵課堂內外
2019年時針對教師投訴湧現，當局亦正草擬一套教師專業操守守則，涵蓋至教師課堂內外表現。蔡若蓮表示，教師這一行是特別的，無論是課堂內，還是課堂外都受人關注，「因為你是老師，家長就有期望」。她說，同學於家庭以外信任的人便是教師，教師言傳身教對學生影響很大，社會對他們有很高期望。她稱，一日為師，除了課堂，在課外或社交媒體上都不可散播仇恨及欺凌言論，否則對學生造成傷害或樹立不好榜樣。
指要推價值觀教育 培養學生守法意識
蔡若蓮提及推動國民教育、價值觀教育，稱國民教育要與時並進，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國兩制不變及無2047年之限，要讓學生對國家有更清楚、準確及全面認識，或在歷史學習、語文文化的傳承加強。她說，價值觀教育同樣重要，稱過往社會上有很多歪理，學生易受影響，加上身處資訊爆炸時代，很多網絡罪案、假消息、偏頗新聞、網絡欺凌等，故要通過加強價值觀教育，培養學生守法意識、同理心等。
未來5年推國民教育3目標
被問到未來5年國民教育目標所達的效果。蔡若蓮稱有數層，學生先要對國家歷史、文化等具認識，「連識都唔識，很難話愛唔愛」，有認知才進而有自然的感情；第二是有「強國之志」，希望國家愈來愈強；第三是「報國之行」，推動國家發展包括科技、國家實力等。至於過程中可否批評國家所行，蔡若蓮認為，正如在家一樣，如果想家變好，看到某些事會「肉緊」，「毋須只一面倒看好的一面，當發現可做得更好、做得不好地方，有種使命感 ，不要當事不關己」。
新學年起，教育局要求公營學校新聘常額教師要先通過《基本法》測試，早前以先導形式辦兩場考試。蔡若蓮稱，公務員事務局基本法測試已有國安法元素，下輪教師測試會加入有關內容，統一兩測試。
【明報專訊】「價值觀」是一個很難討論的話題，當下社會，不管是多年老友，抑或是血脈相連的親人，往往都因為價值觀之爭，導致關係決裂。那麼，當我們考慮移民或把子女送到海外升學時，又是否了解那個國家的價值觀是什麼？跟自己的價值觀一致嗎？
今天就想談談英國價值觀（British Values），包括Democracy（民主）、The rule of law （法治）、Individual liberty（ 個人自由），以及Mutual respect for and tolerance of those with different faiths and beliefs, and for those without faith（不同信仰及沒有信仰之間的互相尊重和容讓）。這些核心價值觀，是來自英國政府在2011年針對恐怖襲擊及極端主義發表的Prevent Strategy。現時英國教育部亦已要求所有學校都要尊重並且積極推廣這些英國價值觀。
學校推行情况 納入評估準則
英國是個多元社會，就算去到中部、北部的小鎮都有機會見到不同膚色及背景的人。大城市就更甚，倫敦的外來人口比本土人更多。在這個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大熔爐下，要尊重個人自由及包容不同信仰和信念，需要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制和法治社會，營造一個公平及和平的生態去解決當中的摩擦。
英國教育是要從社會文化去培養學生擁有正確的價值觀，以適應現代的英國生活。教育部期望學生能夠︰知道作為一個公民能如何通過民主去影響政府的決策；明白信仰自由是受到法律保護；接受和包容其他人不同的信仰或無信仰；明白識別及對抗歧視的重要。
學校推行British Values教育的情况，會是Ofsted評估學校表現的準則之一。因此，學校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學校在課程上不單教授British Values，也介紹民主政制的優點和缺點，以及比較其他地方政制。校園內，要提供機會給學生發聲，並通過校內選舉示範民主模式；並藉地區或社會選舉舉行期間，鼓勵學生學習辯論各種觀點。
看了以上，讀者可能覺得這只是冠冕堂皇之詞，現實社會仍是充滿歧視、不公。我會說：Yes and No。無可否認，英國的文化衝突的確比香港大得多。香港一直都是較單一民族佔絕大多數的地區，較大的衝突或許只是近年的兩地矛盾，當然，亦可能只是我們未有細察少數族裔的狀况。
兒子遭歧視 學校專人跟進
在英國，我的孩子也遇過被欺凌的情况，當中包括一些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語。但其實口出惡言者，自己也不是本地白人，矛盾可以不止在本土與外來。當事件被揭發，並向校方報告後，學校有專人跟進及處理。歧視問題或許不會一下子永遠獲得解決，但我相信，正正因為英國高舉反歧視的價值觀，學校才會有一個制度去及時處理，亦因為社會重視，故我們才不時從新聞上看到與歧視相關的新聞。
在反歧視的同時，英國更是個一直依賴民主和法治的社會。Boris Johnson因在lockdown期間參加party，現在自己的political party可能快要over，相信亦是因為國家制度及價值使然，社會聲音才能夠成為改變政府的推手。
文：Eiffel
作者簡介﹕三個小孩的爸爸，從前在港組織家長組織爭取教育改革；今日出走英倫，繼續關注學校教育，協助香港家長選校入學。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