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6-05-03
2008年秋天爆發的金融海嘯，令美國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瀕臨倒閉，該年美國家庭總財富流失了11兆美元，相當於德日英三國一年生產毛額的總和。布殊總統向國會申請7000億美元拯救大銀行與保險公司，理由是這些公司破產會拖累整個金融制度崩潰，等於說這些企業已「大到不能倒」。國會極不情願地撥款後不久，受援助的保險巨子AIG集團便爆出花紅醜聞，領了政府1730億美元的AIG居然要拿1.65億美元出來，發花紅給狂賭致禍的金融產品部門主管，花紅過百萬的員工多達73位，這則新聞掀起一場抗議風潮。
抗議者質疑，為什麼要拿公帑獎勵貪婪豪賭的金融主管？金融機構回答說，花紅是合約規定的，合約是雙方事前自願簽訂的，社會應該尊重合法的契約，否則會破壞法治精神和商業自由，長遠來說得不償失。
抗議者再質疑，為什麼要拿公帑獎勵失敗闖禍的金融主管？金融機構回答說，金融海嘯是不可抗力，是整個市場出亂子，並非個別金融機構的失誤造成，金融主管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無法扭轉局面，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
抗議者仍質疑，如果說失敗並非金融主管的責任，那麼為何牛市時金融機構光是坐着也成功賺錢，功勞都歸給他們，向他們發天價花紅？2007年美國大企業行政總裁的薪酬是一般勞工的344倍，他們值嗎？1980年時總裁薪酬只是員工的42倍啊。2004至06年間，美國總裁平均年薪1330萬美元，歐洲總裁是660萬美元，日本150萬美元，美國的總裁憑什麼拿巨額薪酬和花紅？
花紅問題引發的正義之辯，到了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手上，就是講解法哲學中衡量正義三大進路的上佳例子，這三大進路是功利、自由、美德。桑德爾這門正義課，每年有過千學生修讀，2009年哈佛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上課實况剪輯成12小時的電視節目，在公共電視頻道播出，打破了哈佛校史和美國電視史的紀錄。
快樂痛苦可以量化？
功利主義學派的開山祖師是英國道德哲學家兼司法改革者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邊沁的正義原則建基於社群全體的最大幸福之上，他認為人都喜歡快樂討厭痛苦，政府在立法與施政上只要把政策對人的好處相加，再扣除所有代價，倘若比其他做法為社群帶來較大幸福，便是正義和值得支持的。這套最大福祉論，直到今天還常常出現在政治和經濟的各種辯論場合。
福特車廠在七十年代生產了一款名為Pinto的小型汽車，這車的尾部若遭撞擊，油箱容易爆炸，五百多人因此被燒死，更多人嚴重燒傷。有被燒傷者控告福特，在訴訟中揭發原來福特老早知道油箱有風險，為油箱加設安全裝置的成本是每部車11美元，公司高層做過成本效益分析，認為不改正會造成180人死亡、180人燒傷，人命損失每人20萬元，燒傷每人67,000元，加上車輛價值，全面改裝的整體利益是4950萬美元，但替1250萬輛Pinto改油箱要花1億3750萬美元，結論是不值得做。
煙草業巨頭菲利普莫里斯也擅長應用邊沁的功利學說。捷克政府在2000年醞釀增加煙草稅，希望藉此紓緩吸煙造成的疾病推高醫療成本。菲利普莫里斯為了阻止加稅，委託外人製作了一份國民吸煙對政府財政預算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政府從國民吸煙獲得的利益大於損失，因為煙民活着時雖造成較高醫療花費，但煙民比較早死，幫政府節省大筆醫療、退保、住房費用。《波士頓環球報》評論說：「吸煙會害人性命，這一點煙商過去是否認，現在則拿來炫耀。」反吸煙團體在報上刊登廣告，圖像是停屍間某遺體的一隻腳，腳趾掛着1275美元的價錢牌，代表每名吸煙致死的捷克國民替政府省下的錢。
汽車和煙草的例子顯示，有一些價值是絕對的，不能夠為了社群整體福祉而犧牲，否則少數人的信仰和尊嚴很容易被打壓，古代羅馬政權把基督徒丟進獅子坑，讓羅馬公民享受刺激娛樂，現代強國用酷刑訊問嫌疑恐怖分子，試圖找出恐怖組織的主腦和巢穴，都是邊沁功利主義與基本人權有衝突的實例。其次，功利主義假設所有快樂和痛苦可以量化為同一度量衡單位，進行加減運算和比較，如果是這樣的話，閱讀淫褻刊物與莎士比亞名著的快樂應無高低之別，為什麼政府要禁止四級電影卻推廣文學名著？
功利主義既有這許多局限和疑問，不足以建構現代社會的正義觀，自由主義就乘時而起。以《論自由》聞名後世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主張，只要不傷害或妨礙他人，人人皆有為所欲為的自由，政府不可以為了保護人民免受自己傷害而立法干涉，亦不可將多數人的信仰或價值強加於全民。按照這主張，自由至上者認為，立法強制司機或乘客佩戴安全帶是不應該的，禁止國民以自殺結束生命或與同性伴侶結婚也是不對的，甚至立法向富人徵重稅來接濟窮人也是侵犯自由，我身我命歸我有，我有權選擇賣血賣腎賣子宮。
功利主義+人性化包裝=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在現代美國有不少流派，桑德爾認為，穆勒其實還是功利學派門生，他只不過用較為人性化的包裝，令邊沁的功利論易於為世人接受，其立論基礎還是社群利益長遠最大化。到了海耶克、佛利民、諾齊克，自由主義便遍地開花。共和黨在經濟領域崇尚低稅率、盡量少干預市場，但在宗教民生等議題上，則沿襲保守傳統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主張公立學校可教聖經。民主黨則剛好相反，在宗教民生等事務上採納自由主義，但經濟上則主張多徵稅來重新分配財富，縮減貧富差距。
自由主義的理想很打動人，但現實應用上經常碰到困難，因為人類社會充滿不平等和壓迫，假維護自由之名而漠視弱勢社群的不幸，豈能符合正義？所謂自由市場，自願交易，到底有多少是平等互惠，有多少是為勢所迫？
面對這些質疑，自由學大師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如彗星劃破夜空，提出了睿智的答案。羅爾斯的思路是，假設大眾聚集起來寫一份社會契約，作為政府和議會的規範，以及公民集體生活的準則，但前提是每個人先要放下自己的階級、性別、種族、膚色、政治見解、宗教信仰、經濟收入、教育程度、健康狀况、家庭狀况等，假設自己躲在一道「無知之幕」後，回到人人平等的初始狀况，單憑理性做選擇，這樣集體協商出來的社會契約就會符合正義，就能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取得平衡。
羅爾斯認為，這種集體理性協商不會選出功利主義，大家都會想：「搞不好我會淪為受壓迫的少數。」大家也不會選出全然放任的自由至上主義，市場中賺多少就放口袋多少的原則沒有辦法讓大家接受，大家會想：「我可能成為蓋茨，也可能無家可歸，還是別選一個讓我潦倒無助的制度。」羅爾斯相信，這個思考進路可以達致人人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它也能帶來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意思是不必收入平均，不必達到均富，但要努力達致機會平等，容許差異只限於讓社會最底層往上進取。
羅爾斯不認同才能至上，就算是天才球員，其成就和財富也受惠於成長環境及幸運等因素，但他也不同意壓抑天賦以強求平等，例如要求飛毛腿穿鉛鞋，向球員徵稅來扶助弱勢社群就可以了，只要稅率不過重令球員失去動力，容許天才球員享有較大財富，但同時讓非天才球員享有公平的受訓和比賽機會，是符合自由和平等的公義原則。
比起康德的個體理性論，羅爾斯的集體理性論似乎更上一層樓，成功回答了大部分對自由主義的質疑。然而，桑德爾卻拒絕拜倒自由主義門下，他和一批八十年代冒起的哲學家如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1929年生）、泰勒（Charles Taylor）等選擇「復古」，從古希臘哲人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汲取養分，提倡人除了與生俱來的自然責任（如尊重他人基本權利），以及自願承擔的契約責任（如上班工作、照顧子女、服公職），還有源於所屬族群的集體歷史和共同榮辱的特殊責任（如愛國、犧牲、表揚美德、為上代的戰爭或蓄奴行為道歉等）。
桑德爾指出，阿里士多德政治哲學的核心有兩大概念，一是正義要問目的，在決定誰有什麼權利之前，要先把該種社會機制之目的（telos：又譯為宗旨或本質）搞清楚；二是正義有榮譽性，要問某一功能之目的為何，至少有部分一定要問它所獎勵的美德是什麼。
以同性婚姻為例，自由主義者試圖就同性婚姻在道德上的價值保持中立，單純從尊重個人自由選擇及消除不平等出發，但這樣的理由並不足夠，否則一夫多妻也可締結合法婚姻，或者政府放棄官方認可婚約，把異性結合與同性結合一概交由民間機構註冊，便可避過同性伴侶要求政府承認其婚姻地位。美國麻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瑪格麗特．馬歇爾在2003年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里程碑判詞中，揚棄了自由主義對道德議題假裝不沾邊的傳統，直面婚姻註冊制度的目的，她認為這制度主要不是為了鼓勵生育傳宗接代，因為許多夫婦都無力生育或不打算生育，社會設立婚姻制度是為了認可及維護一對一的長久忠貞愛情關係，同性婚姻因此符合制度的宗旨。
桑德爾認為，人們不一定認同馬歇爾的裁決，但這判詞突顯了法律及道德上的正義考量，無法脫離目的與價值的判斷。再以墮胎為例，贊成者普遍以女性有權支配自己身體作理由，但反對者最有力的論據是胚胎也是人，墮胎等同殺人，贊成墮胎的人如果不直接回應胚胎算不算人、成長到哪個階段才算是人，左閃右避或堅持中立，其道德立論便無法自圓其說。
以美德作判斷 建構正義支柱
同樣道理，應否頒表揚犧牲的紫心勳章予在戰爭中受到純精神創傷的軍人，應否容許傷殘高爾夫球手坐小電車往返每個球洞，應否容許被徵召的士兵聘請槍手代上戰場，應否容許大學以較低門檻取錄少數族裔學生，乃至應否要求某國現任領袖為數十至數百年前祖父輩的殘暴罪行道歉，這些富爭議性的公共課題，都涉及對相關制度的基本目的和要表揚的美德作具體判斷，自由主義假不同人有不同選擇之名，試圖把一切道德價值與宗教信念從公共辯論中剔除，在桑德爾看來，既不切實際，亦殊不可取。「美德」（又稱為共善）的討論，可以彌補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足，成為建構正義社會的另一支柱。
桑德爾最喜愛的總統競選宣言，是羅伯．甘迺迪1968年3月在堪薩斯大學的演講：「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八千億美元。這個數值卻包括了空氣污染、香煙廣告、奔走運送公路車禍傷患的救護車。家戶防賊還有監獄關賊的特殊門鎖都在這個數值裏。紅木森林遭到的大舉砍伐、城鄉胡亂擴張所造成的自然奇觀耗損也在這個數值裏。汽油彈、核彈頭、對抗街頭暴動的警用裝甲車也在數值裏。還算進了為了賣玩具而宣揚暴力的兒童電視節目。然而，國民生產總值卻不把兒童的健康、他們受的教育好壞、他們玩耍的喜悅歡笑算進來。也不算進詩的優美、婚姻的品質、公共辯論的知識水平、公職人員的操守。它也不測量我們的風趣或勇氣，不算進智慧或學習，不算進慈悲心或愛國心。總之，除了能增添人生意義的，不然它都算進去了。它可以透露美國的一切，只是說不出美國人為什麼感到自豪。」今天我們看這演辭，把美國換成中國或香港，不也照樣適用嗎？
文：劉進圖
圖：冼偉強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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