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命理科技結合

【明報專訊】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港人對它的印象大抵都是賭場，其實澳門政府近年也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同時，跟香港的藝術科技政策類似，澳門強調結合文化和科技，帶來新穎的旅遊體驗。

澳門文化局今年續辦「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主題為「命運的統計學」，探索科學、信仰及兩者的關聯；展覽現在來到最後階段，「本地策展計劃」中，由「埋欄文化 MyLand Culture」承辦策劃的「致__的啟示錄」於本月初開幕，用澳門的在地視角，回應今次雙年展的主題。

占卜問卦、堪輿鎮宅在澳門是平常事，佛教、道教、媽祖和基督宗教社群在這裏更是互相混雜；同時興盛的博彩業，令居民、遊客更熱切追問運氣、命運的安排。「致__的啟示錄」策展人之一林小雯，曾在紐約生活及工作多年，記得有一年回澳門，發現超過一半朋友都改了社交媒體的暱稱，原來大家都找了同一個算命師改名。她很想探索這種心態，「現在人工智能大躍進，大家都會用ChatGPT，但是科技未能回答所有問題，面對時局和際遇變化，人們會另找解答」。

年輕人拜祭成趨勢

另一策展人陸竹，過去10年間策展和製作過不同表演、視覺藝術及音樂項目。她讀過內地媒體《新周刊》後發現，內地寺廟的門票預訂人數中，接近一半是90後、00後，年輕人拜祭已形成trend（趨勢）。她想起澳門朋友在新年時，「如果覺得去年不順，就會想是否犯太歲，要去拜拜神先。也看到現在有很多身心靈、塔羅活動，這個時代有種焦慮，要用命理去解決」。

梳理信仰與科技界限

遞交策展計劃書時，她們把展覽暫名「X的人生啓示錄」，打算獲選的話，就委託AI命理師改一個全澳門運勢最好的人名替代「X」。但獲選後，她倆覺得留白更好，最終命名「致__的啓示錄」。其中的「__」可以是澳門，乃至世界上所有人；這個展覽用藝術方式，給每個人重新思考AI和信仰。

展覽中有7組澳門和外地藝術家的創作及委約作品，形式跨越遊戲、文字、繪畫、圖像、錄像和雕塑。比起雙年展主場展中藝術家大談史詩和科幻神話的作品，「致__的啟示錄」顯得輕可。兩個在澳門土生土長的策展人，從本地信仰和文化出發，透過新媒體作品讓觀眾沉浸、梳理信仰與科技的界限。

批判 好玩 反科技

陸竹稱，科技業和藝術在澳門還不算興盛。就展覽的主題，藝術家仍在探索自己的方向。整體而言，她觀察到3種取態。「有批判的，他們覺得科技未完善，會用作品帶出思考可以怎麼改變。」例如展中劉安妮的《人工智能玩具（開箱狂熱）》，她用機器學習的方式，輸入常見形容男女興趣的詞彙，再生成玩具。結果，性別偏見在這些玩具上被進一步放大。

有藝術家覺得科技是「好玩的」。澳門視覺人類學者張健文和波蘭藝術家Marta Stanisława Sala的《啟示》，假借聖經《啟示錄》殘本為創作藍圖，結合人類學語言研究及紡織工藝，製作一本來自「未來」的藝術書籍，裏面的未來象形文字投射在織物上，是後人留下的啟示。

陸竹續稱，藝術家對科技的第3種取態是「反科技」。「澳門藝術家樊燕君的作品是今次展覽中最不科技的，但我們仍然想擺出來。」《十二記》中的物件是生活元素，如鉛筆和燈柱，《壹圓》則是1澳門幣的硬幣圖案雕塑；都被裝進玻璃展示箱中，模擬博物館的展示方式。

近年3D打印盛行，完全沒學過雕塑的人也可以打印各種物件。但是，樊燕君仍手工雕刻出金屬文物。她認為，手工雕塑是不能被數碼化的博物館，是負載人類情感和記憶的物件。陸竹說：「大家在澳門都用電子支付，現金硬幣變得很不真實。《壹圓》上面有來自未來的年份，樊燕君在提問：未來還會不會用現金？」

看到展覽最後，梁臻的作品讓人會心微笑。他的電繪畫作名叫《命運的統計學 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 2023 中最勁揪的這幅畫》，用細緻到像素級的數碼繪畫模擬雙年展海報，戲謔地宣告在當今時代裝神弄鬼的「偽術主義」已經到來。

■致__的啟示錄

展期：即日至11月30日（逢周二至日）

時間：中午12:00至晚上7:00

地點：澳門漁人碼頭里斯本畫廊（新口岸友誼大馬路及孫逸仙大馬路）

網址：shorturl.at/acjX8

文：梁景鴻

編輯：林曉慧

設計：賴雋旼

做發泡膠回收又愛又恨

【明報專訊】香港唯一一間紙包飲品盒回收機構「喵坊Mil Mill」不獲科技園續約，本地唯一專門回收發泡膠的機構「迷失的寶藏」大感可惜，項目經理李家銘（Andy）擔心：「如果咁好的case study都要抹殺……香港環保發展只會再大倒退。」當環保工業要讓路予創新科技，商家寧願花更貴的價錢將發泡膠運到堆填區也不回收，迷失的寶藏是發泡膠，也是紙包飲品盒，也是香港的回收工業。

到街市主動「救膠」

踏入「迷失的寶藏」位於荃灣工業大廈的回收工場，這裏不創新，員工正在用人手把發泡膠箱上的膠紙逐條逐條撕下來，把發泡膠箱裏的菜渣、報紙清走才能拿去融化、壓縮。發泡膠箱是附近楊屋道街市運過來，10個人一起撕膠紙，差不多兩個小時才能將堆疊成牆的發泡膠箱清理乾淨。Andy和一眾員工、義工做到無停手，「如果我們有心想收多些發泡膠回來，收兩三車，真的連續兩日無停過，最高峰那時候，3、4月，我們天天都OT到10點幾11點，晚飯也無時間食」。一日內他們能回收、壓縮600公斤發泡膠。

隔音海綿好值錢

在迷失的寶藏出現前，這600公斤發泡膠或會身處堆填區。Andy在2016年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推行「迷失的寶藏：發泡膠回收行動」項目。那時沒有機構願意回收發泡膠，偶有回收廠嘗試也做不長。「以往沒有一個大批量、同一種的物料送去回收場，回收場會覺得得嗰少少，唔知開機好定唔開機好，如果囤積了一堆貨，要等埋下一批貨才開到機，但香港寸金尺土，於是他們不願意做。」發泡膠收回來還要人手清理膠紙、雜質，吃力不討好。塑膠回收商寧願進口外國一櫃櫃分類好的塑膠回來加工，香港的發泡膠繼續運去堆填區。2018年環保署亦曾說發泡膠不宜回收，市場上沒有足夠的合適回收出路，故綠在區區拒收，Andy要到街市主動「救膠」。

想收到足夠多的發泡膠，先要確保收回來的發泡膠有出路、有市場，賣得出就有人收。Andy着手發掘發泡膠的價值，尋找塑膠物料的後續市場，「起碼個件產品賺到錢，幫到回收公司有盈利先，這才促進到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香港人一直以為發泡膠難回收、無價值，Andy說發泡膠的價值並不遜於膠樽。「因為PS這隻物料本身好多需求，可以做牆腳線或者做衣架，最大路的是做電器外殼，好多打印機、電視機外殼其實都可以用到我們的發泡膠。」迷失的寶藏也回收隔音海綿的EVA膠，「其實EVA好值錢㗎，1萬多元1公噸，但無人知道可以回收」。

一人行多步 廢膠咪亂溝

收集發泡膠後，他們將發泡膠去除雜質，分等級放入機器融化成壓縮磚。受限於場地不夠大，不夠位設置一條龍生產線，壓縮磚就再售到本地塑膠回收廠，將壓縮磚「拉粒」，即拉長再切粒，變成一顆顆米粒般的粒料。「做咗粒料，可以出口去邊都得㗎喇，可以去歐洲都得。所以後續市場已經好穩健、好大，是一個global market。」粒料分為3個等級，最高級的grade A粒料全透明，由無包裝、無污漬的發泡膠加工而成，如包裹電器、鋼琴的白色發泡膠，粒料製成的產品可以透明或加其他顏色，價值最高；grade B粒料透明偏黃，通常由菜檔的發泡膠箱加工而成；grade C粒料顏色最深，但仍然有市場，可以再造成電器外殼。「如果所有東西grade A、B、C撈埋晒一齊，變晒grade C就浪費了。」Andy強調回收過程要精質化，做好分類、分級。「在塑膠回收上，當一種塑膠精質化，只有一款的話，它先有市場出路，但當你溝埋，根本上就變成垃圾。」

但香港人偏偏愛把回收物亂撈亂溝，路上三色回收桶中，藍色廢紙箱會有膠質傳單，啡色膠樽箱會有膠膜、零食包裝，甚至變成垃圾桶。Andy任職其他回收機構時，試過在一袋膠樽中掏出一部影印機。迷失的寶藏會收生果網，分類員要逐個逐個生果網篩選，「當雪梨盛產的時候，全部生果網裏面都有張雪梨紙，我們要抽出來，1000個網我們要抽1000次」。但如果從源頭就開始清除雜質，只需要1000個人清1次。「如果他肯花幾十秒去清的話，成件事已經是一條直線。」迷失的寶藏可以很快將發泡膠壓縮，送到下游回收廠，一路暢通。「但現在個個都卸膊，或者不願意去付出多一步，就將問題不停累積再蔓延，然後轉介到第三方、第四方。」菜檔說要做生意、沒有人手，街市管理公司說清潔工合約內容不包括清理發泡膠。「反而我們教得到附近拾荒者，他們會搣好晒膠紙拿上來。」附近商舖有時會聘請拾荒者幫忙清垃圾，Andy帶拾荒者上來參觀發泡膠回收工場，介紹回收發泡膠的流程和發泡膠的價值，拾荒者就不再將發泡膠掉到垃圾站，「連拾荒者都有這個意識」。

大企業寧送去堆填區

但有公司連回收發泡膠的這一步也不願做。「我們都遇過一些公司，他們不願意叫車將發泡膠送過來，但他們願意叫架夾車夾走晒所有東西去堆填區。」但回收發泡膠成本其實沒那麼高，「你叫架夾車成本最平都要1000到2000元，但如果叫架9噸車送發泡膠過來，都只是600元，當再付多300元給司機做搬運，也不用1000元」。經常有大企業打電話來，問Andy可不可以出錢出車去公司收發泡膠，「反而肯主動送過來好多都是中小企、細機構」。

「現在每一個持份者都只看丟棄的方法、成本有多大，他不會想後面的事，覺得『關我咩事』，這種自私的心態造就了香港現在的情况。」小商戶有時間也不願清理發泡膠，大財團有錢也不願意花在環保上，有地也輪不到回收工業進駐。自喵坊設廠，Andy就馬上幫忙收集紙包飲品盒，希望能推廣紙包飲品盒回收。「好難得香港有呢個case study的時候，點解香港人不是諗住去扶持佢，或者好proud of香港有呢樣嘢？」Andy有回收商朋友到泰國設廠製造膠膜，當地政府政策鼓勵回收工業，朋友傳來照片，泰國的工廠面積大、光鮮亮麗，衛生標準嚴格，乾淨到可以赤腳行走。「香港啲廠仲山寨過大陸山寨廠。」我們羨慕新加坡支持回收工業，羨慕日本回收系統的分類清晰整潔，為什麼香港做不到？「有時候不要下下想賺錢，而是我們回收的第一個理念是，如何將堆填區可以回收的東西分流出來，從整個廢物管理上規劃。」

不止規劃者要有這種意識，社會每一個持份者也有責任做好自己本分。「Covid後衛生、保育的意識反而倒退，如果你細心留意條街，樓梯扶手柄、樓梯、商場後門、巴士櫈底充斥住好多垃圾。」尤其是抹完扶手、升降機按鈕的紙巾。「想當年2020的時候，有好多人post相，因為人類活動停止了，有藍天白雲、個海好清澈，個個都覺得這是好耐無見過的景象，但一過多半年，所有嘢打回原形，究竟今次人有無汲取到教訓？」

回收路漫長……

三色回收桶在街頭存在多年，清洗、分類、乾淨回收的政府廣告也不少。「你跟師奶吹水，她都會吹到給你聽，只是到要做的時候就縮沙，我們是要real action才能帶來改變。」要自私的香港人改變習慣、利字當頭的企業願意付出額外金錢做回收，記者說好像很難搞，Andy說難搞才值得去搞。在疫情前，Andy常落區到荃灣的街市跟商戶、清潔工宣傳發泡膠回收，帶街坊上工場參觀，手把手教如何清理回收物、介紹回收物的出路，「感化」更多人改變自己的行為。「好似湊仔咁樣湊，我們現在有8個合作機構，其實都是湊返來。」Andy幫他們計數，數算送發泡膠來荃灣工場成本多少，送去堆填區又多少；又教企業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說服企業回收是雙贏局面，「以人為本，滲入到人哋個心」。Andy曾任職慈濟基金會，慈濟是台灣的佛教團體，亦有在香港做廢物回收工作。「他們在台灣、全球的感染力好大，因為他們將回收變成一個修行，第二就是將回收物昇華成救災的物資。」在台灣，1號塑膠可以再造成救災毛氈、衣物，2號塑膠的再造產品可以搭建臨時牀。「他們用『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的理念推動到人民回收，我們也嘗試crossover這個理念。」但這條路仍很漫長，據環保署在今年6月回覆立法會文件指，每天有90公噸的發泡膠送往堆填區，回收的只有約7公噸。紙包飲品盒回收鏈也危在旦夕。

員工OT無補水

迷失的寶藏靠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開支，但所有收益亦要歸政府所有。今年年初出現發泡膠圍城，為了清走阻街的發泡膠，迷失的寶藏的團隊工作量倍增，但全職員工人工仍然低於入職中位數，Andy有時還要先墊支。「所以我們不是多勞多得，我們做多1倍的話，extra的辛苦都是我們自己承受，我們的全職員工全部都OT無補水。」他笑說已經洗了員工腦：「大家一齊唔好諗份人工喇，為香港做番啲嘢先。」以往新年全港年宵花市的發泡膠幾車幾車地送過來，他年初一都要留在工場搣膠紙，最近晚晚加班到坐尾班車回家。為了什麼？是愛還是責任？「恨呀！」Andy說其實做到很累很灰，「又愛又恨」。

文˙ 朱琳琳

{ 圖 } 蘇智鑫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VR重現無形的愛，跨越生死重聚共舞

【明報專訊】相愛但天人永隔，如何面對？新加坡舞者郭亞福患癌離世，令馬來西亞舞者黃天寶自此失去了愛人，也失去了雙人舞的柏檔。香港導演曾翠珊曾以舞蹈短片《一一》記錄兩人最後相處時光，再與黃天寶一起創作VR（虛擬實境）影片《無舞之間》。虛擬世界中陰陽永隔的兩人再次共舞，黃天寶與郭亞福的雙人舞，由黃天寶一人完成。這一段與己無關的愛情，如何打動曾翠珊和觀眾？

試映當日，記者們先看《一一》，再戴上VR眼鏡觀看《無舞之間》，後者入選今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Venice Immersive單元，是香港作品首度在該單元入選。導演曾翠珊在2017年與黃天寶及郭亞福結緣，那年曾翠珊與郭亞福參加西九文化區、城市當代舞蹈團及新加坡舞蹈影像機構Cinemovement的舞蹈影像計劃，因為郭亞福，曾翠珊得知他和男朋友黃天寶的愛情故事。

《一一》見證舞者戀人最後時光

黃天寶與郭亞福在香港演藝學院認識，兩人是合作編舞、跳雙人舞的拍檔，然而黃天寶後來因感染HIV而無奈放棄舞台演出，只能在日常生活中與郭亞福繼續共舞。曾翠珊那時想，「我希望通過創作，關注到某些被大眾遺忘的角落。大家都喜歡看光芒四射的舞台，但是舞者生病了離開舞台，可否再成為舞者？這個患病的身體是否都值得記錄呢」？由此她開始拍攝兩人的故事，不幸是完成第一次試拍，正要開始正式拍攝時，就發現郭亞福患上末期癌症。

當眾人擔心是否要取消計劃時，郭亞福卻告訴曾翠珊想繼續拍，曾翠珊覺得很幸運得到他們信任，「病住都招呼我來拍攝」。她最後拍成《一一》，記錄這對戀人共同面對疾病的最後相處時光。2019年作品完成時，郭亞福已不在人世。短片中黃天寶與郭亞福在家中跳舞，郭亞福日益消瘦，兩人卻一舉手一投足都是舞蹈，亦以言語分享對舞蹈、愛情和人生的看法，短片觸動人心。

就在2019年，曾翠珊愛上VR這媒體，發現VR作品可以很詩意，讓觀眾置身其中感受整個空間和敘事。她通常一個創作可以做很久，2009年拍的短片《河上風光》、2014年紀錄長片《河上變村》，都是拍同一個村落蠔涌，時代變就會拍到不一樣的東西。當她想做VR作品時，不想亂寫新故事，又想以VR媒體處理失去愛人的問題，就想到黃天寶與郭亞福這對戀人。她問黃天寶想不想一齊做作品，「如果你可以再見到郭亞福，你會想做什麼呢」？黃天寶說想再和郭亞福跳舞，於是她有了「死後共舞」這故事意念。

之後曾翠珊寫計劃書、找監製，2020年其計劃成為首個入選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虛擬實境電影部分）的香港項目，到當地學習和觀摩VR作品。香港很少電影人以VR創作，反而令曾翠珊躍躍欲試，也希望鼓勵同行一起嘗試。回港後她繼續尋找資金製作，與香港藝術中心ifva合作，又在香港演藝學院開展相關VR研究。在香港從事VR創作資源不多，「雖然最後《無舞之間》只有13分鐘，但我這兩年花了像做長片般的時間和心力去完成」。

VR影片與電影的不同之處，電影發生在一個框架之中，但VR是沒有框架（frameless）、360度的世界，如何用第一人稱講故事，讓觀眾經驗沉浸式歷程，本來已很困難；還要講紀實故事，創作過程中曾翠珊必須和黃天寶緊密溝通。

黃天寶負責《無舞之間》的編舞，通過反覆的深談，加上參考黃的筆記，曾翠珊創作故事骨幹。黃天寶本身是舞者，習慣用身體表達，錄像創作卻要用語言、聲音表達和溝通。長時間滯留家中，沒有了表演的舞台，沒有工作，愛人離世，獨自抵抗病魔等，如何自處？曾翠珊透過交付一些任務，請他表達和分享多一些感受、事情細節，如像拍攝紀錄片般，她會收集和組織黃天寶的絮語，訪問時亦向記者分享了黃天寶記錄感受的mind map。在黃天寶修行般的生活中，「可能創作就是他的養分」，曾翠珊相信一起創作的過程，或許是某程度的療癒。

郭亞福不在、曾翠珊籌組資金創作故事的這兩年間，黃天寶每天11時11分都會發信息給她。對郭亞福和黃天寶而言，11是他們愛情的重要數字，11月11日是他們協定的定情日子，而1、1數字的形態，亦代表他們永遠在一起，但同時永遠都是分離的兩個個體。黃天寶感染HIV後曾被新加坡政府拒絕入境，無法到當地找郭亞福。黃天寶又告訴曾翠珊，郭亞福最後是在11時11分離世的。另一個巧合是受邀幫忙研究VR拍攝的舞者，亦是11月11日出生。所以舞蹈短片名叫《一一》。而《無舞之間》的英文名字是Chroma 11，Chroma一字參考自英國作家戴力詹文（Derek Jarman）的著作 《色度》（Chroma），這名同是感染HIV的同志和藝術家，表達如何看待顏色。

2.5D影像呈現舞蹈流動 反思何謂真實

曾翠珊刻意不用3D掃描技術來重現像真的郭亞福和黃天寶，而是採用回憶片段；加上DepthKit軟件的動態立體影像捕捉技術，在作品中呈現2.5D而不是3D立體度的影像。兩名舞者在影片中的形象是由不同顏色的線條組成，較為抽象，顏色與人的脈輪和色彩有關。曾翠珊說：「我們思考，什麼是真實呢？我們做出與郭亞福一模一樣的影像，是否就等於黃天寶真的感受到他的愛人死而復生？是否那個情感就是最真摯的呢？」她覺得相處20多年的戀人，會清楚知道作品中的愛人不是真實，所以她更在乎作品中舞蹈的流動而不想要生硬的動作，讓角色在影片中的日常生活場景流動。

雖然兩個舞者的形象朦朧，卻讓觀眾更能投入在作品的情緒之中。這對戀人在VR世界共舞，是要黃天寶跳自己的舞，也「成為」郭亞福，跳他的舞蹈部分。拍攝前曾翠珊送黃天寶一條為他度身訂做的VR影片，讓他感覺愛人再次回來，請他帶着感覺去跳舞。黃天寶對愛情的哲學，本就包含自己成為郭亞福，他身上有着郭亞福，例如內向的他會吸收了郭亞福的外向，即使愛人不在人世，他們已經由兩個人變成一個人。或許團聚，就是照見自身中愛人留下的部分。

創作時特別克制 不販賣情緒

對觀眾而言，流動的線條與舞蹈讓作品非常詩意，觀眾會在線條之間，看着兩人的影像穿過自己，加上360度立體聲音，就像跟着聲音探索兩人的生活場景，又像融入了兩人的回憶之中，進入了他們的私密世界。有說VR是empathy machine、高感官媒體，影像和聲音特別容易刺激觀眾腦袋，所以催淚而且引發觀眾的同理心。曾翠珊說創作時也要特別克制，不想觀眾感覺不適，因此作品只有13分鐘，但記者觀看時卻像與這對戀人經歷了很多事情。

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距離如此緊密，互發信息是他們的日常儀式，曾翠珊說整個創作過程是互相學習，「有一刻我覺得自己也在戀愛之中，我是否成為了郭亞福」？曾翠珊亦曾想到送黃天寶VR影片的做法很殘忍，只因為大家是藝術家，本着創作的心態去擁抱各種情感，包括衝突。這作品聽似煽情，但曾翠珊表示「本質上我不喜歡販賣情緒……而是探究他們本身的愛情，是無形的愛，存在於有和無之間」，讓觀眾在其中感受和反思什麼是愛。●

《無舞之間》

日期：2022年9月17日至10月1日（周一休息）

時間：下午1:00、2:00、3:00、4:00，晚上6:00、7:00及8:00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細盒

票價：$150

預告：bit.ly/3QP4OGA

網址︰bit.ly/3TakkhY

文：胡筱雯

編輯：王翠麗

黃偉豪：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明報專訊】2015-12-21

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Uber

【明報專訊】2015-07-25

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胎，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Luddit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利沙伯一世，但伊利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利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再遠一點的古羅馬，一男子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vitrum flexile）去找厄斯王（Tiberius）拿獎賞。厄斯問：「你有告訴別人這個發明嗎？」男人答沒有，厄斯就下令將男子殺頭，因為「黃金的價值會變作糞土」。在公元69至79年又有個王叫維斯帕先（Vespasian），當時羅馬帝國要運輸很多石柱起神殿，石柱又大又重，要幾千人才能搬運，成本超昂貴。又有一男子發明了一個裝置，可以降低運輸困難減省成本，今次維斯帕先沒有拿男人去殺頭，但他問：「以後怎麼養活群眾？」 他相信只要人民工作繁忙，就沒空搞垮他的政權。

權貴害怕的是新科技改變社會，重新佈置利益和權力的分配，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最終將他們從龍椅上摔下來。有學者甚至認為權貴對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恐懼就是為什麼從新石器時代到工業革命前生活水平沒有持續增長的原因（Acemoglu & Robinson, 2012），相比起那幾千年，人類在這200年的進步可謂幾何級數。

有了Uber，乘客就不需浪費時間在街上截車，司機能找最好最近的客來接，節省汽車找客的油費和閒置時間，業餘司機更可善用平時正職以外的零碎時間賺錢，競爭使質素上升，價格下降。

新科技為人類帶來巨大得益。例如Airbnb善用空置房屋，併車（carpooling）app幫人找伴併車減少能源消耗和交通費，幫人放狗app可以替無空放狗的人找人代放，還有私房菜平台讓熱愛煮食的人業餘做菜給人吃，有人欣賞自己手藝之餘又可以賺錢。

當社會有了需求，最大的阻力是官僚和權貴。識人在政府工作，他說有些在政府做了幾十年的同事，被要求學用新系統，同事說：「你叫我學就要學嗎？學了就要做，我不學」。由於政府的長約不能炒人，所以要推動老員工學新事物，要耗費很多力氣。不過在商界，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生於這個時代，我們沒有嬰兒潮（baby boomers）幸運，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學一門手藝養全家，幾十年下來，很多職業都被淘汰，車上賣票的、工匠、倒夜香的。以前政府有個職位叫打字員，現在人人用電腦，都不需要特別請人來打字了。同時，又有很多科技衍生的職位：程式編寫員、網絡保安、網頁設計、社交媒體管理等。

懼怕科技只會被淘汰

197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工人隨着工廠北移失掉工作，政府的責任是給予最低社會保障，幫助他們轉型，而不是阻止工廠北移。科技一路進步，有很多工種已不需要人手做，當科技的單位成本比人手低，就是科技代替人的時候，例如日本就有很多自動販賣機。人的時間好應拿來做創造性的事，這才是人之於機器的相對優勢，企圖阻礙這個大勢的人，將被時代遺棄。政府與其阻擋Uber合法化，不如更新法律迎合科技，讓市民大眾受惠。

Uber並沒有損害的士司機利益。的士車費一路加，牌費一路升，的士司機收入卻因車費上升、乘客下降而減少。在的士牌供應量少而司機競爭大的情况下，司機的議價能力較低，結果加價得益的是牌主。如果Uber在保險和法律問題上得到解決，Uber跟的士是替代品（substitute），司機就會選擇Uber或的士兩者中回報較高的車來揸。的士因已不是唯一可作出租車的車，失卻市場專利和入行屏障，牌價下降，車租也便宜，到時司機租車來載Uber客和跟車行租的士牌差不多錢，的士司機的收入因為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沒有變，所以會維持一樣，受損的只有牌主。

Google已經發明了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州行了，如能解決法律問題，世上的司機遲早都無得撈。創造性破壞有益人類，但每次有新發明，都會製造贏家和輸家，不想做輸家，唯有洞燭先機，持續學習新技能，才能在時代洪流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