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與生命的抉擇

【明報專訊】2025年6月2日

10年前拜讀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著作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對於何謂正義有着深刻感受和反思。書中描述課堂中Sandel教授對道德哲學的思考和討論，精彩之處在於他通過假設的事例和思考實驗，深入探討人性在道德和正義之間的抉擇。

書中假設你正在一輛失控電車的控制室中，當它快要撞向正在軌道上工作的5個人時，你瞬間發現軌道上有分岔路軌，在分岔路軌另一端只有1個人在工作。此時你是否應該把失控電車轉向分岔軌道，避免撞向5個人而犧牲1個人？課堂上大部分學生都認同應該把電車轉向，按道理犧牲1個人而救回5個人是正確決定。然而當教授把場景轉換為，你是站在天橋上看着那架失控電車，而制止電車撞向5個人方法就是把1個肥胖的人推倒在路軌上，同樣是為了拯救5個人性命，而犧牲1個人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做法，大部分同學卻反對這種主動犧牲另一個人的行為。

理解明辨目標 給予最合適服務

醫生同樣會遇到在救人的關鍵時刻，作出影響生命的抉擇。例如1996年八仙嶺山火，威爾斯親王醫院一時間接收大量吸入濃煙和燒傷病人，當年前線醫生要當機立斷把傷者分類，選擇對不同程度傷者施行緩急先後的個人化搶救！急救指引一般以「A，B，C ——Airway, Breathing, Circulation」作為緩急先後的準則，但當遇到大量傷者需要插喉和呼吸機急救時，在有限醫護人手和資源情况下，怎樣能同時快速抉擇治療哪名傷者？全球在非典型肺炎疫情時，醫生亦要在有限資源下，選擇哪名呼吸困難病人更需要呼吸機。而各地亦有老人家自願把呼吸機讓給年輕患者的偉大例子！

Jeremy Bentham在18世紀提倡功利主義時強調，任何決定都會為公眾帶來「困難、痛苦」和「幸福、快樂」。功利主義的目標是在平衡得失後，為大部分人帶來最大「幸福快樂」。書中亦舉例19世紀末，因海難沉船而被困在救生艇上的4名船員，在茫茫大海中漂浮等待救援。水盡糧絕之際，船長開始考慮怎樣能增加生存機會，其中1名年輕水手因病而瀕臨死亡，其餘3人決定在未有得到他本人同意下，犧牲殺死這名年輕水手，利用他的身體充飢。3名船員獲救後返回英國，把整件事和盤托出，因殺人罪而被送上法庭。到底為了生存而犧牲一個瀕死的生命是否正確？雖然在生存者角度來看這是理所當然，但只要能達到最大效果，便認同在極端情况下可以「合法殺人」，絕對不符合整體社會利益。

雖然這些都是極端例子，但我們在決定未來醫療發展和資源運用時，必須考慮多方面因素，單憑以達到最大治療病人的數量和效果來決定成效指標，未必是最正確的方向。正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正義的「目的論」哲學，運用資源應在理解和明辨目標後，給予人民最合適的服務。

文：趙偉仁（中大醫學院院長）

（愛手術、愛教學、愛創新、愛機械人、愛畫畫。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分享對生命的百般熱愛，隔周刊出）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復常之路有倫理問題嗎？

【明報專訊】香港走上復常之路，並不容易。回顧一下，走上復常之路的起點，應是今年4月。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4月28日發表網誌，標題為「疫情明顯受控 踏上復常之路」。2022年是香港踏入抗疫的第3年，疫情在2、3月間大爆發，以人口比例計，死亡率曾飈升至全球最高。在極其嚴峻甚至惡劣的情况下，各項防疫限制措施變得非常嚴厲，包括「疫苗通行證」。在這被稱為「第五波」的疫情中，逾120萬人檢測陽性，未有檢測的感染個案估計更不止此數。與其他地方的經驗一樣，大爆發加快了疫苗接種，形成混合免疫力屏障（hybrid immunity），成為後來復常的條件。那是初階的復常，當時全民仍如驚弓之鳥，所謂放寬，只不過是讓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限聚令由2人改為4人、撤銷航班「熔斷機制」等。現在政府大手筆放寬，市民生活和生意經營才真的開始鬆綁。

過去兩年，筆者不時為文或接受媒體訪問，提出對具體防疫焦點的分析，也包含一些異議和批評，然而我對香港不時調整策略的大方向是認同的。我在2017年到中文大學從事倫理學工作，幾年間對社會議題多了一些對倫理的敏感度，這讓我有時會「預見」抗疫中的一些倫理問題，例如早在2021年1月，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推行之初，我提到，要注意數以十萬計無精神行為能力的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無法「知情同意」，應當由誰決定接種與否？（〈新疫苗大接種：同步的倫理考慮〉，《信報》，18.1.2021）這個倫理題目未受當局注意，到院舍大爆發，才修訂指引亡羊補牢。回顧有助前瞻。

近期參加了兩場學術性的網上研討會，一場是本地加內地學者，一場是與台灣學者，都是綜述香港應對新冠疫情的倫理議題，有兩點觀察：

一、抗疫倫理議題具普世性，但在國際上關注的題目中，香港不一定成為焦點，例如疫苖分配與獲取的公平問題，又如呼吸機等醫療資源在緊絀時的分配問題，在社會上沒有討論。前者是因為香港的新冠疫苗供應充裕，後者則是因為我們慣常視醫療資源分配為管理上調配的問題。即使在3月時醫院病者滿地，病牀開到醫院門外，社會不能接受，議論的焦點仍然落在如何可以在運作上處理服務瓶頸。

二、香港抗疫期間出現倫理爭議時，焦點大多與切身的自由有關，包括工作權利、生活上的自由、強制接種疫苗等。整體而言，最常見的質疑是嚴厲而廣泛的限制是否合理和合乎比例。後者也是筆者評論時常用的角度。

復常之路 誰先受惠？

以上是回顧，前瞻又如何？現在香港復常進入直路，各方面也在鬆綁，生活舒暢了，市民旅遊的旅遊，敘舊的敘舊，還有什麼倫理問題？談倫理問題不是要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是維持活潑的敏感度和慎思，並且在復常階段發揮更大的同理心。應當注意，倫理的關注不光是為辯論道理，在中國傳統，孔子講「仁」，孟子說「不忍人之心」，都有同情和同理心在。

在香港復常之路，可以注意以下焦點。

誰先受惠：復常措施有多方面，不是人人同步受惠。我在醫管局工作時的上司梁栢賢醫生在臉書上點評「復常之路」，常能引導社會討論。近日他提到，11月一些大型國際活動陸續舉行，某些海外入境人士來港的檢疫要求獲得部分「豁免」，優先享受了「0+3」的寬鬆版。我看這是對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來賓的豁免。梁栢賢提醒，「太多豁免會給市民不公平和特權的感覺，試行之後應盡快普及」。

誰先受惠關乎「公平性」，這是一個明顯例子。為什麼國際金融領袖可以獲得「豁免」？因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非常重要。當我們提出這個理據，同時也就是說其他人的其他活動並不是那麼重要。任何政策也涉及對不同人群的對待，如果有差別對待並且涉及價值判斷，必須小心持守基本的公平原則。

院舍探訪：涉及「公平」的另一個問題是安老院的探訪規定。在第五波疫情，院舍長者死傷枕藉，成為集體的創傷記憶，因此有關院舍探訪的復常特別難被優先考慮，但是親人的探訪，包括餵食、陪伴、協助衛生上的照護等，對院舍長者的身心是十分重要的。現在絕大多數院舍長者，經接種或感染，已有相當的免疫力，若受訪的長者和來訪的家人都已完整接種，再加上到訪前快測，家人的陪伴其實並不會導致2、3月的那種再爆發。探訪長期受限制不准完全復常，與其他社交距離大幅放寬的情景形成反差，顯得並不公平。

「免針」條件嚴苛 有違公平

「免針紙」的情理：筆者支持接種疫苗，日常會規勸有猶豫的親友打針，指出本身有慢性病就更需要疫苗保護，但是另一方面我認為現行對豁免病人接種（「免針紙」）的指引訂得太嚴厲。醫生不評估病人就「賣針紙」屬嚴重專業失德行為，須嚴肅處理，但不要忘記，負責任的醫生是需要有足夠空間好好評估病人，才能判斷什麼是病人的最佳利益。現行指引把豁免接種的條件訂得非常窄，幾乎限於「絕對的禁忌症」（absolute contraindications）如曾經敏感休克才可豁免。在正常臨牀服務，醫生是會同時衡量一些「相對的禁忌症」（relative contraindications）和病人的精神狀態。「疫苗通行證」是在第五波死傷慘重的情况下推行的，當疫情極嚴峻，接種率不足，有必要嚴限豁免，驅使市民盡快接種。它背後的最大考慮是為預防大爆發會令醫療系統崩潰。在大半年後的今天，復常已經來到社交距離幾乎完全放寬，人群歡快地聚集（例如慶祝萬聖節通宵達旦），聚集的實質風險很可能大過未接種的少數人士進入表列處所造成的風險。

我認為在復常階段可以適度放寬豁免條件，容許醫生衡量一些「相對的禁忌症」。這不僅是為病人陳情，根本還是一個「公平性」的問題。當幾百萬人享受完整的社交自由，為什麼某些病人要承受永久嚴苛的限制？

「0+0」難題：復常心切，吸引遊客心切，不少人催促馬上把入境檢疫要求降至「0+0」，有人更建議考慮取消抵港人士檢測的要求。後者是否明智，我覺得頗成疑問。決定復常的速度和徹底的程度，始終還是要基於良好的風險評估，要客觀看科學證據，其中新冠病毒的致重病率和致死亡率是重點。從大方向看，病毒從去年至今的確在弱化，這不單在國際上漸已形成共識，即使內地專家和官員也大致同意。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談廣州南沙新發展區的機遇時，就提到內地隔離要求早前從「14+7」縮短至「7+3」，是有鑑於「新冠病毒趨勢是不斷弱化、重症死亡個案較少」。

新冠「流感化」？ 須審慎看待

病毒已經弱化到什麼程度？日本傳染病專科醫師忽那賢志的研究指出，相較於感染Delta病毒，確診Omicron的患者通常症狀都比較輕微，像是英國研究指感染Omicron住院的風險為Delta的三分之一、南非研究的發現相若，美國研究更指Omicron死亡率只有Delta的十分之一。這些數據預示新冠「流感化」是很可能會出現的，但目前它已出現了嗎？今年初，《新京報》辦了一場學者論壇，問「2022年新冠全球大流行會終結嗎？」，參加的兩位港大學者之中，一個樂觀一個審慎，對病毒弱化速度持頗不同看法。

台灣疫情在今年5月大爆發，之後逐步復常，面對的挑戰與香港有可比性。台灣防疫指揮中心的數據分析確認現時全台輕症、無症狀的確診者佔絕大部分，但醫學界仍不認為新冠已經「流感化」。據《TVBS》的報道，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表示，雖然未來的確有可能走向流感化，但相信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還是比流感強5到10倍，加上病毒弱化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不是短短2、3年就可以完全達到的效果。這是今年7月下旬的報道。近日我在與台灣同行研討交流時，感覺他們對「流感化」的提法還是很審慎。

表面看，「流感化」與否似乎是一個科學實證問題而不是倫理問題。然而現代倫理學對於複雜難題的分析，也不完全是純理性思辨，愈來愈重視與具體情况脈絡和客觀證據相結合。

兒童接種：政府在9月8日公布更新「疫苗通行證」安排時，提出要加強保護兒童，具體調整包括降低「疫苗通行證」的適用年齡，涵蓋5至11歲兒童。不少家長對此有疑慮，政府和醫學顧問專家尚未完整地說明理據，只強調「近期疫情非常嚴峻」，並數說「第五波疫情期間，我們錄得不少重症的兒童個案需要深切治療，其中累計共有6名年齡介乎3至11歲的兒童染疫後死亡，他們均未有接種或只接種了一劑疫苗」。這沒有很大的說服力，一來現在復常，疫情可控，並不像第五波那般嚴峻；二來市民缺乏有關幼童打針風險與得益的具體資訊。最新的官方口徑似乎是，要等到幼童接種率提高，香港才可考慮取消全民口罩令。把這兩者綑綁，無論是邏輯性或公平性都需要更好的說明。

以上是我最近思考香港復常路上與倫理有關的問題，希望香港防疫軟着陸時，各方面都能夠公平合理，以民心為念。

文˙區聞海（生命倫理學者、前醫療管理人）

編輯•王翠麗

倫理道德：為動物爭權益，先要爭取人格？

【明報專訊】Happy是一頭51歲的亞洲象，年幼時與6頭小象一同被賣到加州動物園，園主為牠們改上7個小矮人的名字。後來Happy和Grumpy經兩度轉賣，終在紐約市布朗克斯動物園定居。Happy是首隻能通過鏡子自我認知測試的大象，但由於與園內其他同類合不來，牠自2006年起已獨居至今，被稱為「最孤獨的大象」。2018年，有動物保護組織入禀為Happy爭取法定人格（personhood）和人身保護令，上月遭紐約上訴法院以5對2票駁回，是首宗由州內最高級司法機構裁決的同類案件。雖然外界早認為贏面不大，但案件引起了不少動物倫理和權利的討論，讓人省思牠們是否人類社會的物品或財產，又應否賦予牠們相應的權益。

動物有「人格」嗎？

案件的爭議點之一是大象有沒有「人格」，法官主要意見書承認大象聰穎、具同理心和自我意識，但指出非人類動物的自主、智力和情感能力不是行使人身保護令的決定因素。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陳成斌研究動物倫理，他說human和person都是「人」，但前者指涉生物學特徵；後者是心理特質包含思維、智力、感知、道德判斷和自我意識等。而在倫理學層面，動物福利（welfare）、非自願或不自願安樂死和墮胎均是典型「道德邊緣例子」，因對象缺乏某些人格如理性判斷能力或自我意識，沒有一刀切的處理標準，到最後或只能訴諸道德直覺。

這次興訟的動保組織Nonhuman Rights Project（NRP），一直為美國多隻類人猿、大象、海豚和鯨魚爭取人格和人身自由，這次的主角Happy曾通過認知測試，更具說服力。但陳成斌表示目前其實沒有檢視人格的一張「清單」，故動保組織只能先看動物有哪些與人類近似的能力，「有一項就先處理一項。人有人權不是因為生物上是人，而是有人格，如果動物有相應的人格，何不給牠們相應權利（right）？愈接近人類的，就有愈多權利，故他們的想法不是太匪夷所思」。例如人有求生能力，所以不能被侵害生存權，動物亦有求生能力，理應享同等權利。若是動物沒有的人格，例如牠們不能辨認總統候選人，那就不需有投票權。他提到動保人士通常是行動派，不會如學者般把人格理論想得周備才行事。影響深遠的Tom Regen，也是先以動物權利保衛者自居，之後才是哲學家。

陳成斌又說非人類人格（nonhuman person）這概念在宗教或較易理解，可以是神祇或天使魔鬼，但就甚少用於法律。NRP其中一個論據是，即使在英美奴隸未被賦予「合法人格」的時代，也可用人身保護令來釋放他們，所以同樣可在具人格的動物身上開先例。陳成斌則相信即使person的涵義比human廣，立法時亦理應只考慮到人類，NRP「強行」延伸法律，是目前未能服眾的關鍵。法官亦避免重新詮釋法律，會建議以立法途徑跟進。雖然敗訴，但NRP已於別的州份為其他大象提訴，並稱會參考是次少數法官的意見。

為動物分級具爭議

NRP指摘目前法律沒有區分出大象和毛蟲、Happy的權利跟螞蟻無異，這種以人格為動物分級的觀點也非人人同意。哲學家Martha Nussbaum曾提出相近的動物權等級論，以「能力分層」為標準， 認為高智慧生物和親近人類的動物如貓狗，應享有更多權益，香港「NPV動物權益教育」負責人麥志豪說：「但要反駁好簡單：人類就不是這樣劃分，傷殘或智力有問題的人士，都應享有同等人權。為何要用另一原則分配動物權益？」

動物權益 須從人心推動

動物通常被定義為不擁有權利的財產。今次案件令人們欣見有其他可能，因法院認同「Happy不僅是合法東西或財產」。麥志豪比較，現時大多數地區包括香港均視動物為財產、商品或「移動的貨物」（moving goods）；近年部分歐洲國家開始用感知生物（sentient beings）定義，這雖然沒有直接賦予動物權利，但提示人類要以人道精神對待牠們。走得更前的國家，甚至訂立令動物快樂的法例，如要定時遛狗；金魚要有伴侶，不能只養一條；停售圓形魚缸，以免牠們不斷繞圈致精神受創。但談到動物的人權，各國就暫時止步，因這將會引起連串訴訟，牽涉飼養寵物、食物製造甚至動物實驗等範疇，足以撼動世界。動物權益或權利強調動物是自己生命的主人，非人的附屬品，比動物福利（welfare）更難做到。麥志豪說自己多年來仍未想通界線：動物是否享有絕對權益？或只能給予牠們福利？即使是支持動物解放的Peter Singer，也寫過如在沉船之際，船上有一人一狗，只有一個救生圈的話，就應該要留給人類，因為人類對後世社會幫助較大，由此衡量生命的價值。

要把動物當人看待，大眾此刻或較難接受，陳成斌則介紹另外兩套較易明白的思路。首先是Peter Singer，他用的是效益主義，以減少世界的痛苦為原則，例如現今生產食品的方式令動物受苦，所以應該摒棄；蚊子沒有痛覺，換言之殺蚊沒問題。聽上去簡單易用，不過這思路時有「撞板」，「沒有痛覺的植物人；或者出世後發現身體有缺陷的嬰兒，可以為了減少他日後的痛苦而殺掉他嗎？」

以惻隱心護生 較易獲認同

另一套是儒家動物倫理，強調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此叫大家不要虐待動物、要有同情心，較易得到認同。「但這觀點與動物權益仍有差距，例如未去到不吃肉的程度，或者賦予牠們什麼。」此思路側重人類自身的道德感覺，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套用在現實裏，可能是較多人關心生活常見的貓狗；但如果某個社會習慣吃狗肉，用此角度看就未必有問題。

惻隱心通常是關注動物權益的起點，繼而才到善待、減少痛楚、爭取權利、立法等，像Tom Regen曾在大學做過屠夫實習，便不忍殘殺動物；NRP入禀的動機也是見大象處境可憐，之後再循人格去爭取權利。陳成斌說這當中沒有高下之別，也非一級級遞進。若給予動物明確權利，會較方便社會運作和法律規範；但儒家說的則是由禮到法，如果沒有惻隱心，法例或會形同虛設。香港定義動物為財產，但有保護動物的相關法例，麥志豪指兩者似沒有牴觸，但認為，「法例是人道立場，但我們沒有基礎、精神，如果將動物定性為感知生物，就可以像外國進一步去講快樂，不再有放在膠袋的金魚、困在籠內的雀鳥」。保護法是福利一環，而權益要從人心推動。鑽研動物法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Amanda Whitfort回覆記者查詢表示，香港承認動物會感受到痛苦，亦訂立了保護牠們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有見條例即將修訂，加入動物福利建議，她期望涵蓋的不只是寵物，也要惠及圈養動物包括食用動物。 　

移送庇護所 真係有需要？

若把上述思考套用在Happy身上，什麼才是最符合牠福祉的安排？NRP的倡議不是放生，而是將牠送到大象庇護所，以享用更多自然環境和結識其他同類。營辦布朗克斯動物園的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則說，Happy在園內已得到專業照料。陳成斌從減少痛苦的角度去想，Happy年紀老邁，應讓牠留在熟悉環境，甚或為牠安排同伴。麥志豪認為，若移送大象到新地方，或許只是將人類的行善欲念強加牠身上，未必是牠真正需要，正如善信放生和餵野豬的行為，「人類統治世界，永遠離不開從我們角度出發去決定動物的權益」。

在他看來，香港現况較接近動物權等級論，諸如人們反對殺野豬卻在吃豬肉；「毛孩論」盛行、說到動物權益幾乎等同寵物。此外，也有點像Peter Singer的效益主義，許多人反對困養海豚做表演，但若園方說是非牟利及做教育，大家就不再反對，但在他眼中這明明仍在剝奪海豚權利。陳成斌正與他持不同意見，認為「教育」是目的，並不能由此判斷海豚有否得到人道對待，如能提供適合海豚習性的飲食和生活環境，未嘗不可。

麥志豪說，隨動物議題推進，會逐漸超出大眾理解，最後圍爐取暖，所以有人說他是貓狗癡、動物癡，他就知道是自己方向錯了。他有次光顧越南餐廳，店主推介牛河，他回答說牛會痛所以不吃，店主轉而推介蠔餅，說蠔不會痛，他唯有停止解說。「別人理解不到的不要再強迫下去，起碼他理解牛會痛，若再堅持說下去，反而會覺得我們神經病。」他設立動物權益教育小組，正是想拓闊港人對動物的認識，但就收起「趕客」的素食主義和不殺曱甴論，免得公眾把保護動物權益的門檻想得太高。動物仍難逃人類的管治，動物權利討論亦未有定案，但觀雛雞可知仁，這案件正好提醒人類別過分「自我中心」，適時思索自己與動物的位置。。

文˙ 梁雅婷

{ 圖 } 受訪者提供、梁雅婷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何謂生命倫理學？

個案

※　反思生命倫理學　生之意義

倫理學是甚麼？

※　反思生命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　生之意義

《生之奧義》：人道．牠道，共生之道

 

【明報專訊】「人類的生命方式身為諸般謎奧之一，只有與我們周遭的動物、植物、細菌、生態系統擁有的成千上萬種其他生命方式交織在一起時才有意義。」最近在讀法國新生代哲學家巴諦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的《生之奧義》，封面如是寫道。今天香港，以劃一方式「人道」處理數以千條生命。人類作為眾多物種之一，該如何與其他物種共存，願此書為我們帶來一點啟示。

《生之奧義》由6篇哲學隨筆組成，糅合生態觀察與動物倫理學的反思，飽滿的哲理在優美行文間鋪展。全書以作者莫席左與女友身處法國東南部山脈屏息靜待的一幕展開。那是物種豐繁的鳥類動身往赴非洲的必經之地。二人手執手動計算器，每當燕子飛過，就在一片歡悅的狂迷中瘋狂按着。他着迷地看着，讚歎行列中每種鳥各自擁有的風尚、言語與驕傲。正當二人沉醉於星羅棋佈的鳥群漫飛，一群駕着古董車的人闖進他們的視野，這些人跳下車，興致勃勃以壯麗的景致為布景，將引以為傲的引擎蓋攝下，便匆匆離去。

「多少次了，生命在某處蠢蠢欲動，我們卻視而不見？恐怕是每一天。」莫席左興起了感慨，認為念茲在茲只有自己同類的我們與他們無異，替「盲瞽的影響規模及其天真的暴力」感到悲傷──這一幕彷彿瞬間連接當下以公共衛生為由、大規模滅殺倉鼠與兔子等小動物的香港。電視新聞中，一邊慨嘆不得不如此，一邊提着鐵籠交出倉鼠的身影於腦海浮現。

對生物無感　來自對「自然」誤解

從數個月前誘殺野豬，到這次撲殺倉鼠，毫無餘地的果斷行動，無不體現對人類以外其他生物生命的無感。莫席左將人類與其他生物的關係危機，歸咎「感受力的喪失」：「我們感知得到的、察覺得到的、能夠理解的、得以締造為我們與生命關係的，都日漸貧乏了。連結我們與生物的那些情感、感知、概念與實踐，它們的種類減少了。」文中引述一項新近研究說明，4至10歲北美兒童能認出逾1000種品牌標誌，卻沒法辨別家附近的10種葉片。莫席左認為人在大自然中什麼都沒看見不僅因為缺乏生態學、動物行為學等知識，也因為我們預設了沒什麼好去看見，沒什麼意義需要解釋，指出這是因為我們習慣與生物維持的關係，是與「自然」（nature）的關係。而「自然」其實是一種晚近才被發明的概念，現代人眼中的自然，本質是「自身缺乏感受性與意義的物質，是可供汲取的資源庫」，發明「自然」這概念的人，同時發明了與其他生命形式維持的現代關係，本質就是「對生物與非人類之顧念敬重的無用與缺乏理性」。

我們習慣將生物視為一體成形的環境布景。城市裏數以十計的鳥鳴聲日復日傳到我們耳裏，卻僅以白噪音之姿無聲存在，莫席左認為那是因為動物在我們的想像中變成了「自然」──一個平滑均勻的連續體。莫席左以「春天」為例闡述：蜜蜂和熊蜂並不是四季的景致，沒了牠們，3月日照增加時即使帶來雪融，雪融之處卻將只會是一片荒漠，這些授粉者其實「以牠們的存在來製造」。

將生物視為生產可用的資源庫，將動物商品化，這種現代「寵物」概念的發明便是一例。倉鼠也是置身產生龐大利潤的養殖業網絡一員，配合媒體推波助瀾（千禧年代熱播的卡通《哈姆太郎》讓從前人人喊打的鼠類成功入屋），加上細小、廉宜、容易打理的特質，讓倉鼠成為不假思索就能擁有的入門級寵物。

生物另一方面則被抽象地理解為尋根溯源和情感投射的載體。對於「動物性」，莫席左觀察到人們理解的兩極：要不是思索為一種內在的獸性──人類必須超越、克服來「變得文明」，就是相反地視為一種原始性質，人類在動物性裏找回一種擺脫社會規範約束的本真野性。他指出，「低等的野性」與「高等的純粹」兩種看似對立的想像，不過是一體兩面，都在鞏固人類與動物帶有等差階序的二元對立。

體認牠們是「其他的生命方式」

讓生物失去本體論的實質、轉變為「物」，在莫席左看來正是我們喪失感受力的關鍵。怎麼辦？他建議首先要認清牠們「不比人類禽獸，也不比人類自由」，牠們體現的，首先是「其他的生命方式」。

數年前，我辭掉工作回到母校中大讀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動物與社會」課上，老師嘉銘堅持以「動物家人」指稱，「寵物」便如《哈利波特》裏伏地魔名字，課上禁忌般不被道出。儘管「動物家人」在交談間顯得彆扭，老師的堅持，到底是為了從日常用語着手，重塑我們偏差的認知，還以與我們織就親人般親密關係的動物真實的臉面。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文法革命，也是莫席左認同的一種手段，而他的magical word是「其他」──將「人類與動物」修正為「人與其他動物」，把「與動物的差別」說成「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希望藉此重新描繪一個共同的歸屬。

「狼嚎有什麼用？」

《生之奧義》的閱讀趣味除了哲理的簡明深刻，更在作者田野考察的第一身生動記敘。第二章〈在生物家過上一季〉記述他在雪地追蹤狼群的經歷。那一次，與狼群以嗚嚎「對話」深深撼動了莫席左，被誤認為同類而獲得應答的一刻讓他感動不已，接續是沉默與回應的交替，他發覺狼嚎其實沒有預設明確的聽眾，耐心觀察其他狼的反應後，倒發現這種聲音卻對每名聽眾以特定意義產生實際效果。他又傾聽狼群夜間悠長的合唱式狼嚎，好奇「有什麼用」。想到這裏，他又馬上質疑提出這問題背後的因由（因為行為生物學仍深受適應論思維影響，我們慣於將某器官的主流用途投射到過去，將之簡化為唯一功能）。數個月後他故地重遊，終於幸運地找到答案。

那次莫席左再嘗試與狼互嚎，卻只得一片空寂，翌日從附近的雪地腳印中卻驚喜地證實狼曾偷偷前來過視察。這種比應答迂迴的回應方式，在他眼中是狼內在一種複雜決策機制的展現，「某種意義上，牠們確實為了我們的召喚而來，但狼不直接，而是以間接回應的方式道盡了牠們在互動中的主動性力量」。狼沒有以聲音應答，卻創造了另一種回應方式，讓他體悟到演化將生物做成特定模樣，然而每一個生物都有權隨心所欲使用它，能顛覆、挪用，並以遺傳為基礎，發明創造──「『狼嚎有什麼用』這問題問對了嗎」有了答案：問錯了，因為生物特徵無法翻譯。

「不可譯」的概念對我們重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個重要的轉折。莫席左認為這概念相當迷人──他透過種種見聞，包括後來對狼群腳印的追尋勘查（發現狼群奔跑時全踩在同一個腳印這做法的多種意想不到的原因），強調「無法翻譯」指向的並不是翻譯的不可能，「正相反，我們永遠無法停止翻譯它們、無法停止以不同方式重新翻譯它們」，對待不可譯之物，持續翻譯才是公正地對待牠們的做法，「誠然，其他生命形式的完美辭典並不存在，但我們必須生活，必須共同生活」。

做物種間的外交家

如何可以共同生活？莫席左在書中引介一些哲學主張，尚且是紙上談兵，他真正獲得啟蒙時刻，發生在以義工身分到一個狼群的領地參與名為CanOvis的行動研究計劃的一星期。〈來到夜的彼端：走向相互依存的政治〉記述了他那次經歷。行動中，工作人員透過熱影像儀了解狼在夜間接觸羊群時的動物行為學，以預測並更整全地防範羊群遭獵食──不為了對羊的同情，而因為更實際的考慮：讓牧羊人在此放牧，吃草的羊群讓草原維持光溜溜，限制火災的風險；而軍隊則常與畜牧業組成聯盟，讓牧羊人依照步兵推進路線移動羊群，以策安全。從這個立場出發，攻擊羊的狼似乎萬惡不赦，但當莫席左某次目睹5匹狼如何對抗牠們5倍數量、兩倍體重的狗，見證牠們為了獲取餵養遠處一窩飢餓小狼的伙食，在逆境中展現的勇毅，他感受到同理心在不同陣營間的流轉。

他在書的後段提出人類作為物種間擔當「外交家」的設想，以「依次感到難受」、「感覺自己在道德上略微背叛了每一方」的情感出發，探索這個角色的位置，繼而以密集看顧羊群的放牧方式的實例，討論以不同策略維持各物種相互依存關係在現實世界的可能。

牠們創造了創造我們的世界

跟這星期以來關注我城倉鼠生死存亡的許多香港人一樣，我也不是一個常常會把動物掛在口邊的人。不論僅僅致哀，站出來為牠們討公道，還是組織營救行動，這些看似忽然的熱中，說到底都是出於對動物的關顧之心。莫席左在書中結語提醒，人類對其他生物以及環境本身，始終有顧念敬重的義務，因為「牠們創造了創造我們的世界」，「就是因為創造了我們能夠產生各種情緒、能夠擁有快樂、能夠進行感知的身體與精神的，正是這個生物世界。正是生物世界在與其他生命形式一起構成整體的編織中塑造了我們所有的能力」。謹以這一席話寄語對小動物被大規模滅殺卻無動於中的人──用意不在責難，因為我們也同在學習重新看見、肯認牠們的路上。莫席在於前文提到不同物種陣營間的那種「外交家」時，說到這種外交家並不是由他者委任的職位，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本領，卻是「忽然站上這個立場」──始於道德虧欠感。讓不幸淪亡的倉鼠撫亮我們雙眼，一起嘗試尋找變革共同居住與生活的方式。

倫理學者批政府「殺鼠令」 隔離動物取代減市民不安

2022年1月20日

 政府前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殺鼠令」，漁護署已將涉事寵物店及其大埔倉庫內逾1200隻小動物人道毁滅。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副總監鍾一諾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稱，政府制定公共衛生政策時除考慮市民健康，亦要考慮政策成效、比例、必要性或替代方案，「不是為了保護公共衛生，就可以合理化所有東西」。

鍾一諾解釋，倉鼠及其他小動物是寵物，與人類已建立關係，是次大規模人道毁滅寵物，與過往因禽流感殺雞並不相同。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多考慮道德倫理，例如「殺2000隻（動物）會不會過咗火」、本港能否做到動物隔離或會否有替代方案能減少市民不安。

鍾一諾認為若本港沒有足夠硬件、資源，而未能做到動物隔離，政府應增加設施，「如果有足夠配套就唔需要行到今時今日𠵱步」。他續稱，有微生物學家提出交出倉鼠的建議，有關學者集中研究微生物傳播問題，提出有關建議「一點都不出奇」，但重申不能忽略人類與寵物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