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秘密宗教（或稱邪教）之盛，確是朝代政權之懼。元朝末年，民間秘密宗教聚眾反抗的組織，揭竿「起義」，包括著名的白蓮教、明教等等。朱元璋起初加入郭子興的紅巾軍，反抗元朝政權。紅巾軍被指與白蓮教有密切關係。所以，朱元璋能夠成功統一中原，與地方各處的秘密宗教及其武裝力量之興盛，有密切關係。史家吳晗指出，朱元璋的崛起靠秘密宗教，目的是要推翻蒙滿地主階級，但建立明朝後，就壓制秘密宗教。
明朝重刑打擊秘密宗教
正因朱元璋從民間秘密宗教「上位」，他也深知這些組織一旦聚眾謀反，非同小可。朱元璋為了所謂「勸民向善」和「懲治奸頑」，發布《御制大誥》三書，之後再發布《大誥武臣》等，總共有四書，要求各地各級師生、軍人及其子弟朗讀和學習。當中有一篇文章，「造言好亂第十二」，內有一段講到要抵制邪教：
「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諫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於家，反教子孫一概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禍以殃鄉里，嗚呼，設若鼓倡計行，其良民被脅從而被讒誤者，甚不少矣……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毁，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
朱元璋在此文中，引用了明初彭玉琳以白蓮會聚眾反明，自稱晉王，意圖推翻政權的例子，明令各地，不准用「南無彌勒尊佛」以此宣揚愚民的宗教，一見此六字，即時燒毁。問題是，即使官方三申五令打擊民間秘密宗教，如何立法禁止呢？首先，當然是在宗教上，先界定正與邪，即是要先界定民間的某些宗教不是正統，必須禁絕。下一步，是要界定某些行為是邪術、妖言，必須以法律禁止。然後，就要進一步，將這些宗教，消滅於萌芽狀態。
所以，明朝初年，在制定《大明律》之時，就加強立法打擊民間秘密宗教及其活動。先是，加重刑罰，將自唐代以來，用來打擊妖書妖言的法律，改以重刑。在《大明律．刑律．賊盜．卷十八》第三條，有「造妖書妖言」一罪：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此條文來自《唐律》。在《唐律．刑律．賊盜》：
「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傳用以惑者，亦如之；其不滿眾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
此罪行的焦點，是針對這些妖書妖言所造成「惑眾」的後果。用平民的說法，即是製作讖緯，妖書、妖言的行為是一個「事實」，如有此客觀事實發生，疑犯已經「中招」。另外，有人傳播以上東西，達到「惑眾」的效果，一樣「中招」。當然，大家可以問：「喂！阿哥，有傳播而無惑眾，會唔會『打得甩』？」理論上有機會嘅，視乎情况啦。
對比《唐律》與《明律》，此條罪行的內容，就有明顯差別。一來，從刑罰方面，明代的刑罰是「斬」，唐朝則是「絞」，雖然都是死刑，斬比絞更為嚴重。另外，《唐律》有兩項為《明律》所無。一是如果有關妖書妖言的傳揚「唔夠勁」，未至於傳播予廣大群眾，即「不滿眾者」，刑罰較輕，但都要流放三千里。另外，如果有關妖書妖言的說法及道理，只有「吹水」，沒有危害各階層，就杖一百，但《明律》則取消了這兩個按情節輕重而有不同刑罰的分野，總之，只要是造讖緯、妖書、妖言就即斬。另外，《明律》則加了「造讖諱」一項，針對秘密宗教利用求神問卜的簽卦隱語的操作，換言之，增加了罪行涵蓋的範圍。
另外，《明律》進一步壓制妖術妖言妖書對公眾的危害，增立了一條針對邪術及特定宗教組織的罪行。在《明律．禮律 ．祭祀》增加一條「禁止師巫邪術」：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代學者王肯堂指出，「師」者，是法師；「巫」者是降神之人。此條明確地針對這些邪教分子的「行為」，即利用邪術包括書符咒水，又以什麼端公、太保、師婆自居，並且以不同宗教名義如「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作出旁門左道之邪術，或者隱藏圖像，燒香集眾，晚上聚眾早上消散，扮作推行善事，造成「煽惑人民」的效果，為首者「絞」，跟從的民眾一樣有罪，各杖一百，流三百里。
既有「造妖書妖言」罪
何立「禁止師巫邪術」律？
驟眼看來，明律既有「造妖書妖言」一條，涵蓋面相當廣泛，幾乎任何形式的邪教書籍及言論，有惑眾的後果即可入罪，按理毋須再有「禁止師巫邪術」一罪，兩者似有重疊之虞。但細心分析，《明律》刻意增修「禁止師巫邪術」之罪， 目的是針對某幾類特定的人士及行為，以及民間秘密宗教組織等。因為這類人士、組織及行為，「煽惑人民」，所以領導這些民間秘密組織者處以「絞」刑。這罪名似是回應朱元璋禁止邪教之政策。
不過，「造妖書妖言」一條放在「盜賊」律之部分，而「禁止師巫邪術」則放在「祭祀」律之部分，而兩者又相似，為何有重複立法呢？明代楊簡在其《明律集解》之中認為，「禁止師巫邪術」此條，是指有人依託於神道法事，意在誆騙愚民的財物，開始之時未有盜賊之意，所以放在「祭祀」之律裏面。不過筆者認為，「禁止師巫邪術」一條，放在「祭祀」之律內，實有深意。因為「祭祀」之律，是關於國家禮儀及祭祀之律，至關重要。因為從朝廷立法者角度，「師巫邪術」惑眾的目的，最終是針對政權，令其禮崩樂壞，有推翻政權之的含意。所以，「造妖書妖言」一條是懲處邪教人士斂財，「禁止師巫邪術」是針對禮崩樂壞之問題。
清末移植西法 改懲煽惑後果
清朝立國之後，同樣深知民間秘密宗教的「威力」。雍正帝的《聖諭廣訓》內有「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要求廣大群眾，抵制白蓮、聞香等教，甚至西洋之天主教：「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歷（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眾，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為非，導民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聖諭廣訓》是皇帝訓諭世人需要守法和應有的德行、道理，要求各州縣頒有宣揚，是帝王要求臣民遵守的國策。從中可見，朝廷相當關注民間秘密宗教的問題，三申五令禁之。
《大清律例》的「禁止師巫邪術」罪，大抵沿襲《明律》，但前後增減了八條條例。其範圍是針對特定的宗教組織，例如白陽、白蓮、八卦等教，並將信眾正常的茹素燒、諷念訟經等行為，與邪教的「念誦荒誕咒語」的行為分隔起來，以免罪及無辜。另外，更有條例專門針對天主教的條文。在嘉慶十一年（1811年），西洋人傳習天主教，煽惑民眾，為首者擬絞監候（此條文在同治十年（1870年）取消）。可見「禁止師巫邪術」罪在清代律例的發展，在於打擊特定的邪教及妖術，因其有煽惑人民之虞。
到了清末，清朝移植西法，大部分在《大清律例》的刑事法律需要撤銷、修改以融入西法。究竟該如應該如何處理「禁止師巫邪術」一罪呢？當時清代的西方刑法參考藍本，沒有針對煽惑人民的特定宗教團體的法律原則。如果把「禁止師巫邪術」一罪，原封不動搬入西式刑法，似與西方刑法的原理格格不入。
後來，官方處理方法是，把這些「邪教」，眨抑為不科學的民間信仰及迷信。由於西法不會去處理這些導人迷信之事，所以不禁「邪教」，反而是懲處這些民間信仰的行為及其結果：換言之，如果這些導人迷信的民間信仰，叫人去犯法，那麼法律就應該要懲處違法之事，而非針對導人迷信的民間信仰。於是，新的刑法就針對某些人、某些團體的行為，所造成「煽惑及眾」或「煽惑人民」的後果。
所以，清代修訂新刑律之時，在「造妖書妖言」方面，就是針對「搵水」斂財的犯罪後果，以詐騙等罪懲之。另外在「禁止師巫邪術」方面，則針對禮崩樂壞，產生危害政權的犯罪後果。新法律就按後果的輕重，就有不同條文處理，例如煽惑人民達到危害清政府政權的後果，則可以用「內亂」罪處理之。
造成他人有犯罪後果即中招
由於「造妖書妖言」一條內，有針對傳播妖書妖言而「煽惑人民」的罪行，《大清新刑律》亦需要為此另立條文懲處。於是，在1910年《大清新刑律》223條就有「煽惑他人犯罪」的罪名，放在「關於秩序之罪」的章節內（不再是涉及盜賊或祭祀之律了）。此條云：「凡依文書、圖畫、演說或其餘方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左列處斷……」，按其罪行的嚴重性而判刑。
清代「修訂法律館」在1907年呈上此條的草案時有如此解釋：「教唆犯罪與煽惑犯罪，二者似是而非。教唆者，使人生起犯意（故謂之造意），且在被教唆者犯罪之時，即屬共犯之一種。煽惑者，不分是否生起人之犯意與實行，但以其人曾煽惑他人犯罪者，即應以獨立之罪處罰也。」此處可見，修訂法律館是說，「煽惑」之罪行，是不會理會一個罪犯有沒有犯罪之意圖及有沒有實行其行為，只要他曾經作出煽惑他人犯罪的話，就可以用此獨立出來的罪名處罰之。
換言之，以前用來針對邪教煽惑人民斂財，又或者禮崩樂壞的罪名，給改變了。本來，「煽惑」只是一個法律客觀的事實，煽惑要及眾，要達到斂財或禮崩樂壞之後果，才是犯法。但在新刑律呢，這個「事實」則被抽出來，變成了罪行，其原本的內涵及意思給掏空出來，換成了另一個內容。用一般平民的說法，原本「煽惑人民」應該是由官方在法庭上論證的事實，變成了一個法律上所禁止的行為。至於原本針對邪教的妖書妖言邪術巫術，則被擴闊至任何文書、圖畫、演說。換言之，在新的罪名下，任何文書、圖畫、演說，只要造成他人有犯罪的後果，即時中招，而不再只是針對邪教的妖書，不止是妖教的妖言，更不止是這班人的「搵水」斂財或造成「禮崩樂壞」之犯罪後果。「邪教煽惑人民」被轉化（transform）成一個新罪名，其原先的內涵給轉變了，此煽惑不是彼煽惑了。
其後，《中華民國刑法》大致繼承了《大清新刑律》的內容，此罪名也不例外，篇幅所限，有機會再談。
文˙王慧麟
編輯˙谷理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