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貓與人類的糾纏

【明報專訊】海洋公園大熊貓盈盈誕下「龍鳳胎」，在香港是首次，實屬可喜。大熊貓的生育率之低之難，在動物界可算是數一數二，似乎只有瀕危的非洲黑猩猩可比。但是，香港人似乎對錢更關心，適逢中央再送兩隻大熊貓來港，許多人提議要搞旺「大熊貓經濟」。

資本主義本來就是把人與物當作商品，以達資本積累。同時，大熊貓早已是中國的軟性、可愛的國家象徵，無論內交或外交，也是親善之物，「大熊貓經濟」一舉兩得。也許有人不屑並指摘，資本與國家政權皆視野生動物為可用之物，作工具使用，並非出於愛護。

各種利用動物的手法是否得宜或過分，當然可爭議；然而，大熊貓等瀕危物種，若非被納入人類的經濟消費、國家體制，恐怕更快絕種。從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寓自然保育於牟利，正值香港市道低迷，利用一下熊貓的「可愛」，實屬無可厚非。大熊貓的軟性國民認同工程，比起突然大幅加強的國民與國情教育，已屬低度干預，正當性極高，起碼我跟愛看動物的女兒去海洋公園探訪大熊貓，不會感到突兀與違和。

近年興起的「動物與人關係學」（animal-human studies），提出工具論與批判工具論以外的另一方向思考。首先，人類跟動物有着持久的關係，彼此之間糾纏（entanglement）在一起，既有感性也有理性，動物可能是牟利工具、科學研究對象、觀賞之物甚至是伴侶，即使人類自稱為動物的「主人」，他們也不能予取予攜。法國學者拉圖爾（Bruno Latour）更視動物為行為體（actant）的一種，自己能行動，或被授予行動力之物；人當然對動物有很大控制權，但也受到其活動或行動的限制。例如，無論北京政府與特區政府多麼希望大熊貓可以加入十一國慶，也不能罔顧大熊貓初到貴境的生理適應需要，以及剛出生的「龍鳳胎」的健康狀態，不能強行提前示人。

也許，在人們要搞活大熊貓經濟，或把大熊貓寶寶想像為國寶之前，可以了解歷史上熊貓跟人們的糾纏史。

在19世紀之前，大熊貓不太跟人類糾纏。牠跟中國瑞獸非常不同，是現代環境、科學及保育的動物，少了中國傳統想像元素。雖然中國的官方乃至科學文獻，在1990年代開始努力把大熊貓描繪為「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牠的傳統形象仍然是拼不出來。例如，不少當代文獻說，古代的貔貅就是大熊貓，但是，無論記載的描述，或留傳下來的裝飾物或風水器物，其外貌也與大熊貓相距甚遠。武則天曾送給日本天武天皇的一對白熊，是否大熊貓，也沒有多少資料能確認，熊與貔貅的特徵也相去甚遠。難以斷定古代足迹，佐證了大熊貓很可能在人類有文字紀錄前已從平原躲進人迹罕見的大山裏，直至19世紀才在現代西方及科學家眼中被重新「發現」。

法國神父戴維（Armand David）在1869年於四川寶興縣「發現」大熊貓之前，當地人應該偶爾見過這種動物，但名稱沒有統一，大概是「黑白熊」，而且應該也很罕見，以至外地人所知不多。當大熊貓進入西方動物分類及自然科學知識後，牠被確認為一種稀有物種，引起科學家的興趣，以及爭論該如何分類：究竟是比較接近熊、浣熊還是喜瑪拉雅山區的小熊貓？事實上，這個爭論隨着基因科學、史前生物知識的進步仍然繼續。加上牠的奇怪習性，例如肉食性動物的身體器官構造，卻整天吃竹子，令科學家非常有興趣。

熊貓經濟的最早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以前，大熊貓的公共形象還沒有那麼「可愛」，而且，雖然科學家早已知道牠們只生活在中國四川與陝西的邊界，但還不太是中國的象徵。我沒有做過相關研究，但靠着二手資料，我相信，第一位把今天熟悉的熊貓可愛模樣連繫上中國特性的，不是科學家，而是畫家。

書畫造詣很深的蔣彝在1933年去倫敦讀書，之後40多年他主要用英語寫作，出版了好幾本童書，關於一隻叫「明」（Ming）的大熊貓。這隻大熊貓是一名美國人Floyd Tangier Smith收購及販運到歐洲的，最後落戶倫敦動物園。也許因為當時英國人沒見過，因此引起一點哄動，還是公主的伊利沙伯也去過探訪牠。不知是因為這個熱潮，還是蔣自己的思鄉病，他整天在動物園細心觀察及摹寫明這隻大熊貓。蔣彝的童書在二戰前已相當受歡迎，這位中國人也被人戲稱為熊貓人，而明的萌樣也同時出現在市面的玩具、明信片及服裝，可以說是熊貓經濟最早的例子。

有人說，大熊貓成為新中國的國家象徵，是西方人凝視下的形象。但我認為這只說對一部分，大熊貓畢竟不是比卡超或多啦A夢，牠們也不止是動物園的觀賞物，還是活生生，又是被保護，又面臨人類危害的物種。牠們也在野外棲息地，與四川的漢人、少數民族、地方政府及科學家打交道。

大熊貓的歷史就是新中國的歷史

一位叫Elena Songster的加拿大環境史學者在2018年時出版過一本叫《熊貓國家》（Panda Nation）的書。此書有兩個有趣的觀點：第一，大熊貓的歷史就是新中國的歷史，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熟悉的後毛澤東時代的熊貓外交，而是毛時代的大熊貓科學的建立；第二，大熊貓是一種政治上安全的動物，沒有帝王將相的色彩，卻體現科學進步，所以，大熊貓大致能避過中國的政治運動。

大熊貓得以既在野外受保護，部分被圈養，並成為國寶被展示，是在大躍進至文革期間發生的。Songster在書中縷述了林業部門、地方幹部、科學家等新中國第一代環保人士，如何在人定勝天的生態災難後，在劉少奇主政的恢復時期，於1963年推動成立王朗及卧龍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的不止是熊貓、竹林，還有當地的原始森林以至白馬人（被官方界定為藏人的一支）的生活環境，從而發展了大熊貓科學、保護區裏的田野研究等。

1963年是重要的一年，除了是保護區的成立，也是第一隻大熊貓在北京動物園圈養下出生的時候；同時，也在這一年，中國發行了第一套大熊貓郵票，是吳作人的新時代國畫。這個時候，當然也是大熊貓成為中國象徵之時。更有趣的是，在此前兩年，發源於瑞士的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用了熊貓作標誌。想一想那年頭中國的政治混亂，與西方國家的惡劣關係，後來甚至與蘇聯也鬧翻，但熊貓似乎注定成為中國平和的形象，與外界互通的中介。更令人驚奇的是，參與保育大熊貓的人捱過了慘烈的政治運動，保護工作竟然也在文革中得以持續。

這段歷史令我想到，如今不管熊貓外交，或與香港台灣的「內交」，又或者大熊貓經濟，有着什麼機心與計算，熊貓與人的糾纏並不限於這種工具性的利用及被利用。正因為如此，熊貓的象徵意義除了是國寶或賣萌的文化商品，也可以有其他意義。

按叢林法則，大熊貓沒有多少生存競爭能力：牠沒有攻擊能力，剛出生的寶寶只有約6個月的人類胚胎那麼小，十分脆弱，但很多比牠强大和完善的動物都消亡了，牠卻留存下來。我在網上看過一段中國著名大熊貓專家潘文石說過的話：

「生命的延續其實真的不需要十分完美，十分精巧，只要勉強能維持就可以了，大熊貓就是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你看大熊貓終身保持稚態，不像人類和其他動物，老了會變萎縮衰敗醜陋不堪，熊貓從出生到終老，都快快樂樂的樣子，像個孩子。」

寫到這裏，我突然覺得，熊貓也有點像理想中的香港。

文˙葉蔭聰

編輯•王翠麗

境外寄華外來物種威脅安全

國安部：境外寄華外來物種威脅安全

【明報專訊】2024年8月21日星期三

原文網址：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5%9c%8b/article/20240821/s00013/1724177666396

中國國家安全部昨發文披露速遞行業涉危害國安情形，一些境外組織和個人向境內郵寄紅耳龜、鰐龜、美國牛蛙、草地貪夜蛾、紅火蟻等外來物種，對生物安全、生態安全帶來重大隱患，甚至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國安部門還發現，張姓疑犯被境外間諜情報機關策反後，利用所處崗位能夠訂閱涉密刊物的便利條件，通過速遞公司寄遞的方式，為境外間諜人員提供涉密刊物，最終張因泄露多份機密級、秘密級文件被判監10年。

（微信公號「國家安全部」）

中國故事：生態農業

【明報專訊】科技改變勞作，在生態農業這裏完全是「逆道而行」。在各種科技增產聲中，生態農場打出的旗幟顯然十分另類，國內能接受生態農業概念的農民更是寥寥無幾。本報記者近日探訪了山東省一個生態農場，一位科學家在此「落地」進行生態農業試驗18年，其「不減產、保生態、漲農價」這些聽起來十分像噱頭的生態農業口號，是否能實現？

明報記者 王佩凡

蝴蝶飛舞，綠草叢生，各類植物交替分佈。比起傳統農田，這樣的場景怎麼看都更像自然環境。讓農業回歸自然、讓作物與草共舞，是生態農業的終極追求和目標。

學術界公認美國密蘇里大學土壤學家William Ablerche 於1970年首次提出「生態農業」這一概念。在中國，「生態農業」概念於1982年在寧夏銀川召開的全國生態經濟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中國科學院大學蔣高明教授提出了生態農業的新定義，即利用生態學原理設計的新型農業產業模式，在全部種植或養殖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激素與轉基因種子（六不用）；或僅使用少量化肥而不使用人工合成化學物質的農藥（五不用）。這兩種農業模式的要求高於目前公認的有機標準和綠色標準，包括不得檢出農藥殘留。

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2006年7月，蔣高明帶着生態農業研究課題和一支由十多個人組成的科研團隊回到山東家鄉，高價承包一片低產田建立「弘毅生態農場」，開始了他至今18年的生態農業新模式試驗。

牛糞堆地作肥料 少除草不施藥省工錢

「我家果園一共40畝，現在兩個人就完全足夠，施肥也夠。」和蔣高明農場同村的果農蔣先生，受蔣高明號召跟隨其做法。每次回村，蔣高明都會去他的果園做技術指導。蔣先生介紹，果園施肥時，只把牛糞堆在地裏，牛糞隨雨水被植物吸收。他很少除草，不施農藥，不經常灌溉，果園因此更能節省工錢，而目前當地人工費日趨高昂，僱用一個人一天要用100至150元（人民幣，下同）。除農忙時節外，蔣先生平時很少回果園，他在外地還有一份公務員的正式工作，農場日常由他父親管理。

野草獻養分 為作物擋蟲災

深入果園內部，隨處可見牛糞和雜草，與周邊田間、果園的寸草不生情况完全不同。蔣高明指出，農民們有關野草搶作物養分的認知錯誤。他解釋道，所有的植物都含碳、氮、硫、磷這些元素，農業生態最缺的是氮，不缺磷和鉀，因為土裏都有。光合作用所產生的有機物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都含有氮；氮素是有機的，回到地裏變成無機氮，變成氨根，甚至變成了多肽鏈，植物就能吸收，就當肥料回到地裏去了。

所以等野草死了以後，把養分還到地裏，其實是貢獻養分。另外有草的地方，草的根系還可以保水，即便早前山東碰上旱季，草根部還是濕潤的。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野草還可以當做其他蟲類的食料。即便是被當做害蟲的蝴蝶、蚜蟲、蝗蟲等，在生態農業裏，也有自己完整的生態體系可以依靠。

作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解釋起生態環境，卻毫不枯燥。他說，一般害蟲，其實吃的是和作物相伴而生的草類。有了這些草，害蟲反而不會去禍害作物。但如果除草後，這些害蟲物種感覺到有生存壓力，第一反應就是繁殖後代。繁殖了大量後代之後，又會來吃作物，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而且害蟲們都有自己的天敵，只要實現生態平衡之後，就不會出現蟲災。」所以，蔣高明無論是種樹還是種地，都不需要一遍一遍地除草，甚至他認為「與草共舞」才是最科學的方式。

車厘子貴市價3倍 未摘已售完

現場可見，果園內種了車厘子、奇異果等高價水果。今年的車厘子又是豐收年，生態農場的車厘子一公斤賣到120元，是市場上普通車厘子價格的3倍左右。雖然價高，車厘子長得也比市售的小，且口感酸甜（沒打增甜劑），但蔣高明說，其農場的車厘子十分受歡迎，許多果子還在樹上，10天內就已全部預售完，部分在去年就被訂購。

觸動利益阻礙多 蔣高明：初心不變信心增

儘管聽起來，生態農業解決了現代農業的所有問題，但在推廣實行的過程中仍然阻礙重重。首先，生態農業出盡奇招地否定了生產邏輯，也對農民的認知造成了衝擊。其次，不用化肥農藥之後，許多化肥農藥廠都要關門大吉，這不止觸動了許多人的利益，也會讓一批人丟掉工作。此外，消費者習慣了低價且口味改良後的食物，生態農業提供的高價、未經改良口味的產品，消費者也不一定能很快接受。

早前閉幕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在綠色轉型提出了「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深化改革目標。

蔣高明說，他推行的生態農業，就是要用生態技術改變現有石化模式（農藥、化肥、除草劑、地膜、激素等大量使用），建立良性的循環模式。過往有「中國搞生態農業會餓死人」的反對聲音，蔣高明認為，實踐證明生態農業能實現。回看這場持續了十多年的試驗，「這個初心沒有變，而且信心越來越大了」。

【明報專訊】現在超市內常見「有機食品」，從分類上講，「有機農業」更像是「生態農業」的一個分支。有機農業關注化學物質，生態農業更多地着眼於農業生態體系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且單位土地經濟效益高。

元素循環 杜絕有害物質進食物鏈

植物學家蔣高明介紹，生態農業強調元素循環，僅將被城市消費者帶走的營養，通過有機肥、綠肥或生物菌肥的方式補充。在現有基礎上，化肥可減少90%用量，農藥減少70%至80%用量，並不會影響產量，農藥是備用品，僅作為應急品使用，還可消除現下嚴重的農用地膜污染。

同時，停止或減少化肥使用，增加耕地有機質，可將溫室氣體埋藏到地下，土壤固碳是生態農業的附屬功能。且從源頭杜絕有害化學物質如農藥、重金屬、抗生素等進入食物鏈。

現年58歲的蔣高明，現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還兼任《植物生態學報》副主編、《生態學報》編委、聯合國大學（UNU）乾旱區問題國際諮詢專家等多項職務。他最早提出自然恢復理論，研究治理沙塵暴源頭，批評當局種樹治沙是門面工程。備受關注的還有他的「畜南下、禽北上」農牧業生態發展構想，即讓牛羊到南方吃秸稈，草原改為養雞。

弘毅生態農場建成後，這裏也成為蔣高明和學生們的實驗基地，每逢莊稼收播季節，農場化身「知青樂園」。

【明報專訊】「我家菜都是自己種的，綠色無污染。」在山東縣城，田間巷尾的餐館裏，經常能聽到老闆驕傲地向客人炫耀自家的蔬菜無污染無公害。

「自家種的」和「外面買的」的區別，大多就在於給自家人吃的東西，不施化肥農藥。農民能自給自足的，基本不買市場上的菜來吃。大家都知道是菜怎麼種出來的，用了多少化肥農藥，彼此心照不宣。

除去抗病的農藥外，對生薑、大蒜等作物打膨大劑已是市場默認的「潛規則」。為了防止大到畸形影響作物美觀，還會再用類似「直瓜靈」（讓青瓜等變直）等輔助手段。甚至常見櫛瓜、黃瓜這些作物買回家第二天還能自己長大一圈的現象。水果也會注射甜蜜素等增甜劑來保證口感。這些「科技手段」也間接導致作物種子變異，進食此類作物的人類會否罹患各類疾病值得深思。

「河伯娶妻」．「何伯娶妻」

【明報專訊】古有「河伯娶妻」的傳說，今亦有「何伯娶妻」的忘年戀事。年近八旬的老翁於電視節目控訴子女不孝，反對他慷慨送禮予新任妻子。「孝」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基石，倘若有天與父母意見相左，你會直斥其非、經濟封鎖，還是按其意願，默默做「孝順仔女」？文：袁志敏

早前無綫資訊節目中，76歲何姓老翁與年輕30載的內地婦相識數月即「閃婚」，他對新任妻子非常闊綽，曾送鑽戒、名表等，又打算從定期戶口提取100萬元，供太太做飲食生意。

老翁本來春風得意，但慷慨照顧妻子成為他與5名子女反目的導火線。老翁與妻子到銀行提款之際，發現么女已從聯名戶口取走450萬元。之後子女又疑似匿名在網上指摘父親不是，如沒跟他們商量便註冊結婚、對新任妻子比對亡母慷慨太多，又說400多萬積蓄主要由亡母省吃儉用留下等。

不少網民質疑新任妻子有欺騙之嫌，認為老翁么女做法聰明且十分孝順，能為父親保住積蓄；老翁卻說「錢是自己掙來的」，女兒做法令他的生活陷入困境。其後老翁與妻子在社交平台直播，更力斥長子「最不孝」，買車買樓欠下100多萬元。

事件引起網上熱議，夫婦不時在網上直播與網民互動，後來有網民提到何太可離婚改嫁美國，她同意，再次炒熱話題。

【明報專訊】清官難審家庭事，單憑各方之言，難以判斷新任妻子是否有意欺騙老翁，亦無從查清老翁子女網上控訴之真偽，但我們可從事件多角度思考「孝」的真義。

假設你是老翁的子女，你會：

□ 直斥父親錯誤，兼且斷絕家用供應！

□ 明白父親的選擇，繼續在心意與金錢上「孝敬」對方

【明報專訊】公然數落父親……
所謂孝，即照顧父母，以及向他們表達愛意、尊重與支持，公然反對及數落父親，甚至斷其「財路」，或許已違背傳統中孝的定義。

「孝」是維繫家庭、社會秩序及道德倫理的基石。《孝經》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指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孝經》提出忠孝概念，指「孝」是上天所訂的規範，國君以「孝道」治國，臣民以「孝」安身立命。而《論語．為政》中「論孝」四章，更進一步提出如何實踐孝道：

．無違：生養死葬父母，不違背禮節

．父母唯其疾之憂：理解父母的心，愛惜自己，不讓他們憂慮

．能養：不僅供養，還要心存敬意侍奉父母

．色難：對父母和顏悅色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除了供養父母，還要追求精神上的孝順，他認為狗和馬都得到人的豢養，若我們無尊敬之心，只用物質養活父母，則雙親無異於狗馬。

不理緣由順從……

順從父母意願，外人看來當然十分孝義，但要思考：順從父母，不等於盲從。

《論語．里仁》中孔子強調，孝應是理性和有節制的，「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指父母有不對的地方，子女應溫和勸諫，父母不聽從的話也毋庸對抗，要保持尊敬卻不怨恨。

孔子推崇孝，但不支持愚孝。《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學生曾參有天鋤瓜時誤傷了苗根，遭父親棍打仍不避走，被打至昏倒，蘇醒後反倒問父親有否受傷。曾參因此成為魯國「頂流」孝子，卻被孔子認為他愚鈍不已，拒諸門外。孔子斥責曾參放棄自保等着被父親暴打，若然真被打死，就會陷其父於不義，相比之下，愚孝其實更不孝。

當父母行為有誤，不去指摘，任由他們錯下去，那是愚孝。從「孝」中持守中庸之道，亦步亦趨，才是中華文化中「孝」的根本核心。

【明報專訊】什麼是「父慈子孝」？根據生活經驗，談談在今日的社會，你認為子女可以怎樣孝順父母？

北京中軸線

【明報專訊】歷經12年的努力，「北京中軸線」昨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增至59項。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北京中軸線」體現了中國傳統都城規劃理論和「中」、「和」哲學思想，為世界城市規劃史作出重要貢獻。

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在當地周六（27日）上午於印度新德里召開，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全長7.8公里 15遺產點涵故宮天安門

北京中軸線縱貫北京老城南北，全長7.8公里，遺產區佔地589公頃，緩衝區佔地4542公頃。15個遺產點從最北端的鐘鼓樓開始，向南經過萬寧橋、景山、故宮、端門、天安門、外金水橋、天安門廣場及建築群、正陽門、中軸線南段道路遺存，到南端的永定門，太廟和社稷壇。

新華社報道，中軸線選址、格局、城市形態和設計，體現了《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理想都城範式，展現了中國古代王朝制度和城市規劃傳統，見證了北京城市的發展演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可「北京中軸線」的完整、真實和保護管理狀况，及其作為社會和政治中心對中國社會發揮持續的作用。委員會認為「北京中軸線」代表了世界城市歷史中的一種特有類型，其體現的中國傳統都城規劃理論和「中」、「和」哲學思想，為世界城市規劃史作出了重要貢獻；委員會高度讚賞中國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遺產傳承方面付出的努力。

中新社引述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編製團隊負責人呂舟指出，中軸線申報世遺，是向世界講述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故事，講述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

首用數碼技術申遺 數據量逾15TB

此次亦是全球首次利用數碼技術參與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由騰訊牽頭聯手多家機構，運用高清照片掃描、數字引擎、雲遊戲等遊戲科技，對中軸線7.8公里核心遺產區精細還原再現，覆蓋30萬種植物和220萬處建築，以及各種山丘和水景，三維數據資產製作量超過15TB。

昨日在鐘鼓樓，治安隊中的一員張大爺得知申遺成功，感到非常激動和自豪：「中軸線上的建築我都去過，從準備申遺到申遺成功，我幾乎見證了全過程。」

2012年起，國家文物局將「北京中軸線」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北京市啟動「百項文物保護修繕計劃」，對天壇、景山、鐘鼓樓等中軸線重要文物保護修繕。

根據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各締約國有責任對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確定、保護、保存、展出和遺傳後代，並為此採取各種積極有效的措施。中國2006年制定《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推出各項保護細節，強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都有依法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義務；造成世界文化遺產損害的，依據有關規定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明報專訊】北京中軸線創建於元代，明清兩代整體形成，至今已有750餘年歷史。首個提出「北京中軸線」概念的是建築學家梁思成，他在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築史》中使用「中軸線」一詞，還稱北京「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貫到底的規模」。

1950年2月，梁思成和著名建築家陳占祥提交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辟新區，讓舊城得以保留。不過建國初期，北京城規劃提出要全面學習蘇聯，將北京建設為一個生產城市，舊城中心設中央行政區。中軸線上的永定門城樓及甕城、正陽橋牌樓、中華門、地安門都被拆除。

2004年永定門城樓重建竣工迎奧運

《南方日報》2003年曾披露，梁思成妻子林徽因1955年當面找市長辯論說，「你們今天拆的是有800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總有一天你們要後悔的，等你們後悔的時候你們就蓋假古董。」到了2004年，為了舉辦奧運會，永定門城樓重建竣工，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軸線的南端。

國家安全與個自由的動態平衡

【明報文章】《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通過生效，標誌着香港特區在履行《基本法》第23條憲制責任上，邁出了最終的步伐，彌補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漏洞。《條例》突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基本原則。

表面看來，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與自由，似乎是一種對抗性的價值觀，只能厚此薄彼或非此即彼。但從立法或實然政治層面觀察，兩者可以表現為一種統一與非對抗的關係：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完全行使，需要國家安全提供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國家安全的實現，亦需要個人權利與自由適度讓步。因此，需要在國家安全和個人權利與自由之間，達至一種動態平衡狀態。

國安是實現個人權利自由的前提

國家安全，即「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條例》第4條）。在基本法第23條尚未完成本地立法之前，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一直存在制度性的漏洞，這是客觀事實。也正因如此，香港才成為區內極端本土勢力、分裂勢力及境外海外敵對勢力囂張發力的地方，給國家特別是特區安全和社會秩序穩定，帶來極大的威脅。在2019至2020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香港的政權機關遭激烈衝擊（如立法會被打砸），經濟發展也一度幾近停頓，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受巨大威脅。

誠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如果不先提供人們運用自由的必要環境，自由又是什麼價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香港經濟平穩發展和個人權利與自由實現的基本前提。任何社會的良好發展和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正常行使，都需要以社會秩序穩定為基礎。沒有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個人的權利便無從談起。國家安全是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制度根基，缺少國家安全制度，個人權利與自由便從根本上得不到保障。

《條例》與此前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港區國安法》，堵住了特區在國家安全的制度漏洞與法律缺口。《條例》開宗明義「本條例旨在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並將「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則，有效抵禦內外安全威脅——叛國、叛亂、煽惑叛亂等罪名主要是防範和控制內部威脅；而非法披露國家秘密、間諜活動和境外干預等罪名，則為了抵禦外部風險。

倘以國安名義行嚴刑峻法

將擠壓個人權利自由空間

可以說，國家安全制度的確立，既為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正常行使保留了充足空間，也為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充分實現提供了安全穩定的環境。

然而，物極必反。如果極端化地以國家安全名義推行嚴刑峻法、建立各種面向民眾的管控制度與機制，那將極大地擠壓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空間，乃至最終部分或全部地剝奪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這意味着「利維坦」（Leviathan）降臨。

國安是限制權利自由的正當理由

有人擔心，《條例》會影響個人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正常行使。香港是法治社會，普通法精神保障公民正常行使權利和自由。《條例》以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基本原則，「尊重」意味着對消極權利與自由的行使給予充足空間，國家和政府盡量不去干預；「保障」意味着國家和政府提供和說明充分實現積極的權利與自由。對絕大多數香港市民而言，《條例》的頒行不會影響他們的權利與自由的正常行使，反而在國家安全制度的保障下，可以更充分行使權利與自由。

但需明確的是——任何權利和自由都不是絕對權利（absolute right）。權利與自由的行使，必須發生在合理範圍內，以不危害國家安全為根本前提，不得以權利與自由之名，行危害國家安全之實。當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行使侵犯他人權利與自由，或者危害到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那麼這種權利與自由必然會受限制。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Mill）認為，個人權利自由如果侵害他人利益和危害社會安全，其應當受到懲罰。

質言之，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是限制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正當理由。這種正當性，在諸多人權條約中已有明確規定，例如《世界人權宣言》明確將公共秩序作為正當限制理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了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而限制個人權利自由；《關於國家安全、言論自由和使用資訊的約翰內斯堡原則》當中「合法的國家安全利益」一條提出：「一種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所實行的限制是不合法的，除非其真正的目的和可以證實的效果，是為了保護國家的生存或領土完整免遭武力或武力威脅的侵害，或者保護其對武力或武力威脅反應的能力，無論這些武力或武力威脅來自外部，如軍事威脅，還是來自內部，如煽動以暴力推翻政府。」

總而言之，《條例》基於國家安全對個人權利與自由作適度限制，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當性，是一種通用做法。

限制個人權利自由

必須在合理限度內

無論基於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還是他人權利自由，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限制，必須保持在合理限度內。這是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與自由實現平衡的關鍵。

《條例》中多處都規定了限制公權力恣意的內容，這是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一是第2（c）條確立了法治原則：（i）規定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罪刑法定原則；（ii）規定了未經審判不得假定有罪的無罪推定原則，以充分保障香港市民的合法權利。

二是指明免責抗辯，在非法獲取、管有、披露國家秘密罪中，將為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的指明披露，作為免責辯護理由，在公眾知情權與保護國家秘密之間實現利益平衡。

三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辯護權及其他程序權利。《條例》第76至78條明確，警務人員延長羈留期必須先向法院申請並由法院決定；第79條對在羈留期間諮詢個別律師的限制，也必須取得法院手令，通過權力的制衡確保執行機制合法公正。

四是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於「吳恭劭案」和「梁國雄案」等諸多司法判決中，終審法院通過比例原則，審查限制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法律是否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適當性、手段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採取基本權利寬鬆解釋方法，盡量做出有利於保障個人權利自由的解釋，以最大程度實現個人權利自由。

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條例》的起草，充分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權利和自由之間達至平衡的努力。筆者期望在實踐中，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和自由臻於動態平衡。

作者朱國斌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馮柏林是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前研究助理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朱國斌、馮柏林]

歷史須——去辛，棄疾！愛國莫——誇張，無忌

【明報文章】「國家安全教育日」剛過，最近還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這是嚴肅的話題，但也可輕鬆討論和處理，只要不是輕挑和輕慢就行了，所以有了今天標題。但下筆時，剛好被「愛國者」經過發現，馬上大罵：「辛棄疾是南宋愛國詞人，為什麼要從歷史上把他去掉？張無忌雖然只是小說中的人物，但也是英雄好漢、愛我中華，為什麼談論愛國時不能誇獎他？你今天引用的是哪一個壞蛋的詩？」

我含笑請他息怒，聽我解釋。這兩句詩的正確讀法是：「歷史須——去辛，棄疾！愛國莫——誇張，無忌！」「去」者，去掉、排除、不再重複也。所以，我們應從歷史吸收正、反、負三方面的經驗教訓，去掉令人辛酸痛楚的部分，拋棄頑疾。至於愛國，無人反對，但切勿誇張（或囂張）「唯我愛國」，更不能（橫行）無忌、（肆）無忌（憚）。我雖常引前人金句，但今天不敢有污清譽，所以胡謅這標題的「壞蛋」，正是鄙人。

（1）愛國可以有多種形式

──談到4月15日是國家安全日，要推行愛國教育，我馬上想到，1989年這一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所以4月15日也是紀念他的日子。他的死，後來引發「六四事件」，但35年後的今天，中共仍接受他是愛國者。我稍作補充：他一生愛國愛黨，惟晚年則是不得意的愛國者。

所以，為了在歷史上和今天的現實上「去辛，棄疾」，愛國的定義和內涵不應有排斥性、壟斷性、禁錮性和鬥爭性，不要重複內地文革和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時的「唯我愛國」，弄得市民避而遠之。相反，今天更應理順愛國定義，擴大它的普遍性、兼容性、多樣性和純潔性，廣泛實施，否則愛國又會成為另一種「霸權」。

今天還出現一些現象令人擔憂，甚至一個詞語也可能被人在有意無意之間曲解，例如「習非成是」，繼而「警醒勸喻」，成為忌諱。我想，如此無限上綱，怎樣發揮愛國的真正內涵呢？

──愛國的另一種體現，應是深入研究和判斷後，可以真誠地提出與官方相反的意見；胸襟廣闊的掌權者應欣然接受，再去蕪存菁。且舉一例：已故港商、全國人大前常委霍英東，以及他的好友、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秘書長何銘思（「六四」後退黨），是官方和建制仍公認的愛國者（這也是我對他們的總體評價），當年也為營救程翔（被指控「間諜罪」）而在背後出力。其實當時在背後出一分力的建制派人士還有一些，但為免他們不便，故不多提了。他們當年也敢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多說真話，今天只懂跟紅頂白的人，實應自慚形穢。

──愛國教育和愛國思想應該怎樣推行？是很多人長期思考的問題。香港回歸後，曾稱「國民教育」或「國情教育」，如今則直叫「愛國主義教育」，其針對性和指定範圍更明顯。我想，用什麼名詞並非主要，關鍵是目標、內容和方法。如今可見，符合官方口徑的正面內容將壓倒性出現，負面和反面內容將進一步局限。眼前官方還會強調中國過去長期遭受外侮、列強欺壓，如今必須一致對外。

必須指出的是，正面國情可以有、應該有，中國受壓的歷史和今天處境也可以提；但這些都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為今我所用」的（與「為我所用」不同，因標準也不停在變）。在教育上述內容時，可讓人知道負面的國情，才會令人更真心實意從民族振興的角度，投入現實工作。我們這一代當年人，就是在不甘中國事事落後的情况下愛國的；儘管今天已不知處境如何，但我還是要說：無論正面、反面、負面國情，也可以成為人性主義下的國情教育。人性主義比人道主義更廣闊和更具體，包括全面的「拓展民智、發揚民氣、充實民技」三大部分。倘能實現，死也安然！

（2）要看大歷史 而非割斷歷史

──今天講國安和愛國教育，無人否定，我也不否定官方的某些內容有其準確性（例如列強拒華）。但歷史同樣不能「為今我所用」，從而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執政者不妨把他們先輩也提出的主張拿出來重新檢視，落實和傳承未竟之願。例如毛澤東提過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哪些已經打掉或改變？哪些仍未「去辛，棄疾」？只有實事求是地珍視歷史、以古鑑今，才可使今天的國家安全觀和愛國教育得以充實，推動真愛國者投入。

──在歷史和現實上「去辛，棄疾」，其中一個有效方法是，不要忘記其先輩遭遇過的艱辛和苦難，從而今天不要重複，這樣才能令真愛國者心悅誠服地奉獻。1919年7月毛澤東出版《湘江評論》，8月即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毛上京請願，發起「驅張運動」和尋求聲援。1920年周恩來創辦《覺悟》，但馬上被捕，第二期也出不了。曾在香港從事大量愛國工作的潘漢年，1955年被指「叛投國民黨」，其後被判無期徒刑，1977年逝世；即使1982年得以平反，但事件令後來的香港工作和民心大受影響。

在此重提舊事，不是要揭瘡疤，而是在今天某些「愛國者貞液上腦」的情况下，更須警惕和避免。

──愛國教育不能用洗腦式處理。以末代皇帝溥儀為例，他兩歲登基，清朝覆亡後仍生活在深宮禁苑，可謂「洗腦由細洗到大」。但他進入少年時代有驚人之舉，先是不理皇族反對，毅然剪辮；繼而堅持在養心殿居處安裝電話，還在電話簿上找到「自由派」胡適的電話，私下請他入宮；後來他還接見英國海軍司令和港督。上述「反叛」事例，見於《胡適日記》和溥儀外語老師莊士敦的憶述。可見，禁閉愈多，反思愈多。與其單向教育，不如多元啟發。

（3）如何結合國安看今天中國

──我歷來嘗試用3個角度看待和比較中外異同。一、把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比較，不僅作大歷史比較，也作近40年、30年以至近10年的縱向比較，這樣才看得較全面，同時發現今天的中國形勢來之不易（綜合國力提升，躋身大國之列），必須好好珍惜，不要隨便破壞。二、把今天的中國跟今天外國的先進部分作橫向比較，就會發現中國仍有很多地方需急起直追。三、外國的東西不一定適合中國，但總有人類的普遍標準，所以必須把今天的中國跟人類的普遍訴求比較，才不會削足就履。上述3點是否合理？能做到多少？請自行思考。

──輻射到今天香港，官方要求創新思維，才能應對地緣政治和國際形勢。不錯，理論和原則也對。惟既然要創新思維，那麼「經濟鬆，政治緊」的舊觀是否可以與時並進？倘若歷史和現實也不能「去辛，棄疾」，還容許某些「愛國者」的「誇張和無忌」，又如何凝聚民心呢？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劉銳紹]

氣候變化對我們的安全威脅

【明報專訊】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讓我們藉這個機會看看氣候變化對我們的安全威脅。

在以往的年頭四月依然是春季，但是今年踏入四月，氣溫飈升，各區高見30℃，天文台錄得的氣溫比1991至2020三十年平均四月氣溫高出四度之譜。街上行人揮汗如雨，無數家庭開了冷氣機，完全是夏天景象。

我們的鄰居廣州根據氣溫指標宣布今年在3月23日正式進入夏天，是1961年以來廣州最早的夏天。常年入夏的日子是四月中，今年早了二十多天。當然熱的不只是香港、廣州，而是全球都熱，還一年比一年熱，一句到底：世界變！

2023年全球的熱人人都知，不過究竟有多熱就恐怕不是人人都知了，以下向大家介紹情况。

2023年全球氣溫破紀錄地破紀錄

根據歐盟的歌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中心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C3S）的最新報告（註1）， 2024年2月是連續第九個「有史以來最熱的月份」，2月全球平均氣溫比指定的工業化前參考期（1850年至1900年）2月的平均氣溫高出1.77℃。大家注意：2015年巴黎氣候峰會各國政府聲稱會額外努力嘗試把升溫控制在1.5℃範圍，可惜各國政府往來交涉空談八年，1.5℃這條防線已經從去年7月起在「月」的尺度突破了！

過去12個月（2023年3月至2024年2月）的全球平均氣溫成為有紀錄以來最高，比工業化前高出1.56℃，因此1.5℃這條防線甚至在「年」的尺度也突破了！

二月上半月全球每日平均氣溫異常地高，連續四天（2月8日至11日）比同期參考水平高出2℃，而巴黎氣候峰會訂定的目標是把升溫控制在2℃範圍，因為超過2℃則人類的生存將面對嚴重威脅，2℃這條界線已經在「日」的尺度突破了！

令氣象人員極度擔心的是：2023年的月份平均氣溫自6月起除了屢破紀錄，更出現「破紀錄的破紀錄」現象。圖1展示1940至今的每月全球平均氣溫，垂直標尺的數字是相對工業化前參考期數字的距平值（即是高出平均值多少度），不難看到2023年7月至12月的高溫比舊紀錄都高出達半度之譜；而過去八十年整體才上升了約一度，即是平均每年升高0.0125℃，半度是這個數字的40倍，情况相當於跳高每次破紀錄都只是增加1厘米，而忽然來了一個增加40厘米的新紀錄，令人震驚！

來到這個地步，不用讀過科學的人都能夠感受到2023年的氣候大有蹊蹺，至於氣象學家看了數據，就真的恐懼2023年是氣候突變的轉捩點。

南冰洋的警號

不過還有一個現象更觸動氣象人員神經。2023年南冰洋每年最大海冰面積（南半球冬天，即北半球夏天，通常9月初）出現斷崖式下跌，圖2展示8月份海冰面積的歷史數據，1979年開始有衛星觀察以來，面積大致在17.5和18.5百萬平方公里左右徘徊，但是2023年一下子跌到15.5百萬平方公里，跌幅遠超過往的年際波動，非比尋常。

氣象學家一般認為：由於南冰洋完全圍繞南極洲，南半球極地的氣候是相對穩定的：幾十年來就算在人為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南極洲和南冰洋的冰雪情况似乎都守得住和變化甚少。2023年出現的突變，反映氣候變化越過了某個臨界點，終於擊破穩定狀態，迫使南極洲和南冰洋的冰雪融化。由於露出的海水吸收的陽光能量比以前多，因此熱到冰融的後果竟然是氣候更熱，實在不堪設想！

進入未知領域

最新的科學報道指出，雖然目前的氣候模式「知道」地球正在變暖，但是卻無法事先預測2023年觀察所見的巨大升溫幅度，更可怕的是努力了幾個月，至今科學家仍然未能找出預測失敗的可信原因。相關科學家承認氣候科學家的預測能力在2023年面臨歷年最嚴峻的考驗，對於無法預測大幅升溫「感到人力卑微（humbling），也相當擔憂（worrying）」，並且表示「若果目前的異常持續到8月，則地球可能進入了未知領域」（註2），即是發生了的事情超出了我們目前的知識範圍。

韌性社群 公平過渡

面對2023年的全球高溫和今年本地提早入夏，所有人尤其是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領袖人物和社會精英，必須認真留意2023年可能是氣候突變的轉捩點，以及氣候變化加速，以前被列為「低概率、高衝擊」的氣候災難，愈來愈接近成為避不了的情景，必須進入公共政策規劃視野，保障人民的安全。

事到如今，政府和公共人物千萬不要再懷疑氣候變化是「環保分子講來嚇人的故事」，必須接受科學，居安思危，好好籌劃備災方案，應對酷熱、雨災、風災、海水上升的直接安全威脅，以及深入了解種種連鎖反應，如糧食供應、能源安全、食水安全、疾病變異等等帶來的社會安全憂患，早作整體準備，目標是建設安全的「韌性社群」，災害來時減少損失，災害過後盡快反彈復原。

以總體視野建立韌性社群，內地的步伐比香港快，2016年發改委已提出《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註3），2023年實行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註4），內容不只是香港慣常的土木工程單一面向，而是統合廣泛多元領域，強調綜合適應行動和全社會廣泛參與，還包含城市生態系統服務、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生態減災協同增效、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城市規劃等先進概念，不把生態與發展對立，思維水平遠遠領先，鼓勵香港政府認真學習。

為了減緩氣候變化，全人類包括香港不得不在2050年前完成「零碳過渡」，但是過程牽涉到社會和經濟的根本性改變，非常複雜。工種有變化，能源和糧食價格則難免有大幅波動，基層市民恐怕難以適應，生活將會有一段頗為難捱的日子，懇請政府關心基層市民未來面對的挑戰，未雨綢繆，組織好對他們的支援，按目前世界流行的術語講，我們必須努力做到「公平過渡」。

進入政策思維核心？

為了人民的福祉，政府既要投資「備災」，包含工程和社群建設，也要避免增加本來沒有的氣候風險（例如遲早水淹的人工島）。相關的政策籌劃工作跨界別、跨範疇、跨學科，非常繁重，沒有高層次機構統領不可能成功。我們另一個鄰居新加坡早於2010年在總理辦公室內設立國家氣候變化秘書處，制定和實施新加坡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和國際政策和策略。反觀目前香港的氣候變化專員附屬於環境及生態局，沒有足夠高度作出全港性政策倡議，相形見絀，推動減碳議程難免捉襟見肘、步履艱難。

此刻香港見到的局面，是大家依然在忙眼前的狹義「經濟發展」，氣候變化位處政策籌劃的邊緣，各個政策局少見注視氣候變化帶來的種種重大風險和自主作出相應對策，更甚者是重大規劃忽視氣候風險，如人工島建在大海中央、新田創科園區建在河口洪泛平原等等，都教氣象人員驚心動魄。

今時今日，迫切需要應對氣候變化是普通常識，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夠進入香港政策思維的核心？

註1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for February. 7 March 2024. https://bit.ly/3U6QCwE

註2：Nature: Climate models can't explain 2023's huge heat anomaly — we could b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19 March 2024.

https://go.nature.com/3U6CVgn

註3：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6年2月4日：關於印發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的通知

https://bit.ly/3vQJo6G

註4：生態環境部辦公廳等，2023年8月25日：關於深化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的通知

https://bit.ly/3xs1LiX

文˙林超英

美術•劉若基

編輯•周淑樺

清明．寒食．青糰：紀念先賢，歌頌春天

【明報專訊】以往本欄目逐寫過不同節日的相應賀節食品，今次講清明。

清明，本來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後來因日子相近，遂與寒食節合併起來過節，亦把後者禁火冷食、掃墓祭祖的過節習俗併入。讀者或許會問，為何會有一個禁火冷食的寒食節呢？

話說春秋時代，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欲請復國功臣介子推出山，但卻遭拒，一時情急，放火燒山，想迫對方出山，不料介子推卻寧願抱着母親活活燒死。文公為此懊悔不已，下令在介子推死忌禁火，以寄哀思，遂帶來寒食、掃墓、悼念等習俗。

「子推饃」是一種饅頭 包雞蛋或紅棗

所以，不難想像，清明的過節食品，當然不會是燒旺一爐火，吃火鍋、盆菜、佛跳牆，而是一些可以一早準備好，到時毋須生火，方便可供冷吃的食品，如糕餅。

其一，是掛正其名的「子推饃」，最為附和節日來由，那其實是一種饅頭，入面包有雞蛋或紅棗，流行在今山西一帶，也就是晉地遺民的飲食。

青糰晶瑩碧綠 煙韌綿軟

另一流傳更廣的是「青糰」（也作「青團」)，始於唐宋時期，流行自江浙一帶，每逢清明，家家戶戶蒸青糰。清代《清嘉錄》記載：「市上賣青團熟藕，為祀先之品，皆可冷食。」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其著作《隨園食單》中如此介紹青糰：「搗青草為汁，和粉作粉團，色如碧玉。」

青糰用的粉是糯米粉，至於青草，則處處不同，視乎當地種植環境而定。那是一種甜食，晶瑩碧綠的粉糰，包了紅豆沙，或綠豆蓉，或棗泥等甜餡。之後拿去蒸籠蒸，出籠後再在糰子上掃一層菜油，讓它看來更晶瑩剔透。吃來煙韌綿軟，甘甜可口。青糰跟我們相對較為熟悉的潮州粿，尤其是以鼠麴草搗汁所做成的青綠色鼠麴粿，有異曲同工之妙。草汁本來苦澀，但卻正好中和了甜餡之膩，這來就是生活的味道，苦中有甜，甜中有苦。

青糰的碧綠，也象徵了春天萬物欣欣向榮，這時的青草鮮嫩多汁，方能拿來做青糰；相反，你不會在秋冬時分，草都枯黃時，吃到青糰。所以青糰不單是種用來紀念先賢的寒食，也是用來歌頌「一年之計在於春」的蓬勃生機。而因為清明適逢春天，不少地方的應節食品也跟春天有關，正如前述，最能夠體現春意的，便是田野裏的蓬勃生機，因此吃新鮮蔬菜，像之前本欄談過的「咬春」，以春餅包了蔬菜來吃，也是清明時的食制，就像今天福建人、台灣人清明時吃潤餅一樣。●

文：蔡子強​（隔周刊出）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Food & Beverage]

國民教育：基督教學校

【明報專訊】全國人大常委會昨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明年元旦起施行，，外間有傳特區政府將籌組「愛國主義教育統籌小組」，在港推行相關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琼認為，雖然內地條例不適用於本港，但本港作為國家一部分，有責任採取相應措施，教育局將是重要落實單位，並須由政府高層次協調和統領，多樣化增強全民愛國意識。特首李家超昨出稿表示，政府會全力配合做好有關對接工作，與各界一齊持之以恆地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傳統愛國學校、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建議政府盡快檢討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及小學常識科，將愛國教育納入常規課程，並在不同學科加入相關元素；另可研究應否規定初中生須赴內地交流。他關注現時推動愛國教育最大阻力是教師對國家認識和認同感不足，建議加強相關培訓及與內地業界交流。

愛國主義教育法提及在宗教團體等展開愛國教育。香港聖公會前教省秘書長、立法會議員管浩鳴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愛國主義教育法例只適用於內地，但他稱「不是特別擔心」在港宗教層面推展愛國教育，因基督教推崇愛土地和愛人民是基本該做的事，一向不鼓吹仇恨，相信困難不大，且讓社會清楚多了解國家和民族認同是好事。

天主教中國化，中華文化融入新聖歌新教堂

【明報專訊】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沈斌近日針對「天主教中國化」議題稱，要通過文化浸潤，在教會禮儀、建築、藝術等方面體現中華文化元素和中國特色，「比如，我們正嘗試把中國傳統音樂融入新作曲的教會聖歌，把中國傳統建築的元素融入新建教堂等。」

「不是改變信仰 是適應社會」

兼任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的沈斌，也是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委員。他在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表示，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一直堅持教育引導神職人員和信眾增進對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認同，不斷加強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這是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基礎。

「『中國化』不是要改變信仰，而是為更好地適應社會、融入社會。」在沈斌看來，「中國化」是方向性問題，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路標和航向。

沈斌說，上海天主教要着力在「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深刻認識堅持天主教中國化方向的現實意義和天主教自身建設發展需求；二是加強自我管理，完善法治教育，全面從嚴治教，為推進天主教中國化固本培元；三是培養一支既熟知宗教經典、又能對經典作出符合時代精神闡釋的人才隊伍。

沈斌指出，做好天主教的教義教規「中國化」闡釋工作，不能停留在神學經典的某些詞句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簡單比附上，而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對神學經典和教義教規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

今年4月，中國當局將53歲的海門教區沈斌主教調任為上海教區主教；教宗方濟各7月批准沈斌的任命。

春卷為何叫「春」卷？

【明報專訊】香港人上茶樓吃點心，蝦餃、燒賣、叉燒包、春卷，大概是最普遍會叫的四味。童年時喜歡吃煎炸食物，每次例必要叫春卷，問到春卷為何叫「春」卷？長輩總答不出個所以然。長大後多讀書，才發現原來真的是跟春天有關。剛巧本周六是「立春」，今篇且跟大家說說春卷。

早自古代，中國人慣以不同時令食材和食譜，來迎接不同節慶，以及四季流轉。立春是農曆廿四節氣之首，也代表一年伊始。經過冬天沉睡，春回大地，萬物開始蘇醒，大地恢復生機，最能夠體現春意的，便是田野裏的綠意盎然，欣欣向榮。因此，要慶祝立春，莫過於去吃各種新鮮蔬菜。

古人有所謂吃「春盤」，那是把春季找到的各種蔬菜集於一盤，於新春時舉家同食，春盤中的蔬菜一般都是生吃。吃春盤習俗由來已久，早於西晉時期，《風土記》便已記載：「元旦造五辛盤」。所謂「五辛盤」就是在元旦日找來5種辛葷蔬菜放在盤上一起吃。什麼是五辛？《歲時廣記》有記載：「五辛者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菜是也。」可見，起初的五辛盤，偏重較辛辣的蔬菜品種，據說可供人們在春天食後發五臟之氣。

吃「春盤」變成吃「春餅」

到了唐代出現改變，《月令廣義》記載：「唐人立春日，食春餅生菜，號春盤」；《四時寶鑑》也記載：「立春日食蘿菔、春餅、生菜，號春盤」。從中可見，吃「春盤」已經漸變成吃「春餅」，以餅皮包着蔬菜來吃，且包括蘿蔔（蘿菔）等蔬菜。澱粉配搭蔬菜，無疑食得更為均衡，也可飽肚。另外，唐人有踏春野遊的習慣，在郊外開餐時吃的就是春餅，就像今天我們野餐。

漸漸，春餅亦由元旦吃，改為在立春之日吃，並稱之為「咬春」，且謂「咬得草根斷，則百事可做」，以喻做事要有決心。到了元代，又開始把春餅包餡，經油炸之後才吃。到了清代，「春卷」的名稱正式出現，那已經十分接近今天我們的吃法了，甚至納入了滿漢席，作為點心之一。

所以，「春卷」的緣起真的跟「春天」有關，以吃新鮮蔬菜，來迎接一年伊始和春回大地。但隨着社會漸漸富裕，餡料又加入肉絲等食材。到了香港，近年港人愛吃海鮮，於是又加入蝦仁等，檔次變得更高，口感更豐富；且再不限於立春，茶樓全年365日都有供應。

春卷這食法，後來又傳到東南亞，成了越南、泰國等國的代表食物；另外亦隨移民傳到英美等地，春卷，以及炒飯、甜酸肉、粟米羹等，成了中餐館裏最常見的食物。今天香港移民潮方興未艾，花果飄零，移民海外的朋友，上中餐館時，可又會叫上一碟春卷來思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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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子強​（隔周刊出）

汪精衛跪像「暫消失」

【明報專訊】有網民近日發布短片稱，重慶磁器口古鎮的汪精衛雕像不見了。該短片博主在影片中講述：「幾年沒來，這裏跪的兩個人不見了，原本一邊跪的是汪精衛，一邊跪的是陳璧君。」

「封面新聞」報道，磁器口古鎮管委會人員表示，經核實，磁器口片區城市更新項目正在實施中，為避免施工損壞塑像，就暫時撤走了。該工作人員還表示，目前雕像在施工單位處妥善存放，等工程完成雕像將恢復至原位。

公開資料顯示，1940年2月，陪都重慶成立「重慶各界聲討汪逆罪行委員會」，該委員會決定發動社會各界捐款修建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碑前塑汪逆跪像，讓其遺臭萬年，遭世人唾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