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第五波疫情單日新增確診終於回落到3位數，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會再每天上午11時舉行疫情記者會。市內交通開始繁忙，街上人頭湧湧，大家都急不及待外出消費玩樂，報復疫情所受的遏抑。雖然確診數字下降令人鬆一口氣，但很多弱勢仍活在水深火熱中。本篇將會詳述新冠疫情下3個弱勢群體如何受到打擊。
疫情之下愈窮愈見鬼
生物考古研究發現，即使在前工業社會，疫情期間，窮人因為在醫療保健上受歧視，因此面臨較大風險。工業化並無改變這個現象，現代社會依然是窮人當災。例如在英國，疫情剛爆發期間（2020年3至4月），英格蘭和威爾斯最貧困地區COVID-19的死亡率是最富裕地區的兩倍。稅前收入愈少的人，COVID-19的住院率較高。
窮區較易感染有其原因。首先，他們的工作（例如護理員、店員、建築工人、公共汽車司機、送貨司機等）更多會接觸到人，這些都是疫情下供應鏈的關鍵工人，不會輕易停工；因為窮，不能手停口停，有工就開，自然也不能避免接觸到人。而富裕地區居民較多在家工作。我在〈疫情加劇職業及教育不平等〉（2021年12月28日《明報》）已提供數據，說明基層及服務性的行業工資和上班彈性較低，受疫情衝擊較大，他們損失慘重。
第二，在英國，許多疫情下關鍵工人的工作報酬較低，他們通常生活在貧困地區，而貧困地區的人不得不依賴公共交通，與陌生人接觸較多。在香港，就算是中產都乘公共交通上班，分別較小。早前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話，求診最好有私家車；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表示自己以私家車出入辦公室，沒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曾連續22日沒有戴口罩，都被批評離地。
第三，貧困地區人口密度往往高於富裕地區，因此他們更有可能與感染者接觸。人口密度愈高，更難保持社交距離。香港窮區人口密度通常較高，自然較易感染。根據政府的COVID-19信息中心資料，深水埗的中招密度，在地圖看比九龍塘密集得多。之前污水樣本驗到禮賓府所在的富裕地區，毋須強制檢查，但其他區就要，原因是感染風險低。即使留家抗疫，貧困家庭更有可能擠在狹小空間裏，香港劏房漫山遍野，促進疾病傳播。
窮人更有可能死於COVID-19感染，因他們本來就較多潛在疾病風險，例如患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而貧困地區本來衛生情况不好，居民面對更大生活壓力。但不幸的是，醫療保健質素通常與健康需求成反比，即貧困地區的醫療保健平均水平低於富裕地區，但窮人多病、需求大。君不見港島聯網資源充足，但疫情前最多病人、經常迫爆醫院的都是九龍及新界聯網，按人頭計醫療水平有分別。
研究發現過去5次流行病（2003年SARS、2009年H1N1、2012年MERS、2014年伊波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在64個國家裏，都會令最富有群組的收入份額增加、最貧窮的下降。今次COVID-19也很大可能會增加社會不平等及相對貧困。
長者困境不止死亡率高
第二個弱勢社群是長者。初期口罩缺貨，長者不會上網及從外國訂購，社區資本較少，較難獲得口罩。青年見街上長者無口罩，都不介意分享。抗疫物資供應不足時價格較高，亦令長者更多重用或不用，增加感染風險。長者感染後死亡率較高這個就不用說，護老院容易造成大型爆發，而香港是老人住院舍百分比較高的地區。
除了更容易感染外，根據統計處資料，2020年本港獨居長者超過21萬。疫情期間，親人朋友避免探訪，加劇長者孤獨感。長者向來是自殺率最高的群組，他們更難以科技聯絡、解悶及求助，只能看電視。
香港長者接種率偏低大家都知，Omicron爆發時，香港有大約65%的80歲或以上長者沒有接種疫苗。其實在中國大陸也面對相似問題。大陸的控制措施嚴格，而注重整體接種率，理論上所有人都有接種，但據《經濟學人》資料，截至今年3月，中國的80多歲人口中，有四成未接種疫苗。
疫情加劇性別隔離
第三個弱勢社群是女性。說到這裏，又會有人覺得女權乜乜乜，但其實只是看數據。在美國，儘管女性佔勞動力的不到一半，疫情爆發時，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女性佔2020年4月份失業人數的55%。根據智庫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數據，在英國，母親於封鎖期間失業或辭職的可能性，比父親高1.5倍。
這種不平衡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女性更多從事需要與人面對面互動的工作。根據Eurostat 2019年第四季數據，在歐盟，醫療及個人服務（例如髮型師）行業接近八成都是女性，教育約七成，零售貿易不計物流有超過六成，住宿服務約六成。根據Nicholas Bloom和Robert Fletcher的研究，由女性經營的公司也集中在面向客戶的領域，這是為什麼女性企業家比男性更有可能因COVID-19導致預期銷售額下降。這些行業能否持續，取決於限制解除之後，客戶是否會回頭。例如，結構性轉變很可能意味着空中服務或活動策劃的工作減少。隨着公司破產，臨時裁員可能變成永久。
然而，僅在工作上的性別隔離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根據牛津大學學者Abi Adams-Prassl研究，一些母親選擇了離職，是因為遭受歧視，或者失去育兒服務。託兒所和學校關閉，導致女性需更多時間帶孩子，無法工作或減少工作。倫敦大學學院的Almudena Sevilla和布里斯托大學的Sarah Smith發現，有年幼孩子的英國家庭每周需額外40小時照顧和教育孩子，女性平均會做三分之二。根據香港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6號報告書》，香港男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為10%，女性為50%。之前有段時間不能上學，女性照顧孩子的負擔更重。即使是中產，有錢請外傭，由於航班停飛及檢疫問題，高價搶也搶不到外傭。簡單而言，就是COVID-19下多了家務，通常是女性分擔較多，而影響其工作。
與低技術女性相比，高技術女性失業的可能性較小，更多人在照顧孩子的同時可以在家工作。不過根據智庫財政研究所，在家工作的母親被打斷的可能，比父親高50%。這種模式，即使在女性收入較高的情况下也很明顯，有機會損害薪酬和晉升。社會需要愈長時間重回正軌，未來性別薪酬差距影響愈會擴大，影響性別平等。一些學術期刊報告稱，在大流行期間女性提交的論文較少；一些期刊的男性投稿有所增加。
不過，大流行長遠來說對女性照料家庭也有好處。大流行至少使在家工作變成恒常，歐美有些公司為爭奪人才，要提供更多居家工作機會。這對母親來說是好消息，因會有較多適合湊孩子的工作，通勤時間更短，但主要是大學程度的女性受益。始終有些工種一定要面對面上班，僱主對這些工種的需求可能會減少，令她們的工作前景更黯淡。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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