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明報專訊】2015-12-21

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