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胎，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Luddit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利沙伯一世，但伊利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利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再遠一點的古羅馬，一男子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vitrum flexile）去找厄斯王（Tiberius）拿獎賞。厄斯問：「你有告訴別人這個發明嗎？」男人答沒有，厄斯就下令將男子殺頭，因為「黃金的價值會變作糞土」。在公元69至79年又有個王叫維斯帕先（Vespasian），當時羅馬帝國要運輸很多石柱起神殿，石柱又大又重，要幾千人才能搬運，成本超昂貴。又有一男子發明了一個裝置，可以降低運輸困難減省成本，今次維斯帕先沒有拿男人去殺頭，但他問：「以後怎麼養活群眾？」 他相信只要人民工作繁忙，就沒空搞垮他的政權。
權貴害怕的是新科技改變社會，重新佈置利益和權力的分配，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最終將他們從龍椅上摔下來。有學者甚至認為權貴對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恐懼就是為什麼從新石器時代到工業革命前生活水平沒有持續增長的原因（Acemoglu & Robinson, 2012），相比起那幾千年，人類在這200年的進步可謂幾何級數。
有了Uber，乘客就不需浪費時間在街上截車，司機能找最好最近的客來接，節省汽車找客的油費和閒置時間，業餘司機更可善用平時正職以外的零碎時間賺錢，競爭使質素上升，價格下降。
新科技為人類帶來巨大得益。例如Airbnb善用空置房屋，併車（carpooling）app幫人找伴併車減少能源消耗和交通費，幫人放狗app可以替無空放狗的人找人代放，還有私房菜平台讓熱愛煮食的人業餘做菜給人吃，有人欣賞自己手藝之餘又可以賺錢。
當社會有了需求，最大的阻力是官僚和權貴。識人在政府工作，他說有些在政府做了幾十年的同事，被要求學用新系統，同事說：「你叫我學就要學嗎？學了就要做，我不學」。由於政府的長約不能炒人，所以要推動老員工學新事物，要耗費很多力氣。不過在商界，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生於這個時代，我們沒有嬰兒潮（baby boomers）幸運，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學一門手藝養全家，幾十年下來，很多職業都被淘汰，車上賣票的、工匠、倒夜香的。以前政府有個職位叫打字員，現在人人用電腦，都不需要特別請人來打字了。同時，又有很多科技衍生的職位：程式編寫員、網絡保安、網頁設計、社交媒體管理等。
懼怕科技只會被淘汰
197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工人隨着工廠北移失掉工作，政府的責任是給予最低社會保障，幫助他們轉型，而不是阻止工廠北移。科技一路進步，有很多工種已不需要人手做，當科技的單位成本比人手低，就是科技代替人的時候，例如日本就有很多自動販賣機。人的時間好應拿來做創造性的事，這才是人之於機器的相對優勢，企圖阻礙這個大勢的人，將被時代遺棄。政府與其阻擋Uber合法化，不如更新法律迎合科技，讓市民大眾受惠。
Uber並沒有損害的士司機利益。的士車費一路加，牌費一路升，的士司機收入卻因車費上升、乘客下降而減少。在的士牌供應量少而司機競爭大的情况下，司機的議價能力較低，結果加價得益的是牌主。如果Uber在保險和法律問題上得到解決，Uber跟的士是替代品（substitute），司機就會選擇Uber或的士兩者中回報較高的車來揸。的士因已不是唯一可作出租車的車，失卻市場專利和入行屏障，牌價下降，車租也便宜，到時司機租車來載Uber客和跟車行租的士牌差不多錢，的士司機的收入因為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沒有變，所以會維持一樣，受損的只有牌主。
Google已經發明了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州行了，如能解決法律問題，世上的司機遲早都無得撈。創造性破壞有益人類，但每次有新發明，都會製造贏家和輸家，不想做輸家，唯有洞燭先機，持續學習新技能，才能在時代洪流上前進。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Luddit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利沙伯一世，但伊利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利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再遠一點的古羅馬，一男子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vitrum flexile）去找厄斯王（Tiberius）拿獎賞。厄斯問：「你有告訴別人這個發明嗎？」男人答沒有，厄斯就下令將男子殺頭，因為「黃金的價值會變作糞土」。在公元69至79年又有個王叫維斯帕先（Vespasian），當時羅馬帝國要運輸很多石柱起神殿，石柱又大又重，要幾千人才能搬運，成本超昂貴。又有一男子發明了一個裝置，可以降低運輸困難減省成本，今次維斯帕先沒有拿男人去殺頭，但他問：「以後怎麼養活群眾？」 他相信只要人民工作繁忙，就沒空搞垮他的政權。
權貴害怕的是新科技改變社會，重新佈置利益和權力的分配，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最終將他們從龍椅上摔下來。有學者甚至認為權貴對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恐懼就是為什麼從新石器時代到工業革命前生活水平沒有持續增長的原因（Acemoglu & Robinson, 2012），相比起那幾千年，人類在這200年的進步可謂幾何級數。
有了Uber，乘客就不需浪費時間在街上截車，司機能找最好最近的客來接，節省汽車找客的油費和閒置時間，業餘司機更可善用平時正職以外的零碎時間賺錢，競爭使質素上升，價格下降。
新科技為人類帶來巨大得益。例如Airbnb善用空置房屋，併車（carpooling）app幫人找伴併車減少能源消耗和交通費，幫人放狗app可以替無空放狗的人找人代放，還有私房菜平台讓熱愛煮食的人業餘做菜給人吃，有人欣賞自己手藝之餘又可以賺錢。
當社會有了需求，最大的阻力是官僚和權貴。識人在政府工作，他說有些在政府做了幾十年的同事，被要求學用新系統，同事說：「你叫我學就要學嗎？學了就要做，我不學」。由於政府的長約不能炒人，所以要推動老員工學新事物，要耗費很多力氣。不過在商界，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生於這個時代，我們沒有嬰兒潮（baby boomers）幸運，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學一門手藝養全家，幾十年下來，很多職業都被淘汰，車上賣票的、工匠、倒夜香的。以前政府有個職位叫打字員，現在人人用電腦，都不需要特別請人來打字了。同時，又有很多科技衍生的職位：程式編寫員、網絡保安、網頁設計、社交媒體管理等。
懼怕科技只會被淘汰
197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工人隨着工廠北移失掉工作，政府的責任是給予最低社會保障，幫助他們轉型，而不是阻止工廠北移。科技一路進步，有很多工種已不需要人手做，當科技的單位成本比人手低，就是科技代替人的時候，例如日本就有很多自動販賣機。人的時間好應拿來做創造性的事，這才是人之於機器的相對優勢，企圖阻礙這個大勢的人，將被時代遺棄。政府與其阻擋Uber合法化，不如更新法律迎合科技，讓市民大眾受惠。
Uber並沒有損害的士司機利益。的士車費一路加，牌費一路升，的士司機收入卻因車費上升、乘客下降而減少。在的士牌供應量少而司機競爭大的情况下，司機的議價能力較低，結果加價得益的是牌主。如果Uber在保險和法律問題上得到解決，Uber跟的士是替代品（substitute），司機就會選擇Uber或的士兩者中回報較高的車來揸。的士因已不是唯一可作出租車的車，失卻市場專利和入行屏障，牌價下降，車租也便宜，到時司機租車來載Uber客和跟車行租的士牌差不多錢，的士司機的收入因為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沒有變，所以會維持一樣，受損的只有牌主。
Google已經發明了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州行了，如能解決法律問題，世上的司機遲早都無得撈。創造性破壞有益人類，但每次有新發明，都會製造贏家和輸家，不想做輸家，唯有洞燭先機，持續學習新技能，才能在時代洪流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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