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本來就是把人與物當作商品，以達資本積累。同時，大熊貓早已是中國的軟性、可愛的國家象徵，無論內交或外交，也是親善之物，「大熊貓經濟」一舉兩得。也許有人不屑並指摘，資本與國家政權皆視野生動物為可用之物，作工具使用，並非出於愛護。
各種利用動物的手法是否得宜或過分，當然可爭議；然而，大熊貓等瀕危物種，若非被納入人類的經濟消費、國家體制，恐怕更快絕種。從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寓自然保育於牟利，正值香港市道低迷，利用一下熊貓的「可愛」，實屬無可厚非。大熊貓的軟性國民認同工程，比起突然大幅加強的國民與國情教育，已屬低度干預，正當性極高，起碼我跟愛看動物的女兒去海洋公園探訪大熊貓，不會感到突兀與違和。
近年興起的「動物與人關係學」（animal-human studies），提出工具論與批判工具論以外的另一方向思考。首先，人類跟動物有着持久的關係，彼此之間糾纏（entanglement）在一起，既有感性也有理性，動物可能是牟利工具、科學研究對象、觀賞之物甚至是伴侶，即使人類自稱為動物的「主人」，他們也不能予取予攜。法國學者拉圖爾（Bruno Latour）更視動物為行為體（actant）的一種，自己能行動，或被授予行動力之物；人當然對動物有很大控制權，但也受到其活動或行動的限制。例如，無論北京政府與特區政府多麼希望大熊貓可以加入十一國慶，也不能罔顧大熊貓初到貴境的生理適應需要，以及剛出生的「龍鳳胎」的健康狀態，不能強行提前示人。
也許，在人們要搞活大熊貓經濟，或把大熊貓寶寶想像為國寶之前，可以了解歷史上熊貓跟人們的糾纏史。
在19世紀之前，大熊貓不太跟人類糾纏。牠跟中國瑞獸非常不同，是現代環境、科學及保育的動物，少了中國傳統想像元素。雖然中國的官方乃至科學文獻，在1990年代開始努力把大熊貓描繪為「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牠的傳統形象仍然是拼不出來。例如，不少當代文獻說，古代的貔貅就是大熊貓，但是，無論記載的描述，或留傳下來的裝飾物或風水器物，其外貌也與大熊貓相距甚遠。武則天曾送給日本天武天皇的一對白熊，是否大熊貓，也沒有多少資料能確認，熊與貔貅的特徵也相去甚遠。難以斷定古代足迹，佐證了大熊貓很可能在人類有文字紀錄前已從平原躲進人迹罕見的大山裏，直至19世紀才在現代西方及科學家眼中被重新「發現」。
法國神父戴維（Armand David）在1869年於四川寶興縣「發現」大熊貓之前，當地人應該偶爾見過這種動物，但名稱沒有統一，大概是「黑白熊」，而且應該也很罕見，以至外地人所知不多。當大熊貓進入西方動物分類及自然科學知識後，牠被確認為一種稀有物種，引起科學家的興趣，以及爭論該如何分類：究竟是比較接近熊、浣熊還是喜瑪拉雅山區的小熊貓？事實上，這個爭論隨着基因科學、史前生物知識的進步仍然繼續。加上牠的奇怪習性，例如肉食性動物的身體器官構造，卻整天吃竹子，令科學家非常有興趣。
熊貓經濟的最早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以前，大熊貓的公共形象還沒有那麼「可愛」，而且，雖然科學家早已知道牠們只生活在中國四川與陝西的邊界，但還不太是中國的象徵。我沒有做過相關研究，但靠着二手資料，我相信，第一位把今天熟悉的熊貓可愛模樣連繫上中國特性的，不是科學家，而是畫家。
書畫造詣很深的蔣彝在1933年去倫敦讀書，之後40多年他主要用英語寫作，出版了好幾本童書，關於一隻叫「明」（Ming）的大熊貓。這隻大熊貓是一名美國人Floyd Tangier Smith收購及販運到歐洲的，最後落戶倫敦動物園。也許因為當時英國人沒見過，因此引起一點哄動，還是公主的伊利沙伯也去過探訪牠。不知是因為這個熱潮，還是蔣自己的思鄉病，他整天在動物園細心觀察及摹寫明這隻大熊貓。蔣彝的童書在二戰前已相當受歡迎，這位中國人也被人戲稱為熊貓人，而明的萌樣也同時出現在市面的玩具、明信片及服裝，可以說是熊貓經濟最早的例子。
有人說，大熊貓成為新中國的國家象徵，是西方人凝視下的形象。但我認為這只說對一部分，大熊貓畢竟不是比卡超或多啦A夢，牠們也不止是動物園的觀賞物，還是活生生，又是被保護，又面臨人類危害的物種。牠們也在野外棲息地，與四川的漢人、少數民族、地方政府及科學家打交道。
大熊貓的歷史就是新中國的歷史
一位叫Elena Songster的加拿大環境史學者在2018年時出版過一本叫《熊貓國家》（Panda Nation）的書。此書有兩個有趣的觀點：第一，大熊貓的歷史就是新中國的歷史，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熟悉的後毛澤東時代的熊貓外交，而是毛時代的大熊貓科學的建立；第二，大熊貓是一種政治上安全的動物，沒有帝王將相的色彩，卻體現科學進步，所以，大熊貓大致能避過中國的政治運動。
大熊貓得以既在野外受保護，部分被圈養，並成為國寶被展示，是在大躍進至文革期間發生的。Songster在書中縷述了林業部門、地方幹部、科學家等新中國第一代環保人士，如何在人定勝天的生態災難後，在劉少奇主政的恢復時期，於1963年推動成立王朗及卧龍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的不止是熊貓、竹林，還有當地的原始森林以至白馬人（被官方界定為藏人的一支）的生活環境，從而發展了大熊貓科學、保護區裏的田野研究等。
1963年是重要的一年，除了是保護區的成立，也是第一隻大熊貓在北京動物園圈養下出生的時候；同時，也在這一年，中國發行了第一套大熊貓郵票，是吳作人的新時代國畫。這個時候，當然也是大熊貓成為中國象徵之時。更有趣的是，在此前兩年，發源於瑞士的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用了熊貓作標誌。想一想那年頭中國的政治混亂，與西方國家的惡劣關係，後來甚至與蘇聯也鬧翻，但熊貓似乎注定成為中國平和的形象，與外界互通的中介。更令人驚奇的是，參與保育大熊貓的人捱過了慘烈的政治運動，保護工作竟然也在文革中得以持續。
這段歷史令我想到，如今不管熊貓外交，或與香港台灣的「內交」，又或者大熊貓經濟，有着什麼機心與計算，熊貓與人的糾纏並不限於這種工具性的利用及被利用。正因為如此，熊貓的象徵意義除了是國寶或賣萌的文化商品，也可以有其他意義。
按叢林法則，大熊貓沒有多少生存競爭能力：牠沒有攻擊能力，剛出生的寶寶只有約6個月的人類胚胎那麼小，十分脆弱，但很多比牠强大和完善的動物都消亡了，牠卻留存下來。我在網上看過一段中國著名大熊貓專家潘文石說過的話：
「生命的延續其實真的不需要十分完美，十分精巧，只要勉強能維持就可以了，大熊貓就是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你看大熊貓終身保持稚態，不像人類和其他動物，老了會變萎縮衰敗醜陋不堪，熊貓從出生到終老，都快快樂樂的樣子，像個孩子。」
寫到這裏，我突然覺得，熊貓也有點像理想中的香港。
文˙葉蔭聰
編輯•王翠麗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