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University說起。「這個字是解集埋一齊,學生與學者走在一起,共同研究、讀書的地方。所謂通識教學,general這個字最緊要不是指普通,是for all(為所有人而設),不是所有東西都要識。這個概念就是重點,有什麼除了專科以外,要讓同學知道?」老師又對作為中大舊生的我發問:「新亞點解叫書院、崇基叫學院?」我搖搖頭。「College的col-是指一起,legium-指coming,College是指『大家一起行來』意譯,崇基一九五一年之前是十三間在大陸的基督教學院,再也不能教書就來到香港;但新亞不同,新亞是中國的書院制度,是離開官學的民間講學,培養人文精神多於純粹傳授知識,用儒家的經典講一方面如何修己,一方面如何成為社會上一個好人。開放自由精神是從崇基學院出來,就是西方的學術傳統;新亞就是中國的學術傳統,加起來就是中大精神。」他總結一句:「講來講去,大學是希望培養一個人成為有自由思想的人,同時是一個好公民。」
張燦輝一九七○年入讀中大哲學系,猶記得老師沈宣仁帶他們走在校園,在四周大片大片空地上唱歌。他本來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爸爸過世後,我離開港大申請中大,寫信給中大(哲學及宗教學系)系主任,他要我來見面,那時是三四月左右吧,入去他辦公室,見到一個人,穿着縐巴巴的衣服似校工,談着談着,他跟我談哲學、談存在主義,原來是個大教授」。他形容沈宣仁待他如家人,後來他負笈德國弗萊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九一年回到母系任教,「我記得回來他請我吃飯,臨走時捉住我的手,『張燦輝你離開幾年呀,我掛住你架﹗』」。他還憶起老師面對死亡的豁然,「他病重時我飛去加州探望,他第一句跟我說,『張燦輝,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以後唔使食藥喇﹗』」。
「我們忘記大學最重要,除了知識的栽培和承傳之外,是講人之間的關懷和感情,以及對生命的分享,是這種傳承。」自大學學制三改四後,中大學生必修「與人文對話」及「與自然對話」的課,「是說給所有同學聽,學習是人與人的關懷、對自然關懷,透過對話反省、看書來培養獨立的思考方式,最重要是教育不是單打獨鬥,不是個人,而是分享,所以這個科強調tutorial(導修),這是我與同事慢慢想出來的」。每班二十多個學生就着經典作小組討論是課程的主菜,他與當時的校長原本想法不同,「二○○六年時劉遵義是校長,他說(通識新增學分)呢六分好簡單,最好搵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來講學,我話點講呀校長,他說在大講堂內坐二三千人,我話如果係咁,唔使搵我做通識教育主任。教學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Liberal education,他解釋不是自由,是解放,「從無知獨斷狹隘的世界中解放出來」。
從不介意學生走堂
「你猜我大學一年班GPA(總成績)幾多?」應該是接近滿分「過三爆四」吧。「1.45。因為那時我任性,鍾意就拿A,唔鍾意就拿F,因為看不起一些老師,考試時寫了名字不答問題就離開,睇唔起佢,就肥咗佢,哈哈哈哈。我話同學千祈唔好學我,搵自己笨,因為最後肥的是你自己。當然我慢慢知道是不應該,三年班咪發憤圖強囉,不然怎會有今日?」但他依然說走堂是天公地道,「我只有一個老師的課不走堂,就是勞思光。我教書多年從不點名,你鍾意就聽,也不介意你來旁聽,唔鍾意咪唔來囉,一係證明我無料到,一係證明你懶,又如果最後你考試係得嘅、寫文章好嘅,我一樣畀A你」。
中大最後一課感想:如預演葬禮
透過鏡頭看教授的房間,書架上放着四個雕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民主女神像,另一旁放着父母的照片。他生於一九四九年,在油麻地官涌街市附近的留產所出世,家裏好窮,十兄弟姊妹死了兩個,只有他一人讀大學,「我會笑呀爸每天六點起身夜晚十一點回來,是做牛;阿媽十四年生十個,是做豬」。父親之死,學生在他的「生死哲學」課上都聽過,「我中六時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等雙層巴士五號車,車來了,前面有個地盤工人,是個女人,我也不知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最後一秒女人已在巴士的前輪下,車退後,地上的黑色慢慢出現紅色,我永遠到今天都沒能忘記她怎望着我。這完全沒意義啊,巴士早停零點一秒,或女人行慢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一年後,「我爸爸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被小巴車死,有什麼理由?怎麼可能?這些問題令我覺得需要解答。那時我讀港大建築系,晚上守靈時,我對着我的父親說,我就唔學你,我唔做牛」。
哲學之路走下去便一輩子。我疑惑,即使面對親人死亡,亦未必需要追尋下去吧?「肯定啦,正如我說的,做大學教育是給人可能性,用勞先生的話講,哲學有orientative philosophy,是方向性而已,不會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他祭出比喻,聽巴哈音樂的人可能覺得MIRROR不好,MIRROR歌迷又未必欣賞巴哈音樂,接着滔滔說到藝術從為特權階級服務到平民化……在最後一課後,記者看學生的回憶文章得知,說着高興就會拓至無邊際的話題,也是教授講課的特色。
哲學家不是提供答案
不過很快就繞回來了。「所以並無絕對的標準,我仍覺得選擇什麼是你的生命取向,沒人可代替你講,也不是旁人能給予的。我講咁耐愛情哲學,愛情唔係畀你,我可以畀隻戒指你,畀層樓你,但畀唔到愛你,愛唔係講畀。生命價值是說如何創造對生命有意義的事,是每個人需要自己追尋的,在追尋背後,就要學懂思考,什麼對你來說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
愛情哲學、幸福論、性與文化等,都是張燦輝開辦十分受歡迎的通識課,「人生要happy,咩叫happy呢?對這些問題,我常說『以讀攻毒』,人類思想是透過解釋你自己,令你自己清楚一些,未必可完全解答所有問題,哲學家不是提供生命有什麼意義、價值的答案,是反省不同方向,這些是我們每個人必經關於存在的問題,但我發覺中文書極少講這些問題,那我便來做吧」。
二○二○年七月離港後,他一直以Zoom形式講學,「Zoom是無可奈何的方法,如果我要再教書,我一定返去lecture hall裏面傾偈,見到大家恰眼瞓都好。我現在也不能與你握手啦」。不覺已談至英國的深夜,香港的清晨,七十三歲的教授依然精神,學生卻愈聽愈迷糊,因為愈是聽着教授談笑風生,愈想到他在另一本著作《我城存歿》中對香港、中大、教育的肉緊,理性與感性之間,以「哲學」二字就能平衡嗎?於是我聽到皺着眉頭發問,難道你從來沒有lost的時候嗎?
「你說的lost是什麼意思?我在死亡哲學有一堂是講lost,concept of lost好重要,我們一定會lost,即是你有的東西沒有了,就是lost。如我曾經有隻貓死了,就是lost,也有關係的lost、朋友的lost,lost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你曾經有過,現在沒有了,又如我以前有健康、記憶力,慢慢失去,也是lost。」我想着要不要解釋,想問的不是失去,是迷失,但聽教授說下去,「但你說的,有時是生命價值的lost,你信了成世耶穌,突然不信就沒了生命價值,咪lost囉。不過問題在於,那些你本來擁有的,是否真係正?去殯儀館會看到很多人死,但你不會哭,而如果裏面是你的朋友、親人,有個關係,你才覺得痛苦、悲哀;同樣道理,從前有個生活方向,現在沒有了,首先你要問,原本你的生活方向是什麼?如果生命方向是要發達搵錢,突然沒有了,就算不上是什麼lost」。
「但若說一些有價值的事,不能再得到」,他再次拿出自己面對的人生課題與我一同思考,「如在我這個處境,我當然是lost,我無咗個家嘛﹗」關於去留,他說不全因為政治原因,「因為我老啦嘛,退休時想過熱天在歐洲、冬天就在台灣講學,有三個地方是我喜歡的,香港、台灣、歐洲。這是適當(時候),在斷捨離的世界,過悠閒一點的生活,但現在的情况令我覺得不能夠回去,就不回吧」。
有幸活在最好的時代
「我們有幸生活在最好的時代,有份參與去爭取,在中大的幾十年裏面,我感覺到真真正正的學術自由,加上師生關係是和諧、互相支持。」他如是形容過去的時光,而現在的lost,「我無咗我過去的歷史,只能透過我跟你分享的回憶說出來,你再也請不到我去食雲吞麵,去食大埔群記清湯腩、蛇王二的潤腸。有些lost可以重獲,有些不能逆轉,我們lost了歷史,lost了我們的自由,但lost是有程度,有些是完全沒有了,但你回憶入面有」。
他再談起愛與情,「我常記得我的貓,二十一歲死了,是lost了。但貓留下來的,還有我們的關係、感情。生命價值裏,人可以生情,情不是愛,西方人講愛你,愛是動詞,但情不是動詞,情是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創造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去旅行,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懷念,但為何會懷念一些地方,因為你生情,對中文大學的校園生情、對香港生情。有些lost是永遠的,但不等於我們心中的回憶與經驗沒有了,就像銅像一樣。」勞思光在中大未圓湖旁的雕像,由哲學系校友會所立,銘文由他與關子尹為老師所寫,「他已經死了,但思想還存在我們心中,損失了也沒損失。有些事我們以為不出現就是lost,不讓我思考,不等於就會lost。失去發言權,也不會失去望星星的能力」。他引伽利略被教皇逐出教會之際,說過的一番話:「你可以不准我出聲,燒光我的書,不准我與任何人說話,不准我做任何事,但卻不能禁止我在夜間仰望星空。」
但痛苦仍是真實的啊,張生。「當然啦,誰沒失戀過?失戀就是lost,suffering present is happiness past,現在的痛苦就是過去的幸福,如果沒有過去幸福,你就不會痛苦。但問題是這痛苦是否因此放在那邊?人的存在還有將來,我們還有機會創造我們的新世界、人與人關係,如一日之前,我並不認識你,但你今天聽了我那麼多故事,我們也會產生情的關係,就算不一定將來見面,但有機會我們將來會再聊天,人永遠是在創造關係、有情,創造有意義、有價值的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此。」
未想通的學生還是想反駁老師,那你可能以後再也不會回到勞師像前食蛋撻了,不可惜嗎?誰料他從鏡頭後取出一個勞思光小像。他說過校園裏的唐君毅、勞思光兩個雕像代表中大精神,現在竟也有小像隨身,「𠵱家勞先生、唐先生喺度架喎,當然這個像跟未圓湖的不同,但這個年紀需要一些斷捨離。孔子一早死了,我還未死;蘇格拉底七十歲死,我七十三歲仲未死;我爸爸五十四歲死,我仲未死」。
他說死亡仍是笑得瞇着眼,「我知道我時間有限,年老人知道我們的將來,好似日日好多時間,其實我無時間,每過一日就老一日,就快死一日。我在這年紀會看到,(常聽到)原來哪個同學死了、又有誰誰誰死了,會接受生命的有限性。沒任何人改變到的lost,能夠去接受、承擔,就是唯一能做的。有些可以改變的事,做到就要做囉,做不到的,無辦法㗎。對學術的傳承、精神的傳承,就靠我們不要把它忘記,好多人希望我們忘記,但我覺得,說希望我們忘記,這本身就是讓我們不要忘記,不是嗎?」
問教授上畢中大最後一課的感想,他停頓良久,說:「我覺得那堂好似是預演我的葬禮,發覺原來我都有些少吸引力,三唔識七的人都來,很多很久沒見的學生也出現,開心啊,就咁樣囉,風光大殮囉。哈哈哈。」他選擇以黑澤明的電影作為結束,「戲中老教授每年與學生在生日聚會,與我都幾似。『匿埋未呀?』『未得﹗』即是未死住,這是對應我最後一課的想法」。未呀!教授正努力著書,完成《生死愛欲》的下篇,「我還想把我的課『幸福論』等重新講一次,用廣東話、香港話重新講,放在網上,免費的,我想教乜就教乜」。
文˙ 曾曉玲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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