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17-09-05
日前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有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的中學生裏有相當大比例顯示出憂鬱症的症狀，情况令人擔憂，因為長此下去，港人的未來整體精神情况不就每况愈下？中學生如此憂鬱處世，成因當然也有許多；最為令人詬病的，當然還是注重考試成績的文化造成同學們心理甚至生理（日操夜操功課）上的龐大壓力，難以喘過氣來之餘，久而久之當然也就蔓生難以為意志所控制的壓抑。
大家當然多多少少都有聽過，主要是盛行在北歐國家的，以啟迪青少年潛在能力、注重討論與實踐、減免功課與考試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的「虎媽」教育法，從小積極地操練子女對於各項考試、功課與才藝的掌握能力，以便以後得以入讀最好的大專學府，為未來的事業打下「更紮實的基礎」。以東亞泛儒家「科舉思維」仍然濃厚的現實來看，我們至多也只能從「虎媽」的教育模式，逐漸地邁向北歐模式。我實在很難想像本區域各國的教育體系裏，會有學校沒有考試、很少功課的一天。但我們也的確可以取長補短，少一些考試與功課、多一些討論與落手落腳來發掘學問的機會，讓青少年得以以更輕鬆、更有興趣的方式來學習。不過這當然也還是有一些先決條件的。
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即大多父母的望子成龍理念是否得以略為減緩，讓孩子得以從事他自己所喜歡的、符合他志趣的活動或工作。回想當年在美國念法學院時，有幸當上一位還算國際知名的榮休教授的研究助理。有一次老教授驅車載着我上他鄰近賭城雷諾（Reno）的度假屋去做個「迷你退思會」。途中經過雷諾郊外的一座好幾星級的大酒店時，老教授堅持要停下來午餐。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節省資源」，到其中一間沿路皆有的小餐廳去吃就可以了，毋須到大酒店的餐廳那麼「浪費」。不過老教授說他約了他的公子在該酒店見面，我也就不好說什麼了。我們進了酒店餐廳，老教授說我們先吃，所以也就點了、也吃了菜，但半天不見教授的公子，禁不住一問，老教授遙指廚房，只見一名穿着廚裝者翩然走過來與我們打招呼，原來老教授的公子是在該酒店餐廳當廚務助理。注意，不是大廚，而是廚務助理！兩父子親切交流，老教授看來一點也不介意公子的教育與事業水平，只把後者當成應相親相愛的親人來看待，而不是一個應特別塑造的、事業登峰造極的「產品」。
後來我到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裏服務。我的上司是該專門機構裏位高權重的法律顧問，有時即便是經過多國代表在政治與外交層面多番辛苦斟酌才形成的文件決議，假如他一認為在法律層面上有所瑕疵，便會毫不猶豫地把該文件「當掉」（flunk），非得讓他滿意方可過關，可謂好不威風。一天我受邀到上司家午餐，只見一名全身穿著園藝工作服的年輕人也入屋來參與午餐，經上司介紹，才知道這位是他公子，工作就是為他們住的那個小鎮當園藝師（或稱園丁）。上司在介紹公子與其工作時所流露出來的表情，明顯是感到驕傲的。
就以上兩個例子，我心裏其實都在想，如果是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父母，獲悉自己的子女從事如此明顯低於父母事業層次的工作，不知作何感想？輕者也許就不刻意介紹，甚至蓄意隱瞞子女的「所作所為」；重者呢，也許會無情地責怪子女的事業與人生選項，不見面還可「無眼睇」，一見面或一被他人提起可就「眼火爆」了，甚至與子女脫離親戚關係也還可能。
香港發達 父母毋須執著子女職業
我理解，在當年亞洲多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下，以考試來進行嚴厲精英篩選的教育模式，是許多人為自己與家庭脫貧、促進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向上）流通的不可多得的途徑。當父母的，當然希望子女努力念書，以後根據優良教育成績而得以發揚開來的事業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此得以「脫苦海」。但香港已然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地區，而是一個發達地區，其經濟成就不知羨煞本區域其他多少國家與地區。所以香港是否已達至一個更為高端的社會經濟程度，讓父母再也毋須對於子女的教育以至事業成就過於「執著」，讓子女毋須受到家裏與學校的雙重壓力，得以更愉快地度過一段不可多得的青少年歲月，我們也還是應該深思的。唯有父母願意改變自己的思維，子女方有更廣闊的自我拓展空間。
而綜合不但是歐洲與澳洲，甚至是本區域其他幾個也算發達經濟體的社會發展經驗，另一個要在考試與啟迪兩種教育文化之間尋找平衡的相關先決條件，也還是要社會上全體略為改變社會經濟思維的。大家在看重傳統培養精英的文理教育之餘，也應更為尊重幹練實踐的技職教育。這社會上需要研究基礎理論的科學家與治理社會的文官，但也需要真正搭建各種基礎設施的技師與傳承無可取代的手工藝的工匠。在教育上，我們要促使同學們對於選擇走上文理教育或技職教育的道路時，毋須過分擔憂如選擇後者會惹來家人以至社會上異樣的目光，而是真正根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來決定。
僱主應縮窄員工薪酬差距
說得更細一點，僱主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員工之間的薪酬差異，不應基於傳統「重文理，輕技職」的理念而過於闊大，而是應設法鼓勵彼等都對公司與自己的事業發展更能有所貢獻。員工之間也要自覺地不以教育背景來作為同事情誼親疏的分野。即便是在個人層次，也許我們無論在友誼或感情發展方面一時撇不開貧富之間的門第觀念，但至少要盡力擯除以教育的高低或種類來作為交友或婚娶的考慮要素。在歐美澳洲等地，政客、教授、專業人士等白領階級與各類工匠等藍領階級之間的相互嫁娶，還是極為平常的，也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要減緩同學的心裏憂鬱，當然沒有萬能的解決方案。但一方面作為父母的，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子女的學業「成就」，着重讓子女獲得一個相對活出個人尊嚴的青少年體驗，因為以後人生對他們的考驗也還會是更嚴苛的。另一方面，社會在追求急速發展的同時，也應更為尊重來自不同教育源流而同樣能做出不同貢獻的各界人士。希望如此一來，一個生理、心理皆更為健康的社會方能有道曙光。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大家當然多多少少都有聽過，主要是盛行在北歐國家的，以啟迪青少年潛在能力、注重討論與實踐、減免功課與考試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的「虎媽」教育法，從小積極地操練子女對於各項考試、功課與才藝的掌握能力，以便以後得以入讀最好的大專學府，為未來的事業打下「更紮實的基礎」。以東亞泛儒家「科舉思維」仍然濃厚的現實來看，我們至多也只能從「虎媽」的教育模式，逐漸地邁向北歐模式。我實在很難想像本區域各國的教育體系裏，會有學校沒有考試、很少功課的一天。但我們也的確可以取長補短，少一些考試與功課、多一些討論與落手落腳來發掘學問的機會，讓青少年得以以更輕鬆、更有興趣的方式來學習。不過這當然也還是有一些先決條件的。
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即大多父母的望子成龍理念是否得以略為減緩，讓孩子得以從事他自己所喜歡的、符合他志趣的活動或工作。回想當年在美國念法學院時，有幸當上一位還算國際知名的榮休教授的研究助理。有一次老教授驅車載着我上他鄰近賭城雷諾（Reno）的度假屋去做個「迷你退思會」。途中經過雷諾郊外的一座好幾星級的大酒店時，老教授堅持要停下來午餐。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節省資源」，到其中一間沿路皆有的小餐廳去吃就可以了，毋須到大酒店的餐廳那麼「浪費」。不過老教授說他約了他的公子在該酒店見面，我也就不好說什麼了。我們進了酒店餐廳，老教授說我們先吃，所以也就點了、也吃了菜，但半天不見教授的公子，禁不住一問，老教授遙指廚房，只見一名穿着廚裝者翩然走過來與我們打招呼，原來老教授的公子是在該酒店餐廳當廚務助理。注意，不是大廚，而是廚務助理！兩父子親切交流，老教授看來一點也不介意公子的教育與事業水平，只把後者當成應相親相愛的親人來看待，而不是一個應特別塑造的、事業登峰造極的「產品」。
後來我到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裏服務。我的上司是該專門機構裏位高權重的法律顧問，有時即便是經過多國代表在政治與外交層面多番辛苦斟酌才形成的文件決議，假如他一認為在法律層面上有所瑕疵，便會毫不猶豫地把該文件「當掉」（flunk），非得讓他滿意方可過關，可謂好不威風。一天我受邀到上司家午餐，只見一名全身穿著園藝工作服的年輕人也入屋來參與午餐，經上司介紹，才知道這位是他公子，工作就是為他們住的那個小鎮當園藝師（或稱園丁）。上司在介紹公子與其工作時所流露出來的表情，明顯是感到驕傲的。
就以上兩個例子，我心裏其實都在想，如果是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父母，獲悉自己的子女從事如此明顯低於父母事業層次的工作，不知作何感想？輕者也許就不刻意介紹，甚至蓄意隱瞞子女的「所作所為」；重者呢，也許會無情地責怪子女的事業與人生選項，不見面還可「無眼睇」，一見面或一被他人提起可就「眼火爆」了，甚至與子女脫離親戚關係也還可能。
香港發達 父母毋須執著子女職業
我理解，在當年亞洲多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下，以考試來進行嚴厲精英篩選的教育模式，是許多人為自己與家庭脫貧、促進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向上）流通的不可多得的途徑。當父母的，當然希望子女努力念書，以後根據優良教育成績而得以發揚開來的事業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此得以「脫苦海」。但香港已然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地區，而是一個發達地區，其經濟成就不知羨煞本區域其他多少國家與地區。所以香港是否已達至一個更為高端的社會經濟程度，讓父母再也毋須對於子女的教育以至事業成就過於「執著」，讓子女毋須受到家裏與學校的雙重壓力，得以更愉快地度過一段不可多得的青少年歲月，我們也還是應該深思的。唯有父母願意改變自己的思維，子女方有更廣闊的自我拓展空間。
而綜合不但是歐洲與澳洲，甚至是本區域其他幾個也算發達經濟體的社會發展經驗，另一個要在考試與啟迪兩種教育文化之間尋找平衡的相關先決條件，也還是要社會上全體略為改變社會經濟思維的。大家在看重傳統培養精英的文理教育之餘，也應更為尊重幹練實踐的技職教育。這社會上需要研究基礎理論的科學家與治理社會的文官，但也需要真正搭建各種基礎設施的技師與傳承無可取代的手工藝的工匠。在教育上，我們要促使同學們對於選擇走上文理教育或技職教育的道路時，毋須過分擔憂如選擇後者會惹來家人以至社會上異樣的目光，而是真正根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來決定。
僱主應縮窄員工薪酬差距
說得更細一點，僱主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員工之間的薪酬差異，不應基於傳統「重文理，輕技職」的理念而過於闊大，而是應設法鼓勵彼等都對公司與自己的事業發展更能有所貢獻。員工之間也要自覺地不以教育背景來作為同事情誼親疏的分野。即便是在個人層次，也許我們無論在友誼或感情發展方面一時撇不開貧富之間的門第觀念，但至少要盡力擯除以教育的高低或種類來作為交友或婚娶的考慮要素。在歐美澳洲等地，政客、教授、專業人士等白領階級與各類工匠等藍領階級之間的相互嫁娶，還是極為平常的，也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要減緩同學的心裏憂鬱，當然沒有萬能的解決方案。但一方面作為父母的，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子女的學業「成就」，着重讓子女獲得一個相對活出個人尊嚴的青少年體驗，因為以後人生對他們的考驗也還會是更嚴苛的。另一方面，社會在追求急速發展的同時，也應更為尊重來自不同教育源流而同樣能做出不同貢獻的各界人士。希望如此一來，一個生理、心理皆更為健康的社會方能有道曙光。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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