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歷史

【明報專訊】2016-06-05

簡介

法國高中哲學科始創於1808年，從1970年至今，哲學是每年6月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高考的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哲學科並無標準答案，考試旨在考核學生運用相關的哲學文本和概念，給予恰當的解釋，對題目作出系統的申論。近年，我特別向法國高中和大學的哲學教師了解高考哲學科的情况，同時參考了幾本廣為採用的哲學教科書和應試書籍，在未來幾周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我希望藉此向讀者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題目：歷史和集體回憶有分別嗎？

6月4日是香港人熟悉的日子，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暴力鎮壓，後來每年的集會和燭光都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有些人認為，集體的回憶就是歷史，較年長的香港人當年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較年輕的後來參與討論、悼念和各種行動等，對事件的不同記憶就是歷史。然而，細心研究下去，我們會看到個人回憶（mémoire individuelle）、集體回憶（mémoire collective）和歷史（histoire）是3個不同的概念。個人和集體回憶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可說是歷史的見證，但不等如歷史本身。歷史跟回憶的複雜關係，無可避免牽涉政治和道德的意義。

歷史的兩個含意

在法文裏，一般來說，歷史有兩個意思。第一，歷史可以指敍述過去發生的事件（或故事），如一本中世紀的歷史書，一場講述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電影 。第二，歷史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即是事件的進程。第一個意思的歷史，可以引伸出一門學問，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史家對事件的敍述和看法。第二個意思的歷史，可以引伸出現代哲學家一直思考的問題，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是否有意義？例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後，造成數萬人傷亡，哲學家如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和康德（Kant）等就疑問，這場災難是否上帝的旨意。如果人類傷亡是上帝的旨意，那麼，人類是否只能聽任上帝擺佈，毫無自由可言？上帝又是否有意把死亡和毁滅帶來人間，這次歷史事件是否表示人類的未來會走向黑暗，歷史還談不談得上有意義？有別於史學家的研究，哲學家追問歷史事件的意義，打開了歷史哲學的領域。康德在這方面貢獻甚大，一方面他強調歷史是人類自由的表現，另一方面，如果人類努力運用其自由，依道德律令來克服其欲望，進而按平等權利的原則限制國家權力和國際秩序，國際和平並非毫不可能，人類的未來也不盡然漆黑一片。

普遍歷史之理念

由此看來，歷史雖然時有災難，十年文革浩劫對社會文化的破壞，今天仍然清晰可見，但是，人類仍然可以發揮其努力從事災後重建，避免一錯再錯，令國家制度擺脫個人崇拜和集權，朝向現代法治和共和制發展。人類歷史並非任由上帝擺佈，而是人類努力的成果。康德把歷史視為「普遍歷史之理念」，着重人們的奮鬥，擺脫人類對歷史厄運的悲觀情緒，拒絕上帝命令人類的宿命觀。回看八九民運，雖然死難者眾，運動沒有達到「反官倒」和民主改革的目標，但是它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人們一代又一代地受到八九民運的理想所激勵而反抗專制，這種前仆後繼的精神恰恰不是以個人或國家的利益為目標，反而更接近人類普遍的追求，成為自由的人。這種理念看似高遠，但唯有這種理念才能令人看到歷史進步的意義，不在於經濟增長、 科技改良或軍事擴張，而在於人們對自己的道德要求，與改革國家的政治實踐。

拋棄歷史進步的期盼

然而， 康德的歷史觀念側重思考歷史進步的可能。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人命傷亡和文化摧殘超乎想像，不少哲學家因而拋棄康德對歷史進步的期盼，從人類的實際經驗來探討歷史的意義。換句話說，國破家亡的災難，跟歷史的理念相去甚遠，於是二十世紀哲學家更關注個人和集體回憶跟歷史的關係。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個人回憶表面上看是個人的經歷，好像只牽涉個人，但實際上是在社會環境裏構成，個人也只會在社會脈絡裏才能記起和確認其回憶。例如兒時的回憶，看似很私人的經歷，但無不涉及醫院、家庭、朋友、學校等，也就是一定的社會環境。抽離了社會環境，個人回憶並不能被追認。因此，即使個人並不意識到，個人回憶始終帶有某種社會框架，絕對主觀和私人的回憶並不存在。至於人們的集體回憶，會通過社會的紀念儀式和習俗體現出來，這些集體回憶同時塑造了人們的身分認同。

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正好表現了人們對八九民運的集體回憶，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參與者的集體回憶都具有相同的內容，各自如何憶述這段經歷，就有待社會科學家研究儀式的參與者。六四燭光晚會、民主女神像和巴黎共和廣場上紀念恐襲死難者的紀念牌等，都是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講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記憶圍繞着這裏而展開，而且會塑造這個場所成為各種意義。集體回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經由集體行動而形成新的回憶。哈布瓦赫因而開啟了重要的研究領域，從前的歷史研究集中於文獻紀錄，如今就要考慮更多人們的口述歷史和社會行動。

歷史記憶是死的記憶

哈布瓦赫認為，集體回憶並不等如歷史敍述，因為集體回憶仍然活在人們的腦袋裏，在社會的儀式裏親身經歷，毋須依賴任何文字敍述來喚起人們的情感。與之相反，歷史敍述或「歷史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是「死的記憶」，人們不再親身經歷其中，而是通過文字敍述支撐起來。他認為集體記憶比歷史更有力地構成人們的身分認同，這就引伸出相當複雜的問題。如果1990年代後出生的人，沒有親身接觸過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對此沒有集體回憶，反而是從歷史書或影片裏得到「死的記憶」，自然傾向不把這場運動納入自己的身分認同裏。對他們來說，雨傘運動的集體回憶就顯得更加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一般所謂向下一代傳承歷史，如果是指歷史敍述留傳後世，一天留有民運的書籍紀錄，一天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傳承是指下一代人像上一代人那樣保有同樣的集體回憶和身分認同，由此引發他們認同相似的觀念或採取相似的行動，按哈布瓦赫的想法，就顯得不大可能。因為集體回憶不斷經由集體行動所改造，而歷史敍述並不比集體回憶有更動人的力量，更有效推動人們的社會行動。

記憶的政治意義

說歷史是死的記憶，這是否意味着歷史對人的意義有限？更準確地說，愈遠離人們現在生活的歷史，就愈不值得了解？這個問題引起了二十世紀法國史學界的大辯論，有些人主張考察長時期歷史（longue durée），另一些人就主張藉歷史來了解當下的事件，這得留待史學界探討。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集體回憶和歷史有什麼關係。哲學家保羅．呂格爾（Paul Ricœur）就認為，雖然集體回憶有助史家探究歷史的真相，但是集體回憶本身並不是中性或不偏不倚的，集體回憶可以是有關創傷經歷的，或者被國家操控的。例如大屠殺倖存者的集體記憶，或者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儀式，史家探尋歷史真相時，需要時刻保持批判態度看待這些憶述。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或「風波」，不會去紀念，甚至也不會刻意提起，當年的學生和今天支持者的說法則是「愛國民主運動」，是社會各階層爭取政治改革的運動，根據什麼來判斷哪個說法為真？一個途徑是聽從親歷其境的人敍述，因為他們的回憶就是歷史的見證。然而，想深一層，歷史作為一門學問，必須廣泛參考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判斷和詮釋。呂格爾認為，沒有一種歷史敍述是最終的版本，歷史書寫本身就是永恆的重寫。八九民運的特殊命運在於，沒有政府檔案可供研究，甚至在國內公開討論也被禁止。在這個情况下，史家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資料下探尋真相。由此來看，史家要探求真相，必須首先要求政府保障學術研究的自由，並公開政府的檔案。一直以來，許多親歷運動的人和學者為了向世人傳遞真相，以免人們忘卻這段當權者刻意隱瞞的歷史，在困難的情况下撰寫民運書籍，這種求真的精神就成了捍衛學術自由的行動，使歷史和政治行動聯繫在一起。

對死難者的公正

探討歷史的真相，同時是一種道德責任。呂格爾指出，在集體悼念的行動裏，我們不僅憶起死者，記起那段悲慘的歷史，更要求人們公正地對待死者和其死因，悼念不是純粹表達悲傷，而是表示人們應該公正地對待他者。死者是悲劇的受害者，尊重死者同時意味着追究悲劇的來由、歷史的真相，這是今人對前人的道德責任，否則生者就是不公正地對待死者。反過來說，如果生者是出於操控人民的歷史記憶而悼念他人，生者也是不公正地對待死者，因為這樣的悼念只是生者的一種姿態，跟死者的歷史無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是否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晚會，會牽涉道德考慮，評論參與者的動機，也會牽涉到尊重或不尊重的問題。

總的來說，歷史不是個人或集體回憶，歷史可以是探討過去的真相的學問，也可以是過去的事件本身的意義。回憶構成歷史，但史家需要批判地了解人們的回憶來接近真相。探求回憶的真相，特別是對死難者的記憶，無可避免牽涉政治和道德的責任。擺開歷史的假象，就是表現對死者的公正。苦難的歷史，莫失莫忘，謹記他人的死亡，絕不是可以隨便引為己用的裝飾。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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