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即「搵食」？

【明報專訊】2016-06-19

簡介

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理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工作的意義。

百多年前，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曾寫過《懶惰的權利》（Le Droit à la paresse），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作視為宗教，工人遠比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奴隸更為辛勞，工作摧毁了人們高貴的智力和身體，因而主張工人高舉「懶惰的權利」，對此香港人大概感同身受。早前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工時全球最長，每周逾越50小時。於是，人們很自然會認同減少工作，生活會更有質素。但是，想深一層，完全不用工作的人，如退休人士、百萬富翁或死囚，是否生活得最好？從哲學的角度看，我們需要釐清工作的意思，並說明生活質素怎樣才算好，才可更好地理解工作為生活帶來的意義。

題目﹕減少工作，會否活得更好？

為生存而工作

電視劇中老闆經常用一句話教訓員工﹕「唔使做呀？」這個「做」字的意思是工作，整句話是反問「難道你不用為了負擔生活所需而工作嗎？」老闆藉此提醒員工，你是不可能不為生活而工作的，假如你失去工作，你就可能失去生活的依靠。換言之，在一般老闆和打工仔心目中，工作是用來換取金錢，減少工作，收入自然會更少，生活就會更差。馬克思稱這種工作方式為僱傭勞動（Lohnarbeit），以工資來量化工作，而為了工資而工作日漸成為了資本主義常見的現象。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工作只是獲取工資的途徑，那麼，人們為了生存，是否不管什麼工作都要接受呢？如果自己不喜歡做收銀員，但一時間找不到其他工作，為了溫飽或養妻活兒，就要接受了，這似乎是許多打工仔的經驗。這樣算活得好嗎？

工作的本義是表達

馬克思提醒我們，工作日漸成了變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工資，其實不是工作的本義，僱傭勞動是現代工作的一種方式，工作還可以有其他方式。他主張工作本身的意義，在於人運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表達自己的思想，既改造了自然界，同時成就了自己。例如我在西藏旅行途中，看到漂亮的風景，於是想畫一張明信片出來，寄給朋友留念。我就把靈感（思想）表達在紙張（自然界）上，這張明信片就帶有我的思想印記，成了我的作品。同理，一個漁夫從海裏捕魚，在市場上出售，這些魚類就不是純粹大自然的產物，而是漁夫勞動的成果。在表達思想的過程裏，我們可以精益求精，繪製更精美的明信片，或者學懂操作各種漁船和機器，令航行變得更安全快捷，魚獲更多。這個工作的過程裏，我們跟同事互相砥礪，就可以令彼此更能肯定自己的價值，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發揮了人類跟動物不同的物種特性（Gattungswesen）。在《資本論》裏，馬克思說在勞動之中，「人類改變了自身的特性，發展了其沉睡的潛能」。換言之，人類不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不純粹是一項工具，可有可無，不同的工作亦不是毫無差別，因為工作本身有一定的意義，當人們選擇工作時，同時選擇了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為生活創造哪一些意義。對馬克思來說，減少工作，並不會活得更好，反而是活得更差，因為人們更少地開發自己的潛能，更少地表達自己。當一個植物人難以工作，也就無法開發自己新的潛能，可以說活得比常人更差。表面上好像很令人羨慕的百萬富翁，當他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於是什麼也不幹，他就會跟植物人陷入同樣處境，不能繼續開發其潛能，即使富可敵國，但不一定活得更好。

掙扎求存與生活意義

當我們說馬克思主張工作可以活得（vivre）更好，這裏所講的生活，是指追求自己興趣，發展自己的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形成跟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群，更貼切的法文是exister。但是，假如人們要為了生存而工作，這樣就不一定活得更好，這裏所講的生存，是指維持生命或掙扎求存，更貼切的法文是survivre。中文有時說工作，有時說勞動，後者聽起來好像是特別辛勞的工作。其實，在馬克思的用字裏，工作和勞動基本上是同一個字，德文是arbeiten，法文譯為travailler，也就是考試題目的用字。雖然馬克思經常說工人（Arbeiter）的處境怎樣悲慘，但我們不要以為馬克思只關注工人，而是他看到工人反映了工作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被扭曲了，工作不應該成為工人勞動那個樣子。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受恩格思（Friedrich Engels）對英國工人的生活狀况的調查所啟發，見證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促使大城市出現，工人從鄉村遷徙至大城市的工廠周圍，以便尋找工作，但是工人的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經常陷於失業、饑荒和疾病之中，因而特別在意揭露他們的境况，期望社會正視。只要我們想起近年富士康工人自殺的慘况，就會發現十九世紀並不那麼遙遠。

工作變成出售勞動力

為什麼工人不能在工業急速發展的時代裏活得更好？馬克思認為，工人並不能在工作裏實現自己的潛能，反而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在工作裏工人不再把自己當做主人，而是把自己當成勞動力（Arbeitskraft）出售予僱主，勞動變成了生產所需的資源。因此，我們看到僱主和僱員不平等的地位。僱主擁有資本，如財富、土地、廠房和機器，他可以運用資本來聘請工人，生產各式各樣的商品，出售到市場上賺取利潤，支付生產成本後，再投資到工業裏，購買新的廠房和機器，改善商品，擴大生產。馬克思把擁有資本的人稱之為資本家（Kapitalist），把工人稱為無產者（Proletariat）。工人沒有資產，他必須依賴資本家的土地、廠房和機器來生產。一旦經濟下滑，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資本家為了減輕生產成本，避免虧蝕，自然要裁減人手，減少投資。這時資本家仍可靠累積起來的資本來過活，但工人就隨時失業，陷入貧困。馬克思強調，工人和資本家同時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工人競爭職位，資本家爭取消費者的消費意欲。例如幾年前諾基亞的技術敗給新興的智能電話，導致大幅虧蝕和裁員，就成了市場學的經典例子。然而，工人倘若長期失業，在十九世紀隨時會餓死，這解釋了為何工人會把家裏的孩子送到工廠去做童工。

在職貧窮與勞動異化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人們可能會說，在經濟增長的時候，工人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工資有所增長。讓我們看看香港的情况，根據勞工學者的研究，從1986年至2005年，香港經濟大體上持續增長，同時出現去工業化的過程，有近72萬名工人被淘汰了出來，需要轉到服務業的職位，而服務業並不能即時吸納大量工人，於是工人必須把工資要求降低，導致大量在職貧窮的人口。近年，亦有研究發現，隨着大學數目增加，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由1993年13158元，下跌至2013年10860元，20年間經濟並非沒有增長，但工資卻下跌了約17%。這些研究有力地證明，工人並不是必然地分享到經濟成果，也間接地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不論經濟向上或向下，工人即使辛勤工作，也不會活得更好。然而，馬克思逝世後才出版的早年筆記《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的觀點遠比今天的社會學研究更為基進（radical），他認為即使工資增加，也不能改變僱傭勞動對工作意義的扭曲。他提出了異化勞動（entfremdete Arbeit）的概念，因為工人被資本家命令去勞動，是被迫去勞動（Zwangsarbeit），而不是自主去勞動，在生產過程裏不能實現自己的意願，開發自己的潛能，反而像機器般滿足被指定的要求，而且生產出來的商品也不屬於自己，工作本身帶來的滿足感跟手上的製成品完全分離，工作空間裏也不再有機會跟其他人溝通交流和互相砥礪。試想如果我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每天必須畫20張明信片出售，或者每天重複斬叉燒供應300碗叉燒飯，我如何能在重複的工作和生存的壓力下，獲得工作的滿足感，不斷發展自己更多的潛能？

共產主義重視共同

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揭示了現代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困境。一方面，工作如果能夠表達自己，工作愈多，生活就愈有意義；但另一方面，如果工作只是被迫去勞動，工作增加，生活只會更貧乏，工作減少，生計隨時不保，完全談不上生活得更好。因此，馬克思有別於常見的旅遊雜誌、航空公司或奢侈品的廣告那樣，呈現一個不需要工作的畫面，只有閒暇和享樂，就會活得更好。與之相反，他提議人們應該尋求社會集體的努力，改變工作的方式，由被迫的勞動轉變為自主的勞動，從而解除工作對人的束縛，在工作裏實現人的自由，這樣才能令人活得更好，他把這個目標稱為共產主義（Kommunismus）。中文譯成共產主義容易令人誤解，以為是平分財產的意思，即俗語所謂「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但其實他的意思是共同擁有資本，共同決定生產和共同生活的社會，視共享比個人擁有更為重要，着重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展現對他人的關懷多於謀求個人的財富。

鄂蘭重視自由行動

毫無疑問，馬克思對工作提出了相當深刻的觀察，可是他同時留下了一連串疑問。 人們真的可以不為生存而工作嗎？工作真的可以完全自主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嘗試對上述問題，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提出另一種看法。鄂蘭提出，人類生活有三種基本活動﹕第一種就是工作或勞動（Arbeit），人類為了生存（survivre）而重複所做的工作，奴隸制的社會由奴隸負責供給人們生活所需，今天的社會則大部分人都要負上這項生活的重擔，人類成了生存的奴隸，沒有自主可言。第二種就是製造（Herstellen），人們製造器具以至藝術品，令勞動的意義更長久地留存在世界上，典型的例子是工匠或建築師着重的製成品。第三種就是行動（Handeln），行動不是任何行為，而是一切無關生活所需或製造器具的行動，行動的過程就是其目的，旨在公開地展現行動者的獨特的看待世界的觀點，以至和別人聯合地行動體現自由，例如公開發表演說，遊行集會表達意見。由此來看，上述三種活動並不是相應於特定的職位或社會階層，例如一個工廠工人固然需要勞動換取工資，懂得操控機械生產一個製成品，但亦有需要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在他人面前展現其不可取代的個性。如果一個社會視奉「搵食」至上，把所有人變成為了生存而工作的人，就等如無視了人同時需要其餘兩種活動，生活就變得更為乏味，變成機器的螺絲一樣隨時可以被他人取代。試想，如果一個人從沒有為自己創造出任何作品，從沒畫過一幅畫表達自己，從沒有為自己或別人織過一件毛衣，又從沒在公共層面為自己真正相信的看法而辯護，更沒試過跟別人不計較後果而攜手行動，即使他衣食富足，但這樣的生活稱得上是有意義嗎？

閒暇的自由

鄂蘭所講的製造和行動，需要人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更多閒暇，才能真正享受在其中。被工作佔據了大部分時間的香港人，自然需要減少工作，才可以活得更好。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減少工作騰出來的時間，要在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公共層面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他人建立共同體，這才算活得更好。自由的意思，不是在消費上有更多選擇，而是面對多元的世界，消除破壞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暴力，與他人攜手行動，鄂蘭稱之為政治的生活。

文：劉況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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