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慮故我在

【明報專訊】2017-02-26

沒人喜歡焦慮。不過，小至港鐵故障擔心會否上班遲到，大至看到逾三萬人高呼粗口「討論專業」的集會而為香港前途憂心，我們每天總有焦慮的時候。但焦慮是否一定不好？原來從哲學角度看，焦慮不全是壞事，我們會焦慮，只因我們有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高階思考能力。

哲學人劉保禧博士早前到香港大學通識課講「焦慮」。他說：「我焦慮，故我在。」那麼，哲學家是如何應付焦慮的？

何以焦慮？

社群瓦解 連繫如浮萍

焦慮源於現代社會結構充滿不確定性，人與人的連繫浮動，大家都「單打獨鬥」應付生活，如無根浮萍，容易失落生命的意義。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社會從過往的固態轉為液態的流動特質。

劉博士笑說：「小時候住公屋，是被隔籬屋湊大，一年級去一家，二年級又去另一家，鄰家煲了湯就一起喝，媽媽又回饋其他食物，鄰居甚至會帶我們一起到她的娘家吃盤菜。當然，以前親密得來也許會冒犯到別人的私隱，像隔籬屋打仔，其他人立即走過去勸架，現在不會再有這些（鄰里關係）。」群體生活為生命提供確定性（certainty），「我的媽媽做飯很厲害，但我的大嫂或太太不會像以前的傳統社會般，跟長輩學做飯。要學就要經公共媒介，像上網自學。」

單打獨鬥 我有我生活

「現在生活與社群慢慢拆解，變成單打獨鬥，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好individualistic（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獨立，當然有其好處，但反過來說，也令人與人的連繫更鬆散、浮動。「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我們過於將不同的問題變成個人病症，單打獨鬥，或找專業人士面對，例如社工、心理學家。」

過去建立群體生活的教會、家族在現代社會退場，削弱群體的支援網絡，也改變了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的身分，自身生命的意義。瑞士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著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說，現代人的焦慮，是因自我認同（identity）建基於社會地位，亦即個人成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正是劉博士所言的「單打獨鬥」。

生命意義的失落，也與生活形態有關。「以前是農業社會，你會見到農作物整存地種出來，現在是工業化分工，像富士康的工人，生產一部iPhone有二十個動作，可能十多秒要完成一個動作，生存不似生存，造成意義的失落。」

焦慮就是不好？

未來，憂心讓人警醒

不過，焦慮是否百害而無一利？劉博士說，我們把焦慮看得負面，背後與「理性應壓過情緒」的想法有關，而這種想法，最早源自柏拉圖提倡以理性抑壓情感氾濫。

「例如你見到新聞從業員在台上落淚，會覺得他不專業，因為新聞應客觀公正嚴肅。這種想法影響好多社科研究，像經濟學就認為人是以理性選擇追求最大利益。」但其實，人的理性與情感的連繫甚強，而「焦慮」正是唯一會令我們反思的情緒。

「曾有研究追蹤人們在選舉的投票意向，投票理應是理性、深思熟慮的決定，但實際上投票好隨意，研究發現憤怒、滿意不會改變過去投票的習慣，唯有焦慮，令人開始反思，有如警醒機制，若你對未來憂心，才會開始警醒。」

他說，正因人有高階思維，能設想未來如何及反省過去，才會焦慮。「我們會想，若當日不做這個抉擇，今天我會是什麼人？我們也會投射未來，計劃中的事若做不到，會感到失落。」

過去，選擇讓人後悔

「不過，正因人有能力反省自己，不只是將意識貫注當下生活，總能設想無數可能，其實過去選A或B都同樣會後悔。」劉博士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接受訪問，說自己一級榮譽畢業，曾想過負笈美國進修成為數學家，但因反越戰運動，最後去了培僑當校長。「他見到有師弟攻讀數學，就會想，如果我走這條路，或者成就不會比他們低 。但若他真的當了數學家，又可能會想，可能我會做特首。」

「所以焦慮是必然，也是思維力高的一種表現。在哲學上來說，其實是追尋意義的能力。因我們不斷投射未來，若能實現當然好，實現不到就有焦慮。不過，正因為無論如何一定會後悔，換過來說也一樣：你永遠都可以不後悔。重點不是你的選擇有缺陷，而是你可否擁抱你當下所有。沒有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焦慮，也是因為自由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不論是居住的地方、職業，都不似以往般固定，生活的選擇也更多，「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說，正因現代人面對太多選擇，反而不知道怎樣選擇才好，會因此焦慮，甚至因而想逃避選擇的自由。」

如何紓解？

離地說法：靠意志

由哲學角度看，焦慮源自生活意義的失落。要紓解可以有兩種出路，一種較「離地」，一種較「貼地」。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就認為，要面對焦慮，人們應鍛煉意志，學習如何承擔自己的生命。

沙特認為「焦慮」與「恐懼」不同，後者有特定對象，例如有些人怕曱甴，但焦慮是unfocused fear（不着邊際的恐懼），「不知道擔心什麼，其實是你隱隱然有事情想做，但想逃避，於是找日常生活的東西淹沒自己，然而你其實是自知無能力或意志去完成。是否因你擔心自己做不到才焦慮？沙特認為，人是命定要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有許多選擇，一定有遺憾，若你不做決定，不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只是不願承擔選擇的責任，那是承受不到自由」。

沙特強調意志（will）與理性（reason），「他認為焦慮跟意志力有關，只要你立志，往後要關心的只有（事情）落實到，或落實不到。就算最後做不到，都不是焦慮的情緒，只是單純是失落。」但劉博士認為沙特太精英主義，「要做到這樣，要有鋼鐵般的紀律，這種承擔有多少人適用？」

貼地說法：憑着愛

劉博士認為，焦慮較「貼地」的出路，在於人與人的連繫。他笑說：「我們是不是焦慮，視乎對生命的意義是否滿足。焦慮來自什麼？來自（生命）意義的失落，意義失落的問題，答案好老套，就是缺乏愛。」

英國記者Johann Hari曾研究人類吸毒的歷史，寫成著作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Hari曾在TED講座中指出，大家以為吸毒是因為身體對化學品上癮，但其實我們在醫院注射的止痛藥，純度比街上賣的海洛英還要高。劉博士說，其實人們對毒品的依賴，更多來自心理因素，也就是生活意義的失落。「曾有溫哥華的心理學家做實驗，將一隻老鼠單獨養在籠裏，放了兩種水，一種混了毒品，一種就只是自來水，老鼠總是選有毒的喝，因為吸毒，死得很快。後來心理學家將幾隻老鼠養在一起，造了個『老鼠樂園』，有玩樂的老鼠球、小隧道、許多芝士、有朋友可以一起玩，同樣提供自來水和毒水，但沒有老鼠喝毒水。」

「越戰期間，兩成駐越美軍都有吸海洛英麻醉自己。他們吸毒，是因見到戰友在自己面前死去，找不到東西可以延續生命的意義。但出奇的是，當戰爭結束，他們回到家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毋須去戒毒所，直接斷了藥物。毒品當然有上癮成分，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可以幫他們找到意義。」劉博士笑說，沙特會傾向將「尋找生命意義」看成是個人問題，「他看人與人相處，會說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就是地獄）。」

過去宗教為人們提供社群，建立連繫：「人需要群體生活，以前教會提供一個神聖空間，不同年齡種族，都是『主內弟兄姐妹』，但你在餐廳總不會隨便跟陌生人搭訕的吧？現在沒有空間可供人建立連繫，我們變成了分崩離析的個體，單打獨鬥。」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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