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繪畫比賽的作品超水準，時有發生；公眾很多時都是「得啖笑」，不會深究。「藥倍安心」事件性質不同，衍生的反響自然更大。兩件事雖然有別，惟背後反映的現象，在近日為何引起了社會共鳴？「請槍」屬「作弊」（cheating）的一種；而除了「請槍」，於科技發達的今天，「作弊」還可以有很多方法。為何在AI普及化的當下，「作弊」涉及的道德議題更加值得關注？
比賽性質之別
在眾多比賽當中，有些確實是選拔性質的，如「奧數」或科技獎；對很多參賽者來說，只有勝出才有實質價值。有部分比賽則是教育性質的，旨在啟蒙和參與。繪畫填色比賽屬於後者，得獎者獲得的獎品或榮譽不高；當比賽目的是參與多於競賽，主辦單位也未必會把規則的嚴格程度拉得很緊。
有時，家長的參與，往往是在主辦單位的默許範圍之內，甚至歡迎家長有一定程度參與。家長在繪畫比賽中找專業畫師「請槍」的機率相對低；出現超水準作品，更大機會是家長介入太深的結果，令比賽的教育意義減低。如果家長介入的程度太高、次數太多，對兒童的價值觀也會有長遠影響。
相對來說，「藥倍安心」之所以形成風波，是基於其「比賽」性質。事件仍在發酵中，本文不必討論背後的真相是如何。不過事件引發爭議，是因為「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這類創科比賽之目的，並非旨在啟蒙和參與，而是推動創新和發明，獎項也涉及個人榮譽和成就。換一個情况：倘若「藥倍安心」純粹作為商業研發產品，與比賽或教育無關，且其外包行為以透明方式披露，公眾可能更關注產品的實用價值與安全性，而非從概念到研發是否涉及外包，因為商業行為通常以成果為導向。
社會是否能夠接受「請槍」
放諸社會和歷史，有說「請槍」自古以來已有，例如在科舉考試中請人頂包代考；但今天「請槍」的手法更層出不窮了。於社會學和心理學層面上，有學者曾嘗試探討「請槍」和更廣泛的作弊現象。近年有研究，就分析了內地11家涉及誠信問題的學術諮詢機構的網站內容，以了解這些機構是如何以合理化、權威化及情感化策略，誘導家長與學生，令他們認為「請槍」是理所當然，不需受良心譴責。
例如，這類機構會把「請槍」描述為學生面對制度（尤其是外國教育制度）的必要中介，故他們特別針對有意留學海外的群體。這些機構會辯稱，基於文化差異及對外國考試或教育制度的不熟悉，學生尋求外力協助，是可以接受的行為。這些機構亦會訴諸權威，例如過去成功協助學生完成考試或作業的機率有多高；同時以各種技巧，減低學生被「抓包」後的顧慮與代價——他們的服務是非常全面的，就算學生被「抓包」，機構也可以提供申訴及辯護服務，務求使學生脫身。
如果把相同招數用在香港，相信很多人都不能被說服，因社會的規範程度與道德水平，會影響作弊行為普及化甚至是產業化的程度。除了個人的內在道德價值，社會加諸這種行為的後果，包括群起譴責甚至法律責任，作為一種外部壓力，亦會制約相關行為。
AI令作弊界線變得含糊
有別於付費「請槍」，隨着生成式AI普及化，作弊的界線會變得含糊。首先，生成式AI提高了作弊的便利度：它能夠快速產出論述、代碼、設計稿與影像，成本低、速度快，甚至不用請中介公司或代筆。其次，AI也提高了作弊的隱蔽性，即代筆已不用牽涉第三者和金錢交易，令過程更不留痕迹。
更重要的是，社會對何謂作弊、何謂以AI協助工作，並未有很成熟的討論。近來筆者讀到相熟教授的文章，其研究正顯示無論是學生還是學院，普遍都未準備好接受AI的降臨。文章嘗試整理AI世代下，大學畢業生需要習得的核心技能，而「AI倫理教育」是其中之一。
這種想法，應是考慮了人類過度依賴AI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人類參與知識創造的動力和資源被削弱，AI成為了另一種權威。
如筆者在過去專欄文章所提及，未來「人機合一」是必然趨勢。不過，當我們把AI這個議題與作弊放在一起時，就會得出更多觀察——幾年前有傳媒報道，有人在社交媒體提供代做功課服務，然後找來一些導師看「槍手」的作答，得到的結果都是：「可取得及格，但難取高分。」無論是一般學生使用的「請槍」服務，還是向AI「請槍」，得出來的作品都會傾向收斂至「最佳實務模板」，即安全至上、一定及格，但不會有太多突破。當用AI作弊形成風氣，學生探索風險的意欲就會減少，各類作品就會趨於同聲同氣，顛覆性的創意更難出現。
作弊的社會成本
就狹義的影響而言，作弊不利於香港致力推動的創科與文化創意。於繪畫比賽中的「請槍」現象，看似無傷大雅，卻會令比賽失去教育意義：對慣性依賴外力獲勝的小朋友來說，他們學習的態度難免受影響；真正對科學或藝術感興趣的小朋友，如多次被「專業級」作品壓過，亦會令他們感到挫敗，對藝術或創作的興趣因此被消磨，降低嘗試的動機。然而，試錯的精神，卻是創新的必經階段。
廣義來說，作弊行為帶來的「成果」，會掩蓋實際能力，影響社會崗位和資源分配，以及基層透過公平競爭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對作弊行為的道德底線，更與香港一直堅持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相關。誠信、公平與責任，正是專業精神的核心價值。而專業精神，某程度上必須透過內化落實，非單純以後果制約——因為當後果來臨時，很大機會代表作弊行為已經公諸於世。當作弊行為被公開，必會令個人、機構甚至是整個社會的誠信受損。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整個社會，都要付出更高的監管、審核與名譽修復成本。
當社會愈強調結果導向，「做得好看」往往比「做得誠實」更有回報；加上AI令作弊的界線趨向含糊，假如我們把當中涉及的道德議題輕輕放下，除了會抹煞創意、導致部分人的能力空心化之外，更會失去「誠信」這重要的社會資產。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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