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學統和研究範疇的關係，我算是很遲才看James Scott的著作，但這有這的好處。在多看了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文獻後，會更能體會James Scott的作品的重要性和原創性，特別是問題意識，聯想到的東西更多。對我來說，他的政治人類學引發思考很深層次跨學科的問題，令人對國家和政治的起源、人類政治或社會行為的邏輯、人性和國家制度的起源，都有更深的體會。
Against the Grain
James Scott著作中最多人引述的概念，可能是「每日的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隱蔽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我今天想談的是他2017年的《反穀》（Against the Grain）。我覺得這書問的「大歷史」問題非常有意思，對我來說，對國家起源和人性的思考，有相當的現代意義。
先談談譯名。Against the Grain這個書名不好譯：一般中譯是《反穀》也算是貼題的，但against the grain英文中有「逆其道而行/不依常理」的意思，原題語帶雙關就不容易翻出來。這令我想到：James Scott的寫作，很多都是against the grain，往往突破顛覆主流思想，可以令讀者思考深遠的問題。
《反穀》問的是根本的國家起源問題。現代社會科學嘗試解釋為什麼一些地區會發展出燦爛的文明例如中國或印度，而有些到了二十世紀仍然是相對原始的生活，主流的解釋是地理因素令這些地區可以發展農業，種植穀物可以儲存，可以養活大量不事生產的知識分子和官僚，可以思考哲學問題、從事文藝創作等「文明」的東西，但不少非農業的生產模式例如遊牧、漁獵就沒有這個優勢。農業令人民聚居，人口增長，慢慢建立出各種政治組織架構，是為國家之起源。
為什麼要種穀？
問題來了：James Scott指出其實農耕是很大勞動量而又風險大的，並且要一年長期勞動，打獵或打魚有時容易得多，可以在一個很短時期就漁獵得全年所需，遠古的人早已發明不同儲存食物的方法（例如鹽醃），農耕加上畜牧不一定是更「理性」的經濟生產模式。古人為什麼要捨易取難？
James Scott針對最早期的文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即古巴比倫）的歷史的研究，反映其實當年兩河下游濕地相當豐腴，一個大潮魚獲海產俯拾皆是，而考古反映最早的政治組織在很多狩獵和檢拾（hunting and gathering）為主的社群已經出現，比務農聚居的社群還早至少幾百年。
從此角度，務農並不是一定較優越的生產模式或者更加「文明」，也不像很多學者想像是「國家的起源」。James Scott認為四大文明古國都以種植穀物立國，主因是穀物在地面種植，定期收割，容易定量，因而最方便政府君王以之徵稅。統治者徵稅、養活軍隊、官僚和有閒階級，就變成國家了。農業王國用城牆圍起人民和土地，養育的都是較願意被馴化和保護的人。很多「蠻夷」（barbarians）的特性，是容易跑掉，他們的歷史就是逃避國家（away from the state）徵稅的歷史，也沒有留下很多文字和宏偉建築（例如長城或秦俑）來記下他們的成就和生活。二千多年來，長城內的人會把農業王國視為文明的象徵，把長城之外的人書寫為「蠻夷」。
把人和動物都馴化
人類的早年歷史，其實是在務農定居和流徙和遊獵模式間遊移的，最終當然農業王國在持久戰中獲勝。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對Scott來說，人類選擇農業定居，國家和城牆，是個把人和動物都馴化的過程。大量的人口聚集定居令疫症更易傳播，令人類人口在現代之前沒有快速增加。農牧業令「文明」人類的餐單只局限在極少種類的穀物和動物，缺乏某種蛋白質和維他命（歷史考據遊牧民族比農業社會的人長命），多年繁殖下來令人類應付自然的能力減退。
馬天生喜歡在野外奔跑，但在人類畜牧的過程中，「野性難馴」經常跑掉的馬便會被視為非優良品種（說穿了是奴性不夠），不會拿去配種，因而慢慢被淘汰。同樣地，現代人常覺得羊是愚蠢被動奴性重的動物，但事實是在人類畜牧的歷史中，有反叛性會抵抗會跑掉的羊被視為「壞羊」，慢慢多年下來，愈蠢愈沒抵抗意識的羊大量繁殖，「淘汰」了比較聰明的羊（Scott在書中指出考古學就頭骨的研究反映較早世代的羊的腦袋大一截）。只因為他們在人類的視角更適合豢養。所謂「物競天擇」，只是從有權力者的角度的從優原則。
在21世紀邊緣回望，歷史已經作出選擇，我們沒有時光機回去幾千年前選擇去遊牧，逆其道而行也可能愈來愈困難。但歷史可能是沒有必然的，也應該沒有必然超然優越的文明，歷史上在不同的關口，應該是有不同的可能性的。
後記：公開試不應當真
暑假是放榜的季節。幾十年來，傳媒都會追訪「狀元」，現在進展至訪問小學生，然後無論這些學生怎樣答，都會成為某種談資（也不外是某種談資罷了）。究竟某位11歲的學生入了什麼中學，17歲的年輕人考多幾粒星，對社會有什麼重要性？
看了這種「新聞」多年，只能感覺無奈。公開試加派位制度，本來就是個大規模合模的過程，由主流社會去定義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好學生，然後還要在傳媒鏡頭前要求學生們配合一次強化這印象。被訪的學生不就是只能猜測迎合主流社會覺得好的「似樣」的答案表現嗎？任何少許出格的表現，都會驚動校長上傳媒解畫。學生都是無辜的，考得好一點的也沒有義務當你們的談資。放過他們罷。
文˙馬嶽
編輯•谷理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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