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舉報機制捉錯用神
先說單親孕婦涉嫌謀殺未成年兒子一案，當中引起的討論又如何牽涉主體和「同意」呢？重點是「強制舉報」制度。所謂強制舉報，就是將舉報虐兒的責任加諸部分專業身上，如全職醫護、社工及教師（詳見去年勞福局、食衛局、教育局及保安局遞交立法會文件，CB(2)1436/20-21(01)號）。
主流意見以為此機制一經設立，更完善保護未成年人的機器就會啓動；剩下的問題就是培訓及增加人手等資源及錢財的爭奪和分配。我想強調的是，整個建議就是捉錯用神。
如果強制舉報是解決暴力的有效疫苗，那為什麼不運用於所有親密暴力案件？須知上法庭已是壓力巨大，在司法系統眾陌生人前指證（前度）親人、戀人，更是痛苦折磨；况且官司過後，親密（家屬）關係仍在（眾所周知，登報賣廣告也無能為力）。
將家醜搬上法院公諸陌生人面前，是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被害者需是心甘情願。強制舉報不理會被害者意願意志，自以為是在扶助弱勢，其實正正是這種「我為你好」的家長威權式切入，再一次閹剖被害者主體。而且，強制舉報會否令被害者為免家醜不外傳，而更不願尋找專業協助呢？
有論者認為：未成年人身心未成熟，更需主動介入式的專業協助。問題是，是否過了18歲的家暴受害人都思想成熱？大家又是否肯定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體格，會比五六十歲成年人弱小？
近日在YouTube不是流傳一段幼孫因被打而勒昏／勒死奶奶的短片嗎？根本「年紀—體能—心智」三者連結轄域化，就是一個懶惰的社會管理因循（這與過去女性天生懂照顧家人、「直人」較忠貞的幻想神話一樣無聊）。所有暴力的根源，是權力差異引起的濫用及由此引起的人格泯滅（包括性侵犯、性騷擾和種族／殘疾中傷）。如果被害者持續弱勢，那即便今次可以因強制舉報逃過一劫，但因權力結構沒變，劫難只會輪迴再現。
解決親密暴力 建立主體性才是王道
當然，支持強制舉報的人會詰問：社會怎能期望尚在牙牙學語階段的幼兒可有能動性（agency）主動求助？同意，所以我並不反對強制舉報；問題是對象群的定義——法律不應以年齡為界定目標群組的唯一依歸。解決問題的用神是充權——要解決親密暴力，為被害者建立穩定的主體性才是王道。器官（如腦袋）嚴重衰竭或身心尚在初期發展中的弱勢人士均應受保障，受社會主動保護。除此之外，其餘受虐者則應採另一策略，要協助她／他們充權，令她／他們要有決定如何處理的能動決定力（及權力）。
簡言之，強制舉報的對象不應限於未成年人，而是弱勢族群（當然，誰是「真」弱勢又是另一爭論，以上所提的YouTube片段中，是幼孫？是奶奶？還是兩者俱是弱者？）。
我們亦可審視親密暴力的另一面向。據主流傳媒報道，遭孕婦虐殺的未成年人有學習困難和情緒問題。試問，一個單親孕婦在照顧自身之餘還要照顧3名子女，當中一人還是需長期專注照顧，居住地方又淺窄，壓力何其大？另一宗「協助自殺」的倫常悲劇還不是一樣？病重妻子極度內向，沒有向任何社福機構求助，最後因病情急轉直下，同意丈夫了結自己。
不理當事人清醒理智意願 悲劇必再現
當社會將討論聚焦於虐兒及安樂死時，我們又應否多考慮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若深情丈夫知道可以要求更多到位的社會支援，故事會否向另一方向發展？
問題是：如果她／他們堅決拒絕任何協助，我們是否須尊重其意願？旁人又可做什麼？要尊重個體同意就有代價，所有人都須為自身選擇帶來的（法律）後果負責。
無可避免，另一個連帶問題是：是否有安樂死，深情丈夫就不用殺妻？坦白說，安樂死的費用不一定誰都可負擔，可以申請安樂死的條件也必是嚴苛嚴格；亦沒有人能夠保證安樂死合法化，就可一勞永逸阻止悲劇發生。然而一直逃避討論，把病重、無望康復者的清醒理智意願置之不理，就一定令同樣悲劇重複再現。不停說要先探討其他選項（如加強醫療、寧養及社福服務），實際就是希望對安樂死這議題視而不見。
重點是：為何要貶視這種「同意」？它又不會干擾他人生活。是宗教原因？那沒宗教信仰的眾生為何要受宗教信條影響？它會鼓勵病人放棄治療？你不提安樂死，就沒有人久病厭世嗎？完全自欺欺人。
固執排斥非主流視點 不斷製造歧視
說實在，安樂死與承認（境外）同性婚姻的論述異曲同工，兩者都是成年人同意的決定，不被主流管治機構承認；兩者也是企圖拓展現有人權範圍而被否定。上訴庭於今年8月頒下判辭拒絕承認（境外）同性婚姻，原因簡單——（1）《基本法》立法原意只承認異性婚姻（段30）；（2）由於國際人權法字眼不同，有關同性婚姻的案例不適用於香港（段47）；及（3）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反公眾利益（段76）。
總言之，上訴庭就是將香港人權脈絡冰封於上世紀基本法起草時期，否定有關同性婚姻討論的發展與變化。
弱勢意願及權利如何在主流公共秩序中受尊重，是永恒出現的議題。它的困難處在於打破傳統高牆和激發因循的管治機器，及處理由此而生的震撼。只知固執於原有道理、排斥非主流新潮視點，後果就是不斷製造歧視、打壓公義。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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