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7-12-24
華文讀者沒有將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讀成一個煽風點火的三流小說家，不是因為我們比法國讀者更有慧眼，而是因為語境上的距離。滿佈於韋勒貝克小說裏的父權思想厭女情結、囂張跋扈的種族歧視、還有極端的虛無主義，雖確實惹人不安，但我們既然遠在法國文壇風眼千里之外，自然感覺不到韋勒貝克最具體的殺傷力。他真正令人討厭的，並不在於他擁抱「惡」——書寫「惡」恰恰是文學上的偉大母題，只有三流讀者才會以庸俗的人道主義來批評文學——而是，他的小說觸痛了法國文學偉大傳統的神經。韋勒貝克，一直是文學的反叛者、破壞王。
韋勒貝克小說裏有一個常見情節：一個厭世的男主角持續地跟女性發生關係，他深知自己不會在性慾中獲得救贖，然而當他終於在某個時刻看見生命意義的曙光，命運之神就會予他致命一擊。在《無愛繁殖》和《情色渡假村》中，都是以男主角女伴的突然死亡作結，最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乍一看，那只是包裹某種偏向虛無的存在主義氛圍裏，尚未算是破格設定，但韋勒貝克總是在小說主情節旁邊製造大量嘲諷，劍指當代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自由，他的虛無主義論述亦變得更具當代感。
韋勒貝克路線
韋勒貝克對性與愛慾的看法，建基於這樣一個前提：自由帶來性與愛的解放，解放卻沒有為人帶來幸福，例如《無愛繁殖》批判後六八一代的性解放觀念，只會導致愛與幸福的永久失落；《一個島嶼的可能性》描述了一種既無性也無痛苦的存在狀態，即使自由也無處着地等。可見韋勒貝克的視域早就超越了他的存在主義父輩，虛無不只是一個存有論上的哲學問題，更是着陸於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被過度使用的當代處境裏。換言之，小說描述的是自由所導致的當代性虛無，他嘲諷虛無，從而嘲諷當代。
論者嘗以「政治正確」立場批評韋勒貝克，也一度惹人懷疑，他一直跟法國文壇最高殊榮龔固爾獎擦身而過，正是由於他頤指氣使地高呼政治不正確論調。而當他在2010年終憑《地圖與疆域》（台譯《誰殺了韋勒貝克》）奪得龔固爾獎，我們卻忽然發現他的小說主題似略有所轉，改以更直白的筆調，鑽探資本主義邏輯下的藝術生態。議題看似更具爆炸力也更尖刻，實際上卻更迎合典型知識份子和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思路，惡性反不及前作了。而他在2015年出版的最新作品《屈服》（Soumission），赫然是一部姿態明朗的政治小說。
來自現實的極端政治
《屈服》以2022年法國總統大選為背景，傳統左右兩大政黨失勢，最後對決是極右政黨女候選人（影射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和新冒起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兄弟會」。最後「穆斯林兄弟會」領袖以高超政治協商手段奪得總統大位，法國隨即變成伊斯蘭國家。小說主人翁弗朗索是一個典型韋勒貝克式的厭世男人，面對法國突然政教合一，社會制度霍然伊斯蘭化，他在心理上折騰了好一會，終於決定擁抱這場改變，皈依伊斯蘭教，而等待着他的，則是大學裏的高薪教席、大量社會福利、以及可隨意娶4個老婆的權利。
政治預言式的設定（其實傳統左右兩大黨失勢早在2017年大選中已經發生，只不過冒起的是中間偏左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而非穆斯林），令《屈服》常被媒體歸類為《一九八四》式的「反烏托邦小說」。乍讀之下，《屈服》確有不少臨摹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的筆調，像極端的社會政治處境、主角最後心悅誠服地屈從於極權之下等情節。可是韋勒貝克最惹人又愛又恨的一筆，卻是他對小說中極端政治的設計，乃是來自非常具體的現實政治：法國社會的穆斯林的集體恐懼。這種「恐懼」本身早就被批評為極右政客操作出來的民粹情緒，而在《屈服》中卻被現實化為一個尷尬的政治局面：傳統政客為了阻止極右政黨上台，被迫支持穆斯林領袖，最終使法國變成一個幾乎包含一切反法國自由主義傳統元素的文化保守主義國家。韋勒貝克出手自然並非如輿論的片面批評所講，只是為了煽動恐穆情緒，而是他先架設一個法國人無法接受的政治困境——這次剛好是穆斯林當國，進而問：在這一政治處境裏，個人幸福如何可能？
政治小說裏的厭世情結
所以小說的架空政治背景不過是幌子，韋勒貝克對現實政治根本興趣不大，甚至可說是厭惡。《屈服》描述政局變化和政客理念，說得頭頭是道卻毫不曲折，也無懸念，或者可以說，政局僅是作為我們這位「韋勒貝克式厭世男」弗朗索先生經歷虛無的故事背景。弗朗索對政治關涉很淺，對自身的學院前途也毫無所感，偶然把一些女學生弄上牀，卻未嘗在縱慾生活中得到真正喜樂，生活直如行屍走肉，一點復蘇迹象都沒有。弗朗索的博士論文研究法國19世紀作家於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他亦只有透過閱讀於斯曼，才稍稍燃起丁點生活熱情。直至法國政治變天，弗朗索的猶太裔女友也遠走以色列不返，他閒晃晃的到巴黎市郊走了一圈，最後又回到大學，才發現他的大學上司原來早已皈依伊斯蘭教，而只要弗朗索肯首，他馬上就可以重新獲得教席，安安穩穩研究他的文學英雄於斯曼。
小說結局寫道：弗朗索自言他將接受一切，熱烈擁抱「第二生命」的來臨，「我將心無所悔。」整部小說熙熙攘攘，儼然為了鋪出這個結局。可是，正如本書中譯者嚴慧瑩所言，韋勒貝克故佈疑陣，用法語中的「條件式語句」（Le conditionnel）來暗示這一結局可能不曾發生。弗朗索孰幸福耶非幸福耶？以一種紮實但沒有選擇的穆斯林生活，取代自由但厭世的當下生活，他該如何抉擇呢？韋勒貝克給出了一個很反烏托邦的答案，同時埋下另一解答的可能性。
否定不了現實主義文學
之不過，即使背景設定怎樣挑釁，弗朗索怎樣表現出他的厭世，《屈服》好像還缺少了韋勒貝克幾部舊作中，那種來自深淵盡處的冷鋒。《屈服》無疑是一部詞鋒銳利的政治小說，但能否更趨近本質上的虛無感，卻疑點重重。同樣是寫虛無主義，主角的心靈陷落未免太過世俗，也太過容易妥協了；而將法國伊斯蘭化看似極端，卻也未至於無路可退。
法國文學批評家柏西耶（Jean Bessière）過去曾經認為，韋勒貝克的早期小說能同時突顯文學和現實的雙重尷尬，他透過重複文學上的陳腔濫調，用以臨摹現實社會的終極狀態，而最終卻是要呈現：現實社會的終極狀態，是文學所無法達到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承諾也因此遭到否定。這才是韋勒貝克的殺傷力。可是，這次《屈服》卻未有任何挑動既有文學體制的舉措，韋勒貝克只把一個盛行於當下西歐社會的「後真實」遊戲——穆斯林是恐怖根源——擴充成一部小說，卻滿以為，以「後真實」之名書寫小說，就能摧毁現實主義的文學承諾、模糊文學上的虛實邊界。誰不知「文學之快」終不及「現實之快」，「後真實」正是當下社會最最現實的內容，《屈服》的想像力無法把現實狀態推向不歸之路，而只是忠實地寫出「後真實」這塊現實社會的界面。而很不幸，這可是現實主義文學體制的金科玉律啊。
文//鄧正健
編輯// 梁敏德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韋勒貝克小說裏有一個常見情節：一個厭世的男主角持續地跟女性發生關係，他深知自己不會在性慾中獲得救贖，然而當他終於在某個時刻看見生命意義的曙光，命運之神就會予他致命一擊。在《無愛繁殖》和《情色渡假村》中，都是以男主角女伴的突然死亡作結，最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乍一看，那只是包裹某種偏向虛無的存在主義氛圍裏，尚未算是破格設定，但韋勒貝克總是在小說主情節旁邊製造大量嘲諷，劍指當代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自由，他的虛無主義論述亦變得更具當代感。
韋勒貝克路線
韋勒貝克對性與愛慾的看法，建基於這樣一個前提：自由帶來性與愛的解放，解放卻沒有為人帶來幸福，例如《無愛繁殖》批判後六八一代的性解放觀念，只會導致愛與幸福的永久失落；《一個島嶼的可能性》描述了一種既無性也無痛苦的存在狀態，即使自由也無處着地等。可見韋勒貝克的視域早就超越了他的存在主義父輩，虛無不只是一個存有論上的哲學問題，更是着陸於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被過度使用的當代處境裏。換言之，小說描述的是自由所導致的當代性虛無，他嘲諷虛無，從而嘲諷當代。
論者嘗以「政治正確」立場批評韋勒貝克，也一度惹人懷疑，他一直跟法國文壇最高殊榮龔固爾獎擦身而過，正是由於他頤指氣使地高呼政治不正確論調。而當他在2010年終憑《地圖與疆域》（台譯《誰殺了韋勒貝克》）奪得龔固爾獎，我們卻忽然發現他的小說主題似略有所轉，改以更直白的筆調，鑽探資本主義邏輯下的藝術生態。議題看似更具爆炸力也更尖刻，實際上卻更迎合典型知識份子和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思路，惡性反不及前作了。而他在2015年出版的最新作品《屈服》（Soumission），赫然是一部姿態明朗的政治小說。
來自現實的極端政治
《屈服》以2022年法國總統大選為背景，傳統左右兩大政黨失勢，最後對決是極右政黨女候選人（影射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和新冒起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兄弟會」。最後「穆斯林兄弟會」領袖以高超政治協商手段奪得總統大位，法國隨即變成伊斯蘭國家。小說主人翁弗朗索是一個典型韋勒貝克式的厭世男人，面對法國突然政教合一，社會制度霍然伊斯蘭化，他在心理上折騰了好一會，終於決定擁抱這場改變，皈依伊斯蘭教，而等待着他的，則是大學裏的高薪教席、大量社會福利、以及可隨意娶4個老婆的權利。
政治預言式的設定（其實傳統左右兩大黨失勢早在2017年大選中已經發生，只不過冒起的是中間偏左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而非穆斯林），令《屈服》常被媒體歸類為《一九八四》式的「反烏托邦小說」。乍讀之下，《屈服》確有不少臨摹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的筆調，像極端的社會政治處境、主角最後心悅誠服地屈從於極權之下等情節。可是韋勒貝克最惹人又愛又恨的一筆，卻是他對小說中極端政治的設計，乃是來自非常具體的現實政治：法國社會的穆斯林的集體恐懼。這種「恐懼」本身早就被批評為極右政客操作出來的民粹情緒，而在《屈服》中卻被現實化為一個尷尬的政治局面：傳統政客為了阻止極右政黨上台，被迫支持穆斯林領袖，最終使法國變成一個幾乎包含一切反法國自由主義傳統元素的文化保守主義國家。韋勒貝克出手自然並非如輿論的片面批評所講，只是為了煽動恐穆情緒，而是他先架設一個法國人無法接受的政治困境——這次剛好是穆斯林當國，進而問：在這一政治處境裏，個人幸福如何可能？
政治小說裏的厭世情結
所以小說的架空政治背景不過是幌子，韋勒貝克對現實政治根本興趣不大，甚至可說是厭惡。《屈服》描述政局變化和政客理念，說得頭頭是道卻毫不曲折，也無懸念，或者可以說，政局僅是作為我們這位「韋勒貝克式厭世男」弗朗索先生經歷虛無的故事背景。弗朗索對政治關涉很淺，對自身的學院前途也毫無所感，偶然把一些女學生弄上牀，卻未嘗在縱慾生活中得到真正喜樂，生活直如行屍走肉，一點復蘇迹象都沒有。弗朗索的博士論文研究法國19世紀作家於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他亦只有透過閱讀於斯曼，才稍稍燃起丁點生活熱情。直至法國政治變天，弗朗索的猶太裔女友也遠走以色列不返，他閒晃晃的到巴黎市郊走了一圈，最後又回到大學，才發現他的大學上司原來早已皈依伊斯蘭教，而只要弗朗索肯首，他馬上就可以重新獲得教席，安安穩穩研究他的文學英雄於斯曼。
小說結局寫道：弗朗索自言他將接受一切，熱烈擁抱「第二生命」的來臨，「我將心無所悔。」整部小說熙熙攘攘，儼然為了鋪出這個結局。可是，正如本書中譯者嚴慧瑩所言，韋勒貝克故佈疑陣，用法語中的「條件式語句」（Le conditionnel）來暗示這一結局可能不曾發生。弗朗索孰幸福耶非幸福耶？以一種紮實但沒有選擇的穆斯林生活，取代自由但厭世的當下生活，他該如何抉擇呢？韋勒貝克給出了一個很反烏托邦的答案，同時埋下另一解答的可能性。
否定不了現實主義文學
之不過，即使背景設定怎樣挑釁，弗朗索怎樣表現出他的厭世，《屈服》好像還缺少了韋勒貝克幾部舊作中，那種來自深淵盡處的冷鋒。《屈服》無疑是一部詞鋒銳利的政治小說，但能否更趨近本質上的虛無感，卻疑點重重。同樣是寫虛無主義，主角的心靈陷落未免太過世俗，也太過容易妥協了；而將法國伊斯蘭化看似極端，卻也未至於無路可退。
法國文學批評家柏西耶（Jean Bessière）過去曾經認為，韋勒貝克的早期小說能同時突顯文學和現實的雙重尷尬，他透過重複文學上的陳腔濫調，用以臨摹現實社會的終極狀態，而最終卻是要呈現：現實社會的終極狀態，是文學所無法達到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承諾也因此遭到否定。這才是韋勒貝克的殺傷力。可是，這次《屈服》卻未有任何挑動既有文學體制的舉措，韋勒貝克只把一個盛行於當下西歐社會的「後真實」遊戲——穆斯林是恐怖根源——擴充成一部小說，卻滿以為，以「後真實」之名書寫小說，就能摧毁現實主義的文學承諾、模糊文學上的虛實邊界。誰不知「文學之快」終不及「現實之快」，「後真實」正是當下社會最最現實的內容，《屈服》的想像力無法把現實狀態推向不歸之路，而只是忠實地寫出「後真實」這塊現實社會的界面。而很不幸，這可是現實主義文學體制的金科玉律啊。
文//鄧正健
編輯// 梁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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