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17-09-21
每個行業都會有害群之馬，但相反，亦一樣會有仗義之輩。
有的士司機會為了拒載，而粗口喝罵乘客，甚至不惜手持鐵通，威迫乘客下車；但也有的士司機，為了要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而不惜甘冒生命危險，只因這本來就是他的天職。
光州事件裏的記者和的士司機
雖然，後者是最近從電影中看到，但這卻不是杜撰的故事橋段，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說的是電影《逆權司機》。
因為電影《逆權大狀》的叫好叫座，令到香港發行商索性有樣學樣，把之後在港上映的南韓抗爭片，統統冠以「逆權」之名，如《逆權師奶》，以及今次的《逆權司機》。
事件背景是南韓當年的獨裁者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人民本來期望民主改革，不料新的軍政強人全斗煥卻宣布全國戒嚴，並且把戒嚴令不斷擴大，禁止所有反對活動，大學更要停課。但這卻阻止不了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反對浪潮逐漸席捲全國。1980年5月，發生了「光州事件」，在抗爭最激烈的地區——光州——爆發軍民衝突，軍方後來用實彈鎮壓，最後更出動坦克，市民躺在路上阻擋坦克，但坦克卻不顧人群強行進城，進行掃蕩，造成大量死傷的慘劇。
當時南韓政府進行新聞封鎖，讓外界無法得悉血腥鎮壓的真相，只能看到一面倒的官方宣傳。電影改編的真人真事，就是講述一個平凡之漢城（今稱首爾）的士司機，因緣際會，接載了一名德國記者，突破封鎖進入光州城內，採訪鎮壓的詳情。後來這名司機克服內心的怯懦，沒有丟下記者，而是履行自己作為一個的士司機之職責，把乘客送走。最後，司機冒着生命危險，躲開軍方的重重搜捕，把記者和拍攝到的片段送到飛機場，逃離南韓，在國外把真相公之於世，提供了當時唯一的光州鎮壓現場電視片段。
光州事件讓人想起六四事件
看這部電影時特別有共鳴，是因為片中的一幕又一幕，無法不讓人回憶起「八九六四」的種種，例如赤手空拳抵擋裝甲車進城的學生、把槍支對準人民的軍隊、冒死保護記者只望他能逃出並把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民眾等等，不就是當年六四的翻版嗎？
讓人慨嘆的是，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9年，已經發生了光州事件，而兩件事又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但悲劇最終還是重演，難怪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汲取過任何教訓。
或許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1997年，南韓政府正式將光州事件的5月18日，定為國家紀念日，每年舉行政府層面的悼念活動，算是為事件平反，光州民眾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那麼，六四事件，我們又要等到哪一天呢？
我在1989年遇過之的士司機
其實在光州事件中，仗義的不單止是那名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之的士司機，還有更多當地之的士司機，他們幫忙把傷者送到醫院，甚至阻攔軍隊進城、衝破軍隊的封鎖線等，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一頁。
仗義之的士司機，不單南韓有，香港當然也有，我便親身遇上過。
那是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同一時間調動大批軍隊到天安門廣場，企圖清場，鎮壓學生。那段日子，我整天流連在大學學生會旁的電視機前看新聞，留意學潮的最新發展。看到這一幕，頓感悲憤莫名，與身邊幾個業已熱血沸騰的同學，即刻動身，走遍中大山上山下，拿着「大聲公」到每幢宿舍呼籲同學下來，一起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當時中方駐港單位，即如今中聯辦）門外抗議。
當時已是午夜1時多，同學大多已經進入夢鄉；仍未入睡的，則多是在「開夜車」，準備緊接而來的考試。但那一刻，沒有同學怪責我們深宵擾人；相反，卻有百多二百個同學走了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時尾班火車已過，巴士亦然。如何可以把百多二百人，三更半夜送到對面海？大家都苦無辦法。最後，我們唯有硬着頭皮，打電話上電台，呼籲的士司機大哥駕車到中大於大埔道的正門，即俗稱「四條柱」的那個地方，接載我們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抗議。
原本大家皆不存厚望，畢竟是三更半夜，而中大位置又那麼偏僻，只管碰碰運氣。但結果，不消十數分鐘，當大家去到「四條柱」時，發現真的出現了長長之的士車龍，蔚為奇觀。有同學不禁感動得眼泛淚光。
那名載我及另外幾名同學的司機大哥，當到達新華社門外後，堅決不肯收我們車錢。他只簡單說了一句：「我都是中國人。」
有的士司機會拒載 但也有緊守天職
這一幕令我畢生難忘。雖不至匆匆下結論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但起碼提醒我，每個行業，也有仗義之輩——哪怕是終日為口奔馳的勞動階層——因此做人不要「白鴿眼」。
不要以為只有議員和學者才關心時事。的士司機，以至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一樣會有心繫家國的。
（因觀點版改版關係，本欄將在10月起，改在逢星期三刊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有的士司機會為了拒載，而粗口喝罵乘客，甚至不惜手持鐵通，威迫乘客下車；但也有的士司機，為了要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而不惜甘冒生命危險，只因這本來就是他的天職。
光州事件裏的記者和的士司機
雖然，後者是最近從電影中看到，但這卻不是杜撰的故事橋段，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說的是電影《逆權司機》。
因為電影《逆權大狀》的叫好叫座，令到香港發行商索性有樣學樣，把之後在港上映的南韓抗爭片，統統冠以「逆權」之名，如《逆權師奶》，以及今次的《逆權司機》。
事件背景是南韓當年的獨裁者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人民本來期望民主改革，不料新的軍政強人全斗煥卻宣布全國戒嚴，並且把戒嚴令不斷擴大，禁止所有反對活動，大學更要停課。但這卻阻止不了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反對浪潮逐漸席捲全國。1980年5月，發生了「光州事件」，在抗爭最激烈的地區——光州——爆發軍民衝突，軍方後來用實彈鎮壓，最後更出動坦克，市民躺在路上阻擋坦克，但坦克卻不顧人群強行進城，進行掃蕩，造成大量死傷的慘劇。
當時南韓政府進行新聞封鎖，讓外界無法得悉血腥鎮壓的真相，只能看到一面倒的官方宣傳。電影改編的真人真事，就是講述一個平凡之漢城（今稱首爾）的士司機，因緣際會，接載了一名德國記者，突破封鎖進入光州城內，採訪鎮壓的詳情。後來這名司機克服內心的怯懦，沒有丟下記者，而是履行自己作為一個的士司機之職責，把乘客送走。最後，司機冒着生命危險，躲開軍方的重重搜捕，把記者和拍攝到的片段送到飛機場，逃離南韓，在國外把真相公之於世，提供了當時唯一的光州鎮壓現場電視片段。
光州事件讓人想起六四事件
看這部電影時特別有共鳴，是因為片中的一幕又一幕，無法不讓人回憶起「八九六四」的種種，例如赤手空拳抵擋裝甲車進城的學生、把槍支對準人民的軍隊、冒死保護記者只望他能逃出並把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民眾等等，不就是當年六四的翻版嗎？
讓人慨嘆的是，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9年，已經發生了光州事件，而兩件事又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但悲劇最終還是重演，難怪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汲取過任何教訓。
或許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1997年，南韓政府正式將光州事件的5月18日，定為國家紀念日，每年舉行政府層面的悼念活動，算是為事件平反，光州民眾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那麼，六四事件，我們又要等到哪一天呢？
我在1989年遇過之的士司機
其實在光州事件中，仗義的不單止是那名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之的士司機，還有更多當地之的士司機，他們幫忙把傷者送到醫院，甚至阻攔軍隊進城、衝破軍隊的封鎖線等，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一頁。
仗義之的士司機，不單南韓有，香港當然也有，我便親身遇上過。
那是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同一時間調動大批軍隊到天安門廣場，企圖清場，鎮壓學生。那段日子，我整天流連在大學學生會旁的電視機前看新聞，留意學潮的最新發展。看到這一幕，頓感悲憤莫名，與身邊幾個業已熱血沸騰的同學，即刻動身，走遍中大山上山下，拿着「大聲公」到每幢宿舍呼籲同學下來，一起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當時中方駐港單位，即如今中聯辦）門外抗議。
當時已是午夜1時多，同學大多已經進入夢鄉；仍未入睡的，則多是在「開夜車」，準備緊接而來的考試。但那一刻，沒有同學怪責我們深宵擾人；相反，卻有百多二百個同學走了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時尾班火車已過，巴士亦然。如何可以把百多二百人，三更半夜送到對面海？大家都苦無辦法。最後，我們唯有硬着頭皮，打電話上電台，呼籲的士司機大哥駕車到中大於大埔道的正門，即俗稱「四條柱」的那個地方，接載我們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抗議。
原本大家皆不存厚望，畢竟是三更半夜，而中大位置又那麼偏僻，只管碰碰運氣。但結果，不消十數分鐘，當大家去到「四條柱」時，發現真的出現了長長之的士車龍，蔚為奇觀。有同學不禁感動得眼泛淚光。
那名載我及另外幾名同學的司機大哥，當到達新華社門外後，堅決不肯收我們車錢。他只簡單說了一句：「我都是中國人。」
有的士司機會拒載 但也有緊守天職
這一幕令我畢生難忘。雖不至匆匆下結論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但起碼提醒我，每個行業，也有仗義之輩——哪怕是終日為口奔馳的勞動階層——因此做人不要「白鴿眼」。
不要以為只有議員和學者才關心時事。的士司機，以至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一樣會有心繫家國的。
（因觀點版改版關係，本欄將在10月起，改在逢星期三刊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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