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17-09-02
教育局早前公布《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於初中以51小時教授《基本法》。筆者認為要討論基本法教育應教什麼內容及如何教等問題前，我們要先思考教授基本法的目的。由於基本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一個環節，故我們可以從法治教育的角度來探討基本法教育的目的。
法治教育 常被忽略
首先要指出，法治教育的重點並不是法律條文的學習，而是探討其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由於有關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都是有爭議的，故可以從多角度來探討。簡而言之，法治教育是指一種旨在培育尊重和保護法治文化的教育，希望透過教育令公民深入理解和認同法治，再透過自身的轉化，成為維繫法治的動力。
具體而言，就不僅是培養了解、尊重及遵守法治原則的公民，更重要的是當法治受到侵犯時，公民能勇於採取行動去捍衛法治。由於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因此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都是教育極重要的環節，但卻是常被學校忽略的環節。由於長期以來的忽略，港人對法治的認識一般來說都是一知半解。
但什麼是法治？根據一個在香港常用的理解，法治可分為4個階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根據一些本地法治文化的研究，香港的法治文化已達至第三階段，但當然仍有優化的空間。故此筆者認為按本地情况，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應以第三和第四階段為主要目的，意指培養一種對法治有着「限權」和「達義」的知識、 信念和期望的文化。而這目的，可被視為檢視相關教材的參考準則，以檢視教材有否以培育「限權」和「達義」的法治文化為目的，及以此原則來選擇教學內容和設計教學活動。
「以法限權」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當權者「有法必依」，以防止法律退化為當權者的管治工具。但由於其限權的對象是公權力的擁有者和執行者，單依靠當權者內部的限權機制和官員本身的德行操守，難以達到標準，故必須在當權者以外建立一系列由法律所規定的外在限權機制，如司法機構等，以確保公民的權利不會被公權力不合理或不合乎比例地限制。從這個階段來理解基本法教育，老師可與同學探究如方景樂（註）所提出的問題，例如基本法如何確立有秩序的社會？如何確立法治？基本法如何限制政府權力？又如何保障公民權利？基本法如何落實民主選舉？在基本法裏三權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是怎麼樣？這正是方所云的「從憲政角度分析基本法」。筆者認為培育「以法限權」的法治文化，對於捍衛「兩制」尤為重要，因為就這層次，內地不論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都與香港存在頗大落差，港人要竭力捍衛得來不易的成果。
不應停留「以法限權」層次
但筆者認為，香港的法治文化不應停留在「以法限權」的層次，應更進一步培育「以法達義」的法治文化。從這角度來看，基本法教育的目的應包括協助香港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公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本文只能簡單討論。
具體而言，老師應與同學討論下述概念／價值，包括公民公義：如個人權利的保障；政治公義：如平等的公民參與；社會公義：如貧富懸殊；程序公義：如公平審訊等。當然，老師要協助同學從多角度來思考，但為了避免踏進道德價值相對主義的陷阱，筆者提議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參考準則，來檢視現况與準則的差距。例如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公民、政治公義，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經濟、社會公義等。在教授基本法時，老師要與同學探討基本法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如何能協助港人按上述人權公約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在探討的過程中，我們要留意人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y）與分歧性（particularity）的張力，以免忽略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特殊處境。
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
按上述的討論，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就與人權教育連起了，我們可稱之為「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此外，由於法治教育和人權教育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元素，故我們也應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基本法教育。筆者認為這角度尤為重要，因為它能協助老師分辨所推行的基本法教育，究竟是教育還是灌輸。但因篇幅所限，希望有機會再深入討論。
最後，筆者想指出，因為同學們都是香港社群的成員，他們有權利和責任反思、討論、建構他們心中理想的香港：由現在至2047年及超越2047年，究竟他們的願景是「一國一制」、「港獨」，還是優化版的「一國兩制」？當老師與同學討論上述議題時，老師就是在協助他們建構他們心中的願景，也是在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
註：方景樂〈如何教學生《基本法》？〉，2017年7月13日《明報》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從法治、人權來探討基本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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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
[梁恩榮]
法治教育 常被忽略
首先要指出，法治教育的重點並不是法律條文的學習，而是探討其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由於有關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都是有爭議的，故可以從多角度來探討。簡而言之，法治教育是指一種旨在培育尊重和保護法治文化的教育，希望透過教育令公民深入理解和認同法治，再透過自身的轉化，成為維繫法治的動力。
具體而言，就不僅是培養了解、尊重及遵守法治原則的公民，更重要的是當法治受到侵犯時，公民能勇於採取行動去捍衛法治。由於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因此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都是教育極重要的環節，但卻是常被學校忽略的環節。由於長期以來的忽略，港人對法治的認識一般來說都是一知半解。
但什麼是法治？根據一個在香港常用的理解，法治可分為4個階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根據一些本地法治文化的研究，香港的法治文化已達至第三階段，但當然仍有優化的空間。故此筆者認為按本地情况，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應以第三和第四階段為主要目的，意指培養一種對法治有着「限權」和「達義」的知識、 信念和期望的文化。而這目的，可被視為檢視相關教材的參考準則，以檢視教材有否以培育「限權」和「達義」的法治文化為目的，及以此原則來選擇教學內容和設計教學活動。
「以法限權」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當權者「有法必依」，以防止法律退化為當權者的管治工具。但由於其限權的對象是公權力的擁有者和執行者，單依靠當權者內部的限權機制和官員本身的德行操守，難以達到標準，故必須在當權者以外建立一系列由法律所規定的外在限權機制，如司法機構等，以確保公民的權利不會被公權力不合理或不合乎比例地限制。從這個階段來理解基本法教育，老師可與同學探究如方景樂（註）所提出的問題，例如基本法如何確立有秩序的社會？如何確立法治？基本法如何限制政府權力？又如何保障公民權利？基本法如何落實民主選舉？在基本法裏三權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是怎麼樣？這正是方所云的「從憲政角度分析基本法」。筆者認為培育「以法限權」的法治文化，對於捍衛「兩制」尤為重要，因為就這層次，內地不論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都與香港存在頗大落差，港人要竭力捍衛得來不易的成果。
不應停留「以法限權」層次
但筆者認為，香港的法治文化不應停留在「以法限權」的層次，應更進一步培育「以法達義」的法治文化。從這角度來看，基本法教育的目的應包括協助香港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公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本文只能簡單討論。
具體而言，老師應與同學討論下述概念／價值，包括公民公義：如個人權利的保障；政治公義：如平等的公民參與；社會公義：如貧富懸殊；程序公義：如公平審訊等。當然，老師要協助同學從多角度來思考，但為了避免踏進道德價值相對主義的陷阱，筆者提議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參考準則，來檢視現况與準則的差距。例如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公民、政治公義，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經濟、社會公義等。在教授基本法時，老師要與同學探討基本法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如何能協助港人按上述人權公約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在探討的過程中，我們要留意人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y）與分歧性（particularity）的張力，以免忽略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特殊處境。
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
按上述的討論，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就與人權教育連起了，我們可稱之為「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此外，由於法治教育和人權教育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元素，故我們也應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基本法教育。筆者認為這角度尤為重要，因為它能協助老師分辨所推行的基本法教育，究竟是教育還是灌輸。但因篇幅所限，希望有機會再深入討論。
最後，筆者想指出，因為同學們都是香港社群的成員，他們有權利和責任反思、討論、建構他們心中理想的香港：由現在至2047年及超越2047年，究竟他們的願景是「一國一制」、「港獨」，還是優化版的「一國兩制」？當老師與同學討論上述議題時，老師就是在協助他們建構他們心中的願景，也是在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
註：方景樂〈如何教學生《基本法》？〉，2017年7月13日《明報》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從法治、人權來探討基本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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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
[梁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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