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7-06-18
四月下旬，因着香港文學館和油街實現的協作和安排，一個用概念為素材的雕塑人和一個以文字為土壤的耕作人，在「油街實現」的一所房間內，對坐談論創作，關於藝術的禮物經濟，以及背後引伸的倫理思考。（註一）造雕塑的是程展緯，耕作文字的是李維怡。他們的創作，不論形式，都是一遍又一遍虛與實的對話，只是姿態各異。
快樂王子的眼裏裝滿了淚水，淚珠沿着他黃金的臉頰流下來。他的臉在月光裏顯得這麼美，叫小燕子的心裏也充滿了憐憫。
「你是誰？」他問道。
「我是快樂王子。」
「那麼你為什麼哭呢？」燕子又問，「你看，你把我一身都打濕了。」
「從前我活着，有一顆人心的時候，」王子慢慢地說道，「我並不知道眼淚是什麼……我的臣子都稱我做快樂王子，不錯，如果歡娛可以算作快樂，我就的確是快樂的了。我這樣地活着，我也這樣死去。我死了，他們就把我放在這兒，而且立得這麼高，讓我看得見我這個城巿的一切醜惡和窮苦，我的心雖然是鉛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
——《快樂王子》王爾德著（巴金譯）
程展緯正在以「擬人法的寓言練習」為題，創作一系列的作品，部分作品在油街實現展出。系列的靈感來自十九世紀作家王爾德的寓言式童話《快樂王子》。他以具象的物件作概念藝術，探索抽像、虛構的寓言，與當下對讀的廣闊空間。
李維怡寫小說着重寫實，然而虛構於她而言，一點也不假，倒是與真實緊密相扣。《行路難》與《短衣夜行記》都是以詩和小說相間、虛實相間的結集。
程展緯說：「故事觸動我的地方是，燕子替王子把身體上的寶石分給窮人，第一個是裁縫，第二個是劇作家。很多故事裏窮人只是窮人，但他寫的不只是窮人，而是有能力的人，但又窮。那是社會制度的不公，隱藏其中。不只是要可憐他們窮。我成身都是寶石和金，可以如何帶動禮物經濟？我滿身都是財富，但那財富是社會不均底下的囤積。」
李維怡說：「跟伊索寓言不同，王爾德快樂王子的象徵意義有很多層次，包括對資源分配的看法。他支持社會主義，但不是獨裁社會主義，他認為個人主義才是社會主義的目標。他也反對私有財產，因為財產會把人格困鎖，而且造成財產分配不公。他對做善事很反感，認為人們不應該只停留於希望有好的奴隸主，而應該尋求制度的改變。」（註二）
程展緯把快樂王子放回當下再詮釋，聯想到2011年匯豐銀行樓下的佔領帶給他的思考。他從那時開始思考資本主義之外的其他可能，其中禮物經濟叫他特別着迷。藝術指向的禮物經濟，如果不是奴隸主式的慈善，可以是什麼呢？程展緯舉〈解款車〉為例：「好多人關心那些紙皮賣幾多錢，覺得那執紙皮的伯伯好慘。但我與他關係的建立，是欣賞他真的把紙皮砌得很整齊，好靚。這令到伯伯與我的關係，相比起其他執紙皮的伯伯，變得不同。」
伯伯姓關，約年半前程展緯向他買下第一架紙皮車。那時候關伯開價七百多元。「其實架鐵車仔已經百多元，我付出高幾倍的價錢買下。」程展緯用「奇怪」二字形容，關伯把紙皮砌整齊這個行為本身。拾紙皮是為了賣得錢，但把紙皮砌至齊邊成直角，不會賣多些錢，而且轉個頭就燒掉。程展緯想起「解款車」的意象：一架線條鋼直的紙皮車，到底運送着多少金錢？這當中是怎樣的經濟邏輯？
「解款車」在藝術展場得到注意，程展緯再買多一架。關伯依舊不解。後來，有收藏家出高價，買下一架「解款車」。分帳時，畫廊一份，程展緯一份，關伯一份。平常賣一車紙皮，可能有五十多元。關伯接下同樣是賣紙皮，但金額奇異的一筆錢，知道與藝術相關，但彷彿依舊不解。「但是近來覺得伯伯多了一種，『我砌得好被欣賞』 ，而得到的喜悅。」程展緯說起，嘴角上揚，仍然覺得整件事十分奇怪。
「這本身就很像一個寓言故事呀！」李維怡笑說。的確很像典型的寓言故事，老人家巧遇靈獸，一次、兩次、三次，從靈獸身上換得運氣，得到財富，然後……？
藝術與經濟循環
程展緯開玩笑：「大家可能覺得藝術巿場很醜陋，但其實你想想，那個收藏家可以直接去大埔，跟那伯伯買，那架車是一樣的！」然後，程拿出認真的態度，解釋：「這其實很重要，我相信的禮物經濟之所以能夠流動、承傳，背後是大家都相信資源是無限的。相對之下，資本主義經濟強調資源是有限的。我於是想，有什麼是無限的呢？Conceptual art是無限的。」
李：「我不完全同意。資本主義將價值定立在資源的有限之上，但其強調利潤不斷擴張的做法，卻事實上無視世界資源的有限。禮物經濟是確認資源是有限的，只是你給我，我給他，他又給你，形成循環。」
程：「因為循環，所以無限。」
李：「嗯，所以有限／無限在於談的角度。我想起卡爾維諾的〈害群之馬〉。講一個城巿，所有人都是賊，每到晚上各自到鄰居的家裏偷東西，因為每個人都出門做賊，每間房子都沒有人看守，形成流暢的經濟循環。但是來了一個讀書人，晚上留在家裏讀書，『不事生產』，就截斷了循環。」
程：「我記得這個故事。於是有了警察，要捉賊，搞到事情很大。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李：「好像在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似的。」
做小偷的倫理
有一個村落，全村都是小偷。
每天晚上家家戶戶出動，帶着撬鎖工具和遮光燈去鄰居家偷竊。清晨滿載而歸的同時，發現自己家也被洗劫一空。
就這樣大家各自心裏有數，沒人吃虧。因為你偷我，我偷他，以此類推下去，最後一家就偷第一家。村落裏的每一筆交易都是欺騙，對買賣雙方而言都是一樣。所謂政府不過是一個專門訛詐老百姓的犯罪組織，而老百姓呢，滿腦子只會盤算如何欺瞞政府。一切運作無礙，村內無富人也無窮人。
——〈害群之馬〉卡爾維諾（倪安宇譯）
說起小偷，李維怡想起最近和油街街坊相處的一個小故事。那街坊參加活動，聽罷李維怡朗誦小說的一段，感到十分疑惑，問：「小說是這樣的嗎？」「你覺得小說是怎樣的？」「小說不是『作』出來的嗎？」「有誰寫作，可以完全不靠其他人做寫作的原材料呢？」「又有道理，這樣，你們不是在偷東西嗎？」李維怡當時立馬答：「是呀！」「你們是唯一偷東西不會被抓的賊！」那街坊作結，一語道破。
李：「回想卡爾維諾說的小偷城巿，到底『偷』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大家都不明文地取用其他人的東西，就沒有所謂偷。對大自然而言，也沒有所有『偷』的概念呀。」
程：「因為無『我們』的概念，所以有『偷』的概念。一個家庭成員，吃掉一條麵包，拿去一條褲，沒有所謂的偷，因為都是我們的。現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建立一個『我們』。」
如是，藝術工作者如何才可以打開門戶，繼續這個「小偷」的禮物經濟循環，建立「我們」呢？
對談期間，程展緯和李維怡都先後提到，如何定位自己做創作的角色。李維怡深信，自己的寫作絕不是無中生有。她關心是否可以讓素材的提供者也擁有作品，故常自稱自己只是在大自然的限制與給予下創作的耕作者。她除了書寫，更為強調的是基層平權運動的參與，以及在影行者的參與。她是先參與了與素材提供者有關的社會運動，發展了許多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繼而再把他們的生活合成、書寫，繼續進行想像力練習，既想像描述這世界的不同可能性，也想像生發另一種世界的可能。
程展緯也提到，自己只是indicator，或者catalyst，把已存在的東西顯現：「如果有所謂的無中生有，那不過是未與其他東西相連，我認為那是不夠好的創作。」正如《快樂王子》裏的燕子，是運送意義的中介。燕子啄去王子眼睛的寶石，之後成為他的眼睛，代替他去察看城巿的苦難。燕子來到程展緯的手中，變成黑白難辨的烏鴉，「如果不啄走王子的眼睛，是否可以一起商量，一起做決定呢？」
註二：李維怡此處參考了王爾德的文章〈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
文﹕陳倩玉
圖﹕油街實現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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