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誰偷走了我們的閒暇

 【明報專訊】2015-10-23

香港是否應該就標準工時立法涉及勞資雙方無法協調的利益分歧（conflicting interests），自然具爭議性甚至分化性（divisive）。在今日相對富裕的香港，大多數人還是要過營營役役、為口奔馳的生活。根據政府的數字，香港的貧窮人口接近100萬，但需要加班和長時間留在辦公室工作的，不止是前線和低層的普通勞動力（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workforce），還包括管理層和老闆。日以繼夜、不分晝夜地工作，似乎已經成為上班族的宿命。

這與經濟學家的預測不符。現代資本主義由工業革命開始發展到今日，已經有超過250年歷史。如果經濟學家的預測準確，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不管你叫它做晚期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的主要特徵，是「工作、休息再休息」，而不是「工作、休息再工作」。閒暇而非忙碌，本應是現代人生活的主旋律。

1930年，現代經濟學之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誇下海口，聲稱人類只要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水平會在100年之後翻8番。在距2030年只有15年的今日，世人發現凱恩斯的預言非常準確，甚至可以說是準確到不可思議（uncannily correct）。

凱恩斯錯得厲害

凱恩斯深信，當社會達至一定程度的富裕，人民再不用為三餐一宿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得到溫飽」，而是「怎樣處置自己」（what to do with themselves）。科學進步、投資回報、儲蓄和工資增長使得愈來愈多人享有愈來愈多閒暇。他預測，到2030年，人類每周的工作時間會大幅下跌到15小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癡人說夢話。說有朝一日，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會增加到15小時，反而接近現實得多。

凱恩斯為什麼會錯得那麼厲害？如何解釋現代人「生活水平愈高，工作時間愈長」的困境？誰偷走了我們的閒暇？

凱恩斯忽略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的關鍵事實：資本主義社會締造的繁榮，是以持續不斷的生產迎合永無止境的需求（meeting insatiable demand with incessant production）。對它來說，由廣告和潮流帶動的虛假需求（false needs）跟滿足實際需要的需求同樣重要。我們停不了工作掙錢，因為市場上總有我們想要的新產品推出。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 「我什麼都抵擋得住，除了誘惑」（I can resist anything but temptation），是現代人消費的金科玉律。

現代人的閒暇被工作蠶食了大半，又被消費主義偷走了一些，剩下來的所餘無幾卻往往由他們自己丟掉。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力等同他的價值，有用的社會成員必須找到一份有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酬勞愈高，他的自我形象和社會地位也愈高。工作使很多人的生活有了意義，對他們來說，最難過的是不用上班的日子，最可怕的是退休後的生活。

哲學家羅素也說，人必須工作，否則會被沉悶吞噬。其實不用工作與沒事可做是兩回事，閒着也不等於無所事事；從勞役中釋放出來的自由（freedom）與閒極無聊的沉悶（boredom）不應混為一談。歸根究柢，這是一個關於如何善用閒暇的問題，而善用閒暇即是善待自己。

擁有最多閒暇的人不一定懂得善用閒暇。富極無聊的人享受閒暇的唯一方式，就是做窮奢極侈的無聊之事。這樣除了為他們贏得「懶富」（the idle rich）的惡名，還會敗壞閒暇的聲譽。

美國學者凡伯倫（Thorstein Veblen）1899年發表《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指在一個大多數人都要辛勞工作的社會，有閒——即不需要勞動——自然成為彰顯社會地位的標誌。難怪有閒階級總是千方百計讓人知道他們有閒。凡伯倫對這種「conspicuous leisure」嗤之以鼻，認為它跟「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樣討厭，更暴露了有閒階級的虛榮、沒有靈魂和揮霍無度。

標準工時立法遙遙無期，香港人應該認真想想如何善用手上僅有的閒暇。

林沛理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