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廣傳一位街頭擺賣貨品自食其力的老人，被食環署的酷吏抓上法庭罰款。筆者看後非常憤怒，因為這不單止是食環署的滅絕式掃蕩擺賣的手法，而是老人家在司法制度的遭遇。
這些事情，外國時有發生：即基層市民屢受執法者拘捕上庭，自食其力落得被罰，求情不為所動，可見法律教育可是欠了人文關懷。當老伯給一班擁有公權力之酷吏欺壓的時候，法官只會以最機械式之判案手法，按伯伯過往之紀錄，加重罰款。有人會說，「老伯不服可上訴！法律制度很公道！」或曰「老伯為何不找議員上庭求情，或借傳媒搞大件事」。現實是，法官量刑有一定酌情權，也可以用人文關懷的思路，再包裝成法律術語去思考判刑。但相信我城法官基於「費事煩」的心態，一於重罰。至於上訴？法院一定批准的嗎？為6000元而上訴，老伯有能力抵受訴訟的壓力嗎？老伯一定取得法援嗎？他取得法援後，又會不會被批評為浪費公帑？
另外，我們推崇的法律文化，層次仍停留於「守法」，只是一味叫人守法，而不去反省，基於社會情勢的轉變，現在賦予執法人員的法律，是否切合當下社會的需要呢？我們的法律文化，是否不鼓勵一般人思考，某一條法律背後所宣揚的是一套怎麼樣的人文價值呢？港鐵如是，食環如是。現在這些擁有公權力的職員或酷吏，只要涉嫌犯事的是兇惡的水貨客或富人高官，就會用最大的酌情權輕輕放過，但學生、老人以及一般市民就要「一視同仁」呢？
尋求公義是基本人權
更重要的是，我城基層市民之尋求公義（access to justice）的制度崩壞。一個基層老人被控上庭，為何他不主動找法律代表上庭呢？而且，為何司法制度上沒有一種警示制度，會有人主動問老人家，是否需要法律協助呢？你大可以說，這位阿伯表面善良，但其實不知道是否說謊，社會為何要幫助他呢？但無論他之故事是否真實，但是，尋求公義是基本人權，大原則是，老伯應可在法律協助制度上，主動及迅速地找到懂法律的人士幫忙，又或者在制度上，已有人知悉他需要法律幫助，主動聯絡及協助他。我城的律師，跟京官爭論三權分立就熱情十足迅即駁斥，洋洋灑灑數千字，見到基層如此受苦為何不見有同等熱誠幫忙呢？
另外，從尋求公義之角度去看，我們亦不應要求法官做好人，靠人文關懷處理類似阿伯之案件。到過裁判署的市民都知道，該署好似一個街市，法官就像睇街症之公立醫院醫生，只有很少時間處理及判案，案件積壓又多，裁判官連望聞問切也沒有時間，又怎樣人文關懷呢？即使某位法官思想開明，日日處理幾十單同類案件，什麼關懷也麻木了，對不？我們也從不去問，為何我城基層法院搞到像第三世界法院呢？
老人被罰6000元，要網民自發籌款代交，相當諷刺。我城的法律界賢達，有沒有因為屢屢有基層市民尋求公義不果，而穿上黑衣示威大叫「法治已死」呢？至於建制中人，汲汲於「超然」論及「去殖化」，大搞意識形態論爭，又做了多少實事，搞好自殖民管治以來，一塌糊塗的基層市民尋求公義的制度呢？
這些事情，外國時有發生：即基層市民屢受執法者拘捕上庭，自食其力落得被罰，求情不為所動，可見法律教育可是欠了人文關懷。當老伯給一班擁有公權力之酷吏欺壓的時候，法官只會以最機械式之判案手法，按伯伯過往之紀錄，加重罰款。有人會說，「老伯不服可上訴！法律制度很公道！」或曰「老伯為何不找議員上庭求情，或借傳媒搞大件事」。現實是，法官量刑有一定酌情權，也可以用人文關懷的思路，再包裝成法律術語去思考判刑。但相信我城法官基於「費事煩」的心態，一於重罰。至於上訴？法院一定批准的嗎？為6000元而上訴，老伯有能力抵受訴訟的壓力嗎？老伯一定取得法援嗎？他取得法援後，又會不會被批評為浪費公帑？
另外，我們推崇的法律文化，層次仍停留於「守法」，只是一味叫人守法，而不去反省，基於社會情勢的轉變，現在賦予執法人員的法律，是否切合當下社會的需要呢？我們的法律文化，是否不鼓勵一般人思考，某一條法律背後所宣揚的是一套怎麼樣的人文價值呢？港鐵如是，食環如是。現在這些擁有公權力的職員或酷吏，只要涉嫌犯事的是兇惡的水貨客或富人高官，就會用最大的酌情權輕輕放過，但學生、老人以及一般市民就要「一視同仁」呢？
尋求公義是基本人權
更重要的是，我城基層市民之尋求公義（access to justice）的制度崩壞。一個基層老人被控上庭，為何他不主動找法律代表上庭呢？而且，為何司法制度上沒有一種警示制度，會有人主動問老人家，是否需要法律協助呢？你大可以說，這位阿伯表面善良，但其實不知道是否說謊，社會為何要幫助他呢？但無論他之故事是否真實，但是，尋求公義是基本人權，大原則是，老伯應可在法律協助制度上，主動及迅速地找到懂法律的人士幫忙，又或者在制度上，已有人知悉他需要法律幫助，主動聯絡及協助他。我城的律師，跟京官爭論三權分立就熱情十足迅即駁斥，洋洋灑灑數千字，見到基層如此受苦為何不見有同等熱誠幫忙呢？
另外，從尋求公義之角度去看，我們亦不應要求法官做好人，靠人文關懷處理類似阿伯之案件。到過裁判署的市民都知道，該署好似一個街市，法官就像睇街症之公立醫院醫生，只有很少時間處理及判案，案件積壓又多，裁判官連望聞問切也沒有時間，又怎樣人文關懷呢？即使某位法官思想開明，日日處理幾十單同類案件，什麼關懷也麻木了，對不？我們也從不去問，為何我城基層法院搞到像第三世界法院呢？
老人被罰6000元，要網民自發籌款代交，相當諷刺。我城的法律界賢達，有沒有因為屢屢有基層市民尋求公義不果，而穿上黑衣示威大叫「法治已死」呢？至於建制中人，汲汲於「超然」論及「去殖化」，大搞意識形態論爭，又做了多少實事，搞好自殖民管治以來，一塌糊塗的基層市民尋求公義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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