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才是老闆，媒體遭倒逼表態

【明報文章】上月多份美國報章刊登社評，表態支持哪名總統候選人。但有兩份自由派報章一反傳統，發聲明指今年不再表態，令訂戶甚為不滿，掀起退訂潮。如此一來，讀者算不算倒逼媒體表達政治立場？

《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上月不約而同發出聲明，表示今年打破傳統，不會發社評支持任何一名總統候選人。前者強調要透過中立報道讓讀者自行決定支持人選；後者的老闆女兒放風，指他們反對民主黨支持以色列。

上述兩種理由，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兩報一反多年的傳統做法，令人生疑。再者，兩家媒體是次決定並非來自編輯部，而是來自幕後金主，引起編採人員不滿。《華盛頓郵報》幾名著名記者高調辭去編輯委員會職務，發公開信炮轟該報做法。老闆貝索斯隨即親自撰文，重申不撐候選人的決定純粹為了維護新聞公信力云云。

身為民主黨支持者的廣大讀者怒不可遏，超過3萬人在聲明下方留言，批評《華盛頓郵報》無非懼怕一旦為賀錦麗背書，而特朗普萬一上台，便可能向手握亞馬遜的貝索斯報復。商業利益當前，言論自由靠邊站。

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報道，《華郵》這一聲明下來，觸發逾25萬名讀者退訂，相當於該報約一成數碼訂戶。該報入不敷出，過去一年已連番裁員，如今再爆公關災難，前景堪虞。很多留言者聲稱，要轉會訂閱其他敢於表態的媒體。

媒體轉型訂閱制

直接向讀者負責

積極拓展美國市場的英國《衛報》乘勝追擊，該報美國版編輯Betsy Reed向讀者發電郵，點名提到《華郵》和《洛時》拒絕揀總統事件：「這兩份報章有什麼共通點？它們都由有機會遭特朗普執政後報復的億萬富翁所持有。」她隨即大賣廣告，強調《衛報》由信託基金持有，僅靠讀者捐款支持，因此真正獨立、編輯自主。據美媒報道，《衛報》短短幾天狂吸逾百萬美元讀者捐獻，並連續兩天打破單日籌款紀錄。

雖然今次兩報拒絕表態的原因昭然若揭，但觀乎讀者反應之大，其實亦顯示出他們向媒體課金，除了看不偏不倚的報道，還要看報社的鮮明政治立場。媒體由賣廣告位掙錢，轉型至訂閱制，好處是不用看廣告商臉色，直接向讀者負責。但既然讀者是老闆，老闆的旨意，又豈能不從？

作者是新聞工作者、文化評論人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陳帆川]

支援學童解困

【明報文章】早前有專上學院發布學童自殺調查，其生命教育中心主任因建議學校要培養學童的責任感，稱學童要「多想社會責任、家長期望」，引起爭論，相關學者於兩日後道歉。關於學童自殺，每個個案都牽涉不同的複雜因素，不能一概而論。要減少悲劇，如果個人面對問題，建議盡早尋找專業協助。至於在社會層面，社會各界需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

經典社會學的自殺論

每談及自殺，常有人引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19世紀的經典研究《自殺論》（Suicide）。涂爾幹在他的研究中，談及自殺並非個人問題，而是跟個人與社會的連繫有關。他歸結自殺的4種原因：利己、利他、失範和宿命型自殺。在此不詳述。

失範型自殺指的是社會規範，社會學家指出在社會轉型時期，舊有價值觀瓦解，人們感到無所適從，因此選擇結束生命；而宿命型自殺，涂爾幹以奴隸制作例子，是社會規訓太強，人們感到無法擺脫悲慘命運，選擇放棄生命。涂爾幹在研究的結尾提出建議，指透過建立新的社會團體、加強聯繫和互相支持，有助人們尋找方向和意義。

200年過去，如今我們常說在沒有絕對價值的多元社會，人們享有選擇的自由，但副作用是不知道往何處去。「失範」和「宿命」——過多的選擇與沒有選擇，同時在現代人的生命當中。在人們關係日益疏離，甚至人與自己疏離的現代社會，我們怎樣互相支持而又不會逼得太緊？是重要課題。

社會如何提供「選擇」和「互相支持」？去年12月區區曾於本版討論，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大人友善」的社會，讓大人可以更有餘力去覺察及關顧學童需要，而非發生悲劇才「後知後覺」。針對學童，坊間常討論加強生命教育、加強輔導，鼓勵學校增加體育和其他活動等。其實我們的學童不夠忙碌嗎？要處理問題，應該是「減數」，而非「加數」。

現今的青少年很忙碌，學業已經繁忙，社會又鼓勵青少年要嘗試各種活動、體驗人生；社交媒體上人們爭妍鬥艷，「美好生活」充滿各種比較。結果青少年容易迷失在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迷失於前路茫茫，迷失於不知如何選擇。但面對高度競爭、經濟結構單一的香港社會，又似乎沒有「讀好書、考好試、搵好工」以外的選擇。

結果是，小學忙於課外活動、考好中學；初中面對高中選科，高中面對文憑試，大學4年又忙於讀書兼職「上莊」拍拖和各種體驗人生。到頭來，我們有沒有停下來的時間？有多少與人深入交流、建立友誼的機會？有沒有了解自我、休整和探索的空間？

大人學童有餘暇 方能互相支持關愛

有餘暇才能夠有思考的空間；有輕鬆的心情，才有深入交友的可能。多年前民間建議學校應該精簡課程；近幾年隨着小學課程改革，課程內容卻愈來愈多。有公民團體建議每年選一至兩日舉辦休整日，卻因課程緊迫而沒有被普遍接納。學校和不少機構固然着墨於生命教育，但如果落實時只變成一個又一個課堂、一張又一張工作紙，「睇吓雞仔孵化」、「鑽石是經得起壓力的石頭」，可能只會適得其反。

必須着力精簡，減少競爭、減少課程、減少攀比；多休息、整理、反思，才有空間探索；大人和學童都有餘暇和空間，方能夠互相支持關愛。否則，即使學童有壓力，但同儕沒有時間傾訴，大人更沒有心力聆聽，問題不會得到解決。至於如何在政策層面落實，就需要教育部門以政治智慧解決。

作者是教育及時政評論人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田方澤]

應對學童自殺：成年人要放低傲慢，先要改變自己

【明報文章】能仁專上學院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謝向榮早前表示，自殺的學生只要多想一點社會責任與父母期望、死後對家人的影響，就不會走上這途。其言論引起爭議，有關注學童自殺的學生團體發聲明，譴責謝將學童自殺簡單歸因為價值觀錯誤，有污名化之嫌。而謝最終亦向受影響群眾致歉。

表面上，一場小風波隨着謝的道歉得以平息下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學童自殺問題愈趨嚴重，政府當局雖投入了不少資源，包括設立三層應急機制、加快醫療介入等，惟情况並未見明顯改善。這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大人們着急與深切反思。

其實，只要對民情稍為敏感，都會知道謝的言論在社會有一定「市場」。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以「長輩」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及自我傷害行為：他們或批評當事人軟弱與自私，或指摘其抗逆及壓力管理能力不足——總而言之，這一切都是個人問題，家庭及社會環境因素都不是關鍵所在。

沒有探索問題根源 治標不治本

放眼政府在學校推行的精神健康教育，同樣將重點放在情緒與壓力管理，以及建立年輕人的抗逆力。在筆者工作的院校，學生的情緒與精神問題同樣嚴重，而校方會在校園每一個角落張貼海報，鼓勵學生「正面思考」。這也有機會發放出信息，認為精神健康欠佳是與思想過於負面有關。

以上種種想法與做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責任放在個人身上。套用一個更專業字眼，就是所謂blame the victim（指摘受害人）。當我們的社會真的生了病，年輕人在苦海中奮力掙扎，卻不去探索問題根源，只要求他們正面點、成熟點，盲目強調正能量。這樣子，就算將幾多年輕人送進精神醫療系統，都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社會工作中有所謂systems theory（系統理論），強調人在情境之中——每一個人的精神狀况，包括思想、情緒、行為，都與身處環境互動，會受到影響。筆者回顧多年工作，無論是之前在社區從事精神健康實務，到現在於大學教書，深切體會到青少年不快樂，主要與家長期望及社會主流價值觀有關：由細到大，他們受到父母、學校、社會賢達以至政府宣傳等「薰陶」，耳濡目染下，認定做人要成功；為免被時代淘汰，要一生不斷增值。而何謂「成功」與「有價值」，往往是取決於一些外在指標，例如學業成績，或其他範疇如體藝、音樂方面等成就，甚至容貌身材等。

重拾謙卑的心 思考從源頭鬆綁

這一代的家長，很多都會悉心栽培小孩子，要他們學習不同技能，為的是擔心他們「輸在起跑線」。然而在這樣一個強調輸贏的社會，他們從小開始便慣常要與人比較，受到主流價值影響，甚至內化了這些價值，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更有甚者，是這標準會不斷提升，當達到一個指標，他們便會被要求追逐更高的。結果無論如何努力，也總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自我價值感無法提升。

美國精神科醫師Karl Menninger提出有關自殺的經典理論，當中指出自殺者其中一個常見動機是感到罪疚，要透過自毁去懲罰自己。套用在香港現况，不少年輕人因為無法滿足家長與社會期望，感到自責與內疚，甚至做出自我傷害行為，這從一些自殺者的遺書中可略知一二，值得做大人的深思。至少，我們需要多用一點時間與耐性，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們提升自己。

最後，筆者想引用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前總幹事曾展國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的說話，他提到「要救已站在邊緣的年輕人，比起改變年輕人，改變他們身邊的成年人或更有效」，並指出要「減低學習環境的高壓競爭，多點接納年輕人，才能從源頭清理年輕人負面情緒」。

的確，不止是家長、教師、政府官員，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要承認：今日的香港，並不是一個讓小孩子身心幸福成長的樂土。只有重拾謙卑的心，我們才會認真思考，如何從源頭為年輕人鬆綁。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丁惟彬]

代孕「失敗」後懷孕遭棄

【明報專訊】內地互聯網近期接連有「代孕」爭議話題衝上熱搜榜，其中，一名「代理孕母」到四川成都接單代孕，移植胚胎後被判定「不成功」，代孕機構決定放棄，但她事後回家卻發現懷孕，女子因此展開維權。事件曝光後，成都當局昨通報稱已開展調查。這宗代孕糾紛激發的爭論議題相當多元，從法律、利益、倫理、人性到人口危機都有人談論，意見不一。

周三，內地知名打拐義工上官正義在微博發文，稱一名剛生育完3個多月的28歲女子小娟，因為缺錢在8月底經人介紹去成都做代孕，約定酬勞是24萬元人民幣。她被安排去貴州貴陽移植胚胎後，身體檢查發現其中的指標「血值」沒翻倍，代孕機構便放棄讓其回家；小娟回家後卻發現懷孕。

機構稱已另選孕母 拒付費用

為此，小娟到成都與代孕機構溝通，但對方拒絕承認，還表示原僱主已重新啟動代孕，他們不再提供小娟養胎或墮胎的費用。來自某個小縣城的小娟表示，10月19日的超聲波檢查報告顯示已懷孕，這期間沒跟其他人有性關係。「我沒錢養胎做產檢生小孩，也沒有錢回家。」小娟希望代孕機構能夠付款給她墮胎，並給予懷孕後的營養費和誤工費。

不過，代孕機構的聯繫人王X明已無法聯繫。上官正義前日稱，小娟目前滯留成都，建議法律人士、婦聯部門給予協助。事件引發熱議後。成都市武侯區衛健局昨通報，針對網絡反映哺乳期媽媽代孕情况，該局高度重視，即聯同有關單位對相關醫療機構開展調查；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這是近期其中一宗爭議代孕話題。此前有媒體暗訪揭發山東青島一處「代孕實驗室」，青島官方前日通報調查結果，兩家代孕公司法定代表人叢某涉嫌犯罪已被逮捕，5名醫護觸犯《醫師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被行政處罰和開除，包括終身釘牌。

律師稱女子亦違規 維權不易

在青島代孕持續發酵之際，成都的代孕糾紛引發更大的議論。河南刑事辯護律師付建對湖南《瀟湘晨報》表示，代孕機構或構成「非法經營罪」、「非法行醫罪」，責任人可能受刑事處罰；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若參與其中，亦會被行政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至於代孕女子，儘管其行為不違背內地《刑法》，但違反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及《民法典》中關於公序良俗的規定，代孕行為不被法律認可，其權益很難得到法律保障。至於委託代孕的客戶也違反法律規定，破壞了社會倫理道德；但不直接構成獨立的刑事罪名。

網民對有關事件意見紛紜，在上官正義的帖子下方，網民「颯佛」的留言「真服了，根本沒人強迫她」得到最多人贊同。微博帳號「貓耳番」說，「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地誕生，而非成為交易的商品」。也有人發出疑問：「代孕出生的孩子是如何獲得合法的出生證明的？」「那麼多代孕產業鏈中被退貨的孩子，都哪去了？」認為當局須認真調查。

引網民合法化討論

評論：「窮人富人兩物種」 物化女性

許多網民譴責代孕僱主心存「包生男孩」思想，但也有網民回應說，社會有「真實需求」，包括夫婦女方不孕、同性戀組合等，還有一部分不願生的當下年輕人。「泠尹最依人」稱，同事結婚8年，為了要一個孩子，「花的錢遭的罪，沒法說」。也有部分意見提出，應該代孕合法化，或許能解決人口危機。

廣東法律人「御史書童」直言，有人認為代孕合法後，富人方便、窮人賺錢，但是，「人生而平等，人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但是起碼要在法律上守住平等的底線」，一旦代孕合法化，「長此以往，窮人和富人之間，或許都是兩個物種了」。

《中國婦女報》昨評論稱，代孕是對女性身體和生育職能的物化和貶低，高額的利潤使得非法代孕形成產業鏈，治理此類非法亂象必須下猛藥。

明報記者

（熱搜話題）

記者一天要寫八篇稿

【明報文章】英國最大報業集團之一的影響領域公司（Reach plc），上月起要求記者每天寫8篇稿，引起員工以至報界強烈反彈，批評領導層重量不重質。然而，報業以量取勝是否一定錯？

該家百年老店在倫敦上市，旗下擁有《每日鏡報》、《每日快報》等家喻戶曉的小報，以及全國數十份地區報。其編務總監上月在一封致員工的內部電郵裏，直指挽回文章瀏覽量是他們當務之急，而罪魁禍首是大幅削減新聞流量的Google和facebook等網站。

專門報道英國媒體行情的網站「Hold the Front Page」，披露「影響領域」旗下Birmingham Live編輯Graeme Brown發出的內部電郵，指示除了在前線跑新聞的記者外，留在辦公室的員工要每天最少寫8篇稿，「我們需要將不外出採訪的團隊，轉化為流量引擎」。

他說，「頁面瀏覽量就是我們的貨幣。曾幾何時，我們有一半流量來自facebook，現在僅得5%。以兇殺案報道為例，我們現在的流量只及以前的一小撮。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多發稿。」但他補充指，做即時報道和周末新聞的記者才以每日8篇稿為目標，其他記者則應大約寫5篇稿；至於構思了好題材而想多花時間寫稿的人，可個別跟編輯溝通。

事件曝光後，英國報章記者在社交媒體群情洶湧，批評政策短視，扼殺深度報道。一名記者留言說，平均1個小時要寫1篇稿，壓力大得午飯都吃不下。

媒體分兩類 需認清現實

國際上不乏重質不重量而成功賺錢的例子，比如《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等大報。然而不是每家媒體都是業界翹楚，只有一流大報才能夠靠訂閱制賺錢；「影響領域」旗下的小報網站，主要依賴頁面上的廣告賺錢。流量愈少，廣告曝光次數便愈少，錢從何來？

小報如果要轉搞訂閱制，首要就是解僱一大批平庸記者，再重金禮聘行業精英，建立品牌形象，聘請技術專才搭建收費平台。如此一來，非但員工失業，轉型過程所需要的龐大資金，仍得靠催谷新聞流量賺廣告費。

世界上的媒體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主打質素，靠訂閱制賺錢；一類是主打流量，靠賣廣告賺錢。如果記者無法認清現實，到頭來只會令自己失望。

作者是新聞工作者、文化評論人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陳帆川]

 

一命：二運、三風水

【明報專訊】一命、二運、三風水？

傳統中國信念告訴我們，人的一生都有某些不能逃避的定數或宿命。以現代術語來說，這大概是我們的遺傳基因、家庭背景及成長環境。

多年來我認識不少「條命生得好」的人。他們天生聰慧，家境顯赫（例如自小就在半島酒店飲綠寶），畢業於名校，做任何事都會出路遇貴人，事半功倍。可是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此等福分。究竟我們可以如何扭轉命運、趨吉避凶？

逆境可帶來詛咒 也可變成祝福

長大於草根家庭，我感受到當年的貧窮子弟不單是缺乏金錢，同時亦被剝削了很多機會。父母為口奔馳或缺乏教育，往往沒有時間及能力栽培子女。所以那些自覺「條命生得唔好」的人，首要趨吉避凶之法便是要及早認識「機會並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爭取回來的」。埋怨什麼制度不公平、別人如何不予機會，只會不斷消磨自己的意志或給自己藉口不去面對失敗。

我發覺當年在惡劣環境下長大的孩子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類是變得更差；另一類卻吐氣揚眉。為什麼？我不相信是因為智商有差別，在現實世界也沒有見過好像粵語長片《人海孤鴻》裏李小龍遇上吳楚帆而改變了一生的戲劇化經歷。我從小就被人看低一線，凡事都不被看好，多年來這些冷言冷語卻變成了我的人生動力。由此看來，逆境可以帶來詛咒，也可以變成祝福，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所以第二個趨吉避凶之法便是學習臥薪嘗膽。當然，我亦嘗過寒天飲冰水的滋味，看不見盡頭的艱辛是要靠頑強信念支持下去。每當我覺得捱不住了，正要放棄之際，卻又告訴自己一旦認輸便前功盡廢，倒不如再撐多一會，原來曙光往往在最絕望的時候才出現。我們不需要玩笨豬跳（bungee jump）或流放荒島來鍛煉意志。其實在日常生活上給自己少一些藉口，逐步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我們必會變得愈來愈堅強。

時代雖然改變了，但命運的詛咒卻依然嚴峻。什麼輸在起跑線，怎樣缺乏平等機制，如何失去往上爬的空間等……其實世界從來沒有改變。我不相信牀頭轉向東南，水晶放在西北便可以逆轉乾坤。

要改變命運，便要懷着屢敗屢戰的意志。最頑強的敵人，原來是自己的軟弱、缺乏自信及害怕失敗的心魔。

文：陳家亮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中大醫學院教授，教學生、醫病人、做研究，親筆分享杏林大小事）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加拿大作家Yann Martel：動物比喻——Life of Pi

【明報專訊】香港動植物公園12隻猴子近日死亡，教人不由得反思生命的脆弱。在加拿大作家Yann Martel筆下，動物卻生命力頑強，充滿靈性，Yann的著作Life of Pi便是一例。Life of Pi初版在2001年9月11日印刷，湊巧發生美國九一一恐襲事件。事發10年後，恐襲主謀的蓋達組織首任領袖拉登被美軍擊斃。望向眼下的以巴局勢，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領袖辛瓦爾（Yahya Sinwar）前不久被以軍擊斃，但以哈戰爭顯然並不就此結束。Yann說，當人犯下暴行，我們罵人時總習慣用動物作比喻，譬如成語「狼心狗肺」；倘要解釋動物和人類的分別時，往往又會說動物沒人性（humanity）。但Yann認為動物不會隨便挑起紛爭，只為生存而殘暴；人則是不必要地殘忍，例如發動戰爭和設奴隸制等。那麼Yann又是如何用動物寫由人來講的故事？虛構故事又有何意義？

真相的分類

Life of Pi講述一名叫「Pi」的少年與一隻老虎在大海漂流的故事。Pi是印度人，其父經營動物園，他們一家打算帶同動物移民去加拿大，卻在乘搭日本貨船途中遇上暴風雨，全家只有Pi一人倖存。他與孟加拉虎、紅毛猩猩、斑馬和鬣狗同乘救生艇。途中鬣狗撕咬紅毛猩猩和斑馬果腹，孟加拉虎吃掉鬣狗後，船上只餘Pi和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對Pi虎視眈眈，Pi好不容易馴化牠，一起漂泊227天後，孟加拉虎獨自離去，Pi亦獲救。

小說中日本運輸省海事部派員調查船難，Pi告訴調查人員上述經過，人員卻說想要「真相」（truth）。Pi把故事中的動物全換成人類——水手是斑馬，Pi的母親是紅毛猩猩，廚師是鬣狗，Pi則是老虎。兩個故事均說得頭頭是道，到底哪個才是真相？這個選擇題無固定答案，Yann說：「你可以相信（其中一個故事）多一點，你也可以相信少一點而免於失望。」正如孩童願意信世上有聖誕老人，大人卻嫌那想法幼稚一樣，這種決定或無科學根據，再說下去便是一場哲學討論。

「真相」這詞聽上去很理性，本身指事件真實情况，但深思日本調查人員再三向Pi確認船難真相，如何定義真相視乎人們取態，這多少攙雜主觀的感性。Yann說真相也分事實真相（factual truth）、情感真相（emotional truth）、宗教真相（religious truth）和審美真相（aesthetic truth）等，地心引力便屬事實真相。Yann發現隨科學和科技取得巨大成功，人們傾向尋求事實真相，「事實真相令人滿足，因為你無法爭辯」。但人類不是機器，介紹人類無法簡化成出生日期、出生地和語言這些事實真相，「真相遠不止於事實」。

創作Life of Pi原為理解信仰

日本調查人員質疑Pi的說法時，Pi的回應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是什麼，只要說出口不就成了故事？只要說出口，只要用上了語言，無論用英語還是日語，不已有點虛構（invention）成分嗎？光是觀察這個世界（作出論述）不也是一種虛構嗎？」也許有着「以上情節純屬虛構」之便，寫故事可邊陳述事實，邊加入個人經歷和情緒，Yann的創作便是如此，他寫Life of Pi是為了幫自己理解信仰（faith）。

Yann原為創作一本故事背景設在葡萄牙的小說而遊歷印度，那時他幾乎耗盡旅費。他抵達印度後，發現那裏周圍都有宗教色彩，有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毫無宗教背景的他想：「這些宗教關於什麼？為什麼在這科技世代，還會有人相信神的存在？」這疑問促成信奉3個宗教的角色Pi誕生。故事重點不在於哪個宗教的神才為真實，而是每個宗教都相信神的存在，Yann說這堅定不移的想法便是信仰。「有信仰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因為我們沒有實證去說服別人。」Yann說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層面，可以是單純對某人的崇拜或對事物的熱愛，「愛可以成為生命的動力，然後人們就會找理由讓自己的信仰（力量）變得有用」。就像Pi落難時，他一直向他相信的3位神祈求。

回看宗教信仰基督教，Yann稱世上並無任何關於耶穌的歷史文獻，「我們沒有耶穌的出生和死亡證明，也沒有文件是關於見過耶穌的人」，即使是其門徒保羅和福音書作者也沒見過耶穌真人，「他們說的是寓言故事（parables），在一些人和基督徒眼中是真相」。無論耶穌真實存在與否，Yann認為有人相信衪，這便可改變世界，「所以故事是我們最強大的工具」。

Life of Pi的故事好比人生，Yann說它闡釋兩種極端的人類狀態，孟加拉虎代表我們的獸性，Pi對宗教的虔誠則代表神聖，為了生存，「我們在神聖與獸性之間擺動」；橫越太平洋的救生艇某程度上意味人類跨越生命，「你在這岸出生，然後在生命完結時抵達彼岸」。

人類遠比動物殘忍

Yann約花了4年時間寫Life of Pi，他去了印度南部所有動物園，研究動物行為和生物學、沉船和海難、航海生活和宗教，他說：「為了一個故事去探索生活，真的很有趣。」Life of Pi不是Yann唯一一次以動物為主角的創作，他第3本小說Beatrice and Virgil描述一名作家受動物標本師的委託寫劇本，劇本以一驢一猴為主角，隱喻二戰納粹大屠殺的故事；在Yann受其母患上阿茲海默症啟發撰成的新作中，狗則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Yann說他寫完Life of Pi後，意識到用動物象徵某些人類特質，有助他講故事，「因為我們往往對自己所屬的物種較憤世嫉俗，我們對動物有較少偏見和歧視」。他舉例說日本侵華後，中國人或對日本人心存敵意；也正如以哈戰爭背後是一段橫跨世紀的民族恩怨。

反觀人類對動物的態度，Yann說我們傾向喜歡大自然，並認為動物是美麗的，即使大自然也是一場大屠殺（bloodbath），「大自然掠食者和獵物間的戰鬥沒完沒了，動物生存，然後死亡，那極其暴力」。他認為將動物變成故事主角，能免卻種族和性別等歧視，也可直接投射人的特徵，譬如Beatrice and Virgil的驢代表謙遜，猴子代表智慧，「想想中國生肖，每隻動物都有其象徵意義。」

動物和人的世界均有殺戮，誰比較殘忍？雖說我們未必了解動物互相廝殺的理由，但Yann說動物至少不輕易襲擊對方，「牠們一開始戰鬥，就要戰鬥至死，沒有動物會想這樣」。故動物不悅會選擇以其他形式發出警告，例如狗受威脅會咆哮，其毛髮也會豎起。至於人類，他則認為人犯下令人難以置信的暴行，「例如世界大戰和種族歧視等，我們（人類）的暴行遠超動物。當人們負面地形容一個人的行為像動物時，這其實侮辱了動物。我們表現得非常暴力時，行為更像人類」。

像是Beatrice and Virgil談及的納粹大屠殺，是二戰時納粹德國對約600萬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在於它有可能被遺忘」。現距離事發逾70年，在世者該如何記錄歷史，好讓後人不重蹈覆轍，避免悲劇上演？Yann說人們往往會忘記歷史，何不將悲劇變成藝術，例如小說，「因為藝術可以穿越時空」。就像George Orwell所著的Animal Farm，以寓言揭示前蘇聯領袖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從此我們明白真相如何被隱藏，所以藝術可以做到歷史無法完成的事」。

除了用小說讓人銘記歷史，還有其他方法嗎？Yann認為用笑話講悲劇不是人人接受，但對沒親歷過的人來說，也算是了解事件的切入點。61歲的Yann說在他孩童時期的1960年代，曾聽聞不少關於大屠殺的笑話，其中一個是「Volkswagen Beetle（福士甲蟲車，一輛小型車）能裝下多少名猶太人？前面可放兩名，後面再擺兩名，剩下的96人在煙灰缸」，意指猶太人被謀殺後化為灰燼。Yann說這笑話令人震驚，「幽默是流傳歷史的好方法，但笑話要你明白才有用，不然就要多作解釋」。

文字、影像講故事 各有優點

2002年Yann憑Life of Pi取得英國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Life of Pi後來被導演李安拍成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電影贏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4座獎項，引起國際關注。Yann說，要將那厚厚的400頁紙濃縮成兩小時的畫面呈現，實屬不易，「困難在於如何將故事演繹（translate），因為這其實是一齣家庭劇（domestic drama）。一個人和一隻動物在一個狹小空間生存，這故事在紙張誕生，要將它放進熒幕很難」。這必然要捨棄部分原著內容。

用文字跟用影像講故事固然不同，Yann認為它們各有優點，例如文字難以具體呈現人的面貌，「你不可能憑文字就能辨認出真人」，除非那人有明顯的樣貌特徵；但他說文字可以細膩地表達情感和思想，「思想不是視覺材料，像是民主（democracy）不能被肉眼所見」。

對Yann而言，寫作是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將零散的東西寫成完整的故事，他很有成就感。Yann在大學修讀哲學，他從20多歲開始寫作，打過散工——植樹、做保安、洗碗，這些工作經驗沒讓他獲得寫作靈感，「我的創意全是來自旅行和閱讀」，他笑言他故意做體力活來保持頭腦清醒，「因為這些工作只會讓我雙手忙亂，而不是我的思想」。他續說：「如果我在出版社工作，或者做記者，我不會想再花時間寫作，因為工作完結後我已經很累了。」那沒有靈感的時候怎麼辦？「我沒特別遇過，但我的建議是離開一下。稍微放下它，當你回來時，可能會有新的想法。」Yann說他寫作很慢，但從不着急，他將於2026年出版以特洛伊戰爭為主題的新作Son of Nobody。

文˙ 姚超雯

{ 圖 } 廖凱霖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