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由李六乙改編的《雷雨》今年1月在內地上演，本月5至9日來到香港，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購票反應熱烈，不過觀後反應和預期有落差。在我看來，這不單純是劇組演得好不好的問題，背後涉及《雷雨》劇本的特點以及在當代改編時形成的特殊現象——例如觀眾因為劇情太狗血（過於誇張或較明顯刻意挑動觀眾情緒）而「笑場」，其實並非這次才出現，早在10多年前在內地就發生了，而且引發討論。作為一種文學現象，這些笑聲揭露了作者、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縫隙，也正是將劇本帶入當代需要細想的片刻，不該一笑了之。曹禺《雷雨》劇本最初發表於1934年7月，同年12月首次演出，距今已經90多年。趁此，本文由《雷雨》的接受史說起，循版本修訂與主題解讀說明其特點，也談論這部劇本在當代改編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從劇本到早期公演
曹禺（1910-1996）在清華大學修讀西洋文學系，他對戲劇有很大興趣，1933年暑假創作出《雷雨》劇本。這部劇本經過好友靳以的介紹，得到了巴金的肯定，1934年首次在《文學季刊》第1卷第3期刊出，標誌了曹禺的文學起點。同年12月2日，春暉中學學生在學校禮堂首次演出了《雷雨》全劇，但這次演出影響範圍有限，甚至在文學史上一直沒有被注意到，到近年才得到專家確認。事實上，劇本刊出後並沒有引起中國文壇的廣大關注，反而是在日本首先發出了迴響。1934年8月，日本學者武田泰淳和竹內好在《文學季刊》讀到《雷雨》劇本，深受感動，於是推薦了給留日學習戲劇的中國學生杜宣。後來，杜邀請了朋友吳天、劉汝醴共同執導，1935年4月27至29日以「中華同學新劇會」名義在東京神田一橋禮堂舉行《雷雨》公演。這次演出由於劇作太長，劇組在演前就決定刪去「序幕」和「尾聲」，並寄信通知了曹禺。到了演出首日更是受到了娛樂活動須在晚上11點前結束的警視廳規定，4幕劇也來不及演完，及後演出都要再刪減內容。儘管如此，劇作還是引起了正面的迴響。除了中國留學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日本戲劇家秋田雨雀都有到場觀看，反應熱烈，於是在5月11至12日再次公演，次年又發行《雷雨》日譯本。關於《雷雨》在日本演出及其周邊，小谷一郎做過比較詳盡的考察，此處不贅。《雷雨》是在日本公演開始才得到較多關注。及後一兩年，中國不同戲劇團體在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方頻密演出，有說至1936年底上演達五六百場。同年又拍成了無聲電影上映。這時，曹禺正投入他的第二部戲劇《日出》的創作裏，劇本在1936年6月至9月《文季月刊》上連載，1937年公演。曹禺在短時間裏成為了戲劇界的焦點。
解讀或誤讀
《雷雨》故事涉及周家、魯家橫跨30年的恩怨，人物關係錯綜複雜，劇情誇張，例如兒子周萍與後母蘩漪有染，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與同母異父的妹妹四鳳相戀，讓四鳳懷孕等。作品呈現了人如何面對命運的殘酷、靈慾的衝突，是中國現代戲劇的成熟之作。《雷雨》的接受史主要圍繞兩點，一是序幕和尾聲保留與否的問題，二是劇作本質是否一齣社會問題劇。先談第一點，《雷雨》有4幕，前後另有序幕、尾聲，總共6個部分。中間4幕是在同一天之內發生的事件，而序幕時間點安排在10年後，內容講述周樸園回到由周公館改建成的教堂附設醫院，探望瘋掉的蘩漪和終年不語的侍萍。從兩名修女（曹禺原文作「教堂尼姑」）的對答中提起周家往日舊事，又從兩個孩子對老故事的好奇與驚怕，轉入劇作主體的4幕。尾聲回到序幕的時空，交代孩子散去後，僅剩下周樸園獨坐在火堆旁，修女念頌《聖經》，全劇便完。這兩部分帶有鮮明的宗教懺悔色彩，在《文學季刊》刊出時就有，只是在演出史上有時刪去而有時存留，到底是刪還是留，一直有不同意見。
曹禺〈我如何寫《雷雨》〉（即《雷雨‧序》）說明了創作原想：
在此地我只想提出「序幕」和「尾聲」的用意，簡單地說，是想送看戲的人們回家，帶着一種哀靜的心情。低着頭，沉思地，念着這些在情熱，在夢想，在計算裏煎熬着的人們。蕩漾在他們的心裏應該是水似的悲哀，流不盡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場噩夢，死亡，慘痛如一隻鉗子似地夾住人的心靈，喘不出一口氣來。[……]「序幕」與「尾聲」在這種用意下，彷彿有希臘悲劇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導引觀眾的情緒入於更寬闊的沉思的海。
可見，「序幕」與「尾聲」的設計原意就是讓觀眾從劇中激烈的情感轉向至一種哀靜的觀照態度，對宇宙人生有所沉思。
上文提到在日本演出時，劇組為刪戲而去信通知曹禺，當中也提及他們對劇作的理解。曹禺回信首次提起另一重點，即這齣戲劇是否「社會問題劇」的話題。曹禺說，《雷雨》象徵着「一種神秘的吸引，一種抓牢我心靈的魔」，它顯示的不是因果報應，而是天地間的「殘忍」，「而我始終不能給它適當的命名，也沒有能力來形容它的真實相。因為它太大，太複雜。我的情感強要我表現出來的，只是對宇宙這一方面的憧憬」。在早期評論中，劉西渭（李健吾）的看法極具代表性。他認為這劇中有一種隱而不見的力量，讓人想到命運，跟曹禺的說法非常相近。劉也傾向保留首尾兩部分，以更完整表達出意念。
不過，同期另一種觀點認為《雷雨》是社會問題劇，旨在揭露大家庭的罪惡、封建勢力對人的壓迫。在1930年代左翼作為主流的文化界，後者很快成為主流解讀，並衍生了對周樸園、蘩漪、魯大海等角色作階級分析的各種讀法。學者錢理群在《大小舞台之間》指出，這些「誤讀」一早就出現，儘管曹禺在寄到日本那封回信中為自己的立場辯解，但劇作家的期待接受者與實際接受者之間有巨大反差，在整體環境與時代精神的推動下，劇作最終被定位成「社會劇」。後來，曹禺也被時代帶着走，慢慢走向了舞台的另一端。
新中國成立以後，曹禺積極響應了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的號召，並主動修改舊作，於是有了1951年開明書店的《曹禺選集》版本，1954年又再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曹禺劇本選》版本，以及1959年的融合版。這幾個版本都刪去了序幕、尾聲兩部分，並且為適應新時局而寫出，政治色彩濃厚，文學性大打折扣。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儘管將有教堂的序幕、尾聲都删了，內容也「清潔」過幾次，《雷雨》在文革時還是被視為大毒草，有美化資產階級、污衊勞動人民的成分。曹禺多部劇作受批，例如1968年《文藝革命》有「打倒反動作家曹禺專號」，其中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響的什麼雷？下的什麼雨？——批評反動劇本《雷雨》」。文革結束後，陰霾仍在，曹禺在訪談和文章中再次解釋《雷雨》緣起，所言都離《雷雨．序》甚遠，一般被認為是為社會形勢而說，不宜盡信。但至少在1979年起，曹禺的劇作又再重回舞台。1980年代起，學界也重新討論《雷雨》的價值，還原作品中人物心理、生命的驅動力、殘酷的命運等議題，也深入討論它和西方戲劇、舞台表演、哲學等的關係。
改編與「笑場」
《雷雨》是現代戲劇的經典劇目，有非常多版本，但整體還是以忠於原著、寫實式演出居多。這次在香港公演的李六乙版《雷雨》，由中國戲劇導演李六乙改編，作為香港藝術節表演項目在港公演。主角有演員胡軍加持，帶動了票房，座無虛席，惟觀後評價負面為多。客觀來說，我覺得演出並非乏善可陳，只是頻頻有笑場問題，影響了效果，加上改編卡在忠實與大改的中間，定位尷尬。
首先，導演主張這次「不顛覆、不解構」，決意回歸人物最原始的心理狀况，但實際上又比一板一眼的寫實改編走得遠。劇作刻意安排角色穿插在不同位置上「觀看」劇內情節的發生，以修女、宗教曲營造出從聖潔純淨如同神的角度，俯視人間受情慾和命運擺佈的感覺。其他改動，例如場與場之間連起、下半場將幾名角色聚在沙發區作同一時空的虛實交錯處理，其實都是有意思的構想。改動最大也最具爭議的，大概是結局。導演選擇淡化交代角色去世的部分（對某些不熟悉文本的新觀眾來說，會有點摸不着頭腦），將最後焦點由侍萍轉到周樸園，並加上作為重頭戲的一場漫天大雪完場。這場由周樸園朗讀《聖經》懺悔，大雪似乎是救贖，背景高高響起了馬勒第二號交響曲《復活》（這是特別加上去的，原作只有《B小調彌撒曲》）。我明白馬勒此曲是要表達對生命與死亡、人為何而活等話題的反思，但與尾聲不搭。大雪一場不論是視覺或聽覺上，處處都在表現「崇高」，決非原作中的「哀靜」，情調上截然相反。
另外，這版本重視角色心理呈現，以求表達「從個人的痛苦和毁滅中獲得與宇宙生命本體相融合的悲劇性陶醉」，把「人」還原，出發點值得肯定。只是在實際操作層面，角色的心理呈現並不完整，演出多處以角色的個人獨白展現內心，台詞重複，氣氛不夠帶動觀眾，於是顯得單薄。肢體動作本有助表現角色心理，但連番失誤，例如周萍和蘩漪在爭執中揭露兩人私情並貼身擁抱的一場，轉折突兀而顯得滑稽，全場笑聲四起。按曹禺的原話：「我用悲憫的心情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着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結果好幾場將悲劇演得更像是喜劇。
必須說，張叔平的舞台藝術設計有現代感，演員也很努力，其中盧芳、李小萌、開思源演得比較自然，但劇作整體來說還是可惜了。走出劇場往港鐵站路上，內地和本地的散場觀眾似乎意見一致，不太欣賞。看同一場的朋友寄來豆瓣評論，戲稱讀後有解穢感，看了也真有。問了早一場看的學生，她說看劇當下不斷提醒自己這是一齣很壓抑的悲劇，但在觀眾快三拍的笑聲之下，出戲似乎無可避免。我後來研究了一下，發現這「笑場」背後有學問——甚至有論文專門談論過，題目是〈經典的「青春」在哪裏——從《雷雨》演出史上的一次笑場說起〉，作者是劉紅娟。原來，2014年《雷雨》80周年紀念，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過公益場，結果從北京演到上海，一路都遭遇到笑場，甚至引發了演周樸園的演員連發5條微博表示不滿。有人歸咎於觀眾水平不足，但換一角度，也可以是時代差異導致審美落差，讀者所預期的已經跟原來不同。從此回看《雷雨》改編，難點首先在於劇情狗血，需要很多工夫將劇情合理化，接着是語言隔了時代距離，可能需要適量改動台詞或調整語氣，以表現出角色的內心感受，引起觀眾共鳴。當然也可以大幅度改編劇作，加入新的元素、內容，或以新的呈現方式來演繹經典。上述論文又指出，幾乎同一時空下，青春版《雷雨》不但沒有笑場，反而處處走紅，屢獲好評，可見呈現方法是關鍵。據說劇中加了8個雷公形象，又有先鋒性的表現手法。這齣劇我還沒有看過，很難評說，但從有限的閱讀裏，大幅度改編《雷雨》的例子還是不少的。例如張藝謀的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由周潤發、鞏俐、周杰倫等主演，整個背景從民國天津移到古代後蜀，將家庭悲劇搬入帝王之家。另一例子是鄧樹榮版的舞劇《舞．雷雨》（2012首演，後來有重演），去掉語言，用舞蹈及形體動作來演繹，構想大膽而效果出色。
本地中文教育裏的現代戲劇
最後也想稍為談一下文學教育的話題。相信不少人感興趣的問題是：《雷雨》適合中學生嗎？我問起中學教師或準教師，他們不約而同回答：「教育局選了《日出》，沒選《雷雨》。」這顯然是一種集體印象，卻不完全正確。《日出》確是以「中國文學名著賞析」重點作品的方式出現，但翻查教育局最後修訂於2021年的「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高中）」書單，一共有138本推薦書籍，其中有3部現代戲劇，分別是曹禺《日出》、《雷雨》和杜國威《南海十三郎》。換言之，《雷雨》不被推薦予中學生的錯覺，更多來自我們對中文教育的刻板印象。
站在推廣文學教育的角度，除了這3部劇作，日後可以新增什麼，也是值得關心的。例如小說類就新增了劉慈欣的長篇小說《三體》，對中學生有吸引力，是不錯的選擇。依我愚見，近年的音樂劇《大狀王》也值得考慮，劇作取材廣東狀師方唐鏡的故事，不但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的元素，又是本地嶄新的戲劇代表作，劇本和演出都表現出眾，適合中學生閱讀和觀賞，甚至涵蓋了中西音樂、粵語填詞等元素，打開跨學科學習的可能。
文˙丘庭傑
編輯˙鄒靈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