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她出版了回憶錄The Woman in Me，揭開許多痛苦的舊事。最近，又有傳媒稱她在酒店鬧事，引發「粉絲」對她精神狀况的憂慮。
不過，今天的媒介和輿論環境已經與一二十年前大不相同，Britney Spears應該不會再次喪失自由。她成名之後的起伏道路，也折射出過去一二十年媒體理念和社會觀念的變遷，以及話語權分配的變化。這些變化意味着：如果這個明星晚出生10年，她的命運可能會跟現在非常不同。
從「美國甜心」到「瘋癲女人」
1999年，年僅17歲的Britney Spears發布歌曲專輯...Baby One More Time，隨即火遍全球，並且開啟了全新的teen pop音樂時代。在華語世界，她被人們親暱地稱呼為「小甜甜」——這也的確非常符合她的「美式金髮甜心」形象。
然而，不到10年的時間，她的公眾形象卻迅速轉變，成了一個「墮落的瘋女人」。街頭巷尾熱議的，是她那些私生活傳聞：出軌、閃婚、生子、婚變、進戒毒所、剃光自己的頭髮……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Joanna Arcieri，以研究Britney Spears與媒體的關係為博士論文選題。她認為，2008年之前的那幾年，可能是現代史上最不適合做明星的時代，原因與當時的媒介環境有關：一方面，電視和互聯網令新聞在一天24小時之內永不停歇，TMZ等八卦網站剛剛創立不久，這種巨大的需求，激發了狗仔隊更努力地發掘名人私生活的細節，他們記錄下「小甜甜」的每一次失態，並將照片賣出高價，登在報紙頭版和雜誌封面；另一方面，剛剛興起的「真人騷」節目，將名人的日常生活展現得淋漓盡致，更進一步使「窺私」這件事在大眾中間變得習以為常。
人類學家Lara Descartes則更進一步指出：通過媒體窺探明星的私生活，尤其是私生活當中的那些「醜聞」，可以令人產生一種奇怪的心理滿足感——那些跟我不一樣的人，即便光鮮亮麗一時，最終也都會遭遇不幸。
Britney Spears的故事中，不僅有無孔不入的狗仔隊，還有各大媒體對她的偏頗解讀。當時，大家都將她的故事放在娛樂版面，當成明星八卦，幾乎沒有人看到那些「狗血」劇情之下的核心問題——心理健康、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的污名與去污名
通過她後來的回憶，如今我們可以認識到：Britney Spears的那些反常的、「瘋癲的」表現，其實是一場心理健康危機。造成危機的原因，一方面是她遭遇的產後抑鬱症，另一方面是她摯愛的姨媽去世帶來的悲痛。
但產後抑鬱症在那個年代還沒有得到大眾的認知和討論；摰親離世帶來的心理創傷，也少有人正視。對於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人，媒體給予的描述是奇觀式的（大家一起圍觀一場鬧劇），也是充滿污名化的（她成了一個「失控的、墮落的」女人）。
2007年，剃光了頭髮的Britney Spears用雨傘敲打一名狗仔隊記者的汽車。《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聲稱，「她的崩潰是她一生中最有趣的表演。」
對於Britney Spears的遭遇，聯合國婦女署女權活動家Munroe Bergdorf評價說：「那時的社會選擇對精神疾病避而不談，不願正視女性處境，以及探討如何消解蔓延的厭女情緒。女性公眾人物被媒體拿來消費，世人追捧你到制高點，為的是最終能夠親手將你毁掉。」
好在，這樣的狀况如今已經得到一定的改善。媒體和輿論已經意識到，應該主動去除精神病患身上的污名化。名人應該被允許公開談論自己的精神健康狀况，而媒體則應該對他們的精神問題給予同情，而不是將這些狀况變成吸引眼球、公開嘲笑的材料。如果Britney Spears晚出生10年，她的境遇應該會得到更多同情和理解。
一個例子是，同樣年少成名的女演員Amanda Bynes，比Britney Spears晚10年左右出現精神問題，也曾接受強制監護，但她沒有成為媒體上的笑柄；人們更願意談論的是，「希望她能夠照顧好自己」。
社交媒體改變話語權分配
2021年2月，《紐約時報》出品了一部紀錄片，名為《陷害Britney Spears》（Framing Britney Spears），其中部分情節呈現的，就是媒體的報道如何成了陷害她的關鍵角色之一。紀錄片引發人們對偶像文化和媒體報道的反思，Glamour雜誌評論說：「對於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我們都難辭其咎。」
是什麼推動了媒體反思自己十幾年前的不負責任報道？社會整體的觀念變化，是一方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普及。
2008年之前，當Britney Spears成為八卦話題的主角時，即便她願意，也沒有什麼辦法親自發聲，直接向大家解釋自己的故事。她的聲音，會被經紀人、公關助理、媒體編輯記者層層過濾；最後呈現在大眾面前時，已經面目全非。
而如果她晚生10年，那麼她將可以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發聲，直接講述自己的故事。這是話語權在機構媒體與社交媒體之間重新分配之後的結果。
實際上，社交媒體在幫助她脫離強制監護方面，已經起到關鍵作用。
最近幾年，社交媒體上興起了「解放Britney」（#FreeBritney）運動，成千上萬的網民參與其中，掀起了巨大聲浪，甚至從線上抗議走到了線下集結，也吸引了諸多明星聲援；還有網民為她提供了法律上的援助。這場運動的核心，就是要將Britney Spears從強制的監護中解救出來。
2008年，27歲的Britney Spears被法院判決，須接受自己父親的強制監護。她失去了對自己身體、行動、家庭、事業、財產的主導權。事後回過頭看，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判決。一般而言，這種強制監護只適用於那些失去了自主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比如連去超市買東西都需要幫助的人。而Britney Spears那時候甚至還在開全球巡迴演唱會，為什麼需要被剝奪人身自由？
這樣的強制監護，於2021年終於結束。在這個過程中，「解放Britney」運動的影響力不可小覷。
在這些改變的影響下，媒體也開始用更加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的視角來報道Britney Spears。比如，《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很難不對她在過去十幾年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真實的憤怒。
「解放Britney」運動並沒有因為強制監護的結束而告一段落，「粉絲」們仍然密切關注Britney Spears的一舉一動，留意她可能被限制自由的蛛絲馬迹。沒能夠晚出生10年，也許是Britney Spears的不幸；但是，她至少趕上了對於明星報道、女性處境、精神病患的觀念變化，以及社交媒體興起帶來的話語權重構。這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幸運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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