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石頭盒子
生者和逝者於乾黏土移動
像囚禁在巢中窩中的蜜蜂
每當圍困收緊他們就絕食抗議
請求大海指示緊急出口。
自1948年，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開始，巴勒斯坦人就成了蜂巢裏的蜜蜂，活在日漸被收緊的蜂窩之中。在加沙走廊的一頭，已經是遼闊的地中海。然而對於請求，大海總以沉默作回應。
國土的愛：養蜂人與採蜜者
2000年，當時的以色列教育文化部長約西．薩里德（Yossi Sarid）試圖將達爾維什的幾首詩引入以色列高中文學課程，結果遭到議會右翼成員的強烈反對。時任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只好妥協，宣布以色列「還沒準備好」接受達爾維什享譽全球的詩歌。而所謂還沒準備好，指的可能是永遠也不會有準備好的一天。實情是，自猶太人1948年開始大量遷入這片土地，以巴雙方除了展開了永無休止的領土之爭，還開展了論述這片土地的文化之爭。
對於衝突，西方主流媒體常偏頗一方。因此我們很常在媒體上看到，如極端主義組織哈馬斯發動恐怖襲擊等新聞，又或是以色列一方如何運用「鐵穹」導彈防禦系統（Iron Dome）攔截對方的導彈。驟眼看來，巴勒斯坦人總是主動發動襲擊的一方。然而，提到文化藝術時，會常聽到不一樣的論述。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人很多像約翰．伯格一樣，是左翼思想的擁護者，因此提到這片土地的文學，他們通常先是提起偉大的達爾維什，然後常是鄰近的阿拉伯地區裏，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onis）；要說來自以色列的，常聽到以書寫基布茲（Kibbutz）共產主義見稱，支持以巴展開談判以達成和平和反對修建以色列定居點的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
不過，當達爾維什談到這裏的詩歌，他會先提到希伯來詩人，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兩人立場上有分歧，但他對這位比自己年長的猶太國民詩人滿是敬意。就像他說：阿米亥的詩歌是「對我的挑戰，因為我們寫同一個地方。他想讓風景和歷史為自己站邊，踏在我那被破壞的身分之上。我們亦因此互相競爭：誰是這片土地的語言的主人？誰更愛這片土地？誰寫得更好？」當人們對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想像、不一樣的愛，反而才讓一位敏銳的詩人對自身的家國有所反思。阿米亥的出身地在德國，在年幼時就搬到了耶路撒冷，二戰時參軍對抗納粹德國，其後又在1947至1949年間參與了巴勒斯坦戰爭。
阿米亥的詩作常關於戰爭，暴力的意象總充斥其中。但在眾多作品裏，一首名為《蘋果之中》的詩作反而把平淡的、生活裏頭的暴力描寫得淋漓盡致（雖然詩人本身不一定意識到這點）：
你來訪於蘋果之中。
一起我們聽着刀子
一片一片削着我們，小心翼翼地，
以免撕斷果皮。
你跟我說話。我信你的聲音
因銳痛的腫塊
像真正的蜂蜜
在蜂窩內凝成蠟塊。
我用手指觸碰你的嘴唇：
亦是一個預言之舉。
而你嘴唇是紅色的，如燒過的田野
是黑色的。
都是真的。
你來訪於蘋果之中
而你將在蘋果之中跟我待着
直到刀子完成工作。
詩中的你與我代表了誰人呢？這片土地就像一個蘋果，我們一下子就共同生活在這個蘋果之中，而這個蘋果正在被刀子削皮，等待成為餐桌上甜美的食物。然而，諷刺的是阿米亥用上蜂窩和蜜糖這個比喻，便讓我們想到達爾維什詩中的蜂窩處境。「因銳痛的腫塊／像真正的蜂蜜／在蜂窩內凝成蠟塊。」在猶太傳統的新年（Rosh Hashanah），人們會把蘋果浸到蜜糖之中，但這裏我們想到別人為自己帶來了甜美的蜂蜜，卻承受着銳痛。這種平靜的暴力，以詩的最後一句點綴：「你來訪於蘋果之中／而你將在蘋果之中跟我待着／直到刀子完成工作。」
同樣是出於對一片國土的愛，但愛所轉化的意象可是截然不同。
尼卡巴：事實與意識形態之爭
也是在2000年，黎巴嫩小說家埃利亞斯．庫里（Elias Khoury）發表歷史小說《太陽門》（Gate of the Sun），講述1948年以色列為建國而對一些巴勒斯坦村落展開的破壞，小說得了當年的巴勒斯坦文學獎（the Prize of Palestine）。但在以色列一方的角度看，小說不過是一種不公的歷史論述。像歷史學家湯姆．塞格夫（Tom Segev）認為，小說是作者試圖以文學入侵事實的途徑。
庫里的回應也非常清晰，直接言明了小說藝術的政治含意：「文學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歷史參考，所有涉及『尼卡巴』（the nakba）的關聯片段的小說和詩歌，不論是出自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都不可作為文獻。但它們能夠被看作意識形態場景裏，一面勢態的鏡子。」這裏說的「尼卡巴」，在阿拉伯語解作災難，在以巴衝突的語境下指1948年的巴勒斯坦戰爭，以及其後被奪去近八成領土主權，約70萬巴勒斯坦人逃亡或流亡外地的歷史事件。在庫里眼中，這都是曾經發生過的、鐵一般的事實。西方主流媒體對巴勒斯坦人的背景愈是充耳不聞，小說家只能拿着放大鏡，照亮意識形態的鏡子。
意識形態的不同，本身就對文學間的紛爭具有解釋能力。以色列議會右翼成員不能接受達爾維什的詩歌，正是基於他們對文學作為意識形態武器的畏懼。當時還是小孩的達爾維什正是尼卡巴的受害者，他在文章〈不在終結開始〉（Not to Begin at the End）裏說，尼卡巴「是一場延伸了的現在，且在將來永不磨滅」。達爾維什是位在場的人，他的詩想要延續這種在場性。因此我們很容易想像，何以從以色列的一方看來，詩人的幾首詩就具有足夠的威脅，可以撼動一個政權的合理性。
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背景下，文學所涉及的政治問題變得異常敏感。把達爾維什的詩歌列入教學課題，或許是變相承認以色列在1948年至今的暴行。以色列因經歷納粹德國的大屠殺建國，這會不禁讓人聯想，曾經的受害者一下子變成了施暴者，必然會引發激烈的公眾辯論。
但在另一方面，當時的教育文化部長和總理政治立場偏左，認為以色列人民應對巴勒斯坦文學更為包容，甚至應當要了解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立場的聲音。達爾維什的詩歌受希伯來詩人阿米亥影響，如他所說，是對於這片土地的愛而引發的詩藝競技；但同時，這場競技之所以成立，是於這片土地上，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互相交織。
陌生的語言：
「阿拉伯來語」的啟示
在以巴大半個世紀衝突後的今天，一般人會認為，當地分成了說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和說阿拉伯語的阿拉伯人兩大族群。然而，實情是這兩種語言自古就互相影響，兩語交織的方式反映了雙方的權力架構。於這方面的研究，學者利塔．利維（Lital Levy）就曾以一場電影播放會的經驗，道出了發人省思的觀察。
2009年，由巴勒斯坦導演和以色列猶太裔導演共同編導的電影，《阿賈米》（Ajami）廣受以巴雙方的好評，其對現實生活的描繪，贏得了當地和國際讚譽。電影講述了在犯罪猖獗的雅法（Jaffa）街區，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互為依賴的故事。雅法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就位於特拉維夫（Tel Aviv）大都會的郊區。電影自然是要向外界展示真實的巴勒斯坦社區、政治緊張局勢，以及警察濫用暴力的事實。然而，在顯然為陳腔濫調的論述背後，真正讓以色列猶太人感到驚訝的，是電影人物口裏那流暢而陌生的語言。
這片土地上的猶太人，所謂「大多數」，好些從不與巴勒斯坦人來往，也對他們居住地的語言並不理解。在電影院，他們聽到熟悉的希伯來用語，竟無縫地穿插於陌生的、不理解但字字鏗鏘的阿拉伯語中，便感到大為震驚。與此同時，一些雙語用者以笑聲回應搞笑的對白，但一旁更多是不明用意的希伯來語者，只能以沉默作回應。那是對自身語言作為高權力者的尷尬感。
有趣的是，當電影中的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交談，便馬上轉用希伯來語。利維說，這是稱為「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的一種語言現象，發生於說話者不對稱的關係中。作為在政治和社會權力弱勢的語言，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至少會說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但相反在日常生活，猶太人只需說一種語言。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我們可找到不少的例子：在現今英語作為語文霸權的世界，幾乎所有語言都混雜了英語單詞；在巴爾幹地區的國家，生活上有大量從土耳其帶來的字詞；在北非，幾乎所有語言都是法語與阿拉伯語的混合物。又或者取我們自身文化的例子，在中國大陸經濟起飛之前，廣東話的用語被普通話借用的例子不少，而到了近年，比較常是普通話用語轉化為廣東話。這都是文化權力替換的結果。
不過，從一個比較樂觀的角度看，我們至少可見語言間的共識性。利維引用猶太裔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譯者的職責〉（The Translator's Task），說明語言之間無形的相互影響。在希伯來語被轉譯到阿拉伯語之中，作為原文的希伯來語亦經歷了一場逆向的語言變革。原因是，當假設了文字的意思能被轉移，就必須假設兩種語言的、無形的共通性和可轉譯性，也是他稱之為「純粹的語言」的存在。
這種哲學，又讓我不禁想到了在蜂窩裏產生的文學。蜂蜜的形成，都經由蜜蜂外出穿梭於花草之間，採集花粉，提取養分。這本身就是一種轉化。關於土地與文化的紛爭，人必須有一種覺悟：這裏的一切從來都不屬於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是外取的。又或者，像達爾維什《壁畫》裏最後的幾行詩句：
荒謬的現在的手臂上有一道輕傷
歷史在嘲笑它是受害者
和它的英雄……
瞥了他們一眼然後走開
這海是我的
這大海的空氣是我的
我的名字——
如果我在棺材上念錯了——
是我的
至於我——
充滿了一切離開的理由——
我不是我的
我不是我的
我不是我的
文•扁豆
美術•鍾錦榮
編輯•鄒靈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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