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筆者而言，《足球小將》是讀小學的時候，無綫電視兒童節目《430穿梭機》播放的；《男兒當入樽》的卡通版在香港播放，已是大學年代，那時也是日本流行文化影響力的高峰。如果從全球媒體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60、70年代由美國媒體雄霸世界，學術界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批判此現象。到了80、90年代，在美國媒體之外，一些區域性的流行文化力量開始出現，部分媒體產品如日本漫畫、香港電影和南美的電視劇，更可以局部地反向流進歐美市場。
持續30多年的流行文化力量
誠然，那年代的區域文化霸權影響力，的確是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區域的層次，就算是1990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都沒有《魷魚遊戲》的「全球性」，或者像防彈少年團（BTS）一樣可以在美國白宮記者會出現。但那跟不同年代的媒體工業、傳播科技和全球文化交流格局有關，不代表過去20年的韓流在所有方面都比之前的日本流行文化力量厲害。2022年世界盃可以讓人聯繫到1981年開始連載的《足球小將》，這種「可持續性」，就不一定是其他地區的流行文化力量可以媲美。
這可持續性的來源，不單是因為《足球小將》漫畫連載斷續地維持了30多年，它背後可以有眾多原因；但若以《足球小將》及《男兒當入樽》作為典範的話，我們看到的是這些動漫作品為小孩子和青少年提供了很吸引人的、具普世性的成長故事。
以《男兒當入樽》為例，它的故事有3個很有趣的，同時不是該作品獨有的特徵。第一，主角櫻木花道的人物設定，是一個表面很壞，但其實內心很單純的男孩子，因為對一名女孩子一見鍾情而去打籃球，殊不知自己原來是一個極具潛質的球員。教練和身邊球員都看得出來，他則除了時常儍呼呼地說自己是天才之外，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整個故事是一個青少年的自我發現之旅，一個在誤打誤撞之下進入了自己最具天賦的領域，從中慢慢找到個人才能和志趣。類似的主角設定，在筆者較年輕時看過的漫畫中，記憶所及至少有《棋魂》的進藤光和《頭文字D》的藤原拓海。
具普世性的成長故事
第二，《男兒當入樽》不止有一個主角——你說它有兩個主角又可以，說它有5個主角都可以。每個主角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個長得矮小，面對先天不足，要發揮自己在速度和靈敏度上的優勢去彌補；一個是領袖型人物，有點過分認真和不近人情，朋友不多，但對夢想極其執著，多年失意後終於找到一批有能力的伙伴；一個是已在學界成名的天才球員，因受傷而走了彎路，後來浪子回頭，為彌補失去了的光陰而奮鬥。相比之下，作為第二主角的流川楓的個人背景設定是較薄弱，但其他幾個主角，再加上其他球隊的球員往往亦各有特色，漫畫給讀者提供的是非常多的「認同點」，年輕人總可以找到一個有點像自己的角色。再一次——這不是《男兒當入樽》獨有的，《足球小將》在這一點上就一模一樣。
第三，上面提到的5個主角都是身懷絕技的球員，但一般年輕讀者可能覺得，自己畢竟是普通人，是否真的能夠代入這些主角當中？筆者很多年前見過一個應該是由粉絲設立的網站，網站容許閱覽者投票，在「最喜愛的角色」一項，最多網站閱覽者選的是流川楓；在「最認同的角色」一項，最多網站閱覽者選的是木暮公延。木暮公延是主角身處的球隊的副隊長和「第六人」，沒什麼過人之處，但同樣熱愛籃球、同樣努力練習，而且也常常在球隊裏扮演「和事老」。而他的努力亦沒有白費，他也試過在關鍵賽事的關鍵時刻，射入鎖定勝局的三分球——縱使沒有天賦，單憑努力和毅力，一樣能做出貢獻。《足球小將》等以隊際運動為主題的漫畫，大都有這種角色。
無刻意「說好日本故事」 但「說了好故事」
《男兒當入樽》和《足球小將》都是同時在述說多種成長故事的漫畫。而這些青少年的成長故事，無論是浪子回頭、努力應對先天不足，抑或才能一般的人純粹盡心盡力而達至成長，都是具普遍性的。內容給少年人上的「課」，例如「一旦放棄，比賽就完結了」，例如在單打獨鬥及不上對方時要信賴隊友，例如流川楓在自覺被打敗後展現了一抹微笑等，也是具普遍性的。上世紀80、90年代日本動漫的軟實力，背後固然有當年日本在經濟上的硬實力作為基礎，但其中最受歡迎的作品，往往都是基於它們能夠在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心中產生共鳴。它們沒有刻意去「說好日本故事」，但它們「說了好的故事」。
青少年是一個人開始「接觸世界」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新鮮的，所以也特別容易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之後，自己年輕時候喜愛的漫畫的新電影版出現了，或漫畫的情節以某種方式在現實中實現了，人們尋回自己的媒體記憶，這些媒體記憶也很可能夾雜着個人的成長記憶，軟實力實現了其可持續性。這裏，唯一不知道的是下一代人的感受。筆者在1月15日入戲院看THE FIRST SLAM DUNK，看到一家四口來睇戲，筆者懷疑是父母想看吧，不知孩子會否也受到一點感染？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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