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傳媒買少見少，疫情沒完沒了，公共政治萎縮，社會活動淡靜。圍封、檢疫、停學、休市、結業、失業，逐漸化作日常。不管喜歡與否，在家「躺平」的時間和機會變得愈來愈多，思考為何及如何「躺平」，或不至無關宏旨。
消極等死 積極躺平
躺平既不是新鮮事物，亦非當代中國所獨有。春秋戰國的老莊思想、古希臘的狗智（kynics）傳統、源自古印度的佛學，早已種下躺平根苗；歐美1960年代後期的嬉皮文化（hippie），以及當代日本的「低欲望社會」、台灣的「小確幸」、香港的「佛系青年」，以至不少發達地區的簡樸生活、「斷捨離」思潮，都或多或少帶點躺平味道。然而，儘管源遠流長、無遠弗屆，但躺平的形式、內容及可能產生的效果卻不一而足，甚至南轅北轍。
一種最極致的躺平，興許是「懶人吃餅」：掛在頸上的餅圈也只吃嘴前的一小部分，可見餓死事小，轉動事大；沒有那麼極端但性質接近的，是「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的詠歎；帶點方向性的，則有「繑埋雙手放長雙眼睇你衰收尾」的「鬥長命」等待。若這些躺平會被認為是過於被動消極，那麼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相關討論，又是否可被視作一種較主動積極的躺平主義？
英年早逝卻多產的格雷伯，於2013年提出「無聊工作」（bullshit job）概念，並於2018年以專書形式探討其成因和後果。他指當代社會不少工作其實都是沒有必要存在的，尤其在金融、公關、廣告行銷、市場推廣等領域，而這些工作的消失亦不會對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質素造成負面影響——甚至他所訪問的業界人士也這麼認為。
除了不少職業被投訴是無聊工作外，格雷伯筆下的當代社會其他崗位，例如教育、醫療、社會服務行業，都出現無聊化傾向，包括發展出愈來愈繁瑣的行政雜務，這些「文山會海」與改善工作質素不僅毫無關係，更往往分散和佔用僱員大量時間精力，令真正有意義的事情難以完成。
根據格雷伯研究發現，在富裕國家，約四成僱員都覺得他們從事的工作是沒有意義，而約一半的經濟活動，不是包含了就是支持着各種無聊工作。
無聊工作 精神瘟疫
格雷伯指出，除了因經濟的金融化而衍生大量跟實質生產無關的職業以外，無聊工作和工作無聊化之所以不斷擴散，與工作被等同為唯一價值這文化亦有關。自資本主義僱傭關係興起之後，受薪工作逐漸成為人們生活重心；勞動價值論的學說，則為工作是價值的唯一源頭提供支撐。一旦工作取得了界定社會價值的主導地位，我們就不難理解現代人為何經常以排滿日程、「一秒鐘幾十萬上落」來彰顯自身重要性或生存意義。
無聊工作和工作無聊化的擴散，除浪費資源和生命外，還同時會令人精神耗損、心理受創。格雷伯分析，長期浸淫在無聊工作的環境中，很容易產生仇恨和報復心態，例如深受無聊工作毒害的人，往往會對那些能夠從事他們喜愛的工作、同時收入不錯的人產生妒恨，進而支撐着種族排外的當代民粹政治。
格雷伯又揭示了現代社會一種變態的運作邏輯，就是工作愈有意義或愈能夠帶給工作者歡愉，就被認為薪金亦應該較低；相反，工作愈無聊或愈令自己和他人痛苦，卻被接受可獲較高回報。於是行政公關往往高薪厚祿，體育藝術則難以養家。倘若我們的社會竟認可不眠不休地投入無聊工作就等同「勤奮盡責」，接受工作必須令人痛苦才能獲得相當金錢回報，孕育妒恨成為職場的主導情感，那麼在COVID-19以外，是否也同時存在一場精神和認知上的瘟疫？
格雷伯認可的一個解決無聊工作問題的建議，是由民間推動的普世基本生活收入保障（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就是讓每個人都可以不用工作仍能獲取基本生活需要。一方面，人人有份的免審查收入，可避免政府監管的繁文縟節，減少無聊工作；另一方面，徹底地令有薪工作與價值脫鈎，亦可重新開放訂定價值的準則。普世基本收入能移除工作的強迫性質，為每個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讓他們投入完全遵循自己興趣和意願的活動，包括選擇一份有薪金的工作，或做生意買賣，以滿足基本生活以外的物質需求；又或是做一些他們真正喜歡卻沒有收入的事情。格雷伯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廢除不必要的行政審查與監管，減少無聊工作。而在這種條件下的躺平，大概不會令太多民眾變成「食餅懶人」，而是會出現紛雜多樣的不工作、少消費的形式和選項。
作偽行動 認真躺平
另一位更多產的理論家齊澤克則提出一種「不行動的行動」，以回應當代社會（他尤其針對歐美左翼社群）的「我們必須做點什麼」（we have to do something）的強烈衝動。齊澤克認為若我們只強調「直接行動」的迫切性，例如在既有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或語義系統下投身習以為常的扶貧或環保工作，只算是一種「偽行動」，不僅無法達成預想的目標，更可能會重複及鞏固現存製造貧窮和破壞環境的社會脈絡。
對既有的象徵秩序而言，扶貧行動往往被等同慈善捐獻，又或福利「派糖」；環保工作則等同減塑植林，又或有機飲食。不斷化身義工訪貧問苦、雪中送炭，卻不深思造成貧困的根源，是真正扶貧還是小修小補的「偽行動」？鼓吹低碳生活，卻認可「996」（早9晚9，一周工作6天）工作是常態、「勤奮」是美德、「經濟」必須盡快「回復正常」，是真正環保？還是在重複及強化破壞環境的發展方式？提出「回家躺平也可以是一種扶貧行動、環保工作」，在現存的語義系統內恐怕是無法理解、不被接受。然而，創造條件（如普世基本生活收入）令飽受無聊工作傷害的人可回到家中「安心不出行」，真的與扶貧無關？降低物欲、減少消費的躺平生活，難道不也是一種有效的環保行動？
對齊澤克而言，真正的行動，首先要從「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的強迫衝動中抽身而退，什麼（偽行動）都不做，以開啟一種全新的可能性，這也是他所指的「不行動的行動」。而只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既有的象徵秩序以外，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能帶來有意義改變的行動，告別各種無聊工作。
對齊澤克來說，真正有意義的行動必須包括改變既有的象徵秩序，重新訂定價值標準，不再預設什麼是有意義或無意義、有可能或不可能。只有在一個全新的象徵秩序或意義系統下，躺平才有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扶貧或環保工作。
然而，改變既有的象徵秩序或意義系統並不是一蹴而成，而是需集體投入、不斷思考、持久積累。因此，擺脫日常的無聊工作和偽行動，什麼也不做，以創造空間，進入齊澤克意義下的躺平——也就是「不行動的行動」，變得至關重要。為此，認真的「躺平者」必須冒險放棄在象徵秩序中被認可的身分，例如「傑出的扶貧義工」、「活躍的環保人士」或「積極的社會行動者」，一切歸零，才能重新出發。
於病毒與精神瘟疫蔓延的時代，社會難以快速（也不必急於？）回歸「正常」。我們是否可利用這無可避免的躺平機會，認真思考社會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工作和行動，稍為鬆動以至改變既有的象徵秩序和價值標準？
參考書目：
．Graeber, David (2018). Bullshit Jobs: A Theory. Simon & Schuster.
．林哲元（2018），《空無與行動：齊澤克左翼激進政治理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者是民間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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