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17-07-29
奧地利著名人口學者Wolfgang Lutz教授就「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提出假設：低生育率陷阱是根據人口發展的情况以及人口生育的意願下產生的自我調節狀態，造成持續的低生育情况，並不能夠回升及達到每一名女性平均有2.1個嬰兒的更替水平。從聯合國人口研究數據顯示，不少南歐國家正面臨1.3至1.6的低生育率。在低生育率陷阱的理論下，不少青年人眼見現時的生育情况，認為這是正常的情况，所以推遲了生育計劃，如減少生育次數、延後結婚等。相信這與年輕人對工作的願景，以及實際收入與期望薪酬有差距也有關係。
不止財務考慮 還有其他實務因素
綜觀亞洲區高收入的國家或地方中，如南韓、日本、新加坡、台灣，其出生率都維持在約1.2的極低水平（extra low fertility），比西方的高收入低生育率的國家還要低。另一方面，這些國民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及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高的國家中，其政府政策調撥大量資源以提升生育率。以南韓政府為例，它為所有父母提供免費之幼兒照顧服務，在2011至2015年間就動用了6兆億韓圜去改善婦女勞動力及提升生育率；在未來5年，南韓政府再投入10兆億韓圜在幼兒照顧服務上，當地婦女及幼兒服務提供者樂於接受。但在提升婦女勞動力及生育率，成效一般。
台灣及新加坡政府也極力扭轉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台灣政府對育有3至4名子女的家庭提供額外支援，以期改變生育率繼續下滑的情况；新加坡政府更提供鼓勵結婚及房屋的安排，以清除青年人結婚的障礙。但整體來說，成效有限。顯而易見，低生育率的問題，不單止是因為財務問題需要考慮，還有其他的相關實務因素，例如工作時間長、男女工作不平衡、婦女面對工作及育兒的壓力、令家長擔心和疲累的教育制度、沒有家庭友善和配套的工作環境及房屋問題等，需要整體改善。
除此之外，兩地政府對低生育率的問題十分關注。兩地政府將人口政策委員會或部門安排於隸屬總統府／總理府之下，反映處理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急切性。新加坡政府更視人口政策為國家政策的優先處理議題。新加坡政府深信若沒有高質素而又健康的人口（包括質素及數量）增長，社會及經濟不單難以有一個持續的發展，更是整個國家的生存的關鍵。
料香港難走出低生育陷阱
環顧眾多經濟發展迅速的亞洲國家或地方中，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目與實際子女數目作比較的時候，本地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目為1.6，比南韓和日本的2.2和2.4還要低。其他國家的已婚婦女希望育有2個小孩，但實際卻少於2。而根據香港家計會的生育意願調查顯示，有28.4%的已婚婦女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目是零。這正反映現在家庭組成的模式發生結構改變，已出現一群為數不少的「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的2人家庭過着「child free」的生活。另外，其他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目為1個及2個小孩的分別佔40%和29%。從上述的數據顯示，香港青年人建立家庭的意願並不高，再加上租金和樓價昂貴、就業不穩定等因素，相信香港只能維持低生育的水平，亦很難走出低生育的陷阱。
另一方面，全球人口的預期壽命持續增長。據估計，自2018年起，勞動人口開始減少，我們確實需要做好規劃以應對危機。提高生產力、減少對勞動密集型工作的依賴應該是首要任務。但是，最近發生的多宗工業意外、導致工人死亡的事件，反映本地實需要改善技術和設施來提高工作安全和效率。因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沒有政府的政策支援，本地在機械和技術的投資發展裹足不前。要有效增加效率和減少工業傷亡，我們更應投放資源以改善「3D」工作的工作條件，即艱苦（difficult）、骯髒（dirty）和危險（danger）的工作。
需有策略地改善人口素質
現時香港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2。雖然已婚夫婦人數增加，但是生育意願每况愈下，理想子女數目與實際子女數目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更看不到在不久將來會有所改善。香港女性要實現理想子女數目的障礙實在太多，財政負擔、房屋、教育機會和質素一直都是夫婦生育計劃的重要考量。在整體社會未能改善生育情况和配套下，實需要有策略地改善現在人口的素質，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以抵消勞動人口數目減少的負面影響。
各方配合 香港才可持續發展
一個城市要健康發展，人口流動是必要的。吸納非本地的適合人才，以替補勞動人口的缺口，整體社會和不同持份者需要務實地處理。隨着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將通車，本地與內地的人流和物流都會掀起另一新景象。香港人不能自困愁城，在一個低生育的陷阱下，怎樣定位、互補和共同發展，需要政府政策的方向和支持、商界投放資源和各方面的配合、本地居民的積極參與，才可以發揮香港獨特的貢獻和持續發展。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低生育陷阱的迷思」）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葉兆輝]
不止財務考慮 還有其他實務因素
綜觀亞洲區高收入的國家或地方中，如南韓、日本、新加坡、台灣，其出生率都維持在約1.2的極低水平（extra low fertility），比西方的高收入低生育率的國家還要低。另一方面，這些國民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及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高的國家中，其政府政策調撥大量資源以提升生育率。以南韓政府為例，它為所有父母提供免費之幼兒照顧服務，在2011至2015年間就動用了6兆億韓圜去改善婦女勞動力及提升生育率；在未來5年，南韓政府再投入10兆億韓圜在幼兒照顧服務上，當地婦女及幼兒服務提供者樂於接受。但在提升婦女勞動力及生育率，成效一般。
台灣及新加坡政府也極力扭轉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台灣政府對育有3至4名子女的家庭提供額外支援，以期改變生育率繼續下滑的情况；新加坡政府更提供鼓勵結婚及房屋的安排，以清除青年人結婚的障礙。但整體來說，成效有限。顯而易見，低生育率的問題，不單止是因為財務問題需要考慮，還有其他的相關實務因素，例如工作時間長、男女工作不平衡、婦女面對工作及育兒的壓力、令家長擔心和疲累的教育制度、沒有家庭友善和配套的工作環境及房屋問題等，需要整體改善。
除此之外，兩地政府對低生育率的問題十分關注。兩地政府將人口政策委員會或部門安排於隸屬總統府／總理府之下，反映處理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急切性。新加坡政府更視人口政策為國家政策的優先處理議題。新加坡政府深信若沒有高質素而又健康的人口（包括質素及數量）增長，社會及經濟不單難以有一個持續的發展，更是整個國家的生存的關鍵。
料香港難走出低生育陷阱
環顧眾多經濟發展迅速的亞洲國家或地方中，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目與實際子女數目作比較的時候，本地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目為1.6，比南韓和日本的2.2和2.4還要低。其他國家的已婚婦女希望育有2個小孩，但實際卻少於2。而根據香港家計會的生育意願調查顯示，有28.4%的已婚婦女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目是零。這正反映現在家庭組成的模式發生結構改變，已出現一群為數不少的「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的2人家庭過着「child free」的生活。另外，其他受訪者的理想子女數目為1個及2個小孩的分別佔40%和29%。從上述的數據顯示，香港青年人建立家庭的意願並不高，再加上租金和樓價昂貴、就業不穩定等因素，相信香港只能維持低生育的水平，亦很難走出低生育的陷阱。
另一方面，全球人口的預期壽命持續增長。據估計，自2018年起，勞動人口開始減少，我們確實需要做好規劃以應對危機。提高生產力、減少對勞動密集型工作的依賴應該是首要任務。但是，最近發生的多宗工業意外、導致工人死亡的事件，反映本地實需要改善技術和設施來提高工作安全和效率。因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沒有政府的政策支援，本地在機械和技術的投資發展裹足不前。要有效增加效率和減少工業傷亡，我們更應投放資源以改善「3D」工作的工作條件，即艱苦（difficult）、骯髒（dirty）和危險（danger）的工作。
需有策略地改善人口素質
現時香港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2。雖然已婚夫婦人數增加，但是生育意願每况愈下，理想子女數目與實際子女數目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更看不到在不久將來會有所改善。香港女性要實現理想子女數目的障礙實在太多，財政負擔、房屋、教育機會和質素一直都是夫婦生育計劃的重要考量。在整體社會未能改善生育情况和配套下，實需要有策略地改善現在人口的素質，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以抵消勞動人口數目減少的負面影響。
各方配合 香港才可持續發展
一個城市要健康發展，人口流動是必要的。吸納非本地的適合人才，以替補勞動人口的缺口，整體社會和不同持份者需要務實地處理。隨着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將通車，本地與內地的人流和物流都會掀起另一新景象。香港人不能自困愁城，在一個低生育的陷阱下，怎樣定位、互補和共同發展，需要政府政策的方向和支持、商界投放資源和各方面的配合、本地居民的積極參與，才可以發揮香港獨特的貢獻和持續發展。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低生育陷阱的迷思」）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葉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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