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是政治哲學家，近日或短暫兼任預言家：中國內地高考開考，考生同為全國一卷語文作文題叫苦連天——以具民族情懷的文學選句為引子，撰寫「聯想和思考」。老舍「心裏直翻騰」，艾青想用「嘶啞的喉嚨歌唱」，穆旦「以帶血的手」和人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有考生只覺「懵」了。雖然中華復興、國安家安等口號常在耳邊，一時間要為國情直抒胸臆，還是有點困難；尤其當代中國史中的悲劇，是較難略過的一頁。如果非要選個身分標籤，貝淡寧會叫自己「在加拿大長大的文化中國人（Canadian-born culturally Chinese）」。他答題的困難，不是不認同中國，而是太認同中國，卻偶爾失語。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熟讀儒、道、墨、法經典的他，受膚色和外貌限制，未能成為同行口中的「Chinese Chinese（暫譯：完全的中國人）」，大多時候只能和美國長大的亞裔（Asian American）一樣，描述個人身分時，加多個形容詞（Canadian Chinese）。
這幾個英文字，無論怎麼組合，都顯得特立獨行。舊日香港人習慣叫本地外國人「鬼佬」，「鬼佬」中亦不少以「expat（外籍人士）」自居，貝淡寧為何苦惱做個中國人？而且，近年不少內地居民討論「潤（run；離開中國）」，港人也有大批移民。
笑言自己是「差不多中國人」的貝淡寧解釋，他對中國的興趣，源自哲學研究。他本科畢業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最初就讀心理學，可是發覺它無法疏導心中對人類境况的困惑，「當時有好多是類似老鼠跑迷宮實驗」。最後一年時，他選修社群主義哲學家Charles Taylor的課，決定轉讀哲學。隨後到牛津大學讀政治哲學時，貝淡寧研究的仍未是儒家，而是與儒家相通的社群主義討論，如個人主義的局限、自由與民主是否普世價值，以及社群關係及傳統，對個體有何重要。
其間，他與第一任中國籍妻子結婚，於是到美國明德大學讀了兩個暑假的密集中文課，「整個暑假都不能說英文！好痛苦，但學得好快」。及後，他看懂儒道墨法典籍原文，驚覺社群主義所關注的議題，在儒家中有更深刻的思考。「好似『和諧』的概念，『禮』與社群連結的關係，還有菁英政體（political meritocracy），西方社群主義基本上沒涵蓋到。」
「中國辯護者」？ 對體制改觀 挑戰政治學界傳統價值
10年前6月，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出版，貝淡寧自此在歐美政治科學學界，被行家批評，有指他為「中國辯護者」。「很大程度上，西方政治科學受一套價值觀驅動，包括認為只有選舉是正當的揀選統治者方法，其他的就全部是威權政體，沒有認真區分。如果你在政治科學期刊挑戰這套價值，坦白講，文章好難成功刊登。」貝淡寧說。
他於1996年到港大任教，2004再到北京清華大學任職。2003年，香港經歷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翌年七一遊行的訴求是「07、08年真普選」。「這樣說吧，那時我不反對這種（要求普選）社會共識。」
「我在新加坡教書時，有人叫我教中國政治制度，我心想：教來幹什麼？反正它最終都會崩潰。」貝淡寧續稱。政治經濟學者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指出自由民主政體是人類最終理想政體，概括了西方學者的共識。「只剩下一條實證問題：要怎麼實現它？」
是研讀中國古代哲學，促使貝淡寧觀察中國國情更多，最終對古典思想如何影響當代政治感興趣。「我之前觀察錯了，不止是因為當代中國政制相對穩定，還因為它與更悠久、有關政治正當性、官僚體系和菁英政體的概念有所聯繫……中國當然有一堆問題，但你想想，它有超過四十年沒有戰爭，又有將近8億人脫貧，好明顯它有些事做對了。」
回看The China Model這本書，貝淡寧說是看到中國學術界，就政治學提出不同於西方的問題，自己加以整合梳理。「怎樣培養和揀選能幹又有品德的領導人？怎麼杜絕貪腐？全部是好過癮的議題，我從來未思考過。」
近年各國局勢驟變。貝淡寧形容政治學術界狀况，某程度反映現實政治情勢。狂人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民眾開始後悔，甚至懷疑美國民主制度，選民是否理性和明智。貝淡寧認識的期刊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現任主編Jason Brennan，論點比他去得更盡——他僅提出菁英政體適合中國，寫過本書Against Democracy，反民主。
不做世界公民 家園概念 可作世界觀錨點
回到何謂中國人這條問題。貝淡寧的答案不是悲壯的，而是文縐縐的。他在2017年第一次「應試」，在《華爾街日報》提出，中國人不是一個種族類別，更早期的「中國」，是基於文化、禮俗、生活方式和倫理誕生。
當時貝淡寧希望表達，就如在美國長大的華人，即使外貌源自中國人父母，可自豪自視為美國人，生於加拿大的他，也可以是中國人。沒想到，他首先被抨擊的，是漠視亞裔美國人感受：他們許多在美國多年，仍不被當地人當作一分子。「的確需要更細緻的答法。」他坦言。
11種答案
今次出書，被他找來的朋友橫跨哲學、歷史學及法學背景。哲學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系教授趙汀陽，和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 Ames），提出中國有種獨特理解世界的方式，身為中國人意味着思考靈活，不固守不變的教旨原則；安樂哲進一步認為，由於文化生態互相影響，每人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國人。歷史學方面，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漢學教授尤銳（Yuri Pines）、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指出，歷史上各有視儒家文化為中國人條件，以及視血統為條件的看法；中國人的確不必是個種族。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描述了自視為中國人的台灣人面貌，包括林懷民、余光中和余英時等人，他們嚮往兩岸統一及中華文化；另方面，台灣新世代漸漸對中國大陸缺乏歸屬感。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華山菁英教授項舒晨則稱，做中國人代表行事應文明，在天下之中包容所有，中國的政治世界觀，應該是建立一套和諧的國際政治秩序。
讀畢，記者跟你的感受應該是一樣的：答案各有不同，中國人仍無清晰定義。怎料貝淡寧卻說答案開放才是好：「中國人這概念似一張網，去理解它，你需要感受網的不同部分，就像盲人摸象。」至少，10種答案都沒有否定他為中國人——只要文化接近，或多或少可以是個中國人，他已經是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他的好友目前只提供10種答案，遠未窮盡中國人身分真意，未來他還將邀請更多人，繼續解答，計劃出版下一本書命名Chinese Layers。不過，若中國人身分如此流動，海納百川，近乎世界主義，它對於年輕香港或台灣居民，是否仍然重要？何不做個超越地域身分限制的世界公民？貝淡寧回應道，他相信儒家強調的「差等之愛」，人難做到平等對待所有人和地區，差異之心是自然，需要有家園的概念，作為世界觀的錨點。
另邊廂，身分的錨點也不能太狹窄。貝淡寧認為若香港人只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某程度上忽視了自己受孝道等儒家家庭觀念所影響，也容易對內地事務缺乏關心；理想的香港中國人，應推己及人，關懷中國大陸乃至世界。此外，若香港人堅拒中國人身分，香港難維持和諧社會；是現實的政治問題。
最好的「愛國教育基地」？ 言論自由促討論 讓身分落地
貝淡寧沒有打算讓全世界人改變身分認同為中國人，「除非你講中文，學習過中國歷史和文化，在中國生活過幾年，那這身分會是你需要考慮的問題，否則（無端端思考要不要做中國人）不正常」。有意抱持這種身分的人，可以考慮他書中提出的不同中國人身分觀，只是他沒打算主動說服所有對此身分無感的人。
就香港的情况，貝淡寧認為港人好難避過身分認同這道題。長時間以來，香港人頗關注中國當代政治歷史，甚或自身便是動盪時期逃港難民的後代，從中看到中國不好的一面；他說教育者須考慮加入當代事件以外的歷史討論，例如先秦時期，中國未統一時儒道墨法各家的論述與思辨，讓人看到中國多元的一面，或讓人找到身分歸屬感。「不要只描繪中國歷史和政制負面的部分，也不要往另一個極端，只講好的部分，那樣的話是政治宣傳。」「將來讓中國人身分在香港落地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人見識它豐富內涵，以及多元歷史文化，還有政治辯論。」他理想中的國民身分教育，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把中國描繪得只有光明一片，這「不會是有效釋除人們對中國偏見的方式」。
思辨和辯論才是正途。對此，香港或許是最好的「愛國教育基地」，不是因為香港已經有國家安全法例，而是因為香港仍有一定程度的言論和學術自由，「好老實講，如果這本書是在內地出版，可能好幾章無法出現」。
記者還是強迫貝淡寧用一句話答題：何謂中國人？他勉為其難答道：「不論中國人是什麼，它都會不是一個定論，永遠有需要繼續討論，以及去找出中國人目前面貌，和理想面貌的落差。所以為何言論自由是那麼重要。」
文˙ 梁景鴻
{ 圖 } 李紹昌、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梁曉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