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絕望中的啓示 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

【明報專訊】2017-10-01

絕望之所以可怕，因為它將人推向犬儒。

黃國鉅記得，他從前一位學生，曾經激進，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直至經歷過天星皇后數役的失敗後，便沒有再見過他。「看着他一路慢慢改變，比如，他後來會經常掛在嘴邊：『長毛也不過是搵食啫』」。

懷着強烈的理想主義看世界，是青春無可避免的熱病，經不起醜惡的社會現實衝擊，有人選擇折衷；有人從挫折中康復；也有人一病不起，「理想主義幻滅後，他不能接受這個世界，變成犬儒，今天的中國大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六四後，整個國家向錢看：『六四這班人好蠢』。」還記得跑馬地舞台上用歌聲聲討殺人政權的藝人？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在搖身一變成為北上搵銀的愛國「偽人」之前，他們有沒有經歷這樣的一重心理轉折，像當年的黃國鉅？

八九學運後讀《悲劇的誕生》

「那時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希望，我們這樣愛她，但她不值得我們去愛，所以抗拒。」

一九八九年，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是香港大學學苑的總編輯。七十年代學運火紅歲月無以為繼，那時流行說「學運已死」，到看見香港有數千人出來遊行聲援北京廣場上的學生，「大家又講，學運又『生番』了。」年輕的黃國鉅組織、遊行，在學生報上奮筆疾書，如三年前雨傘下的學生，街道上盡情揮灑理想主義的汗水。未幾，槍聲一響，才剛燃起的希望，又再次一沉不起。

失望，希望，再失望，經歷數波起落，該如何梳理悲觀，「覺得政治上再無作為，第三年『落莊』後，便全身而退，去讀書。」走入圖書館，拿起人生中第一本尼采的書，便是《悲劇的誕生》，彷彿一切自有安排，「當然你事後回看可以這樣說，但當時是沒有意識的」。

尼采，這條哲學路徑

不過是本身對希臘文化有着濃厚興趣，尼采剛好提供了一條哲學路徑，讓他走進希臘悲劇的世界。但，或許也不妨倒果為因——二十五年後，他將多年研讀尼采的心得著成《尼采：從酒神到超人》一書，黑封皮底下的四百頁紙記錄了德國哲人尼采如何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有人告訴我，學生在佔領期間，在帳篷中看這本書，或者，傘運期間一路有朋友和我傾，好絕望，你有沒有尼采護身？」

於是，傘後三周年後的星期五，數十人擠滿於北角一間咖啡店內，翹首以盼聽他說尼采在絕望中的啟示，「周保松找我，想我講一些政治和哲學的關係，他自然提到尼采，我也很猶豫」。對於尼采，要特別小心，歷史上，尼采思想便曾為納粹德軍抽取挪移，成為法西斯主義基石，廣義來說，它甚至不能被當成是政治哲學，而是一種個人精神面向上的啟示，「但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是，如果哲學不能夠回應時代，那它只是IQ題」。即便歷史上，不少經歷過政治改革上挫敗的地區，也曾經在社會低氣壓的漩渦中，捲起一股尼采熱。

對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的矛盾批判

「在台灣，八十年代解嚴之後，突然對尼采很有興趣，比如陳鼓應、寫過《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便講很多存在主義的東西。」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期間，民間知識分子之間推崇尼采，尤其他對於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之間矛盾的批判，便是早期劉曉波的精神支柱。或者更早之前，國學大師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以至魯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便頗有尼采之風。先賢大哲在國難連連中思考絕望，來到香港，七十九天雨傘無功而還，我們終初嘗絕望的滋味；連儂牆上的最後畫面「就算失望，不能絕望」深烙人心，然而什麼是絕望，為什麼絕望？為什麼不能絕望？

誤判現實，所以絕望？

「香港現在的環境，不是絕望如西藏，或者庫爾德應該更慘？我們要有一個客觀而理性的認知，對所謂的絕望。我們是不是期望太大，所以絕望？」雨傘爭取普選不果，接連有議員被DQ，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壞與更壞之間，說現况其實沒有很壞，會不會有點阿Q？不，黃國鉅指出，是我們一開始由誤判的現實去開展想像。

成功爭取的假象

「我常覺得，在大學講政治哲學，講民主自由是很奢侈的；講John Rawls，講正義論、公平分配，香港還未去到這個階段，我們連民主政制也未；我們每天在講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其實不過是在有限的民主空間之內，他給你小小反應，制度不改變，我們期望的社會分配正義也不會出現。」這種成功爭取的假象，是嶺大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羅永生所說的虛擬自由主義，自老一輩民主派全情投入玩議會遊戲起，愈發不能自拔；有牀鋪有被蓋，連冷氣都有了，渾忘自己仍然是圈養之下的豬，試圖以雙腳站立的姿態走出去，卻發現四圍沒有門，自己原來身處於豬欄，虛幻的希望破滅，跌進絕望之中。

認知上絕望 行動上不絕望

「但尼采有趣的地方是，認知上可以是絕望，但行動上不絕望；這便是他早期的說法——堅強的悲觀主義。」堅強者理應樂觀，悲觀者當視為懦弱，兩種不應重疊的狀態之間的連結，源自一種尼采式的宇宙觀，「有毁滅，也有不斷創造，然後又毁滅，沒有事情是永恆，命運中的荒謬才是常態來」。在這種灰到盡頭的認知底下，黃國鉅說，抗爭者會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我們會被局勢牽着情緒，大起大落：這邊廂因為十六子入獄已絕望到谷底，頃刻又因為馮敬恩判社會服務令、反港獨鬧劇燒着何君堯後欄而狂喜，「這種大起大落是不好的，當能夠去到相對平靜而堅定的信念時，一個長期抗爭者應該進入Stoical（斯多亞學派）的狀態」。斯多亞主義源自希臘羅馬，它訴諸於一種聖人理想，以一種平衡，幾近冷漠的心境應對潮起潮落，黃國鉅說，羅馬帝國的凱撒能夠日間打仗征戰、晚間讀書寫字，仗賴的便是這種斯多亞式的修練。

酒神的理性狀態

「但stoical的狀態有時也要需要酒神式的狀態。」酒神，是希臘神話中宙斯的私生子，有一次祂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到城外歌舞狂歡，一直不願意承認酒神神祇地位的城主，既害怕酒神的出現會破壞城邦秩序，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好奇，於是裝扮成獅子躲在山林偷看，卻給狂歡中的母親當成真獅子獵殺。「酒神這東西，要不你便加入，要不你便被祂毁滅；尼采便是以祂作喻，當個體的毁滅進入一種集體瘋狂之中，你看到的宇宙是不同的，你甚至會將一些很殘酷、好血腥的東西，當成一種celebration，本來看似不過是遠古的宗教儀式，到了尼采手上，便成了一種宇宙觀，一種哲學精神。」在酒神的狀態中，我們看穿宇宙的虛妄，個體的意義在宇宙之中小於微塵，頃刻間灰飛煙滅，但在醉狂的極樂與極痛之中狂歡，酒神卻又保持理性，了解在虛無之下，唯有能掌握的只有自身的存在，重新賦予生命意義，讓人繼續有意義地生存下去。

堅強的悲觀主義 絕望中保持希望

這種狀態，不能理性地經由辯論呈現，而需是藉由音樂，或表演去成就出來︰「劇場是一個類似有宗教儀式的東西，對於精神的洗煉和提升，有一種巧妙的作用。」

二○○七年，他改編希臘悲劇《安蒂崗妮》（Antigone），放到清拆皇后碼頭的處境中，寫成《焚城令》，映後座談，有人問：今時今日還有人做希臘悲劇嗎？

「我想於每個時代也有他的意義。」不同於希臘悲劇，中國戲劇的世界觀中，人物的臉譜黑白分明，人世間找不到的公義，由劇中的青天大老爺為你主持伸張，恍如精神鴉片，「最後發現好人有惡報，壞人有好報，我們便很沮喪，只能在戲劇中找個安慰。」相反，希臘悲劇卻是在一片文明盛世的背景下，城邦公民一同為台上角色受盡殘酷命運擺佈，萬人悲歌和唱，「好人有缺陷的地方，壞人做壞事有一個理由時，我們這樣去看歷史，看世事，我們的心態會平衡一點，梁振英幾衰，他的出現，背後也有一個理由，那我們不會這樣沮喪。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他一定要有這種認知，最高境界便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在藝術形式中經歷個體創造與毁滅，希臘悲劇逼令觀眾直面命運的荒謬，在角色甚至觀眾不同位置之間反思。黃國鉅認為，作為社會運動者，這正好是一種補充，在充分掌握對歷史運作規律的認知後，於絕望中保持一種希望，「堅強的悲觀主義」，也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

犬儒是極權主義的最佳盟友

「如果我們整天只想着好人有好報，最終便會因為得不到而沮喪。」最後跌入犬儒主義之中：「而犬儒，是極權和民族主義的最佳盟友。」訪問期間，他鄭重地說了數次。

「為什麼會有犬儒主義？一般的群眾，那些在茶餐廳中鬧佔中的阿伯，我們如何去理解他們的心態，『為什麼香港人這樣港豬？』、『不值得為他們爭取』，這些想法是很defeating，很傷害我們的意志」。要認清犬儒的本質，犬儒，其實就是理想主義的失落，是絕望的變體，「不再相信道德，不相信理想，所有人都是收錢做事，政客搵食，無人是真心，這種心態，不會對政治有興趣，不會去投票，不會去支持某個黨，對議會政治很反感；但對國家，對強者，卻很尊崇。」犬儒中的犬，便是一頭狗，狗用懷疑的眼光看世界，但假如主人是強過牠，牠便會對主人貼貼服服。

死掉的，會長回來

記得不下一次，有記者舉着攝錄機走進反佔中、反港獨的人群中，憤怒口號此起彼落之間，參加者對於自己正在反對什麼、或相信什麼，其實未必答得出個所以然，反而最乾脆利落的回應總有一句「你們做這些沒有用的」。這種「無用」，與傘後充斥年輕人的「行動無用」論中間隔了多少重？

而極權往往窺準這一種絕望的氛圍，號以民族大義，籠絡分化，「用盡一切方法毀滅民間社會的公信力」。當法院不再獨立，當十大校長淪落到為了投誠，發表語焉不明的聲明，像中國，再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專業團體、律師是國家，什麼都是國家的，直至人與人之間再無互信，「我常舉一個例子，當大家經常說，人類繼續製造污染，地球便會滅毁，那是錯的；大自然不會毁滅，被毁滅的是人類，有朝一日，當人類和工廠絕迹地球後，花花草草會重新reclaim它們的領土，同樣地，將來，香港有些什麼死掉，有些什麼會長回來？」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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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解剖外星人」 牛內臟造假

【明報專訊】2017-09-27

1995年一段有關解剖外星人的影片轟動全球。事隔22年，該短片的製片人將真相和盤托出，承認片段全部造假，並詳細講述當年製片經過，是用牛羊內臟假扮「外星人」內臟。他聲言當時只當片段是一個笑話，但完全低估了公眾的反應，現在感到十分懊悔。

《解剖外星人》（Alien Autopsy）是一段長約17分鐘的黑白片段，聲稱是1947年美國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羅茲威爾（Rosewell）第51區發現一名外星人後，由秘密人員解剖外星人的「絕密短片」。當年香港亞洲電視取得獨家播映權播出，成為城中熱話。短片曝光後成了熱中研究不明飛行物體（UFO）的團隊及個人認為外星人存在的證據，但不少人半信半疑、甚至不信，多年來製作單位一直鮮有回應。

擬用紅莓啫喱扮腦 色深棄用

現年58歲的電視監製梅拉里斯（Spyros Melaris）周日（24日）承認該片是完全揑造的一場玩笑，並詳細道出當年是如何瞞騙所有人。他周日在一場「棟篤笑」上承認，片段不是在羅茲威爾拍攝，而是在英國倫敦北部一個住宅單位內所拍，他邀請了自己的兄弟及其女友扮演「政府病理學學家」，並由曾參與英國廣播公司長壽科幻電視劇《異世奇人》（Doctor Who）的特效專家漢弗萊斯（John Humphreys）負責製作「外星人屍體」。

道具方面，梅拉里斯向屠夫買來牛羊內臟填入「外星人屍體」內假扮內臟，又曾考慮過用紅莓啫喱製作外星人的大腦，但因顏色太深而最終沒有採用。他們又從英國和美國的道具供應商採購1940年代的外科醫生服裝和醫療器械，以掩人耳目。整個製作預算大約31萬港元。去年《Paranoia》雜誌則披露梅拉里斯和其團隊如何炮製這場騙局，包括用羊腿製造傷口，而外星人大腦其實由3隻羊和1隻豬的腦組成。梅拉里斯表示，當年為了說服柯達的專家影片是真的，將所拍攝的16米厘菲林放進一個原本放有1947年羅茲威爾棒球賽影片的捲軸上。

英國片商聖蒂利（Ray Santilli）隨後向世界各地電視台兜售片段，聲言影片是由美國軍方於1947年羅茲威爾飛碟墜毁事件發生後短時間內拍攝，最後有32個國家及地區的電視台買片，得以賺取數以百萬鎊。他2006年時承認，他於1992年由一名「退休軍方攝影師」處買得原片後，發現影片菲林損毁嚴重，已經無法播放，因此請人重拍「案件重演」，1995年版本大部分是「重構」而成。

低估公眾反應 深感後悔

梅拉里斯曾承認受聖蒂利所託製作片段，但否認收過分文。22年過去，梅拉里斯坦言如今對事件感到十分後悔。他說：「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笑話，有點有趣，但我汲取了教訓。我想說事件中的很大部分事情都使我後悔，我低估了其他人的反應，不少UFO團體都視這段影片為UFO及外星人的證據。」

雖然梅拉里斯承認造假，但仍然有人堅信解剖片段是真的，甚至認為他是在政府壓力下才這樣表態。

（綜合報道）

法植物人復意識 顛覆學術界認知

【明報專訊】2017-09-27

法國一名35歲男子因車禍陷入植物人狀態15年，專家最近在他頸部植入迷走神經刺激器，令他恢復部分意識，例如眼睛會追着物件移動，顛覆學術界一般認為「持續昏迷超過12個月就無法喚醒」的既有認識。

刺激迷走神經見成效

這名35歲男子因交通意外腦部嚴重受損，對外界完全沒有反應，至今已15年。專家為他動手術20分鐘，在其頸部植入一個小裝置，該裝置持續刺激他的迷走神經（vagus nerve）。一個月後，他的腦部活動大幅改善，出現最低程度的意識狀態。例如他的眼睛能跟着物件移動，當有人向他說故事時，他能保持清醒。當檢查人員突然把臉湊近他時，他會驚訝地睜大眼睛，對一些簡單的命令也能反應，例如轉頭。大腦活動記錄也顯示，患者腦中涉及運動、感覺和意識的區域活動明顯增強，大腦功能連接性改善，腦皮層和下皮層的代謝活動也增加。

將研助腦部創傷不嚴重者

負責這項研究的法國馬克詹納洛德認知科學研究所的西里古（Angela Sirigu）說：「病人仍然癱瘓，也不能說話，但對外界有反應。」她的團隊希望以這項技術幫助那些腦部創傷不太嚴重的病人，或是那些腦幹受損但大腦皮層無損的人。研究結果周一刊登於美國《當代生物學》雜誌。

迷走神經連接腦幹內兩個與警覺及意識有關的重要區域，刺激迷走神經此前已被醫學界用來協助治療癲癇和抑鬱。對於有人或會質疑病人是否想被「喚醒」和得知自己已經癱瘓。西里古說：「我不能回答這問題。我個人認為回復清醒是好的，即使是一個很差的狀態。接着你可以自己決定，到底想繼續活下去還是想安樂死。」

（衛報）

仗義也有司機輩

【明報文章】2017-09-21

每個行業都會有害群之馬，但相反，亦一樣會有仗義之輩。

有的士司機會為了拒載，而粗口喝罵乘客，甚至不惜手持鐵通，威迫乘客下車；但也有的士司機，為了要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而不惜甘冒生命危險，只因這本來就是他的天職。

光州事件裏的記者和的士司機

雖然，後者是最近從電影中看到，但這卻不是杜撰的故事橋段，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說的是電影《逆權司機》。

因為電影《逆權大狀》的叫好叫座，令到香港發行商索性有樣學樣，把之後在港上映的南韓抗爭片，統統冠以「逆權」之名，如《逆權師奶》，以及今次的《逆權司機》。

事件背景是南韓當年的獨裁者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人民本來期望民主改革，不料新的軍政強人全斗煥卻宣布全國戒嚴，並且把戒嚴令不斷擴大，禁止所有反對活動，大學更要停課。但這卻阻止不了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反對浪潮逐漸席捲全國。1980年5月，發生了「光州事件」，在抗爭最激烈的地區——光州——爆發軍民衝突，軍方後來用實彈鎮壓，最後更出動坦克，市民躺在路上阻擋坦克，但坦克卻不顧人群強行進城，進行掃蕩，造成大量死傷的慘劇。

當時南韓政府進行新聞封鎖，讓外界無法得悉血腥鎮壓的真相，只能看到一面倒的官方宣傳。電影改編的真人真事，就是講述一個平凡之漢城（今稱首爾）的士司機，因緣際會，接載了一名德國記者，突破封鎖進入光州城內，採訪鎮壓的詳情。後來這名司機克服內心的怯懦，沒有丟下記者，而是履行自己作為一個的士司機之職責，把乘客送走。最後，司機冒着生命危險，躲開軍方的重重搜捕，把記者和拍攝到的片段送到飛機場，逃離南韓，在國外把真相公之於世，提供了當時唯一的光州鎮壓現場電視片段。

光州事件讓人想起六四事件

看這部電影時特別有共鳴，是因為片中的一幕又一幕，無法不讓人回憶起「八九六四」的種種，例如赤手空拳抵擋裝甲車進城的學生、把槍支對準人民的軍隊、冒死保護記者只望他能逃出並把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民眾等等，不就是當年六四的翻版嗎？

讓人慨嘆的是，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9年，已經發生了光州事件，而兩件事又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但悲劇最終還是重演，難怪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汲取過任何教訓。

或許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1997年，南韓政府正式將光州事件的5月18日，定為國家紀念日，每年舉行政府層面的悼念活動，算是為事件平反，光州民眾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那麼，六四事件，我們又要等到哪一天呢？

我在1989年遇過之的士司機

其實在光州事件中，仗義的不單止是那名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之的士司機，還有更多當地之的士司機，他們幫忙把傷者送到醫院，甚至阻攔軍隊進城、衝破軍隊的封鎖線等，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一頁。

仗義之的士司機，不單南韓有，香港當然也有，我便親身遇上過。

那是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同一時間調動大批軍隊到天安門廣場，企圖清場，鎮壓學生。那段日子，我整天流連在大學學生會旁的電視機前看新聞，留意學潮的最新發展。看到這一幕，頓感悲憤莫名，與身邊幾個業已熱血沸騰的同學，即刻動身，走遍中大山上山下，拿着「大聲公」到每幢宿舍呼籲同學下來，一起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當時中方駐港單位，即如今中聯辦）門外抗議。

當時已是午夜1時多，同學大多已經進入夢鄉；仍未入睡的，則多是在「開夜車」，準備緊接而來的考試。但那一刻，沒有同學怪責我們深宵擾人；相反，卻有百多二百個同學走了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時尾班火車已過，巴士亦然。如何可以把百多二百人，三更半夜送到對面海？大家都苦無辦法。最後，我們唯有硬着頭皮，打電話上電台，呼籲的士司機大哥駕車到中大於大埔道的正門，即俗稱「四條柱」的那個地方，接載我們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抗議。

原本大家皆不存厚望，畢竟是三更半夜，而中大位置又那麼偏僻，只管碰碰運氣。但結果，不消十數分鐘，當大家去到「四條柱」時，發現真的出現了長長之的士車龍，蔚為奇觀。有同學不禁感動得眼泛淚光。

那名載我及另外幾名同學的司機大哥，當到達新華社門外後，堅決不肯收我們車錢。他只簡單說了一句：「我都是中國人。」

有的士司機會拒載 但也有緊守天職

這一幕令我畢生難忘。雖不至匆匆下結論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但起碼提醒我，每個行業，也有仗義之輩——哪怕是終日為口奔馳的勞動階層——因此做人不要「白鴿眼」。

不要以為只有議員和學者才關心時事。的士司機，以至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一樣會有心繫家國的。

（因觀點版改版關係，本欄將在10月起，改在逢星期三刊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以眼還眼 只會讓天下盲目

【明報文章】2017-09-14

新學期伊始，沒有想到幾間大學都先後因為「民主牆」而引發連串風波，讓校園不再平靜。

連串事件讓人痛心

先是中大校園內有人懸掛港獨橫額、在「民主牆」上張貼港獨標語，惹來國內生不滿及張貼單張反駁，再引發有本地生以粗言穢語來辱罵對方為「支那人」。接着，又發生在教大「民主牆」上，有人張貼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幸災樂禍的言論，之後再發生在同一面牆上，有人張貼對劉曉波及劉霞之不幸落井下石的言論。後來，類似事件差點又蔓延到城大「民主牆」上。

對於這連串事件，令到我和很多同事都感到十分痛心。

事後，有關本地生辯稱是因國內生漠視規則，把自己的意見張貼在別人的意見之上，才引發其行為。我想說，縱使（我說是「縱使」，因當時我不在場，不完全掌握情况）如此，但以粗言穢語來辱罵對方為「支那人」，也絕對是錯。

首先，相對「違規」行為，這完全是不成比例的敵意和仇恨，難以被「justified」；更何况，有關說話不單是針對個別當事人，更是無限擴大至侮辱整個族群，更加是絕對不要得。大學是一個培育學生講文明的地方，而以上行為絕對不文明。

「支那」一詞，當日由梁頌恆和游蕙禎兩人在立法會宣誓時說出，我曾經在本欄批評過。今日不幸由自己學生說出，我不會因此避諱，一樣會指出是錯。

民主牆上無民主

我有到中大的「民主牆」看過。只見牆上，一邊貼滿印上「拒絕沉淪，唯有獨立」8個字的海報；而另一邊，則貼滿印上「CUSU IS NOT CU」（意即中大學生會並不代表中大）4個字的紙張。除此之外，牆上幾乎找不到寫上完整論據的文章。學生似乎相信，只要把自己的標語「霸」滿整個「民主牆」，讓對方的言論無立錐之地，自己就是「拗贏」，如此就能服眾。

但這種「民主牆」上的所謂「民主」，就是我們心目中追求的民主嗎﹖

這令人感慨，在這樣的情况下，如何還可進行對話和溝通？「民主牆」只淪為一種各自鬥喊口號、鬥擺姿態，甚至是情緒宣泄的場所而已。

而最不幸的是，這也正正是我們今天社會的縮影——在撕裂的情况下，兩邊也只懂歇斯底里地宣示自己立場，自說自話，而不會有人願意冷靜下來，聽聽對方。

我們正因仇恨而逐漸喪失「mind and heart」

今天，有人會覺得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公，近日甚至連司法也難倖免。但這是否就「justify」人們作出再無道德底線的反擊呢？

上星期（9月7日）我在本欄才提過，曼德拉告訴過我們，在重重困厄和打壓中，他試過幾乎一無所有、試過仇恨；但最後他卻覺悟，不能讓自己唯一剩下來的一樣東西，也都失掉——那就是他的「mind and heart」。

但今天讓人痛心的是，我們的社會正因為仇恨，而逐漸喪失了「mind and heart」。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把彼此扯入無間地獄

於是，你覺得體制不公、官員可恨，足以「justify」你把官員的喪子之痛拿來幸災樂禍、作為反擊。對方看到後，「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於是又拿反對派人士之不幸來落井下石。你看到後，下次又拿出更過分的手段來反擊。對方看到後，又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就是這樣，彼此便不斷挑戰道德上的底線，墮入一個不斷把雙方扯入深淵的無間地獄。

近年看到的是，同情抗爭者的人，往往拿出「不要問那些人為何做出這樣的事，而要問是怎樣一個社會逼到他們如此做」、「不要怪責抗爭者使用暴力，因為體制的壓迫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暴力」、「無權無勢者應可以有自己的武器」等「萬能key」、「百搭key」，拿來「justify」種種不斷觸及道德底線的爭議行為，迴避去談每個行為道德上的對錯——只從政治角度出發、只要是抗爭者那一方，那就一切也可以被諒解。

但我希望大家想一想：這樣做會否變成「只問政治，不問對錯」，模糊了道德上的界線，變相鼓勵這些過激行為的出現呢？

批評歸批評，抗爭歸抗爭，這些行為在道德上都應該是有底線的。如果沒有底線，只會讓社會無盡地沉淪。

甘地留給後世的最寶貴一課

印度「聖雄」甘地說過：「以眼還眼，只會讓天下盲目。」（An eye for an eye only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這真的道盡了冤冤相報，如何讓世人無盡地沉淪。

剛向學生播放和分享了1980年代奧斯卡得獎電影《甘地傳》。多年後重溫這套影片，看回箇中很多情節，再結合如今現實中的種種，別有一番體會，心中不無感慨。

甘地除了主張非暴力抗爭之外，更常常通過自我犧牲，去感召群眾，呼籲他們放下仇恨。甚至有幾次，絕食至瀕臨死亡邊緣，但他卻始終如一、無怨無悔。

電影的結尾，有如此動人的一幕：

為了平息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彼此因宗教矛盾的相互殺戮，甘地絕食至卧在牀上奄奄一息。原本殺紅了眼的群眾，都深受感動，紛紛走到他跟前，放下武器。

但其中一名雙目血紅的印度教徒，卻走到甘地跟前，拿來一塊麵包叫甘地吃，並絕望地號哭，要落地獄就留給他自己落地獄。

甘地問為何？

這個漢子說因為他殺了一個穆斯林小孩，把小童的頭撼到牆上去，撞得粉碎。

甘地再問他為何要如此做？

漢子說因為他自己的兒子被穆斯林殺了，說時痛苦地以手比劃，來顯示出自己兒子只是那麼的幼小。

甘地慈祥地安慰他，說自己知道一個不用落地獄的方法，那就是：

去找一個小孩—— 一個父母在動亂中被殺害的小男孩——並確定他是一個穆斯林，然後把他當作是自己兒子般，好好撫養成人，並且——把他養育成為一個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穆斯林。

電影看到這裏，我良久不能自已。

不要因憤恨而喪失慈悲

我們常會批評富人「窮得只剩下錢」，但請也要時刻警惕自己，不要讓自己貧乏得只剩下仇恨。

不要因為對一個政權的憤恨，而蓋過了對蒼生的慈悲。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人臉辨性取向 Al八成準確 史丹福研究：揭Al侵私隱威力 或用於迫害異己

【明報專訊】2017-09-09

美國心理學家利用人工智能（AI）分析人臉特徵，判別該人是否同性戀者，準確度達九成，遠超人類。專家稱，今次研究旨在提醒公眾同類科技可能嚴重侵犯私隱，甚至用於迫害異己，應多加關注。

人類分辨成功率僅61%

研究由美國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及王一倫（Yilun Wang，譯音）合作進行，報告刊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他們從美國其中一個熱門交友網站，取用來自約1.5萬人超過3.5萬張照片作為分析對象，各性別及性傾向人數大致平均分佈。研究員將該批照片輸入至名為VGG-Face的軟件，利用軟件的深層神經網絡學習分析，找出面部特徵與個人宣稱的性傾向之間的關係，形成一套測試模型，用於辨識此前無輸入過軟件的照片，判斷照片中人的性取向。

測試結果顯示，如隨機展示一張同性戀及一張異性戀男性的照片，軟件分辨出兩者性傾向的成功率為81%，如展示同一男性的5張照片，判斷其性傾向的成功率更增至91%。至於女性方面，軟件分辨出同性戀及異性戀者的成功率為71%，用5張照片判斷性傾向的成功率為83%。利用同一組照片測試，人類分辨男性成功率僅61%，而女性成功率更只有54%。

「為同性戀先天論強力證據」

研究員發現，同性戀者傾向擁有「非其性別典型」的特徵、表情及打扮習慣，例如男同性戀者會有較長的鼻子及較大的額頭，女同性戀者會有較大的顎骨和前額較小等。軟件分析男性時會特別留意鼻子、眼睛、眼眉、臉頰、髮線及下巴，而分析女性則特別留意鼻子、嘴角、頭髮和頸項。科辛斯基稱，研究顯示人臉上與性傾向相關的特徵較人類能辨識的更多，可能是由於胎兒在母體內接觸到不同水平的荷爾蒙，特別是睾丸酮，而影響其面部結構以至性傾向。報告認為，今次研究為同性戀「先天論」提供「強力證據」。

不過，科辛斯基強調，研究的最終目的並非要創造出能夠可靠辨別性傾向的系統，而是希望展示出AI的威力將令私隱受侵犯變得「無可避免」，必須了解其可能危害，例如在部分不接受同性戀甚至將之視作違法的地區，此類軟件便可能威脅同性戀者的人身安全。他指出，今次研究中團隊並無發明任何新技術，而是將現有軟件及可輕易在網上取得的資料結合。只要提供適當數據，類似的AI系統便可「受訓」用於找出其他私隱，例如智商甚至政治取態，政府及企業應主動思考AI對私隱的威脅，作出相應防範，例如立法規管等。

用類似軟件針對性拉票 特朗普勝選

科辛斯基曾展開多項具爭議研究，例如發明出利用facebook數據分析的心理測量工具，以判斷用戶人格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在總統大選中亦利用類似軟件，助向目標選民拉票，惹來關注。

人臉辨識公司Kairos行政總裁布拉肯（Brian Brackeen）指出，AI應用日漸廣泛，功能亦不斷躍進，只要有足夠數據，AI幾乎能找出關於任何人的任何事，有需要加緊研究如何防止濫用。

（經濟學人/衛報）

【明報專訊】2017-09-09

◆圖像資料庫

建立關聯圖像資料庫，例如facebook能自動在照片中辨認用戶的朋友並標示名字

◆追查罪案

英國有零售商以人臉辨識系統找出店舖盜竊慣犯，犯人落網。中國亦利用人臉辨識系統追緝亂過馬路者。美國聯邦儲備局亦儲存約半數美國成人的照片以供調查參考

◆解鎖密碼

中國招商銀行推出人臉辨識提款機，以人臉作為提款密碼。蘋果的新一代iPhone亦料可採用人臉解鎖

◆檢測病徵

可作為診斷疾病的依據，例如可藉由臉部的特徵，找出可能患上鬱躁症的高風險人士，或在病發前確認罕見基因疾病，如可致神經發育異常甚至智障的威廉氏症候群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明報文章】2017-09-07

前言

「東北十三子」及「雙學三子」，已經被囚近一個月。自己作為中年人，看到這些青年人不為一己私利，而為理想公義，落得身陷牢獄，犧牲了寶貴的自由和青春，心裏十分難過。但在遊行、捐款過後，眼前似乎又再也沒有什麼可做了。剛巧最近從新聞報道中看到，「東北十三子」之一的黃浩銘，告訴探望他的妹妹，說獄中生活並不好受，他無時無刻也想出來見大家，並說非常渴望有人寫信給他，更在探訪過程中說了十多遍叫人給他寫信。於是，便提起筆來，寫了這封信。

阿銘：

看到你在獄中寫的公開信〈入獄雜感〉，知道你在獄中並沒有讓自己停下步伐，反而積極讀書、做運動，以及跟不同囚友聊天交流，並希望通過他們每個人背後的故事，來補充你對社會的了解。你說你會把監禁視為訓練、把苦難看成挑戰，期望自己這棵小樹一天會長成大樹。

看到這些後，感到十分安慰。不錯，對於很多正在念書的人來說，學校或許就像一座監獄；但相反，對於另外一些堅毅的人，監獄卻反過來可以成為一所學校。

獄中不忘讀書

很多抗爭者，例如南非人權鬥士曼德拉、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Gramsci）、前南斯拉夫國父狄托（Tito）等，都是獄中博覽群書之輩。但在這裏，我特別想提提其中一位。

我記得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的陳獨秀，一生因為不斷與強權抗爭，曾經5次被捕入獄（1913、1919、1921、1922、1932），最後一次更一關就是5年。

1935年，國畫大師劉海粟到獄中探訪這位老友，原本擔心老友會一蹶不振，但卻只見陳的牢房裏書籍堆積如山。原來他雖然身陷牢獄，但卻沒有懷憂喪志，反而趁這機會可以暫且擺脫塵網，專心讀書、追求學問。劉見狀不禁驚歎老友之剛毅。到劉要離開時，陳更提筆寫了一副對聯相贈。結果，數年鐵窗歲月，反讓陳獨秀可以專心讀書，思想因而更加成熟，最後更出現了突破，看穿了共產主義，改信民主政治。

特別提起陳獨秀以及他的小故事，除了想鼓勵你在獄中好好讀書、不要懷憂喪志之外，更是希望想把當年他所寫那副對聯，轉贈給你，那就是：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話說當日東北案，我記得當時閱報，在《星島日報》便讀到以下一段報道，說網上有一段視頻片段，顯示當日你其實曾經「一夫當關」，力阻數名「蒙面人」抬起鐵馬衝向立法會玻璃門。報道如此描述：

「在該段3分鐘短片中，有示威者群起大叫『衝入立法會』，有蒙面示威者更抬來兩個鐵馬，準備用來衝破玻璃門。但黃浩銘一個箭步擋在鐵馬前，攔着兩個鐵馬，大叫『停呀！唔好咁做呀！唔好咁衝動！』」

「有示威者用粗口大罵黃浩銘，亦有人大叫『撞爛佢（玻璃門）！』但黃浩銘不但沒有走開，還指着示威者罵︰『你撞呀！你撞咗我先！』堅持說：『村民唔係咁諗，佢哋有冇問過？』此時亦有其他站在黃浩銘一邊的示威者加入勸止，叫『信任我哋，唔好撞』。最終雙方僵持了近1分鐘後，鐵馬終被搬走，『鐵馬衝擊玻璃門』這幕最終亦沒有上演。」

我知道，你後來還為此被取笑和揶揄為「村長」。

外人或許覺得你十分激進，但前述卻顯示，在人人熱血上腦、情緒激昂的那一刻，你卻仍能夠保持冷靜和理性，讓我十分尊重。

不是一夫當關阻止蒙面人撞玻璃門、強闖立法會，阻止暴力發生嗎？為何今天卻因為「暴力」這個指控，而身陷牢獄？我只感到茫然。

我知道你問心無愧，因此很想把陳獨秀那兩句獄中說話贈你。

保持身心健全

看到你在信中說，你會每天做運動，並具體到說會跑步，掌上壓每天30下，sit-up也是每天30下，並說務求2至3個月內，可以減少5公斤。

做運動keep fit當然好，但我還想多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我記得，以前讀過南非民權鬥士曼德拉的牢獄生涯。他提到為了消磨囚犯的意志，監獄不准囚犯使用任何計時工具，也不讓他們有機會看到時間。但曼德拉為了維持鬥志，他就在獄中為自己做了一個日曆，他說一個人若不想被獄中生活壓垮，就要努力保持自己對事物的興趣，以及健全的身心。

於是，曼德拉努力維持自己的業餘拳擊嗜好，每朝早晨都會練拳；另外，就算不能長跑，他都會原地跑。他又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把院子打掃得一塵不染。他認為一個人在外能夠成就豐功偉業，固然值得驕傲；但當身陷囹圄時，能夠把瑣碎之事做好，也一樣能夠為自己找回尊嚴。

所以做好運動、保持自律、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在獄中不失尊嚴，大家等待一個身心健全的阿銘回來。

用愛戰勝仇恨

最後，最高興的是，看到你在信中說，你不會仇恨，你會用愛戰勝仇恨。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一次邀請曼德拉到白宮作客，他說自己有幸見到這位曾經被關在牢獄之中27年的南非民權領袖，很想請教對方究竟是如何放下仇恨的。曼德拉是如此答的：

他說，這27年的牢獄生涯，摧毁了他的婚姻，也讓自己看不到子女的成長，所以確是讓他充滿仇恨。但有一天他在獄中幹着碎石的粗活時，忽然省悟到，牢獄生涯已經讓他失去了一切，僅剩下一樣東西，於是，他從此立誓，不能讓這唯一自己剩下來的東西，也都丟失掉。那是什麼？那就是——他的「心」、「靈」（mind and heart）。

我知道你委屈，但希望你能夠真的做到，不會仇恨，不會把你的mind and heart失掉。

曼德拉曾經說過：

「當我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知道自己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As I walked out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that would lead to my freedom, I knew if I didn'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d still be in prison.）

監獄，是我這些平庸之輩的牢籠；但對於有作為的人士，未嘗不是一個鑄煉的場所。

阿銘，我知道，你非平庸之輩。

（這封信既送給黃浩銘，也希望能把同樣的一份心意，送給其餘「東北十二子」，以及「雙學三子」。）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法治不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明報文章】2017-09-05

法治不是一席流動的饗宴，不能任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它結合民主、人權及合法性（legality）。當然，前兩者很容易被接受——每個人都相信民主及人權，不是嗎？但合法性呢？有時這較難被接受，亦是對忠於原則（loyalty to principle）的更大考驗。

法治結合民主、人權及合法性

明顯地，法治制度所看重的不僅是法律。畢竟，一個專權國家可輕易訂立殘暴的法律，以建立獨裁政府。因此，法律必須向人民負責，以及忠於人權，法治才因而獲得尊崇——這正是非人治的法治政府避開暴政及促進人類幸福的方法。

然而，要法治獲尊崇成為正果，必須謹慎對待。因為在法治制度中，有組織地濫用法律，就是暴政的一種；當中被攻擊的，恰恰是為了最終保障我們的權利而存在。這就是合法性的意思——雖然有時或較難接受——忠於法治的基礎，就是忠於合法性。

如香港一樣，在英國，當有檢控官相信某一判刑過度寬鬆，他或會就此提上訴。英國檢察總長有時會行使此項權力，在其催促下，英國上訴庭不時會上調刑罰。有關訴訟會在高級及獨立的法庭公開進行，被告均會獲代表。這過程公開公正、尊重權利及符合法律。

香港的情况亦沒有不同。律政司長可就他相信是明顯不足的判刑提上訴；若他這樣做，案件會在香港上訴庭的高級及獨立法官席前公開處理，被告會獲充分代表。再一次，這是嚴格依循法律而展開的程序。

若法庭據公眾感受判決 暴民統治便出現

由於法官有時會作出不受歡迎的決定，當英國及香港上訴庭上調刑罰時，部分公眾人士有時認為他們不應這樣做。通常若法庭作出相反的決定，這就會引起另一些公眾人士的不滿。

這正正解釋為何法官作裁決時無視輿論是可幸的事。顯而易見，若法庭根據公眾感受而作判決，一種可怕的新式暴政——暴民統治——便會出現，法治將蕩然無存。

當然，若有人不同意法官的裁決，並強而有力地表達他的異見，這完全沒有問題，這亦正是言論自由的意思——人有權自由表達自己。而法官亦不易受批評影響。但當分歧的意見變成攻擊合法及舉世認同的法律程序，例如檢控官提上訴的權利，或作裁決的法官之個人誠信，受攻擊的便不單是有關法律程序或法官，而是法治本身。以誇張言辭作抨擊的人，正冒着侵蝕他們聲稱想要捍衛的價值之風險。

若有人闖進英國國會旁的保安範圍，並造成破壞及令保安人員受傷，入侵者很容易會被英國法庭判監。若被告出於某些原因，被判以非監禁式刑罰，而英國檢察總長以判刑過度寬鬆為由提出上訴，英國上訴庭完全有可能推翻原本判刑，判被告入獄。

詆譭香港法院 似乎是可悲錯誤

踏入這個不可預知的世紀，香港在民主進程及人權等方面，均面臨不少挑戰。故此，詆譭本港的高級法院——與本港法治關係最密切的機構——似乎是個可悲的錯誤。有些人，包括一些對事情理應有較深了解的國際非牟利組織，認為香港上訴庭最近的判決是打擊民主。這不過是一群自稱擁護法治的人，因應某宗判決的政治需要，而調整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假如有人只是在判決合心意的時候，才支持法治，其他人也可在判決合其心意時支持法治。應盡量避免行這危險之路。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為中文；文內小題及重點黑體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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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Macdonald]

同學心理 得以健康

【明報文章】2017-09-05

日前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有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的中學生裏有相當大比例顯示出憂鬱症的症狀，情况令人擔憂，因為長此下去，港人的未來整體精神情况不就每况愈下？中學生如此憂鬱處世，成因當然也有許多；最為令人詬病的，當然還是注重考試成績的文化造成同學們心理甚至生理（日操夜操功課）上的龐大壓力，難以喘過氣來之餘，久而久之當然也就蔓生難以為意志所控制的壓抑。

大家當然多多少少都有聽過，主要是盛行在北歐國家的，以啟迪青少年潛在能力、注重討論與實踐、減免功課與考試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的「虎媽」教育法，從小積極地操練子女對於各項考試、功課與才藝的掌握能力，以便以後得以入讀最好的大專學府，為未來的事業打下「更紮實的基礎」。以東亞泛儒家「科舉思維」仍然濃厚的現實來看，我們至多也只能從「虎媽」的教育模式，逐漸地邁向北歐模式。我實在很難想像本區域各國的教育體系裏，會有學校沒有考試、很少功課的一天。但我們也的確可以取長補短，少一些考試與功課、多一些討論與落手落腳來發掘學問的機會，讓青少年得以以更輕鬆、更有興趣的方式來學習。不過這當然也還是有一些先決條件的。

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即大多父母的望子成龍理念是否得以略為減緩，讓孩子得以從事他自己所喜歡的、符合他志趣的活動或工作。回想當年在美國念法學院時，有幸當上一位還算國際知名的榮休教授的研究助理。有一次老教授驅車載着我上他鄰近賭城雷諾（Reno）的度假屋去做個「迷你退思會」。途中經過雷諾郊外的一座好幾星級的大酒店時，老教授堅持要停下來午餐。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節省資源」，到其中一間沿路皆有的小餐廳去吃就可以了，毋須到大酒店的餐廳那麼「浪費」。不過老教授說他約了他的公子在該酒店見面，我也就不好說什麼了。我們進了酒店餐廳，老教授說我們先吃，所以也就點了、也吃了菜，但半天不見教授的公子，禁不住一問，老教授遙指廚房，只見一名穿着廚裝者翩然走過來與我們打招呼，原來老教授的公子是在該酒店餐廳當廚務助理。注意，不是大廚，而是廚務助理！兩父子親切交流，老教授看來一點也不介意公子的教育與事業水平，只把後者當成應相親相愛的親人來看待，而不是一個應特別塑造的、事業登峰造極的「產品」。

後來我到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裏服務。我的上司是該專門機構裏位高權重的法律顧問，有時即便是經過多國代表在政治與外交層面多番辛苦斟酌才形成的文件決議，假如他一認為在法律層面上有所瑕疵，便會毫不猶豫地把該文件「當掉」（flunk），非得讓他滿意方可過關，可謂好不威風。一天我受邀到上司家午餐，只見一名全身穿著園藝工作服的年輕人也入屋來參與午餐，經上司介紹，才知道這位是他公子，工作就是為他們住的那個小鎮當園藝師（或稱園丁）。上司在介紹公子與其工作時所流露出來的表情，明顯是感到驕傲的。

就以上兩個例子，我心裏其實都在想，如果是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父母，獲悉自己的子女從事如此明顯低於父母事業層次的工作，不知作何感想？輕者也許就不刻意介紹，甚至蓄意隱瞞子女的「所作所為」；重者呢，也許會無情地責怪子女的事業與人生選項，不見面還可「無眼睇」，一見面或一被他人提起可就「眼火爆」了，甚至與子女脫離親戚關係也還可能。

香港發達 父母毋須執著子女職業

我理解，在當年亞洲多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下，以考試來進行嚴厲精英篩選的教育模式，是許多人為自己與家庭脫貧、促進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向上）流通的不可多得的途徑。當父母的，當然希望子女努力念書，以後根據優良教育成績而得以發揚開來的事業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此得以「脫苦海」。但香港已然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地區，而是一個發達地區，其經濟成就不知羨煞本區域其他多少國家與地區。所以香港是否已達至一個更為高端的社會經濟程度，讓父母再也毋須對於子女的教育以至事業成就過於「執著」，讓子女毋須受到家裏與學校的雙重壓力，得以更愉快地度過一段不可多得的青少年歲月，我們也還是應該深思的。唯有父母願意改變自己的思維，子女方有更廣闊的自我拓展空間。

而綜合不但是歐洲與澳洲，甚至是本區域其他幾個也算發達經濟體的社會發展經驗，另一個要在考試與啟迪兩種教育文化之間尋找平衡的相關先決條件，也還是要社會上全體略為改變社會經濟思維的。大家在看重傳統培養精英的文理教育之餘，也應更為尊重幹練實踐的技職教育。這社會上需要研究基礎理論的科學家與治理社會的文官，但也需要真正搭建各種基礎設施的技師與傳承無可取代的手工藝的工匠。在教育上，我們要促使同學們對於選擇走上文理教育或技職教育的道路時，毋須過分擔憂如選擇後者會惹來家人以至社會上異樣的目光，而是真正根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來決定。

僱主應縮窄員工薪酬差距

說得更細一點，僱主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員工之間的薪酬差異，不應基於傳統「重文理，輕技職」的理念而過於闊大，而是應設法鼓勵彼等都對公司與自己的事業發展更能有所貢獻。員工之間也要自覺地不以教育背景來作為同事情誼親疏的分野。即便是在個人層次，也許我們無論在友誼或感情發展方面一時撇不開貧富之間的門第觀念，但至少要盡力擯除以教育的高低或種類來作為交友或婚娶的考慮要素。在歐美澳洲等地，政客、教授、專業人士等白領階級與各類工匠等藍領階級之間的相互嫁娶，還是極為平常的，也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要減緩同學的心裏憂鬱，當然沒有萬能的解決方案。但一方面作為父母的，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子女的學業「成就」，着重讓子女獲得一個相對活出個人尊嚴的青少年體驗，因為以後人生對他們的考驗也還會是更嚴苛的。另一方面，社會在追求急速發展的同時，也應更為尊重來自不同教育源流而同樣能做出不同貢獻的各界人士。希望如此一來，一個生理、心理皆更為健康的社會方能有道曙光。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鬼節唔使驚 平息社區不幸 化冤結為希望

【明報專訊】2017-09-03

不止喪禮上會破地獄，「鬼節」將至，大家也可留意自家樓下的「盂蘭法會」、「盂蘭醮會」、「盂蘭勝會」，有些亦會安排破獄環節。「盂蘭」是佛教名詞，道教稱「中元法會」，每年這個時候，都會重提「鬼節禁忌」，睇咗咁多年，背都背得出：拖鞋頭不要向着牀、不要亂拍人膊頭……因為驚呢樣嗰樣，總記一些傍身。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說，「驚的意思是你擔心、不明白，或對死亡的世界恐懼。道教的儀式也是希望令參與者理解死後世界，減少恐懼」。

黎教授說，如果不理解喪禮或法會上的道教儀式，參與者可能會誤解一切只是場「大龍鳳」。

六十壽盡 毋須破地獄

滿六十歲是「好死」，喪禮儀式上未必要破地獄，黎志添解釋，「傳統中國人說下壽、中壽、上壽，下壽六十，中壽八十，上壽一百」，「六十是壽盡，是福氣，享天年，無需要破地獄，但現在的喪禮上若沒有這個程序，喪家可能會問道士，為何別人有，你又不做？以為做少了工夫，即使以神學思想向他們解釋，都未必接受，變成餐單一定有的項目。你想想，八九十歲的先人過身，使乜做呢」。道教思想中，善惡賞罰與壽數對應，竊盜錢財、殺人放火，做得壞事多，命都短幾年，若命不抵過，便要落地獄繼續受苦，「雖說每人都犯過一些罪過，不過要動用破獄儀式，其實亡魂的罪孽都幾深」。

中元 超渡遊魂野鬼

至於「中元法會」破地獄，也是視乎主辦單位的要求，道教節日包括上元（農曆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三節，上元是元宵，主要為祈福，下元是超渡水幽（因水災遇難的亡魂），而中元法會就是超渡遊魂野鬼，「佛教和道教各有儀式，在坊間『盂蘭』這個名字變得普遍，所以有時廟宇在做道教儀式，都採用『盂蘭』名稱」。既是孤魂野鬼，未落地獄，「其實一般無需要（破地獄），主家說要咪要囉」。

正一派與全真教

黎志添估計香港的殯儀館內，約七成喪禮以道教儀式進行，當中大部分是正一派儀式，另外是全真教儀式，「基本上兩派儀式的思想、用意、請的神明都一樣，但因教派傳統，經書與法事程序有些不同，例如破獄儀式，全真教誦經多些，正一派喃嘸先生儀式動作感強些，比如會跳火盤，形象性地帶亡魂離開陰間，全真教的儀式比較文靜」。

「呃神騙鬼」 源於不理解

縱使道教儀式在香港相當普遍，黎志添說，我們卻對儀式一無所知，「在中國帝制社會陷落後，經過國民黨、共產黨的統治，特別是香港的西化，我們對自己本土的宗教傳統不理解」。在他撰寫的《了解道教》中，提及一九四九年後內地「破四舊」、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令道教信仰及儀式受政治打壓，不過港、台、新加坡等地仍見各式道教活動，很多廣東的道教團體及正一派道士南下香港。然而時至今日，「我們與道教的儀式及信仰思想delink（脫鈎），引起不了解，很多時對道教儀式負面的批評，我覺得是一種無知的情况，有些人覺得它們（儀式）呃神騙鬼」。

何謂「鬼」？人死為鬼，黎志添認為，人存在最大的恐懼是不了解死後世界，鬼魂世界是中國宗教信仰一個象徵符號，與中國人對死亡的想像有關。

打一場齋 一堂生死課

打一場齋，是一堂生死教育課。緊扣道教的罪罰思想，「齋」是潔淨、懺悔之意，向亡者誦經，希望他們悔過，皈依道進入仙界，「經過法事，將悲哀變成釋放或拯救的可能性，是生者對亡魂何去何從的解答，死亡的世界不是不可逆轉，在地獄並非永不超生，呈現改變的可能性」。

生者與死者 依保持連繫

喪禮法事牽涉人鬼神三界，道教講「陰安陽樂」，相信陰間與陽間是兩個會互動的實體世界。除了人對死亡世界未知的恐懼，親友離世，令「我」與死者感情關係斷裂，亦為「我」的存在帶來挑戰：「人的存在實况是，『我』永遠都在一個關係網之中，與人建立關係，『我』的身分由時間、空間、與別人建立的關係等所建構。死亡最大的震懼是『我』與『我』所建立關係的對象終結，他的死亡震撼『我』存在的身分。儀式是一種安撫，說明關係仍然可以保持」。靈堂上摺元寶、打齋後燒紙紮用品，具象徵意義，生人可為亡者「做啲嘢」，表達生者與死者依然保持連繫。

送魂度橋 為亡魂做啲嘢

這堂生死教育課，需要生者親身經驗。「西方宗教用概念性、教義性去說（死亡帶來的）轉變，如基督教的喪禮上，牧師會說因為亡者信神，我們知道亡者會上天家。傳統中國宗教在經驗上表達轉變的出現，用儀式呈現安慰」。殯儀館法事程序中，亡魂會過金橋銀橋，以示亡魂從陰間轉移到仙界，這部分需要一眾家屬親友參與送魂度橋，讓生者的悲傷也能過渡轉化，成為對亡魂升天享神仙生活的憧憬。

追求陰安陽樂 社會「無冤結」

道教思想裏，一人生前積福，上至祖先、下至子孫都能受惠，相反作惡將禍及家族，而人死後為一生罪孽懺悔，可得拯救，「每個宗教傳統都講節制欲望，不傷及別人，社會才有規律地運作」，道教從個人到家族，家族到團體形成制約，追求陰安陽樂，為的是要締結「無冤結」的社會，所以中元節燒街衣祭橫死的遊魂野鬼，「不平息他們都唔安樂，這麼多怨氣，社區不會好過，這個節日是平息社區裏的不幸，給他們希望」。

說到很多人怕「鬼節」，教授一臉淡然：「無需要驚㗎喎，自己積善積福就沒有需要擔心，對自己負責任，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不止建立自己，也惠及社會，這是道教所希望的」。

文﹕曾曉玲

圖﹕曾曉玲、中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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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乜破地獄 慰藉生者接受死別

【明報專訊】2017-09-03

快到七月十四，傳說鬼門關已開，原來除了鬼魂可來「自由行」，陽間也可強闖地獄之門。

「破地獄」是道教版的《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是超渡先人的儀式，師傅會帶着一名家屬深入九層地獄，打破閻王殿屋頂，「重奪」先人魂魄，帶其脫離苦海投胎。

誦經、打破瓦片、噴火、轉圈，「破地獄是整個喪禮的高潮，因是當中最暴力的儀式，為先人打開捷徑」。

黃詠詩的爺爺是聞名港澳的黃道長，「家族事業」是道教打齋，她自編自演的舞台劇《破地獄與白菊花》，更把破地獄儀式搬上台上表演。

她說，本來做這劇是想告訴大家，人死了做什麼都沒意思。

後來卻發現，「儀式其實是對生者在無常中的慰藉。」

像《通靈少女》中的少女仙姑說：「仙姑真正的力量，並不是和幾次元外的靈溝通，而是讓人連結在一起。」

破地獄 助先人盡快脫離苦難

《破》劇的儀式資料大都來自家人，黃詠詩的爺爺在行內德高望重，祖母去世時，來悼念的打齋師傅站滿禮堂，「百多人穿黑唐裝來，黑社會似的，連CID都駕車來，以為有江湖大佬去世。」她笑道。「其實真正的儀式只是誦經，後來將口耳相傳的經文具像化，變成看得到、聽得到的儀式。因以前人們不識字，將儀式具像化，例如誦經的音樂、穿步，等於教堂內的畫，告訴人們《聖經》的道理。」

「破地獄」的儀式來自目連救母的民間故事，目連母親因作惡在地獄受苦，目連便由地獄救出母親。「道教相信，若非壽終正寢（即六十歲前去世或死於非命）要在地獄等好久，地獄好熱、又聽到許多慘叫聲，家人想先人盡快脫離苦難，便會為他破地獄。」黃說。

擔幡買水、守夜 有根有據

黃詠詩說，其實喪禮的儀式全都有它的根，「與生活有關，不是空泛的。用的物件，以前都有其實際需要。」

例如擔幡買水、守夜。以前食水珍貴，沐浴是大事。孝子為讓先人有最好的水沐浴，會在河中投下金錢「請你給我最好的水」。「人們相信河溪有靈性，這是對先人的誠意。現在已沒有，擺個紅A桶在出面代替。」以前沒有殯儀館，喪事在家操辦，「因為在荒山野嶺，祭品甚至遺體都怕被野獸食，所以孝子要拿着打狗棒在靈位守夜，可以撥草、撥蛇，是孝心。現在已變成一支紙管。我知道後，覺得很值得流傳 下去，因這些細節，合成香港背後的歴史。」

人走了 說話特別入耳

黃詠詩說，經文其實是誦給子孫聽的教化，「例如講大話會剪舌，不孝會上刀山下油鍋」，也是給子孫重整人生的機會。「先人不在，你都會若有所失。聽別人去世就聽得多，但當你真的以後都看不見這個人，他在這世上vanish（蒸發）了，其實好難接受。此時，最好讓人們知道，你其實可以重整人生，這時候人們特別聽得入耳。就算是現在，好多時儀式去到這裏，只要師傅誦經清楚，人們都會大哭。」

一個一個哭起來 生者得以慰藉？

「儀式是我們硬找個降落傘，給這份飄浮在中間的喪親之痛着陸。好多時大家希望快些跨過，但你愈重視這段關係，離開時愈痛——你的親人離開了，點會無嘢？」

她曾做資料蒐集，在不同的靈堂喬裝家屬，其中一個年逾九旬婆婆的喪禮，印象深刻。她看着人們扶着婆婆的兒子出來，兒子都已七八十歲，連跪下上香都做不到。其他家屬都不太傷感，「先人應已拖了好久，久病牀前無孝子，大家都麻木了」。然後一直在咿咿哦哦唱了好久師傅突然大聲唱一句：「養子方知父母恩。」「那位（打齋）師傅真的好叻，第一排的阿伯先哭起來，你見二十多人，像燒炮仗似的，一個哭，旁邊人就跟着哭，一直蔓延下去。因為除了最後一行家屬，人人都已為人父母。那一刻很震撼，一個好的師傅，會知道如何釋放家人的情緒；就算是拖了好久、好累，其實大家都好傷心，好掛念這個人。」

吩咐紙紮公仔照顧先人 釋放深層情感

黃詠詩的長輩多從事打齋或殯儀，唯獨父親卻行船。「我爸常說，死了丟進海就好。我就覺得，你不要那麼自私。你都沒想過我們，我們當然會幫你搞一大輪，跟住望吓你張相，想想我與你的關係。這是我們觀照整件事的過程，有個殯儀館你租了，可坐一天，專誠只做這件事。」


「曾有師傅說中國人感情內斂，無可能要他哭，與其悶在心裏，不如給他些事情做。通常去到吩咐紙紮公仔照顧先人就好傷感，為公仔改名，着它照顧先人飲食、衣櫥，燈光暗下來，得一位師傅拉着二胡唱南音。經過整個過程，才可釋放這麼深層的情感，而這些情感解釋不到。經歷這大堆東西，可以釋放對先人、一個階段的掛念，代表一些東西的結束；這些也可能是一種焦慮、彷徨。」

搞喪禮是…… 生者與親人重新連結

喪禮的繁文縟節是情緒的釋放，也是生者與親人重新連結的時刻。「我本來覺得，人死就沒有了，花錢做這些沒有意思，做完資料蒐集才發現，不是的。其實默默地（視親人去世）這件事沒發生過是好恐怖的，你為喪事張羅，見到許多好久不見的人，是真人，不是在facebook，是另一回事。」

儀式 填補缺失的一塊

《破》講她的祖母去世，來自親身經歷。「就算你聽過有人去世，到你親身經歷，是另一回事。你不能再打電話找到他，就算與祖母不太親，因她有太多孫，我也覺得我的世界缺失了一塊，我不用再去拜年，聞不到那層唐樓的味道，好多事情沒有了。不是人人可面對這些，而是喪禮中，通常是與有血緣的人一起，那就感覺更親近，因你由那裏來；有個儀式是重要的，因人們不懂面對死亡。」

「死別」 愈來愈難接受

黃詠詩說，現在互聯網、facebook將「生離」的地域距離拉近，「以前同學移民哭到掏心掏肺，現在到埗便可facebook報平安」。而我們愈來愈難接受死亡，因此真正的離別，就是「死別」。

文﹕黄熙麗

圖﹕李紹昌、受訪者提供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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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梁恩榮：基本法教育應助香港發展公義社群

【明報文章】2017-09-02

教育局早前公布《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於初中以51小時教授《基本法》。筆者認為要討論基本法教育應教什麼內容及如何教等問題前，我們要先思考教授基本法的目的。由於基本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一個環節，故我們可以從法治教育的角度來探討基本法教育的目的。

法治教育 常被忽略

首先要指出，法治教育的重點並不是法律條文的學習，而是探討其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由於有關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都是有爭議的，故可以從多角度來探討。簡而言之，法治教育是指一種旨在培育尊重和保護法治文化的教育，希望透過教育令公民深入理解和認同法治，再透過自身的轉化，成為維繫法治的動力。

具體而言，就不僅是培養了解、尊重及遵守法治原則的公民，更重要的是當法治受到侵犯時，公民能勇於採取行動去捍衛法治。由於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因此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都是教育極重要的環節，但卻是常被學校忽略的環節。由於長期以來的忽略，港人對法治的認識一般來說都是一知半解。

但什麼是法治？根據一個在香港常用的理解，法治可分為4個階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根據一些本地法治文化的研究，香港的法治文化已達至第三階段，但當然仍有優化的空間。故此筆者認為按本地情况，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應以第三和第四階段為主要目的，意指培養一種對法治有着「限權」和「達義」的知識、 信念和期望的文化。而這目的，可被視為檢視相關教材的參考準則，以檢視教材有否以培育「限權」和「達義」的法治文化為目的，及以此原則來選擇教學內容和設計教學活動。

「以法限權」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當權者「有法必依」，以防止法律退化為當權者的管治工具。但由於其限權的對象是公權力的擁有者和執行者，單依靠當權者內部的限權機制和官員本身的德行操守，難以達到標準，故必須在當權者以外建立一系列由法律所規定的外在限權機制，如司法機構等，以確保公民的權利不會被公權力不合理或不合乎比例地限制。從這個階段來理解基本法教育，老師可與同學探究如方景樂（註）所提出的問題，例如基本法如何確立有秩序的社會？如何確立法治？基本法如何限制政府權力？又如何保障公民權利？基本法如何落實民主選舉？在基本法裏三權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是怎麼樣？這正是方所云的「從憲政角度分析基本法」。筆者認為培育「以法限權」的法治文化，對於捍衛「兩制」尤為重要，因為就這層次，內地不論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都與香港存在頗大落差，港人要竭力捍衛得來不易的成果。

不應停留「以法限權」層次

但筆者認為，香港的法治文化不應停留在「以法限權」的層次，應更進一步培育「以法達義」的法治文化。從這角度來看，基本法教育的目的應包括協助香港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公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本文只能簡單討論。

具體而言，老師應與同學討論下述概念／價值，包括公民公義：如個人權利的保障；政治公義：如平等的公民參與；社會公義：如貧富懸殊；程序公義：如公平審訊等。當然，老師要協助同學從多角度來思考，但為了避免踏進道德價值相對主義的陷阱，筆者提議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參考準則，來檢視現况與準則的差距。例如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公民、政治公義，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來檢視經濟、社會公義等。在教授基本法時，老師要與同學探討基本法所反映的原則、理念 、價值等，如何能協助港人按上述人權公約發展為一個更合乎公義的社群。當然，在探討的過程中，我們要留意人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y）與分歧性（particularity）的張力，以免忽略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特殊處境。

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

按上述的討論，法治教育包括基本法教育，就與人權教育連起了，我們可稱之為「人權取向的基本法教育」。此外，由於法治教育和人權教育都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元素，故我們也應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基本法教育。筆者認為這角度尤為重要，因為它能協助老師分辨所推行的基本法教育，究竟是教育還是灌輸。但因篇幅所限，希望有機會再深入討論。

最後，筆者想指出，因為同學們都是香港社群的成員，他們有權利和責任反思、討論、建構他們心中理想的香港：由現在至2047年及超越2047年，究竟他們的願景是「一國一制」、「港獨」，還是優化版的「一國兩制」？當老師與同學討論上述議題時，老師就是在協助他們建構他們心中的願景，也是在實踐「學校的公民使命」。

註：方景樂〈如何教學生《基本法》？〉，2017年7月13日《明報》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從法治、人權來探討基本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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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

[梁恩榮]